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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静夜思》的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诗中两个“明月”是何时出现的，二是诗中的“床”指什么东西。后者是一个较老的问题，前者则是一个较新的、近些年才“热”起来的问题。且从前者说起。 一关于“明月” 这原本是一个版本学、校勘学的问题。唐人编集的李白集，即魏颢编《李翰林集》、李阳冰编《草堂集》及范传正编二十卷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传世的李白集，仅存两种宋本：一种是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今有巴蜀书社1986年据陆心源藏本（今存日本静嘉堂）出版的影印本；另一种是咸淳本（即当涂本）《李翰林集》，今有黄山书社2004年出版的“景明仿宋咸淳本”影印本。在这两种宋本中，《静夜思》的字句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从版本学角度看，这即是诗的原貌。传世的李白集三种古注本，即元萧士赟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明胡震亨注《李诗通》、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静夜思》文句均依宋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的三种李白全集校注本，即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安旗主编《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詹锳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静夜思》文句也均依宋本。 然而，传布于人口的《静夜思》，却是这样四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四句诗可以说人人都能背出来。反过来，你要把第一句念成“床前看月光”，把第三句念成“举头望山月”，听者可能会感到不解，甚至以为你把李白的诗念错了。那么，《静夜思》字句的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据笔者闻见，最早从版本学角度考察《静夜思》文字演变情况的，是台湾学者薛顺雄。他在1980年6月19日的《台湾日报》副刊发表了《谈一首讹字最多的李白名诗——静夜思》（该文后又收入里仁书局出版的《李太白研究》），文章指出：“依目前坊间流通较广的诗选本，像李攀龙的《唐诗选》，孙洙的《唐诗三百首》，以及明人增删宋刘后村编定的《千家诗》等书来看，这首诗恐怕该算是我国古典的诗作中‘讹字’最多的一首！在如此简短的二十个字的诗里头，便有两个‘讹字’，而且又分配在两个不同的句子上。”文章接着“对此诗‘讹字’的产生，作一番爬梳的工作，以探讨其作讹的经过”，其探讨结果可归纳为以下要点： 1.自北宋至明代中叶，李白本集的文字没有任何移异。 2.明永乐年间高棅编《唐诗品汇》、嘉靖、隆庆年间李攀龙编《古今诗删》中，第三句变成了“举头望明月”。薛顺雄文所指《唐诗品汇》不知是何版本。我所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诗品汇》（据明汪宗尼校订本影印），《静夜思》文字与李白本集同。又，“出版说明”谓该书编定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 3.明万历年间，曹学佺纂撰《石仓历代诗选》中，第一句变成了“床前明月光”。吴琼《李白〈静夜思〉文本演变再析》（《文史知识》2010年第12期）指出：“若从版本角度细究，亦无可靠证据说明曹学佺曾改动过《静夜思》”因为崇祯刻本《石仓历代诗选》中《静夜思》文字就未经改动，“因此认为曹学佺改动了《静夜思》，也当是据误本而产生的误说”。 4.明末，一些书商坊贾“割取李攀龙《古今诗删》一书中，有关唐诗的部分，伪托名家的署名，加以评注，并另定名为《唐诗选》，刊行于世”（如“今存明末刊梓，题名为陈继儒笺释的《唐诗选注》”），“书商干脆就把曹学佺跟李攀龙两位名家的选本，《石仓历代诗选》与《古今诗删》二书所窜改的讹字合并在一起”，于是，《静夜思》第一句、第三句成了“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 5.“清代刊行的一些较为流通的选本”，如王尧衢编《古唐诗合解》、孙洙选定《唐诗三百首》、李锳选评《诗法易简录》、姚鼐编撰《今体诗钞》，“全依颇有讹字的俗本《唐诗选》”。 6.《静夜思》在明代产生“讹字”的原因，是“明代文人的一些不良习性，那就是喜欢‘自作聪明’窜改前人的词句”。 