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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耀文编纂、成书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的《花草粹编》，是明人所编词选中规模最大、也最富有学术价值的一个选本。清代官方编集的《四库全书》，于词曲部甄选甚严，历代词总集（选本）一共收录12部，而《花草粹编》是被选入四库的唯一的明代词选。一般来说，《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人编集之书多否定语，却独对《花草粹编》不吝赞赏之词，说它“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这种“虽然”、“可是”的转折句法，肯定意味极强。近现代以来从事词学文献辑佚的学者们，对《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亦给予充分肯定。近年来研治明代词学的一些学者，在嗤点其他明人词选的同时，也对该书的学术性给予高度评价。然而人们似乎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明清之际的词学家对该书曾有过尖锐的批评，如俞彦指责该书在罗列调名方面“异体怪目，渺不可极”，先著《词洁》则称其选词“不分珉玉，杂采取盈”[1]。另外，该书自万历十一年（1583）陈氏自刻本之后，一直到清代编集《四库全书》的乾隆年间，似乎只有一两种版本。这与卓人月《古今词统》等词选一再被盗版翻刻的情况相比，形成极大的反差。于是我们看到关于此书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方面是正统学者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大加称赏，而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上词学爱好者的反响则几乎是寂寥无闻。这就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一部搜奇辑佚、文献价值甚高的词集，未必是一部功能定位与读者层次定位准确适当的好的词选。从这个角度来说，《花草粹编》因为未能实现文献价值与选本价值的统一，在词学史上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一 陈耀文的学术个性 在明代词坛上,《草堂诗馀》的各类改编本流行繁衍，正所谓黄茅白苇，弥望皆是，这时节居然推出《花草粹编》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独立的选本来，不能不使人诧异而称奇。即使和随后出现的各种明代词选相比，《花草粹编》也显得多少有点与众不同。它在明词选本所构成的风景中是一个“地标性建筑”，而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建筑群相比却有点异样。它可能代表着明代词选的学术水平，而在明词选本中却并不具有典型性。它的出现，不是明代词学史逻辑发展的必然，而更多的与陈耀文的学术个性以及学术经历有关。 陈耀文，字晦伯，号笔山，河南确山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授中书舍人；嘉靖三十三年迁刑科给事中；因感慨时事，数上危言，逆时相严嵩，嘉靖三十六年谪魏县县丞，量移淮安推官，历宁波、苏州同知，迁南京户部郎中，淮安兵备副使。晚年从陕西行太仆寺卿任上辞官回乡，闭门著述。其著作六种，全部见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中四种收入《四库全书》，在经部有《经典稽疑》二卷，子部有《正杨》四卷，类书《天中记》六十卷，和集部《花草粹编》十二卷。另有《学林就正》四卷，《学圃萱苏》六卷，入存目。当然，我们会注意到，陈耀文没有自己的诗文别集。不仅《全明词》、《全明词补编》中没有他的名字，《列朝诗集》、《明诗纪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就很少见。一个进士出身、历官多年而又著述甚多的人，居然没有诗文作品，这在历代文人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从《四库全书总目》关于陈耀文各书的提要中，可以大致见出其学术个性来。