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辭》原本是發源於楚國的一種詩體，後人匯錄屈原等人的楚辭創作，冠之以為書名，遂沿用至今。擺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明刻朱墨本《楚辭》十七卷，以漢代劉向、王逸所編為準，收錄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等十人共三十五篇作品。其中屈原作品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其他作家作品十篇，即：宋玉二篇：《九辯》和《招魂》。此外有景差《大招》、賈誼《惜逝》、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等。以下，擬就《楚辭》的作者、內容及其流傳情況，略作說明。 一、《楚辭》的作者 屈原是《楚辭》的核心詩人。《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說：“屈原者名平。”似乎以字行。而據《離騷》，他又名正則，字靈均。正則是平字的引申義，均則為“畇”義，即原田，代表“原”字。約生於公元前353年前後， [1]關於其卒年，現在有十多種說法。最早的認為卒于懷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即沒有見到郢都的淪陷。最晚的則要到頃襄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63年)，相差四十多年。多數學者認為卒于郢都落陷的西元前278年。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會紀念四大文化名人，其中就包括紀念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年，這也是根據郢都淪陷這一年推算的。[2] 屈原故里為秭歸。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注》稱“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室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媭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於今具存。” 屈原與楚王同宗，自是楚國貴族出身。屈原出生後的第三年，秦國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咸陽，並設縣，直面中原。這對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發生重要影響。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秦國三十六代國君，有十九代建都鳳翔，前後長達293年。包括秦王嬴政（秦始皇）成年加冕也在雍城內的大鄭宮舉行。 [3]為了統一的要求，秦國在這一年，放棄雍都，而建都咸陽，其雄心已經昭然若揭。 當時大國中，東齊、西秦、南楚，對中原形成合圍之勢。這時，楚國居中，它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國形勢的走向：如果與其他幾個國家聯合起來，形成縱向勢力，齊、秦便無所作為。因此，很多有識之士早就看出這一點。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懷王立。這一年，魏人張儀入秦為相，宣導連橫政策，主張秦、楚、齊這三個大國聯合起來對付其他國家。而魏將公孫衍則推行合縱方略，發起魏、韓、趙、燕、中山等“五國相王”，抗擊秦、楚、齊。 這一年，屈原二十五歲。由於他“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一度受到懷王的信任，任左徒，地位僅次於令尹(丞相)，曾起草作為國家大法的憲令，努力推行變革；也曾多次接待各國使節，並出訪各國。他清楚地看到，在兩大對抗中，楚國的態度至關重要，故時人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或“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之說。 秦、楚本為姻親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一直通婚。兩國的關係向來比較複雜，可以用又愛又恨來描述。就秦國方面來說，他們佔有更多優勢。譬如公元前316年，秦國乘亂攻佔巴蜀，楚國失去可靠的大後方。《華陽國志》說：“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同年，秦軍東向，攻破趙、韓等地，魏、韓公開投入秦國懷抱。 面對著這種不利局面，楚國內部也發生重要分歧。屈原力主聯齊抗秦，楚懷王鑒於“秦之心欲伐楚，”贊同聯齊主張，派遣“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可惜，楚懷王沒有把握住榮任“縱約長”的機會，致使秦國各個擊破，使楚國逐漸處於更加不利地位。 《史記》、《新序》等古代典籍都記載，秦國派張儀疏通上官大夫靳尚、令尹子蘭、夫人鄭袖等人進讒言，誣陷屈原自詡法令為自己所制定，別人都幹不了。懷王聽信讒言，免去屈原左徒職，將他流放到漢北。這是屈原第一次被流放。當時大約四十歲左右。