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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之明代刻本，所知向以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刻本为最早。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1992）曾据油印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征求意见稿），首次介绍了一部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简称“正德本”），谓为“现存明本最早刻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惜受条件限制，王氏未及查阅原书。之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1994）、《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96）“子部·杂家类”相继著录此本，然亦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殊为憾事。 今查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简称“中科院藏本”），凡八卷八册，首刘应登序，大字写刻，半叶五行，行十一至十四字不等；次正文，首卷首页首行顶格题“世说新语卷第一”，第二、三、四行均空白，第五行顶格刻正文，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较正文低一格刻印；细黑口，双黑鱼尾，左右双边；上鱼尾之下，刻有“世说卷一”，下鱼尾之上刻有葉码；字体为明初本通行的赵体（参见图一），纸张为较厚实之竹纸。卷三首页第二、三行低四格分别题“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溪刘辰翁批点”，第五、七、八卷首页题署同卷三，第一、二、四、六卷则皆失题。  （图一） 此正德本极为稀见[1]，今知存世仅两部。因刻印于明初，该本尚留元刊遗韵，故曾被藏书家误作“元刻本”，详见下文。 一、关于刊刻者“内江赵俊” 中科院藏本卷八之末附有跋语一则： 《世说新语》旧本年远，句多脱落，字或漫灭不可读。公余乃略加校正其讹舛者，至于断简及寻绎未彻者，则仍其缺文。付梓人刻□□成，遂书于卷末。正德四年初夏赐进士中宪大夫前监察御史内江赵俊书。  （图二） 此“内江”，即四川内江县。查清彭泰士等纂修《内江县志》卷三“选举·进士”之明弘治“癸丑科”载：“赵俊，字克用[2] ，御史升知府。”[3]同卷“选举·举人”之明弘治“己酉科”亦列有“赵俊”，据此可知：赵俊于明弘治二年（1489）中举，弘治六年（1493）进士及第。《内江县志》卷七“人物”载有“赵俊”小传，内容颇具传奇性： 海阳周钥为兵科给事，勘事淮安，与知府赵俊善。俊许贷千金，既而不与。时奉使还者，刘瑾皆责重赂，钥计无所出，舟行至桃源自刎，从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纸书“赵知府误我”，遂卒。事闻，系俊至京，责钥死状，竟坐俊罪。 有意思的是，此段小传实际上采自《明史》卷一八八“许天锡传”所附“周钥传”，仅个别字词略有差异。《内江县志》纂修者于文末加入按语：“明纪此事在戊辰正德三年，邑志云俊宏治癸丑进士，历御史，升知府，自癸丑至戊辰，凡十六年而为知府，于明代升迁年例正符，必是内江赵俊无疑矣。夫不责瑾之索贿，而责俊之不贷金，明帝之昏悖袒阉，何其甚也。”那纂修者的判断是否准确呢? 笔者查检明万历陈文烛等人纂修《淮安府志》[4]卷二“秩官表·国朝·知府”载：“赵俊，内江人，进士，正德元年任。”此可证“内江赵俊”确曾于正德元年（1506）出任淮安知府。 至于赵俊因拒绝贷人千金而获罪事，乃正德时期颇为轰动的新闻事件。明查继佐《罪惟录》卷十一“武宗毅皇帝”亦载[5]，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 给事中周钥自刎桃源舟中，未殊。钥初请贷淮安知府赵俊千金赂瑾，许而不与，至是，创甚不能言，援笔曰：“俊误我。”事闻，捕俊治罪。 《罪惟录》卷二十九“宦寺列传下·刘瑾”复载：“兵科给事中周钥贫，往贷淮安知府赵俊，计贿瑾。俊不与，钥遂自刎死。”阉党刘瑾如此贪婪枉法，固属可恨；而身为兵科给事中的周钥，仅因无钱贿赂便自刎舟中，也未免太过窝囊。最无辜的则是淮安知府赵俊，莫名其妙地被牵连罢官。《淮安府志》卷二“秩官表·国朝·知府”著录赵俊下任官员为：“华琏，余姚人，进士，正德四年任。”