《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十三著录其《经典稽疑》二卷，提要中云： 此书中取唐以来说经之异于宋儒者，分条辑载。……盖耀文因当时帖括之士，墨守乡隅，稍为裒集异同，以存古义，而不必一一悉从其朔，故所采亦未尽精纯。然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耀文独能远讨遐搜，潜心训诂，亦可云空谷之足音矣。 又同书卷一二六著录其《学林就正》四卷，提要中云： 耀文在明季诸人中，颇能考证。所作《正杨集》，攻“丹铅”诸录之伪，虽词气叫嚣，有乖大雅，而疏通引据，尚不失精详。 又同书卷一三六著录其类书《天中记》六十卷，提要中云： 明人类书，大都没其出处，至于凭臆增损，无可征信，此书援引繁富，而皆能一一著所由来，体裁较善。……有明一代，称博洽者推杨慎，后起而与之争者惟耀文。所学虽驳杂不纯，而见闻终富，故所采自九流毖纬以逮僻典遗文，蒐罗颇广，实可为多识之资。……又向来类书之沿伪者，如《合璧事类》，……皆一一辨证，尤能于隶事之中，兼资考据，为诸家之所未及。 又同书卷一九九著录《花草粹编》，提要中写道： 其书捃摭繁富，每调有原题者必录原题，或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并列词话于其后；其词本不佳而所填实为孤调，如《缕缕金》之类，则注曰“备题”，编次亦颇不苟。盖耀文于明代诸人中，犹讲考证之学，非嘲风弄月者比也。虽纠正之详不及万树之《词律》，选择之精不及朱彝尊之《词综》，而裒辑之功实居二家之前。创始难工，亦不容以后来掩矣。 由上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语可见，在陈耀文的六种著作中，不仅有四种被选入四库，而且诸书又能得到四库馆臣的充分肯定，这在明代学者中是很少见的。从陈耀文的著作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相关评价，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陈耀文首先是学者而不是文人。假如陈耀文有幸进入《明史》，他也只能入《儒林传》而不是《文苑传》。他有学问，有功力，懂得治学的路径与方法，尤其擅长文献考证。这使得他在向明代号称第一的大学者杨慎质疑辨难时，似乎也不落下风。《正杨》四卷150则，专门辨驳杨慎《丹铅录》诸书之失，大多可以言之成理。在嘉、隆之间心学盛而经学衰的背景下，陈耀文注重文献考证则近乎实学，所以纪昀及四库馆臣对他不吝赞赏之词，这在《四库全书总目》关于明人的评价中是比较少见的。然而当我们强调他是学者而不是文人时，我们是想说明，他的这种学术个性或智慧风貌，不仅表现在他那些考辨类著作中，也同样影响着《花草粹编》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说，就是既助成了《花草粹编》的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同时也造成了该书对选本粹取菁华、品赏得失之功能的淡漠与忽视。 其二，陈耀文当然更不是词人或词学家。一般来说，其长于实学的个性与长于“空中语”的词不大会发生关系，他之所以对词发生兴趣，并且投入这么多的精力来编一部大型词选，很可能是在攻伐杨慎《丹铅录》诸书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受了杨慎的影响，形成了对词学的积累与兴趣。但他和杨慎还是有区别的，尤其是与后来的词选编者沈际飞、卓人月等人相比，更明显存在着学人与词人之别。学人的着眼点在学术，尤其注重其文献价值；而词人的着眼点在艺术，尤其注重词的欣赏价值。和后来的一些词选相比，《花草粹编》有笺注而无评点，但从其作品的选录与编排体例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编者对资料出处的重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词的技术与艺术细节的淡漠。《花草粹编》的学术价值甚高而欣赏价值不足，和编者的学术个性当然不无关系。 其三，陈耀文的学术素养为《花草粹编》的学术水平提供了足够的保证。十多年前，当我研究并撰写《明词史》时，就因为吴承恩而涉及吴氏《花草新编》与陈氏《花草粹编》二书之间的关系。陈耀文在《花草粹编自序》中说过：“嗣以漂泊东南，纳交素友淮阴吴承恩、姑苏吴生岫，皆耿乐艺文，藏书甚富，余每得假阅，辄随笔位序之，久之遂成六卷。”因为陈耀文当时先任淮安府推官，后任苏州府同知，吴承恩与吴岫皆是他治下的地方文人，这样一种关系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即《花草粹编》最初的编集工作主要是“二吴”完成的，陈耀文很可能只是在经济上给了他们一些补偿，就把这成果据为已有了。