[4]《史記》記載說，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非常困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屈原被貶後，秦國依然很害怕楚、齊聯合，再次派張儀到楚國遊說。張儀對楚懷王說：“秦國最憎恨的是齊國，但是楚國現在卻和齊國聯盟，要是你們能夠與齊國斷交，秦王願意送給你商於之地六百里地。”楚懷王非常貪心，輕信張儀的話，竟然答應這個條件，“閉關絕齊”。楚、齊絕交後，張儀只承認獻地六里。懷王憤怒至極，舉兵伐秦，結果慘敗，死傷八萬多。不久，漢中一帶也被秦人占去。這樣，秦國的關中地區與西南連成一片，楚國已非秦國對手了。 懷王不甘心失敗，便調集大軍深入秦地，在藍田大戰。魏國軍隊知道楚國空虛，起兵偷襲楚國的後方，而齊國自然也不來援救。結果楚國又吃敗仗。這在《戰國策》、《史記》記載得非常詳盡。楚王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就把屈原召回來，讓他出使齊國。 秦惠王看到齊、楚又要走到一起，便派人求和，表示願“分漢中之半以和楚” 。楚王態度很鮮明：寧可得到張儀也不要地。張儀則主動請纓，三度使楚。他對秦王說：“以我一個人來換整個漢中地方，我為什麼不去呢？”其實不是張儀多麼高尚，他實在看透了楚國的腐敗，又有強秦在，楚國也不敢輕易殺他。他到楚國後，“私于靳尚”，送去厚禮，又勾結懷王寵妃鄭袖。懷王又一次聽信了他們，放走張儀。這時，屈原剛從齊國回來，極力主張殺掉張儀，楚懷王派人追殺，但張儀早已遠走高飛。隨著秦惠王、張儀的前後死去，漢中割地的事也不了了之。 又過十年，公元前299年，是楚懷王三十年，秦昭王和楚國王族的一個女兒結婚，借此緩和了楚國和秦國之間的矛盾。秦昭王提出邀請，和楚懷王在武關會面。 [5]懷王輕信了秦王和親政策。屈原苦勸：“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楚懷王小兒子子蘭卻力勸父親前往，認為不應拒絕秦國求和的好意。結果，楚懷王一入關就被劫持到咸陽，秦王強迫懷王割讓土地給秦國。懷王又懊惱又憤怒，好不容易逃到趙國，趙國卻不敢收留，又被秦國所俘。兩年後，懷王客死于秦。 懷王被扣這一年，楚懷王的太子熊橫即位，是為楚頃襄王。他任命弟弟子蘭作令尹，依然採取和親政策，娶秦王女為妻，喪失對秦的警惕。《史記·屈原列傳》載：楚人包括屈原在內都怪罪子蘭敦促懷王入秦，子蘭本來就怨恨屈原，聽到這些議論，就叫上官大夫在頃襄王面前說了很多壞話，頃襄王大怒，就將屈原趕出京城，流放到江南。《史記》這樣寫道：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6]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這段文字依據《楚辭·漁父》，同時也是司馬遷親赴汨羅江考察時根據聞見所寫，表現了屈原“寧赴湘流”而不願蒙受世俗塵埃的崇高境界，也表現了司馬遷對於屈原的崇敬之情。 這個時候，大約是西元前286年，屈原已經六十七歲高齡，再也沒有回到日夜思念的郢都。十年之後，虎狼之秦終於攻陷郢都。眼看著祖國的淪陷，屈原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郢都，在寫下《哀郢》後，懷抱石塊，投江自盡。時年七十六歲。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載：“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賦而以賦見稱。”從輩分上說，宋玉、唐勒、景差等，應當是屈原弟子。《漢書·藝文志》著錄“唐勒賦四篇”，“宋玉賦十六篇”，皆無具體篇目。景差作品不見著錄，唯《楚辭章句》載有傳說，《大招》王逸注曰：“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從《韓詩外傳》、《新序》等書記載約略知道，宋玉曾侍從楚襄王，不得重視，懷有哀怨。宋玉作品傳世頗多。但是這些作品的真偽一直都有爭論。 [7]其他《楚辭》作者還有： 賈誼（前200—前168），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世稱賈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善屬文而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文帝初立，征吳公為廷尉。吳公因向漢文帝推薦賈誼。賈誼二十餘歲被召為博士，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主張。不久遷至太中大夫。漢文帝頗器重賈誼，欲任以公卿之位，但是受到大臣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人的排斥，結果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在長沙滯留四年多，又被征回京城。後拜賈誼為梁懷王劉揖太傅。漢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梁懷王劉揖墜馬死，賈誼自傷沒有盡到作太傅的責任，常哭泣，逾年而亡，年僅三十三歲。賈誼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據《漢書·藝文志》著錄，其辭賦凡七篇。《隋書·經籍志》集部著錄《賈誼集》四卷。今存者以《史記》、《漢書》本傳所載《吊屈原賦》、《鳥鵩賦》為最著名，又都為《文選》所收錄。