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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的文史大家程千帆先生逝世已经10年了。10年来，在当代学术的发展中，人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程千帆学术思想的重要。考察其学术思想，需要先了解其著述状况，程千帆自1939年出版《目录学丛考》始，终其60余年学术生涯，撰著20余部，贯通文、史、校雠等多个领域，主要代表作有《史通笺记》、《目录学丛考》、《校雠广义》、《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古诗今选》、《古诗考索》、《被开拓的诗世界》、《两宋文学史》以及《文论十笺》等；在专著之外，程千帆也非常重视单篇论文的写作，往往能够深入剖析单篇作品或单个问题，衍生总结出普遍性结论，名篇众多，如《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等，其论文主要收入《程千帆诗论选集》。在研究过程中，程千帆强调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研究的相互结合和印证，重视考据学、历史学等方法的运用，既放眼通史，又具有当代意识，开创并提炼了将批评和考据、作品和理论结合的研究思想，使得古代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更为科学、繁盛的时代。 对于程千帆的学术思想和著述，学界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给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不过，考察这些研究，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环节被相对忽视了，即家学对程千帆的影响。本文拟从这个角度略事讨论。 一、 程千帆的家学渊源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家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此，陈寅恪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放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1]宁乡程家与义宁陈家为世交，其重视家学亦非常相似。在程千帆的叔祖程颂万的笔下，讨论家学的文字即屡见而非一见。如关于读书目的，就指出其父（程寿霖）经常“诫小子毋以文自封，学必以正，不第不官无憾尔”[2]；关于教育，则引其先兄伯翰之事，“引归主教岳麓书院”，“冀推先君之教”[3]；在文学方面，也有许多论述，如关于词学渊源：“昔先君与同里曾先生傅均皆好为词，酷嗜稼轩、美成，而极之于白云、白石。”[4] 和其先辈不同，程千帆接受过很长时间的新式教育，从中学到大学，他都受到过现代治学方法的训练，而且也确实在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不过，在中学之前，他却是“在君硕伯父办的私塾‘有恒斋’里专门读古书”[5]，这样的家庭学校，当然会贯穿特定的家庭教育传统，而在这一过程中，始终晃动着一个人的身影，这就是其叔祖程颂万。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时，程千帆曾经这样说：“我没有经济上的遗产，但我有文化上的遗产。”[6]这个“文化上的遗产”，广义地说，当然包括很多方面；狭义地说，则与其家学密切相关，其中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程颂万[7]。这里有几个明显的传承关系。第一，程千帆的父亲程康是“幼从先叔祖学”[8]的，虽然父亲过世早，但对笃于庭训的程千帆来说，不可能没有影响。第二，程千帆少时在其伯父程君硕的家塾“有恒斋”学习，君硕正是程颂万的儿子。第三，不仅如此，程颂万还对程千帆有直接影响：“余年十四五，从先伯父君硕先生学于家塾，先叔祖子大先生方就伯父养，亦时来塾中，有所诲迪。”[9]这个“诲迪”，不仅包括学问，也包括创作，据程千帆自述，“我幼承庭训，十二三岁即通声律，曾写过一些当然是极其幼稚的作品呈请子大叔祖和伯夔外祖批改。叔祖的批语有‘诗笔清丽，自由天授’之语，外祖的批语是‘有芊绵之思，可与学诗’。”[10]因此，将程颂万之学与程千帆结合起来看，就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程千帆的学术贡献。 二、 程颂万其人其学 程颂万（1865-1932），字子大，一字鹿川，号十发居士，湖南宁乡人。少有文才，喜研辞章，与易顺鼎等人结“湘社”；中岁多游历，先后入张曾敭、陈宝箴、张之洞幕，与王闿运、邓辅纶、易顺鼎、况周颐等以诗词论交；晚年寓居上海，与陈三立、陈曾寿、夏敬观、朱祖谋等游从，并与朱祖谋、潘飞声等人结“沤社”。善诗词，陈衍谓其诗凡数变，评为“惊才绝艳”[11]；汪国垣评其诗“早传绚烂晚坚苍”[12]，拟之为“天哭星双尾蝎解宝”[13]；钱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评其词“奇情壮采，不知胸中吞几云梦也”，拟为“地刑星菜园子张青”[14]。与易顺鼎、曾广钧并称“湖南三诗人”[15]；亦擅文、书、画、印，被认为“六艺皆精”[16]。