《西游记》的研究专家刘修业先生，在其《吴承恩著述考》中就提出，陈氏《花草粹编》应是在吴承恩《花草新编》稿本基础上编成的，我在《明词史》中对此论亦表示附议[2]。而现在当我对陈耀文的学术经历与其著作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我才进一步感到，陈耀文虽然大半生浮沉官场，实际却是明代后期难得的本色学者，他的学术功力，以及他对治学门径、文献检索的熟悉程度，均应高于吴承恩。陈耀文与吴承恩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学者与文人的区别，而《花草粹编》的主要成就，也正体现在其学术含量上。这不是一般的抄抄编编的问题，其中所体现的文献功底与治学方法，皆为一般明代文人所不及。所以吴承恩与吴岫既在其治下，受托帮忙做一些前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可能的，但《花草粹编》的后期加工与成书，则恐怕是“二吴”所不能胜任的。 二 《花草粹编》的成就与价值 《花草粹编》最直观的特点在于它的“大块头”。陈耀文《自序》称此书“为卷一十有二,计词三千二百八十余首”,而据台湾学者陶子珍的统计,实际选词曲3702首[3]。这是一部不多见的大型选本。在中国词学史上，比它规模更大的词选一共只有两部：在此之前是宋代的《复雅歌词》，但这部词选只见诸记载而没有留传下来；在此之后是清代康熙皇帝敇编的《历代诗馀》，一方面是后来者往往居上，另一方面又是皇帝敇编，超过既往几乎是必然的。其他选本如《古今词统》、《倚声初集》、《瑶华集》、《词综》等等，虽然体量也相当大，但和《花草粹编》相比也都小了一号。 《花草粹编》的通行本十二卷，是万历年间陈耀文自刻本。因为卷首陈氏自序作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而他的好友李蔉的《花草粹编叙》则作于万历十五年丁亥（1587），所以这个版本的刊行年份只能是万历十五年。一般来说，判断一部词选的水平高低，其体量大小当然不足以说明问题。只选116首的张惠言《词选》，只选53首的陈匪石《宋词举》，以及端木埰的《宋词十九首》，不是一直都广受佳评吗？然而对于《花草粹编》来说，其学术价值既主要在其文献价值，而文献价值的获得又不得不归因于其“捃摭繁富”，所以选本的容量或体量就成了保证其学术性的必然要求。陈耀文的这部书，名曰“花草粹编”，实际却是“花草广编”。历来著录者总是受此书名之误导，说它以《花间》、《草堂》为主，益以其他选本笔记云云，实际《花间集》与《草堂诗馀》全部加起来不过八、九百首，此书收词则多达三千七百余首，哪里还谈得上以《花间》、《草堂》为主？而假如把这部大书砍去十分之九，只保留“三百首”左右的规模，那么它的学术价值或文献价值也就几乎不复存在了。 由于《花草粹编》采录词作时，“稍僻者必著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并列词话于其后”，这就为我们探索其选源提供了操作路径，《四库全书总目》之“捃摭繁富”四字，也就可以化为具体可感的文献系列了。经过初步检索，《花草粹编》所采用的文献，至少有以下153种： 1、词选14种：《花间集》、《尊前集》、《兰畹曲会》、《本事曲》（《时贤本事曲子集》）、《聚兰集》、《梅苑》、《乐府雅词》、《复雅歌词》、《草堂诗馀》（包括明代流行的多种刊本或改编本）、《花庵词选》、《中州乐府》、《精选名儒草堂诗馀》、《天机余锦》、《词林万选》。 2、诗话、词话15种：《古今词话》、《续本事诗》、《诗话总龟》、《庚溪诗话》、《温公诗话》、《潜溪诗眼》、《诗海遗珠》、《竹坡诗话》、《梅礀诗话》、《珊瑚钩诗话》、《漫叟诗话》、《苕溪诗话》、《古今诗话》、《桐江诗话》、《西清诗话》。 3、笔记80种：《云溪友议》、《北梦琐言》、《洞微志》、《侯鲭录》、《齐乘》、《鉴戒录》、《庶斋老学丛谈》、《玉壶清话》、《避戎夜话》、《鼠璞》、《苕溪渔隐丛话》、《夷坚志》、《明道杂志》、《归潜志》、《青箱杂记》、《倦游杂录》、《玉照新志》、《耆旧续闻》、《深雪偶谈》、《杨公笔录》、《能改斋漫录》、《麈史》、《墨庄漫录》、《志雅堂杂抄》、《三朝野史》、《湘山野录》、《槁斋赘笔》、《中朝故事》、《挥麈录》、《鹤林玉露》、《山房随笔》、《吹剑录》、《就日录》、《春渚纪闻》、《云斋广录》、《冷斋夜话》、《青琐高议》、《南烬纪闻》、《墨客挥犀》、《青楼集》、《困学斋杂录》、《中吴纪闻》、《钱氏私志》、《野客丛书》、《陶朱新录》、《侍儿小名录》、《东坡志林》、《桯史》、《齐东野语》、《谈薮》、《碧鸡漫志》、《金陀粹编》、《南村辍耕录》、《容斋随笔》、《江湖纪闻》、《宣和遗事》、《因话录》、《道山清话》、《湖海新闻》、《泊宅编》、《吴中旧事》、《清夜录》、《言行录》、《铁围山笔丛》、《草木子》、《朝野遗记》、《春梦录》、《续骫骳说》、《豹隐纪谈》、《古杭杂记》、《五代画品补遗》、《南游纪闻》、《复斋漫录》、《东皋杂录》、《杜阳杂编》、《松窗杂录》、《脞说》、《栾城遗言》、《钱塘遗事》、《佩楚轩客谈》。 