《文心雕龍·哀悼》：“賈誼浮湘，發憤吊屈，體同而事核，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又有《古文苑》所載《旱雲賦》，《楚辭》所載《惜逝》傳於世。 淮南小山，名字及生平事蹟，均已不詳。《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著錄：“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楚辭章句》收錄淮南小山《招隱士》一篇，應當是其中一篇。但是這篇作品，《文選》卻題作劉安作。 東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屬山東）人。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東方朔作《上書自薦》，高自稱譽。令待詔公車，後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漢書·藝文志》著錄《東方朔》二十篇。《隋書·經籍志》著錄《東方朔集》二卷。其辭賦創作即《楚辭》所收《七諫》。 嚴忌（前188？-前105），字子夫。本名莊忌，避明帝諱。會稽吳（今江蘇蘇州）人。《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夫子賦》二十四篇。”班固注：“名忌，吳人。”顏師古注：“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其辭賦創作僅見《楚辭》所收《哀時命》一篇。 王褒，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善寫詩歌，工於音律，長於辭賦。益州刺史襄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佈詩》。襄奏王褒有逸材，宣帝征之入朝。令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宣帝遂令王褒待詔金馬門，與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相處。數從皇帝游獵，所至輒作歌頌。《漢書·藝文志》著錄賦十六篇。《隋書·經籍志》著錄集五卷。其辭賦創作在漢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以《文選》所收《洞簫賦》為代表，《楚辭·九懷》次之。 劉向（前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二十為諫大夫。宣帝招選名儒俊材，劉向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任諫大夫給事中。元帝時擢為散騎宗正中事中。因用陰陽災異推論時政得失，並彈劾外戚宦官專權誤國，兩次入獄，免官多年。成帝即位，復用，改名向。歷任光祿大夫、中壘校尉等。《隋書·經籍志》著錄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又有《洪範五行傳論》、《別錄》、《奏議》、《詞賦》、《雜文》。編選：《列女傳》、《新序》、《說苑》、《世說》、《新國語》等多種。劉向還曾廣泛校訂古籍，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安帝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他的重要貢獻就是編纂《楚辭章句》，為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 二、《楚辭》的內容 屈原二十五篇中，《離騷》最具有代表。《九歌》（十一篇）、《天問》、《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也都保留至今。 《離騷》共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敘寫了自己的出身與理想。頭八句自敘家世、生辰及美名的由來：“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這八句詩是關於屈原家世、生辰及其理想的重要材料。屈原自稱是顓頊高陽氏的後代；高陽帝生在西部的昆侖，屈原在《楚辭》中四次提到高陽，凡是困惑時他總是想到昆侖，視為寄命歸宗之地。此外，他還把南方的舜作為自己投訴的對象。關於生辰，他自稱寅年正月初一那天降生。關於美名，他的父親認為他氣度不凡，叫他正則，後來起了字，叫靈均。之後就敘寫其外表之美和內在之修養，“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所以他要“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表示願意為君主建立美政作開路先鋒。 第二部分：主要寫詩人理想和現實的矛盾。詩人為了實現美政，汲汲自修的同時，還“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積極輔佐君王，希望能夠繼承前代聖君的偉業；詩人培育人才，“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希望時機成熟，賢才能成為改革政治的棟樑。但是由於黨人的營私誣陷，君王聽信讒言，毀棄前約，培養的眾多賢才也紛紛變節。