十年之后，日本学者森濑寿三在1990年11月召开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南京会议上提交了一篇论文《关于李白〈静夜思〉》（载《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专门探讨《静夜思》文字的演变过程。该文考察了录入《静夜思》的大量诗集，征引的文献达三十八种。其结论是：“从明末到清初出版的李攀龙《唐诗选》和该书注本补订本都采用第一句、第三句有两个‘明月’的本文。”这种本文“是清代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所沿袭的”。森濑寿三的结论与薛顺雄相同。限于当年的传播条件，后出的森濑寿三文对薛顺雄文似未曾借鉴。 以上薛顺雄、森濑寿三的研究，已经从文献学角度把《静夜思》文字演变的问题说清楚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前两年却被一个不知情的中学生重新提了出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于2009年2月15日《东方早报》“书评周刊”发表题为《李白〈静夜思〉不存在中日传本的差异》一文，文章说：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华裔中学生在教科书中读到《静夜思》，提出中日传本不同的问题，台湾、新加坡报纸对此作了报道，中新网作了转载，“内地大小传媒都乐于转载这一‘重大’发现，网上讨论更是不亦乐乎”。陈尚君教授感慨说：“其实，这首诗的李白原文和明清传本的差别，对研究唐诗达到入门水平者来说，几乎是人所皆知的老问题。一位中学生在读书中发现文本的差别，提出问题很正常，奇怪的倒是各家媒体不分青红皂白的起哄，就有些不负责任了。”文章还说道：“国内有人更举出1984年新疆师范大学薛天纬教授对此的研究，以捍卫中国学者的荣誉。”笔者在《文史知识》1984年第4期上发表过一篇小文《漫说〈静夜思〉》，前不久又写了一篇小文《〈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东方早报》2009年6月14日）以呼应尚君先生。 据笔者阅读所见，《静夜思》文字演变的问题近两年仍然吸引着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比如，胥洪泉先生《李白〈静夜思〉的文本演变》（《文史知识》2009年第12期）指出：“最早把‘看月光’改成‘明月光’”，“是宋人叶廷珪……他编有类书《海录碎事》22卷，‘乃于史、子及诗文中摘其新隽字句，以供行文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卷1‘月门’的‘地上霜’，录有‘李白诗’两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而吴琼先生接着著文指出：“《海录碎事》是否真的将《静夜思》中‘看月光’一句改成了‘明月光’？……以笔者目前所见的三个明本《海录碎事》来看，该书并未改动‘看月光’一句。现所见最早的《海录碎事》刊本，是明万历戊戌年（1598）的刻本，该书卷1‘天部上·月门’所引《静夜思》，即作‘床前看月光’。”又有人提出，元范德机《木天禁语》（明胡氏文会堂刻《格致丛书》本）中《静夜思》已是两个“明月”（杨琳《“黄河远上”与“黄沙直上”的是非——兼谈李白〈静夜思〉的原始文本》，《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6期）；但稍前已有人指出：“今存《木天禁语》只有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刻本，又有明末许学夷、《四库全书总目》认定该书为伪书，当今学界研究者对《木天禁语》是否为伪书各执己见，使‘李白《静夜思》版本变化于元代’一说只能存疑。”（袁茹《李白〈静夜思〉版本嬗变及其诗学思想阐释》，《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就目下的版本研究结果来看，最可靠的说法，仍应将《静夜思》中两个“明月”的出现确定在明代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中。到此为止，应该说研究者在版本探究方面所下的功夫已经足够，再耗费精力进一步做这件事未必有什么学术意义。 但是，即使已经确定了两个“明月”最早出现于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我们能够说改诗的人就是刊刻《唐诗选》的某个明代书商或某个明代文人吗？是否《唐诗选》问世前，人们只知道李白原诗，《唐诗选》问世后，在其影响下两个“明月”就被人们普遍接受了？答案都应该是否定的。为了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向身边的大人、小孩做一项随机测试，问他们：“你能背‘床前明月光’这首诗（说诗题《静夜思》，可能有人并不知道），是从书本上学的呢，还是小时候大人口头教给你的呢？”答案肯定是后者。