4、小说7种：《清湖三塔记》、《小说》、《张老小说》、《山亭儿》、《水浒传》、《云娘传》、《西山一窟鬼》。 5、别集28种：韩偓《香奁集》、冯延巳《阳春集》、黄庭坚《山谷集》、秦观《少游集》、晏几道《小山词》、李之仪《姑溪词》、朱敦儒《樵歌》、周紫芝《竹坡词》、王灼《颐堂词》、张元干《芦川词》、王之道《相山词》、侯寘《懒窟词》、赵彦端《介庵词》、王千秋《审斋词》、李处全《晦庵词》、石孝友《金谷遗音》、韩玉《东浦词》、姜虁《白石词》、洪瑹《空同词》、史达祖《梅溪词》、卢祖皋《蒲江词》，张辑《东泽绮语债》、蒋捷《竹山词》、张雨《贞居词》,以及晏殊、欧阳修、范纯仁、王安石等人之“本集”。 6、其他9种：总集《乐府诗集》、《中州集》，类书《翰墨大全》、《寿亲养老新书》，史书《唐书》、《新唐书》、《南唐书》，方志《赵峤志》、《武夷山志》。 以上所列，合为153种。其中注引频率较高的有《古今词话》（33次）、《梅苑》（27次）、《乐府雅词》（20次）、《夷坚志》（17次）、《天机馀锦》（14次）、《能改斋漫录》（12次）、《耆旧续闻》（11次）、《草堂诗馀》（10次）。当然这只能是《花草粹编》所采用的一个基本书目。因为只有“稍僻者”才注明采自某书，其有本事者才注明词话或笔记出处，所以应有大量的常见书目陈耀文并未注明。如卷十选录小说中人物姚卞《念奴娇》（小舟横楫），并未注明出处，事实上当出自《清平山堂话本》之《姚卞吊诸葛》。又如卷十二选录董解元《哨遍》，亦未注明出处，而此篇只能出于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当然，这其中可能也有一些书是出于转引而非目验，但对于一向注重实证的陈耀文来说，这种情况应不多见。总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谓“捃摭繁富”，从以上书目可见一斑。相对于其他明代词选的抄撮拼凑，陈耀文所花的功夫已足以令人叹为观止了。 《花草粹编》的主要成就在于其“捃摭繁富”，而其主要价值为文献价值。在晚明以来的词学文献建设方面，《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在唐宋金元词籍的辑佚校勘方面，如赵万里辑《梅苑》、《古今词话》、《复雅歌词》与《天机馀锦》，周泳先辑《兰畹曲会》，唐圭璋辑《全宋词》，以及唐宋金元词别集的辑佚与校勘，《花草粹编》都是不可或缺的参考书。 其二，在词律、词谱编订方面，《花草粹编》在备调备题（体）、例词选择、格律推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以《康熙词谱》为例，其书共引证《花草粹编》116次。其中，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调有17调，即《晴偏好》、《惜春郎》、《金错刀》、《金莲绕凤楼》、《荷叶铺水面》、《寿山曲》、《凤凰阁》、《应景乐》、《爪茉莉》、《南州春色》、《五福降中天》、《雪明鳷鹊夜》、《福寿千春》、《飞龙宴》、《早梅芳慢》、《期夜月》、《胜州令》。仅见于《花草粹编》的词体（又一体）凡21体（由于异体不便表述，此处不再罗列）。因《花草粹编》增列的词调异名5种，即《好女儿》又称《绣带子》，《落梅风》又称《落梅》，《相思儿令》又称《相思令》，《喜团圆》又称《与团圆》，《采桑子慢》又称《叠青钱》。根据《花草粹编》校定例词39例。当然也有认为《花草粹编》文字有误而拈出者20例。另外还有以《花草粹编》为佐证者14例。事实上，《花草粹编》为《康熙词谱》提供的文献支撑远不止此。因为《花草粹编》中一些出处稍僻的词皆注明出处，而《康熙词谱》就得鱼忘筌，径引原书而不提《花草粹编》了。如《市桥柳》一调，止有《花草粹编》从《齐东野语》中辑出的蜀妓所作一阕；假如不是参考《花草粹编》，很难想象《康熙词谱》的编者会大海捞针一般从《齐东野语》中搜辑出这一词调来。可是在《词谱》中，却只是附注曰“调见《齐东野语》”，《花草粹编》的文献价值也就无从体现了。其余如从久佚的《复雅歌词》中辑录的词例，从《翰墨大全》中辑录的词例，想来也都是从《花草粹编》转引或以此为索引再进一步查证的。 《花草粹编》在同一词调下选录例词甚多，这些词按时代先后排列，既为推求同调异体提供了丰富的例证，同时也展示了同调词的艺术进化轨迹。