程颂万屡试不第，乃弃科举而有志于事功，对时局新学尤为热心，为张之洞、张百熙所倚重，曾充湖广抚署文案。1897年，在全国率先创办私立湖北中西通艺学堂。同年创设攻木局，引进新工艺，培养漆木良工，其本身亦亲自投入实业之中，曾发明宽窄两用铁木织布机，提高了织机工效。1899年以盐提举衔湖北补用通判加二级，由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总稽察升任为学堂提调，兼管湖北洋务局学堂所。1902年自强学堂改名为方言学堂，仍为提调。任职期间，正值学堂改革，乃积极延聘洋教习，加强教学管理，兼办翻译西书。除负责学堂领导工作外，还兼英、俄、日、德、法五堂的汉文教习。此后曾任湖北高等工艺学堂监督，兼管湖北工艺局，创办广艺兴公司、造纸厂等。著作颇丰，诗、词、文俱佳，屡经结集刊刻。后人以1901年刻《楚望阁诗集》十卷、1912年刻《石巢诗集》十二卷、1928年刻《鹿川诗集》十六卷、1901年刻《美人长寿庵词》六卷、1923年刻《定巢词》十卷、1891年刻《湘社雅集》四卷、1929年刻《鹿川文集》十二卷，凡七种，七十卷，附以其子程士经（君硕）所作《曼殊沙馆初集》五卷、《鹿川近稿》一卷、《易君实甫墓志铭》，合为《十发居士全集》。 程门“世为湘学老师”[17]，其家学中有深厚的经世致用思想。程颂万的祖父程惠吉“尝取桐城方姚氏古文，手自甄录，标举义法，以诏学者”，认为“宜事事从经书体验而出，德行，本也，文艺，末也”。其父程霖寿当“光绪甲申，词臣轻进莅，将失几偾事，卒弃越南。先君戒小子曰‘后必有以言学亡天下者，虽我同年友名重如王闿运不可以为师，其余可知矣’”；其兄仲蕃“为学通博，尤务实践”[18]，“尝书诫颂万云，当治经为古文而不当为骈文，贵为学人不贵为才人，尤不可为名士，往复累牍不厌”[19]。以上皆是程颂万对其先人的描述，从描述轨迹可见，程颂万所主张的正是将释经与致用思想贯穿起来，重视义理之追索。此类思想，也正是同光新政时期的一种学术倾向，此种倾向“以为汉学宋学都包含‘以儒术治天下’的所谓微言大义，通过读书而领略儒学经传的真道理，才能从根本上有益于去弊图治”[20]。 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程颂万本人对政客言“昔元清两朝入统皆必以经训为基”[21]，对学友言“苦读经亦不敢较论门户异同，但求切用于事理之常，不为外物所眩”[22]，对门生言“服习群经，注重易礼，而以四子为归，积久而敛，积敛而充，灼然有以见全球之治乱矣”[23]，对后辈言“予自甲寅夏养疴课孙，涉猎儒先之书近二三年，讲习易礼白文大注，时有所悟，而反求之，益信圣人之教，亘古今中外而不易，凡易之数礼之节文皆寻常日用云”[24]。这又可以看出，程颂万对其先人的思想进行了推进，重心不再是追求经典，而在于阐释与运用，在于对时、事的体验。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其乡试时“以语涉时事被遣”[25]，遭遇挫折；同时也正是如此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给其带来了另外的机遇，“总督张之洞方锐行新政，颂万撰《士学刍议》、《士用实义》，上之洞及巡抚谭继洵，并嘉委解京饷引见，返充抚署文案”[26]。随后，更是投身新式学堂教育、开办铁厂、兴修长江大堤，不仅在理论上，而且用实践来实现士子释经到经世致用的过渡。不同于其祖父、父亲的是，程颂万生逢其时，也没有像其兄颂藩那样被束于官阁，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他完成了经世致用理念的价值实现。 程颂万初以王闿运、邓辅纶为法，后又师事张之洞，当其编定《鹿川诗集》时，则自称已入宋诗之格。程颂万诗作中表现出的过人的想象空间、对经典意象的颠覆与重构等等，正是使其诗词能异立于他人的原因；其学诗初以古为尚，后能将大量代表其时代特色的事件以诗载之，是以能别于他人；其词产生于汉魏、六朝之风笼罩的湖湘之地，却能助之以奇情壮采，独具个性，每每于合而不同之间，得其自有之特色。 1891年，程颂万与友人结湘社，谭献曾在其日记中记录此事，并且评价“子大《鸥笑集》填词婉密，《蛮语集》诗卷才思不匮，趋向亦正”[27]；1899年，程颂万正处于词创作的丰产期，况周颐曾为其辑评词集，评其词“精劲丽密”[28]。清末民初诗词创作者身处一个评论、理论繁盛的时代，其创作行为常能得到及时的关注，这也促进了理论与创作的同步发展，而创作作为一种文学活动，偏离于生活和事功的主体独立性也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从另外一个比较中可以得到印证，《十发居士全集》中的词集有《美人长寿庵词》（1900年刻）和《定巢词》（1924年刻）两种，二者除选录年代跨度的不同之外，收录的同名同时之词，亦有较多删改。程颂万1924年“编《定巢词集》十卷，律采宋词，一字必求吻合”[29]，一时的理论风尚对创作者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三、 程千帆对程颂万的继承和发扬 程千帆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在现代学术规范中展开的，但是，考察其中的一些核心部分，我们发现，又与程颂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其大者，如以下数端： 1.重视基础 程千帆对基础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自1979年开始恢复指导研究生以后，经常有学生感叹连年的政治运动，导致基础薄弱。