周钥自刎事在正德三年（1508）十一月，四年（1509），华琏已接替赵俊出任淮安知府，中科院藏本赵俊跋语所署时间为“正德四年初夏”，则其罢官当在“初夏”（即四月）后，换言之，《世说新语》乃赵俊在淮安知府任上、或许也是他一生刊刻的最后一部书籍。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赵俊另刻有《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五卷后集二十五卷续集二十五卷，宋朱熹撰，宋滕珙编，时间也在明正德四年（1509）。此淮安知府西蜀赵俊刻本，六册，今藏日本蓬左文库；中国上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亦有藏本。 二、关于正德刻本的底本问题 关于正德刻本的底本，赵俊跋语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旧本”。然其卷首有“丙戌”刘应登序文，这自然令人推测其底本与刘应登有关。据笔者研究[6]，宋末元初江西文人刘应登，曾在元初至元二十四年（1287）校刊《世说新语》八卷（简称“元刻本”）问世，惟此本流传稀少，今知存世仅有日本公文书馆藏本（简称“日藏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本（简称“台藏本”）两部而已，且属同版，但刷印时间有先后，日藏本的版本质量优于台藏本。本文若非特别注明，所引元刻本《世说新语》文字均采自日藏本。 笔者将正德本与元刻本进行了版本比对，发现无论是版式行款、卷首题署，还是分卷情形、各叶起讫，两者均基本一致。元刻本中有若干误刻修版的痕迹：譬如《文学》第83则（“王敬仁年十三”）[7]、84则（“孙兴公云”），元刻本误将两则文字相接，校对时发现，遂将第83 则正文最后两字“微言”，改刻为小字双行，空出一格，补刻“〇”，作为分则标记；同样的情况还见于《识鉴》第1、2则，《容止》第38、39则，《排调》第26、27则。再譬如《方正》第58则“恶见文度已复痴”句，元刻本漏刻一字，校对时发现，遂将正文“见文”改刻成小字双行，以补入漏字，类似的例证还有《赏誉》第18则、第54则、第151则、《任诞》第9则等。上述九处，本属元刻本修改版刻错误的无奈之举，正德本翻刻者却不明就里，居然有八处依样照刻[8]。此外，元刻本卷五尾题的刻法与其它诸卷不同，正文及小注已占满全页，仅留下第十行行末五个字位置的空白，刊刻者遂将尾题缩为“五卷终”三字（其它诸卷尾题作“世说新语卷之某几”或“世说新语卷第几”七字），并且采用阴刻法，既节省了版面，也颇为醒目，这本是权宜之计，正德本却亦照刻不误。凡此，均可作为判定正德本乃据元刻本翻刻而成之铁证。 前引赵俊跋语称：“旧本年远，句多脱落，字或漫灭不可读。公余乃略加校正其讹舛者，至于断简及寻绎未彻者，则仍其缺文。”这表明正德本所据元刻本的版本情况不佳，文字脱落或漫灭之处甚多，但正德本仍忠实地保留了底本面貌，基本未作臆改增补。今检正德本，书中各卷存有不少墨钉，视其位置，盖有两种情况： 1.位于行末或行首、靠近上下边栏处。譬如《轻诋》第21则，即卷八第四叶B面第十行末两字、第五叶A面第一行首三字，正德本皆为墨钉，对勘日藏本，乃“逐郑康成车”五字，尚清晰可辨，台藏本则已漫漶不清。有意思的是，正德本卷四第十九叶B面第七行、第十行，卷七第六叶B 面第三行、第九行，第七叶A 面第八行、第十行，其行末紧靠边栏处，皆有大小不一的墨钉，对勘日藏本相应之处，实乃句末空白处，并无任何文字，可能是边栏有所漫漶，导致正德本刻工误认为尚有文字，遂留下墨钉不铲。 2. 位于行间，多为小字“刘辰翁”批语，譬如正德本《赏誉》第38则、第39则、第48则、《容止》第5则、《尤悔》第2则、第5则及《纰漏》第5则文末之刘批，皆存有墨钉，对勘日藏本、台藏本相应处，虽有程度不同的漫漶，但文字仍依稀可辨。 令人注目的是，正德本之中有两个硕大的墨钉，其一位于《轻诋》第24则末尾小字双行注文（图三），日藏本、台藏本略有漫漶，但文字基本完整，两相对照，正德本此处墨钉共占36字，约占整段注文的70%。其二位于卷七第五叶A面，第一行整行均为墨钉，对勘元刻本，此行乃有小字注文 孚字，两字独占一行，或许正德本底本此两字已失，故刻工以为首行残缺，乃留下十分刺眼的大墨钉。  （图三） 事实上，与元刻本（包括日藏本、台藏本）相比，正德本尚有不少脱落的文字，主要是书眉及行末的“刘辰翁”批语，还有若干卷首题署。为便于论述，兹将相关情况，勒为一表：