如《玉楼春》调下录词43首，《采桑子》调下录词44首，《满江红》调下录词49首，《鹧鸪天》调下录词53首，《点绛唇》调下录词54首，《减字木兰花》调下录词55首，《念奴娇》调下录词70首，《清平乐》调下录词75首，《浣溪沙》调下录词113首，《菩萨蛮》调下录词157首，这些都为同一词调的发展变化与手法技巧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康熙词谱》卷二十在《洞仙歌》调下录令词35首，按语中云：“以上三十五词，俱为《洞仙歌》令词，挨字编次，中仍为分类。此调之源流正变，略尽于此矣。”[4]《花草粹编》分调编排而又选词较多，应该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兼具了词谱功能。 三 《花草粹编》的主要缺失 尽管《四库全书总目》编者对陈耀文及《花草粹编》不吝赞赏之词，在晚明以来词籍的辑佚校勘与词谱编订等方面，《花草粹编》也确实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价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个选本来看，《花草粹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选本。说它不成功，可以举出两点证据。 其一是它在晚明以来版本无多，可以间接地表明此书在市场上或在读者群中受欢迎的程度不高。一般目录书著录《花草粹编》，在明清时期只有3种版本，即万历十五年（1587）陈氏自刻本、《四库全书》本以及清咸丰七年（1857）金绳武评花仙馆活字本。但是《四库全书》本所据以收录的“礼部尚书曹秀先家藏本”为“22卷附录1卷”，应该与万历年间陈氏自刻本12卷不是同一个版本，这也就是说，在晚明至乾隆时期的一百余年间，应该还有另一个刻本。尽管如此，与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馀四集》以及卓人月、徐士俊《古今词统》在明季十余年间一再翻印的情形相比，《花草粹编》都显得颇受冷落。及至入清之后，朱彝尊《词综》等权威词选次第出现，《花草粹编》就更容易被人遗忘了。 另一方面，《花草粹编》在明季清初词坛上，也受到过词学界的尖锐批评。如朱之蕃在《词坛合璧序》中，先是推崇他所选刻的《词的》等四种词集，然后说：“视《粹编》之淆杂，《妙选》之挂漏，大有径庭矣。”[5]说实话,茅暎所编《词的》诸选并不足称道,但朱之蕃说《花草粹编》失之于“淆杂”却可谓具眼。又先著《词洁发凡》评历代选本说：“《草堂》流传耳目，庸陋取讥，《续集》尤为无识；《粹编》不分珉玉，杂采取盈，挂漏复多。”[6]又邹祗谟《远志斋词衷》引俞彦（少卿）论词调名说：“大抵一调之始，随人遣词命名，初无定准，致有纷拏。至《花草粹编》异体怪目，渺不可极。或一调而名多至十数，殊厌披览。后世有述，则吾不知。”从这些批评可以看出，《花草粹编》的优点与缺点或可说是一体之两面。优点是广搜博取，所以为后来词学家的辑佚校勘与词谱编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而作为选本来看，其缺点就是朱之蕃所说的“淆杂”，或先著所说的“不分珉玉，杂采取盈”。而在词调异名异体上的有见必收，也会让人产生淆杂之感，也就是俞彦所说的“异体怪目，渺不可极。”这些批评很尖锐，但应该说也能深中其病。《花草粹编》在读者群中不受欢迎，固然与其卷帙繁重、览读不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其淆杂纷繁，和一般选本重在品藻鉴赏的定位相去太远了。 《花草粹编》的庞杂或淆乱，主要是由以下四个原因造成的： 1、非词之调的采录，看上去大大扩充了词调的总量，实际却造成了词调的混乱，也造成了词与其他邻近体裁的边缘不清。所谓“非词之调”，主要包括乐府体诗、民间歌谣及散曲三种。 ①乐府体诗在唐宋诗中，因为受汉魏六朝乐府诗的影响，一些乐府风格的诗制题近乎乐歌（以三字题为多），再加上诗体本身又是三五七言错落的长短句形式，就很容易被人误作词调。如韩翃《章台柳》、寇准《江南春》之类皆是。虽然万树《词律》卷一力辩《章台柳》“本只是诗”，唐圭璋先生《全宋词》亦以《江南春》见录于寇准《忠愍公诗集》而入“存目”，但是仍有很多人把它们视为词调,《花草粹编》收入以上两首作品已是习以为常了。陈耀文把乐府体诗引入词调的典型例证，是卷一所收梅尧臣《莫打鸭》。这篇作品不是来自梅尧臣《小畜集》，而是出于赵令畤的笔记《侯鲭录》。关于诗的本事或背景，《侯鲭录》写道：“宣城守吕士龙欲杖营妓井丽华。吕眷一客娼，井短肥，梅圣俞作此解之。”其诗曰： 莫打鸭，打鸭惊鸳鸯。 鸳鸯新自南洲落， 不比孤洲老秃鸧。 秃鸧尚有独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 这显然只是一首具有乐府风味的讽谕诗，虽然采用了三五七言的长短句式，却与词无关。