令人欽敬的是，在巨大的衝突中，詩人表現了與黨人異其志趣的人生追求：“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並且表現出以最高的生命代價踐履自己的人生選擇的態度：“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以上詩句，所謂“彭咸”、“九死”、“溘死”、“死直”、“體解”這些語詞，使得每一詩句都顯露出以死的代價持守生時的信仰的指向。 第三部分：表現了詩人尋求實現美政的種種努力。首先，詩人借與女媭對話，表現自己內心的困惑。女媭勸解道：“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意思是說，眾人不可挨家挨戶說服，誰來體察咱們的本心呢？勸他不必過於剛直。屈原得不到支持，決定向虞舜陳述。詩人陳辭重華，堅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於是開始了“上叩帝閽”、“下求佚女”的上下求索的漫長歷程。詩人上叩帝閽的結果是“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帝閽，天帝的守門人。閶闔，神話中的天門。這句描寫屈原上天陳志無門，實際暗喻對楚王的極度失望。於是他又三次求女，尋找志同道合者：一“求宓妃之所在”，二求“有娀之佚女”，三求“有虞之二姚”。結果依然叫人失望，或因“理弱而媒拙”，或因美女“信美而無禮”，都以失敗告終。“上下求索”的失敗，寓示了屈原試圖在楚國尋求實現美政願望的破滅。 第四部分：“上叩帝閽”、“下求佚女”都無從解答他的困惑，詩人又求助於靈氛和巫咸，代為占卜，他們一致勸導他遠行。他自己也準備這樣做：“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曆吉日乎吾將行”。但是故土難離，當他從“舊鄉”上空經過時，“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這里提到的“舊鄉”，王逸以為是指郢都，而姜亮夫先生認為是指西方昆侖山，是高陽氏的發祥地，是楚祖先的葬地。 第五部分是結語，即“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這里的“故都”與前面提到的“舊鄉”有所不同，是指郢都。彭咸，王逸、洪興祖都說是殷大夫，諫君不聽，自投水而死。當然，還有另一說，彭咸即彭祖，是太陽神。上古神話認為，日神及其宮殿都在大海中，屈原投水，乃尋日神之所在。總之，通過彭咸這樣一個典故，屈原表示了以身殉國、以身殉志的決心。 《九歌》大約是流放到江南時的作品，是一組清新優美的抒情詩，是屈原運用楚地民間祭歌的形式寫作的。他襲用了古曲的名稱。王逸注《九歌》曰：“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本此而作，“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據記載，《九歌》屬於夏樂，“九”是虛數，指由多個篇章組成，包括十一篇作品，首尾兩篇是《東皇太一》和《禮魂》，是祭祀時的迎神曲和送神曲，與秦漢以後的郊祀制度相似。中間九篇為《九歌》核心，即《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和《國殤》。除去《禮魂》，十篇中所祀神靈分天神、地祇與人鬼三類。天神五篇：《東皇太一》所祀為天之尊神，《雲中君》祀雲神，《東君》祀日神，《大司命》祀主人壽夭之神，《少司命》祀主子嗣之神；地祇四篇：《湘君》與《湘夫人》所祀為湘水神，《河伯》祀河神，《山鬼》祀山神；人鬼一篇，即《國殤》，祭祀為國戰死的將士。 《天問》是一篇規模宏大、體制瑰奇的長詩。全詩採用問句體寫成，提出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包括邃古之初、宇宙洪荒，也包括詩人目前的處境等，神話傳說雜陳，歷代興亡並舉。東漢王逸認為屈原放逐在外，心懷愁思，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遂成此詩（見《天問章句序》）。全詩分三個部分，前半部是關於大自然的神話、傳說史。後半部分是夏、商、周的興亡史，尾聲則是憂國傷己的感喟。唐代的柳宗元作《天對》以為呼應，現代一些學者還據此考訂楚國的神話與歷史傳說。 《九章》是屈原創作的一組詩歌，原是單行的散篇，非一時一地之作。《九章》之名，最早見於西漢劉向所作《九歎》：“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于《九章》。” 一般認為是劉向編輯《楚辭》時，將詩人屈原作品中內容、形式大致相似的九篇作品編為組詩，並冠以《九章》之名。《九章》中的作品，依照王逸《楚辭章句》的次序，是《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頌》、《悲回風》。《桔頌》一篇大約是屈原的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兩次流放（漢北、江南）時所作。 《遠遊》，以前似無人質疑其著作權問題。近代以來，有人提出懷疑，譬如郭沫若先生就認為這篇作品很可能是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初稿。否定屈原作品的人認為，詩中所寫的“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的思想過於消極，似不應是屈原所有。其實，這恰恰表現了楚地風格，也表現了屈原思想的復雜性。東方朔《七諫》：“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莊忌《哀時命》：“往者不可扳援兮，來者不可與期。”兩者均本《遠遊》。