笔者曾在《〈世说新语〉元刻本考》一文中指出：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刘应登刻成《世说新语》八卷，刷印行世，此原刻初印本，今未见存世；之后，书板为坊肆所得，为招徕读者，刺激销售，坊贾乃伪托“刘辰翁”之名，模拟其口吻，于原板上缀刻批点文字；并剜改原板各卷卷首题署，补入“须溪刘辰翁批点”，今存之日藏本及台藏本，即以此板刷印而成。由于填木缀刻容易脱落，故越是后印的版本，其脱落的文字就可能越多。据此并参照上表可知：《世说新语》诸元刻本中，日藏本刷印时间最早，版本情况最优;台藏本居中；而正德本据为底本的那部元刻本，则刷印时间最晚，版本情况最劣，故其卷首题署以及刘批文字的缺失情况，也相对最为严重。 中科院藏本中尚有不少书叶存在边栏断烂、字迹漫漶等现象，卷二第二十三叶字迹拙劣，与前后叶明显不同，当属后人补刊（图四）。据此可以推知：正德本曾多次刷印，在明初有过一定程度的流传。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自元初至元二十四年（1287）迄于明正德四年（1509），作为经典著作的《世说新语》，已有二百二十余年未见新的刻本，因此，虽然正德本所据底本不佳，它仍然颇受时人欢迎。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刊行《世说新语》三卷，该本以宋本为底本，且刻印精美，大受追捧，正德本自此遂渐湮没无闻。  （图四） 三、袁寒云旧藏本非为元刻本 据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1983增订版）及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志初稿》“子部·小说家”（1998）著录：台北“国家图书馆”另藏有一部元坊刻本《世说新语》，八卷八册，钤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天尺楼”、“芹圃藏书”等藏印，知其曾经近代藏书家袁克文、刘世瑗、张芹伯等人递藏（简称“袁藏本”）。首册封面有民国四年（1915）袁氏墨笔题识：“《世说新语》八卷，须溪刘辰翁批点，元刊本。乙卯八月。寒云。” 笔者因撰写《〈世说新语〉元刻本考》一文，曾将此本复制，审其版式、行款及题署文字，均与元刻本相同，“刘辰翁”批点文字，也以阴刻“批”字为标识，缀刻于行末或书叶边角处，惟字体与元刻本迥异，初疑为元代坊肆翻刻刘应登本。后查阅正德本，才发现袁藏本与中科院藏正德本完全相同，就连书中所存墨钉数量及具体位置，也毫无二致；袁藏本只是少了书尾正德四年（1509）赵俊跋语。两相对照，始悟其中玄机：盖旧时书贾将正德本撤去明赵俊跋语，冒充元刊本射利，居然能够骗过大收藏家袁寒云的法眼，今幸赖中科院藏本而得以揭明真相：袁藏本实非元刻本，乃明正德翻元刻本。此外，袁藏本与中科院藏本均略有缺叶，其中卷三第四叶、卷四第十一、第十二叶，两本皆缺；袁藏本另缺卷五第一叶A 面，中科院藏本不缺；而中科院藏本所缺卷七第十六叶，袁藏本则不缺，庶可互补。 注释： [1] 日人岛田翰《古文旧书考》（东京民友社，1904）卷二“宋椠本考”之《世说新语》条，曾提及一部明正德仁实堂刊本，惜今下落不明，亦未知与正德四年赵俊刻本有何关系。另据日本学者高桥智教授见告，岛田氏颇有因炫秘而伪造善本名目之嫌疑，则所谓“正德仁实堂本”，或亦属子虚乌有，姑且存疑备考。 [2] 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1983）卷六著录赵俊刻本《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注云：“赵俊，字克明，内江县人。弘治六年进士，淮安知府。”与此“克用”不同，未知所据。 [3] 笔者所见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祠藏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4] 笔者所见为明万历元年（1573）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 [5]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嘉业堂所藏查继佐稿本，此稿本今藏澳门何东图书馆。 [6] 关于元刻本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系元代坊肆伪托》，载《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 [7] 为方便读者核查原书，本文所标《世说新语》正文编号，乃取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8] 唯一更正的一处是《赏誉》第54则，元刻本有漏刻，校对时发现，遂将“之之”改刻成小字双行，正德本则纠正为大字，作“卞望之之峰距”。 [作者简介]：潘建国，江苏常熟人，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