所以尽管万树等人都参考过《花草粹编》，《词律》及《康熙词谱》中却并没有以《莫打鸭》为词调。 ②民间歌谣这是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的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即使在宋元时代，宋词、元曲之外也仍有民间歌谣，但这些歌谣与宋词、元曲分属于不同的音乐系统,虽皆可歌而不能混为一谈。可是在《花草粹编》中，却把不少民间歌谣都网罗进来了。如卷五所收无名氏《结带巾》，原出于笔记《中吴纪闻》，其中记载： 宣和初，有旨令士人系结带巾，否则违制论。士人甚苦之，当时有谑词云： “头巾带，谁理会？三千贯赏钱，新行条例。不得向后长垂，与胡服相类。法甚严，人尽畏。硬缝阔大带，向前面系。和我大学先辈，被人呼保义”。 又如卷七所收无名氏《祭袄神》，原出笔记《因话录》，其中写道： 纸钱起自唐时，纸画人未知起于何时。今世祷祀禳禬者，用之刻板印染，有男女之形而无口。北方之俗，岁暮则人画一板，于腊二十四日夜佩之于身，除夕焚之。时有谑词云：“你自平生，行短不公正。欺物瞒心，交年夜时烧毁，犹自昧神明。若还替得尔，亦可知、好里争索无凭。 我虽然无口，肚里清醒。除非阎家大伯，一时批判昏沉。休痴呵！临时恐内，各自要安身。” 这两篇“谑词”，皆当为民间歌谣。所谓“谑词”，戏谑之词也，此词非彼词也。民间歌谣，唐之前有人用心辑录，其后乃为唐诗、宋词、元曲所掩。其实在文人从事的音乐文学之外，民间歌谣仍然是自成系统的。 ③散曲陈耀文为求词调之全，打破了“上溯开、天，下迄宋末”的蒐采范围，即《花草粹编自序》中所谓“曲调不载于旧刻者，元词间亦与焉。”然而所谓“元词”，实缺乏明确之体认。《花草粹编》中所收金元人之词，其中确有如元好问《小圣乐》、卢挚《福寿千春》那样的词调，但如张雨《喜春来》、《梧叶儿》，张可久《小桃红》之类，实际皆是曲而不是词。耐人寻味的是,《康熙词谱》也在词、曲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收录了不少散曲曲牌，按语中又分别注明：“此亦元人小令也。”“元人小令”是什么？是词还是曲？看《康熙词谱》的语气，这似乎也是词，但与宋词有别。而在卷一《梧叶儿》调下按语有云：“此在元人为小令，其实则曲也。但其词未至俚鄙，故并采入以备体。”这是很矛盾也很不专业的说法。既然是曲，如何采入以备词体？《词谱》中收入的所谓“元人小令”还有刘秉忠《干荷叶》，乔吉《天净沙》，张可久《金字经》、《水仙子》，邵亨贞《凭阑人》等。这些都是专收北曲的《太平乐府》、《太和正音谱》中物，可是在门庭广大的《康熙词谱》里也都收入以备体了。 除了以上提到的散曲小令之外，《花草粹编》卷十二还收了董解元的一首《哨遍》，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不加深考，乃曰：“董词仅见《花草粹编》，它书概未之载。《粹编》之所以可贵，以其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也。”[7]多载昔贤不经见之作应是好事，但首先必须是词，而且必须是佳词。董解元的这首《哨遍》实出于《西厢记诸宫调》，字数句格等与苏轼等人的《哨遍》均相去甚远，收入词集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王幼安校本《蕙风词话》即于此条下按语云：“董解元《哨遍》见《董西厢》，非词也。”[8] 2、因为贪多好奇，以难得为可贵，许多出于野史笔记的俳谐打油之作，羼杂其间，遂造成全书猥杂不纯、格调不高的总体印象。假如出于“备题（体）”之动机，某调之下只此一首，无可选择，那是可以理解的；又假如出于“存人”之动机，某公人品甚佳，风骨凛然，聊选一词以存其人，那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事实上《花草粹编》所选的不少庸劣之词，与这两点都靠不上。 如卷六《踏莎行》调下录词多达34首，应该说种种异体已基本覆盖，却在苏轼名下录了一首科诨之作： 这个秃奴，修行忒煞，云山顶上曾持戒。一从迷恋玉楼人，鹑衣百结浑无奈。毒手伤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间刺道苦相思，这回还了相思债。 从词的叙事性可知，它一定是有本事的。编者在词后记述了词的具体“语境”： 灵隐寺僧明了然，恋妓李秀奴。往来日久，衣钵荡尽。秀奴绝之，僧迷恋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纳。了然怒击之，随手而毙。事至郡，时苏子瞻治郡，狱院推勘，于僧臂上见刺字云：“但愿生同极乐国，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见招，判此词讫，押赴市曹处斩。 