此中道理，笔者仍坚持当年在《漫说〈静夜思〉》中讲过的看法：“一首文人诗来到民间，得到群众的喜爱，在流传的过程中，老百姓自然而然地会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和语言习惯改造它，使它更适合自己的口味。这种改造，反过来加速与扩大了诗的传布，而随着这首小诗的广泛流传，人们心目中的李白也变得更为平易可亲了。”笔者的判断无从坐实、也无须坐实，这压根不是一个考证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的问题。 在文学作品的传播过程中，现代接受美学强调受众对原作的“再创造”，那一般是指接受过程中因人而异的联想活动，而后世之人对《静夜思》的“再创造”却是对作品字句的直接改动，这实在是接受美学与传播学的一个特例。这一特例的出现，与《静夜思》本身两个要素直接相关：一是字句极其平易，二是人们对它极其喜爱。因为平易，所以有改动的基础；因为喜爱，所以有改动的热情。我们回过头来看：首句“床前看月光”，原本有三截意思：“床前”是空间位置，“看”是人的动作，“月光”是看的对象。如做语法分析，这个句子是由状语、谓语、宾语构成。改成“床前明月光”，直接就是一种景象、一种事物，句子变成了“词”，显然更为简单明快了。第三句之“山月”，较之“明月”是一个“小概念”，概念愈小，其内涵愈丰富而外延则愈缩小，人们望见“明月”的机会肯定比望见“山月”的机会多。据日本学者花房英树所编《李白歌诗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的统计，李白在诗中写到“明月”有四十七次之多，而写“山月”只有六次。至于“明月”在改动后的《静夜思》中出现两次，其艺术效果正如台湾学者王基伦最近在《李白〈静夜思〉的深情解读》一文中所说：“再次出现‘明月’二字，会造成语词的重复，读起来有节奏感，更有朗朗上口的感觉。或许这更有助于记诵此诗吧！”（《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2期） 笔者还猜想，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未必是以署名李攀龙的《唐诗选》为版本依据，因为他在《唐诗三百首》序中说，此书“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编成，他很可能是直接录入了人口所传的《静夜思》。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署名“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的《李白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其中的《静夜思》就是人口所传的那样四句。《李白诗选》列入该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视其为李白诗当年的“国内第一选本”，当不为过。据笔者所知，主持这个选本编写工作的是一位全国数一数二的李白研究专家，且以治学严谨享誉学界，他绝不会不从版本学角度顾及李白诗的原貌。所以，书中出了两条校记：“‘明月光’一作‘看月光’”；“‘望明月’一作‘望山月’”。显然，编写者是在两种异文之间做了慎重斟酌与取舍。由于这是一本普及读物，它用不着说明《静夜思》文句依据的是何种李白诗版本。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编写者就是以人口所传的《静夜思》为“版本”依据的，这是一个“民间口传本”。在今天看来，这种取舍是有深意的，也隐藏着独到的学术见解和学术眼光，它等于向学界告知：《静夜思》客观存在着两个文本，一个源于宋本，一个源于民间；我们有意割舍学术上应居正宗地位的宋本，而采取了至今广在人口的“民间口传本”。这个“民间口传本”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可以断言，今后《静夜思》仍将以“民间口传本”继续广泛流传，而宋本则只能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圈子中。2009年2月13日的《扬子晚报》刊登了记者就“《静夜思》在日本流传的版本与中国的不同”的问题采访莫砺锋先生的报道，莫砺锋先生认为有两个“明月”的版本是“一千三百年来读者的集体选择”，又进一步解释说：“古诗流传的历史，也是读者参与创造的过程，大家觉得这样更美，更朗朗上口，是千百万读者共同选择了这个版本。今人读到的《静夜思》已经不仅仅是一首‘唐’诗，它其实凝结了一千三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的审美创造，后人应该抱以尊重的态度。”可以说，莫砺锋先生的看法代表了学界的共识。 二关于“床” 《静夜思》中的“床”指什么，看似是一个名物训释问题，其实不然。到目前为止，人们对诗中“床”的解释大体有三说：一，卧具，即睡觉的床；二，坐具，即胡床；三，井的围栏。这三个义项，《辞源》和《汉语大词典》中都有，从名物训释角度看，无论解诗者持何种看法，都是辞书解释过的，因而无所发明。