此前還有《論語》載楚狂接輿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8]往後也有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些寫法，還有這些思想，都與楚地有關，甚至可能是楚地普遍流行的觀念。 《卜居》和《漁父》兩篇，近代也有學者懷疑不是屈原的作品，如朱東潤認為“《遠遊》、《卜居》、《漁父》是三篇幼稚而淺薄的作品，其完成的時代，不會早於西漢後期” [9]。但是很多學者根據其用韻為先秦舊音，推斷是屈原弟子或崇拜者如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所作。他們深知屈原的生活與思想，同情屈原的遭遇，所以寫得入情入理。《招魂》，王逸標為宋玉所作，但司馬遷明確標注是屈原作品，很可能是為追悼楚懷王而作。 宋玉《九辨》歷來被視為千古悲秋之祖，表現了“貧士失職而志不平”的落寞情懷。聯繫《韓詩外傳》、《新序》中：“宋玉事楚懷王而不見察”記載，可以說這是一篇有所寄託的作品。 《楚辭》中的作品，除屈、宋外，最重要的要屬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首序說：“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仙者，雖身沉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該篇極言山中恐怖孤寂，希望潛居山中的賢士及早歸來，為後世招隱詩之祖。像“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這樣的句子，音情頓措，文字清麗，頗有屈、宋餘韻，是漢代騷體中的優秀作品。 三、《楚辭》的流傳 如前所引，《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說，屈原身後，楚地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祖述其詞。我想，屈原的作品，首先應當是他們傳唱並記錄下來，流播於後世。屈原死後百年，即西元前177年，年僅二十四歲的賈誼受到公卿大臣的排擠，被貶為長沙王太傅。從長安到長沙，途經汨羅江，賈誼想起了屈原，寫下著名的《吊屈原賦》。就這樣，屈原的名字和作品第一次見諸文獻記載。又過了二十餘年，年輕的司馬遷也“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為此撰寫了《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誼、司馬遷離屈原的時代很近，而且，他們都實地考察過屈原的遺跡，他們的記載應當是真實可信的。 屈原的作品，西漢前期主要流播在江南和淮水流域。吳王劉濞等人召集枚乘、鄒陽、莊忌、莊助、朱買臣等，在江南誦讀和模仿《楚辭》。武帝時，劉安為淮南王，國都在壽春，這是楚國最後一個文化中心。劉安在此召集門客，作《離騷傳》。 [10]《史記·屈原列傳贊》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並在傳記里徵引了《懷沙》和《漁父》。據此而知，司馬遷至少讀過六篇。這些作品，很可能就是劉安整理過的本子。 漢成帝時劉向根據宮廷藏書，將《楚辭》編為十六卷，其中七卷是屈原作品，王逸標注為二十五篇，即：《離騷》、《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遠遊》、《卜居》、《漁父》、《天問》。數目與《漢書·藝文志》相符。其餘九卷目錄是：《九辯》、《招魂》(王逸注：宋玉所作)、《大招》（王逸注：屈原，或曰景差）、《惜逝》(王逸注：賈誼)、《招隱士》(王逸注：淮南小山)、《七諫》(王逸注：東方朔)、《哀時命》(王逸注：嚴忌)、《九懷》(王逸注：王褒)、《九歎》(王逸注：劉向)。東漢時的王逸對此書作注，編為《楚辭章句》，又加進自己所作的《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流傳至今。 這里影印的明刻朱墨套印本《楚辭》，一函四冊。每半頁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單邊，白口。版心上鐫“楚辭”，下鐫篇名。第一冊為辭騷附錄，包括司馬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王逸楚辭十七卷”之案語。目錄下署：王逸敘次、陳深批點。天頭為硃批，引錄陳沂、茅坤、楊愼、唐順之、余有丁、董芬、王鰲、柯維驥等五十餘家評說。每卷後附《楚辭疑字音義》。書末有王世貞序，版心作“王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後有手寫上版的“萬曆庚子九月既望王穉登書”，下方有鈐有“王穉登印”“王氏百穀”。王穉登（1535―1612）字伯谷，百穀、號半偈長者、青羊君、廣長庵主、廣長闇主、松壇道人、松壇道士、長生館主、解嘲客卿，江陰人。為明代萬曆年間執掌文壇的重要文人。萬曆庚子，為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第四卷十七附錄引王世貞跋後有“吳興淩毓柟殿卿父校”數字，手寫上版。下鈐“淩毓柟”“殿卿父”兩枚白文方章。淩毓柟，萬曆年間吳興人，字殿卿，號學於居士。 [11]除刻印《楚辭》外，還有套印本《呂氏春秋》（萬曆四十八年印行）等。由此藏章而知，此書為刻書家所收藏。 [12]書中有若干閒章，如“弄花香滿衣”、“秋天明舟桂花香”、“風清泉冷竹修修”、“春秋多佳日”之類外，還有一些藏書章値得關注，第一冊卷首《楚騷附錄》下鈐有“江夏蝨民”（白文）和“海濱”（陰文）兩枚方章。