此词及故事出自《事林广记》癸集卷十三，《花草粹编》引录其文字而未注明出处。 又如卷九《贺圣朝》调下录失名《谑词》一首，甚差,因为此调下仅此一阕，似为备体，然而此调下原另有词可选。《康熙词谱》于《贺圣朝》调下录冯延巳、黄庭坚、叶清臣等人之作凡11体，可知《贺圣朝》绝非仅见之孤调。而且叶清臣“满斟绿醑留君住”一首，见于多种版本的《草堂诗馀》，陈耀文不可能看不到，以此备体亦比所录者为优。又如卷十《念奴娇》调下录词多达70首，其中更有不少庸滥之作。如郑域“嗟来咄去”一首，赵彦端“吾今老矣”一首，文及翁“没巴没鼻”一首，丘处机“春游浩荡”一首，以及出于小说《水浒传》的完颜亮“天丁震怒”一首，或俳谐，或浅俗，皆不当选。又如卷十一选录江汉《烘春桃李·献蔡京》一首。《烘春桃李》本为《喜迁莺》之异名，亦当属于俞彦所谓“异体怪目”之一，本不必另列。又即使要备体，也不必选此首，词既差劣，又是谀颂臭名昭著的奸相蔡京，在中国这样注重人品气节的文化环境下，选这样的词读者必定不买帐。其他如卷八曹组《扑蝴蝶》（人生一世）、哀长吉《剔银灯》（古来五子伊谁）、无名氏《踏青游·咏妓崔念四》，卷十一彭虚寮《木兰花慢·贺第二娶》、王正之《喜迁莺·贺生第三子》、无名氏《永遇乐》（孤衾不暖）等，皆为滥竽充数之作，不录可也。 《花草粹编》所选的这些庸劣之词，既非为备体，又不为存人，唯一能解释的理由是搜奇存佚。因为这些俳谐、讽刺、搜奇、纪异之作，大都是从野史笔记中搜剔得来，可能是因为搜寻不易，不忍删汰，也可能是因为出处奇僻，聊备一格，总之不是为夸多斗靡，而有矜秘炫奇之意。作为选本，适当放宽选录标准，保留一些新颖别致之作是可以的，但仍须有底线。前引《康熙词谱》卷一《梧叶儿》后按语云：“此在元人为小令，其实则曲也，但其词未至俚鄙，故并采入以备体。”又同书卷七《喜团圆》调下按语云：“《花草粹编》无名氏词，前段第三、四句‘孜孜觑著，算前生、只结得眼因缘’，句读虽异，因词俚不录。”这两处按语有如互文,正反相合，皆体现了《康熙词谱》在选词备体时的尚雅原则。所谓元人小令，本来是曲而非词，即不当录，乃以其词较雅而录；《花草粹编》所收无名氏词，句读有异，本当另列一体，但因词俚而不录。这就是《康熙词谱》在取舍之间所秉持的尚雅原则。原则当然是人定的，是操选政之选本编者定的，但录词的门槛过宽或过低，亦应是造成《花草粹编》“不分珉玉”之“淆杂”感的重要原因。 3、从笔记小说中采录的大量虚构人物与神仙鬼怪之词，使《花草粹编》既有淆杂之感，又有荒诞不经的色彩。这其中，见于唐圭璋先生《全宋词》附录《宋人话本小说中人物词》的有四人。依次为朱希真，此朱希真不是南宋初年著名词人朱敦儒（字希真），而是小说中杜撰的女性人物，小字秋娘。《花草粹编》中录其词3首。一为集句《采桑子》（王孙去后无芳草）（卷二），还有《一落索》二首（卷六）。郑云娘，有《西江月》（一片冰轮皎洁）（卷四）。萧回，有《应景乐》（金陵故国）（卷八）。还有吴七郡王姬苏小娘，有《飞龙宴》（炎炎暑气时）（卷十）。 见于《全宋词》附录《宋人依托神仙鬼怪词》的有六人。依次为吕洞宾（吕岩）《明月斜》（卷一），《望江南》（瑶池上）（卷五），《沁园春》（火宅牵缠）（卷十二）；珍娘《浣溪沙》（溪雾溪烟溪景新）（卷二）；蔡真人《望江南》（栏干曲）（卷五）；琴精《千金意》（音音音）（卷七）；懒堂女子《烛影摇红》（绿净湖光）（卷九）；紫姑《一捻红》（睹娇红细捻）（卷十一）。 见于《全宋词》附录《元明小说话本中依托宋人词》的有四人。即赵旭《浪淘沙》（握管泪盈眸）（卷五）；郑意娘《好事近》（往事与谁论）（卷三），《浪淘沙》（尽日倚危栏）（卷五），又《胜州令》（杏花正喷火）（卷十二）；韩师厚《御街行》（合和米粉千余两）卷八）；姚卞《念奴娇》（小舟横楫）（卷十）。 除以上见于《全宋词》附录者之外，还有许多隶籍神仙狐鬼的“词人”。如狐仙妙香《北邙月》（劝君酒）（卷一）；女鬼王丽真《字字双》（床头锦衾斑复斑）（卷一）；曹仙姑《西湖》（零落不因春雨）（卷四）；李靖《步虚词》（仙女传）（卷五）；箕仙《鹊桥仙》（銮舆初驾）（卷六）；张天师《行香子》（净扫尘埃）（卷七）。另外还有一位琴精。《全宋词》所收神仙鬼怪词中的琴精出于《江湖纪闻》，这位琴精出于洪迈《夷坚支志》，有词《天仙子》（别来未斟心先醉）（卷七）。试想在这样一部词选中，不时看到吕洞宾、蔡真人、曹仙姑以及狐仙、女鬼、琴精等等，难免让人产生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梦幻之感。陈耀文也许是想一网打尽，一应俱全,一个都不能少，而事实上却让人对这些作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当然，天上地下，三教九流，神仙鬼怪皆来格来飨，淆乱与芜杂自是难免的了。 4、在同调异名与同调异体的处理上，《花草粹编》往往不分主从，先后重出，也很容易造成主次不清与纷繁淆乱之感。