出现争论的原因，是人们各自本着对诗意的理解，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去想象李白写诗的情景——这一情景已不可“复制”，人们事实上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会移植到了李白身上。这就脱离了名物训释，而是接受美学的事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是因人而异的，由此造成人们对“床”为何物的看法争论不止，但将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刊有胥洪泉先生《李白〈静夜思〉研究综述》一文，介绍了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以参看。 然而，“床”在解诗者那里虽然众说纷纭，但在李白诗中却是有答案的。十多年前，刘朝文曾撰《李白的〈静夜思〉是串珠之作》一文（《中国李白研究（1994）》，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提出“李白的《静夜思》，句句有来历”的看法。刘文“纵向发掘”，找出《静夜思》有如下来历： 乐府古辞《伤歌行》：“昭昭素月明，辉光烛我床。忧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长……” 《古诗十九首》之《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 曹丕《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曹丕《杂诗》：“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 《子夜四时歌·秋歌》之十七：“秋风入窗里，罗帐起飘扬。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 以上转引刘文提到的诗作，诗句有增删，并改正了个别误字。刘文还涉及了“以霜喻月”的诗句，但所举均为唐诗例。实则李白最景慕的南朝诗人谢朓即有“夜月如霜”的句子（见《雩祭歌·白帝歌》）。郁贤皓先生选注《李白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关于“疑是地上霜”句，也曾指出：“梁简文帝《玄圃纳凉》诗：‘夜月似秋霜。’此即化用其意。” 刘文的结论是：“李白的《静夜思》诗是一篇用高超手法将前人名句串连改变之作。”这就是其文章题目所说的“串珠”。 应该说，在《静夜思》研究方面，刘文是一个重要的新观点。此文虽然措辞如“串连改变”云云未必妥当，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静夜思》的创作过程，其基本结论是可信的。既然上引诸诗中的“床”都与睡眠相关，都是卧具，则《静夜思》之“床”也当为卧具无疑。 进一步，我们还需要讨论李白的《静夜思》何以与前人之诗有如许关联。其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正如薛顺雄文已经指出的，《静夜思》是一首“小乐府”。《乐府诗集》把它编在“新乐府辞”中。乐府诗的创作，有一个传统，就是要不同程度地“拟”前代的同类作品。李白是写作乐府诗的高手，他在一个题目之下，能够把前人之作融会起来，创作出抒发自己情怀的新作。刘文所举《伤歌行》、《燕歌行》、《子夜四时歌》，都是乐府诗。然而，同类作品唯《静夜思》能在后世广为流传，这正是李白的不可企及处。 第二，常人之感情活动（如思乡），原本相通；而且，诱发感情活动的外部条件也往往相同（如在“静夜”之月下，容易产生思乡之情）。这些均属于人情之常。同时，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感受以及表达此感受的方式、乃至所使用的语言，也有很大的共同性（如以霜喻月）。因之，李白《静夜思》诗句与前人出现许多相似处，实有其必然性。 第三，诗人在进行诗思思维、亦即将内在情感转化为外在语言之际，必然调动其文化储存（包括记忆中的前人诗句），来结撰自己的诗句。这在古诗写作中称为用典。用典或明显、或隐蔽，或照搬、或融化，都是将前人诗句化入自己的诗句。隐蔽的、融化式的用典往往不着痕迹，如盐之入水，但留其味而不见其形。刘文所举前人诗句（以及谢朓诗句），李白早已烂熟于心，变成了自己的语言储存。写作《静夜思》之时，这些诗句会极其自然地进入诗人的思维过程，化作诗人笔下新的诗歌语言。明白如话而又千古长新的《静夜思》，其实就是这样写成的。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本文所谓“《静夜思》的讨论该划句号了”，专指以上两个问题而言，绝不是否定从鉴赏角度对《静夜思》的解读。恰恰相反，后世读者对《静夜思》这首千古名诗的艺术魅力的探求，亦即对其无穷无尽的艺术享用，是没有完结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