各卷首上方鈐有“黃人過目”橢圓陰文印章，下方鈐有“東海黃公”（白文）、“摩西”（陰文）等方形藏書章，知為民國初年著名學者黃人收藏。最顯眼的還是“群眾出版社資料室藏”」長方陰文印。從書籤知道，該書從中國書店以30元錢價格購買並庋藏入庫。 《詩經》與《楚辭》是中國文學發展中的兩個重要源頭，正如《文心雕龍·辨騷》所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楚辭》本身的藝術價値已成千古定論。而這部朱墨套印，充分體現了明代萬曆前後江南地區套印技術的重大進步。一般書史學者都以萬曆四十四年（1616）浙江烏程閔家套版印製的《春秋左傳》作為明代敷彩印法的起端。孰不知早於閔氏十六年，凌刻朱墨套版《楚辭》即已問世。先師姜亮夫先生《楚辭書目五種》已有著錄。況且，其印製之精美，品相之疏朗，捧讀之下，令人賞心悅目，嘆為精品。今天，我們以高模擬的技術加以復製，化身千萬，讓更多的讀者有機會接近經典，回味經典，在欣賞優美詩篇、品味書籍美感的同時，獲得更多的是屈原愛國情懷的啟迪。 2011年歲杪序於京城愛吾廬 注释: [1] 關於其生年，郭沫若考訂生於公元前340年(《屈原研究》)，浦江清認為生於公元前339年(《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歷史研究》1954年第1期)。胡念貽先生考訂在公元前353年(《屈原生年新考》，《文史》第五輯)。相差十幾年的時間。他們所依據的資料就是《楚辭》中說的“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爾雅》說：“攝提格，寅。”據此王逸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爾雅》又曰：“正月曰陬。”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屈原生於寅年正月。我個人傾向于胡念貽的意見，認為生於公元前353年。 [2] 其他三人：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文學家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運動領袖何塞•馬蒂。 [3] 近年發掘的秦公一號大墓，是我國目前已發掘的最大的土壙墓，呈“中”字型，全長300米，面積5334平方米。有東西墓道和墓室。墓內有一百多具殉人，是中國自西周以來發現殉人最多的墓葬。《史記》和《詩經》記載秦穆公死後曾殉人達177人之多，但無法證實。秦公一號殉葬大墓的發掘，清楚地表明秦國當時的奴隸制社會性質。 [4] 多數學者認為屈原被流放過兩次，第一次是在楚懷王時期，被流放到漢北，即漢水北岸。這次流放的時間似乎不長，所以《卜居》說：“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大約也就三年左右。第二次是頃襄王時代，被流放到江南。當然，也有學者認為屈原只是在頃襄王時被流放江南。懷王時被“疏”只是疏遠，而非流放。因此，屈原只有一次流放經歷。還有學者認為屈原被流放過三次。 [5] 武關是秦國南部的重要關口，在今陝西商南縣南。漢高祖劉邦就是由此關口攻佔咸陽，最後滅秦的。 [6] 左思《詠史詩》：“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李白樂府《沐浴子》：“沐芳莫彈冠，沐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滄浪有釣叟。吾與爾同歸。”皆本此而各有發揮。 [7] 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出土《唐勒宋玉論禦賦》的漢簡，參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學界用以研究唐勒、宋玉賦，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宋玉大部分辭賦的真實性。 [8] 楚狂接輿又見《九章•涉江》。 [9] 見《<楚辭>硏究論文集》所收朱東潤先生《<離騷>以外的“屈賦”》。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0] 1993年江蘇連雲港東海縣尹灣村發現竹簡《神烏傳》，《文物》1996年第8期發表公佈了這篇作品，多數學者認為“傳”通“賦”。參見中華書局1999年出版的《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倘如此，《離騷傳》可能就是《離騷賦》，是劉安的辭賦創作。東漢高誘《淮南子敘目》即作《離騷賦》。當然，“傳”字也可以作傳注講，是漢代注解經典的一種方式。王逸《離騷經章句後敘》就說：“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他認為《離騷傳》，即為《離騷》作注解，我贊同王說，認為是劉安組織班子整理《離騷》，時在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參見拙著《秦漢文學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133頁。 [11] 羅冕良《中國古籍版刻辭典》第507頁，齊魯書社1999年版。 [12] 此兩書均為楊繩信《中國版刻綜錄》第530著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