具体来说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同一词调，如果既有单调，又有双调，在《花草粹编》中往往先后重出，亦即视为两个词调。如《南歌子》、《梦江南》、《河满子》、《江城子》、《天仙子》、《南乡子》等，这些在晚唐五代先以单调出现，到宋代以复叠方式发展为双调的，在《花草粹编》中均在前后分别出现。这不是无意间失误，而是有意的安排；不是同一词调的先后重出，而是被看作同名的两个词调。 其二，同调异名，即使体式相同，在《花草粹编》中往往也会按原词所用调名照抄不改，前后分别出现。如《苍梧谣》与《十六字令》，《谒金门》与《杨花落》，《南柯子》、《南歌子》与《十爱词》，《喜迁莺》、《早梅芳近》与《燕归来》等。异名较多者，如《念奴娇》调下，另有《庆长春》、《杏花天》、《壶中天》、《无俗念》、《湘月》等五个异名；《水龙吟》调下另有《庄椿岁》、《千年瑞》、《小楼连苑》、《鼓笛慢》、《龙吟曲》等五个异名。其实在词史上，随着名家名篇的次第出现，同调异名总会越来越多，把这些异名介绍给读者也是必要的，关键看如何处理。在万树《词律》和《康熙词谱》中，所开列的同调异名比《花草粹编》要多许多。如在《康熙词谱》中，《念奴娇》的异名就多达18个。然而由于这些异名只是在《念奴娇》之名下介绍而不是另作一调，所以虽多不乱。但在《花草粹编》中，每一个异名都各自独立出现，再加上同调之异名又并非相连排列，而是前后间出，所以就难免被俞彦指为“异体怪目，渺不可极”了。 其三，同调异体的处理。在后来的词谱中，往往在正体之后，以“又一体”的形式次第排列。而在《花草粹编》中，有明显差异的异体会用同一个调名重出。如卷一《南歌子》，除了异名《十爱词》和双调《南柯子》之外，同是单调的《南歌子》，在卷一就出现两次。前一处收唐代裴諴之作，为五言四句的齐言体；后一处收温庭筠3首和张泌2首，其间亦有微别。温庭筠词为23字体，句格为“五五五五三”；韦庄词为后来常见的26字体，句格为“五五七九”。想来陈耀文是认为此二体只是微别，可以视为一体，而与前一处的齐言体则不可合并，所以作二体看。又如，卷一有《归国谣》，为双调34字体，卷二复有《归国谣》，一为42字体，一为43字体；卷一有《醉花间》，所收毛文锡词为双调41字体，卷四复有《醉花间》，所收冯延巳二词，一为双调49字体，一为双调50字体；卷一有《上行杯》，所收韦庄词为双调41字体，卷五复有《上行杯》，所收冯延巳词为双调50字体。同一调名先后重出，也表明在陈耀文看来，它们不是同调异体，而是同名异调。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花草粹编》既是一部学术价值尤其是文献价值很高的著作，但它同时又是一个不太成功的选本。一般来说，一部好的选本必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有学术价值的选本却不一定是好的选本。这也就是说，学术价值和选本价值是两回事。选本是给读者或大众看的，要讲求欣赏价值，讲求可读性。陈耀文以考证的功夫来编词选，读者却不买帐。因此在《花草粹编》这个选本上，体现了文献价值与欣赏价值的脱节，学术性与可读性的悖离，这在中国词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学研究”（05BZW022）中期成果。 参考文献：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644页。 [2]张仲谋《明词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194页。 [3]陶子珍《明代词选研究》台北秀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197页 [4]《康熙词谱》，岳麓书社2000年版，604页。 [5]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1329页。 [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644页。 [7]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4460页。 [8]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4460页。 [9]见《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333页。 【作者简介】张仲谋，徐州工程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