针对这一点，程千帆指出，所谓基础，就是将重要的书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读，这些所谓重要的书，也就是他所说的基本的书。他所指导的博士生，大多集中在唐宋文学专业，但他所要求弟子阅读的书，却往往在唐以前。如为张宏生开的书目就有《诗经》、《楚辞》、《左传》、《战国策》、《论语》、《孟子》、《庄子》、《史记》、《汉书》等，以往人们讨论到这一点，往往认为继承于其师黄季刚先生，这当然是不错的，但现在我们同时也可看到，程千帆从其伯父程君硕在家塾“有恒斋”学习时，读的是“打好国学基础所必读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书”[30]，而这些经典，正是程颂万在其《家塾读经说》中所规定的。这种学习思路，与他指导研究生的方法一脉相承。 2.批评与考据相结合 众所周知，程千帆非常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早在1954年，沈祖棻就将其总结为“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31]，40年后，程千帆又将其表述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32]，从而成为“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当代第一人”[33]。这当然是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经验以及对当代学术的总结生发出来的理论，但这也与他早年从程颂万处所受的教益有关：“余年十四五，从先伯父君硕先生学于家塾，先叔祖子大先生方就伯父养，亦时来塾中，有所诲迪。一日偶论近世古文，其言曰：‘汝辈亦知以姚纂曾钞相授之意乎?夫逊清学术，隆于前代，而其要略，则义理、考据、辞章三者足以尽之。义理所以尽性，考据所以穷理，然非辞章则无以发其奥蕴，故三者相须而成。世人或崇其一，而屏其二，非通方之识也。近世桐城、阳湖、湘乡诸公，独明斯理，寓之选本，以昌厥旨。故由此诸书入，则与所诵四部之籍，皆可通流，发为文章，自能进于充实，无空疏之弊矣。’”[34]所谓“世人或崇其一，而屏其二，非通方之识也”，即告诫后学须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者在治学方法上有所偏废。这样的思想可以一直通到程千帆在1990年代提出的“两点论”。 3.兼采唐宋，精于宋调 程颂万早年兼采唐宋，至其《鹿川诗集》（收其1911年至1926年间所作诗，计16卷，910首），则趋向宋调，晚清同光体宋诗派的领袖陈三立多与之唱和，并为是集作序，就可窥见个中消息。程千帆的父亲程康幼从程颂万学，并奉程颂万之命，学于顾印愚。程颂万与顾印愚对宋诗的取向，影响到程康后来主攻宋诗。因此也可以说，宋诗是程千帆的家学之一。虽然从宋代以来，宗唐宗宋就一直是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还是可以就性分所至，以及对文学史的认识，做出自己的选择。但是， 1949年以来，特别是“文革”以来，由于某些政治因素，竟导致了对宋诗的全盘否定。1978年，在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却还没有完全拨乱反正之时，程千帆就以自己的深厚学养和尖锐敏感，意识到学术研究不能如此画地为牢，因此发表了《韩愈以文为诗说》，较早地在学术界开始了对宋诗的实事求是的评估。他和沈祖棻合撰的《古诗今选》以15首的篇幅，选入了黄庭坚诗，在同类选本中别开生面。后来，他又指导莫砺锋以黄庭坚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始于1979），以江西诗派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始于1981）；指导张宏生以宋元之际的作家为题撰写硕士论文（始于1982），以江湖诗派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始于1985），显示出独特的学术思考。这些，当然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但与其家学渊源也是分不开的。 4.文学发展史的视角和对承前启后的推崇 程颂万历晚清以迄民国，回观诗史，认为各朝名家“各立宗轨，学者奉之柄凿焉而不相入，相入焉而不能通”[35]，认为应该兼收并蓄，具有打通的眼光。这种重视整体脉络、重视规律探寻的治学倾向，对程千帆有一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文学史研究的重视。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程千帆即在多年授课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写成《中国文学史教程》，后经程章灿改写，于1998年出版，其结构以时间发展和文体发展两线交叉贯穿，不同于一般文学史简单地以时间串联；而其中的两宋部分，经与吴新雷合作修订，于1991年以《两宋文学史》之名出版。程千帆治学以善于抓问题著称，而从他的文学史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于文学史有一个整体观念，因此才能游刃有余地将各个部分联系起来，更为深入地去探讨相关问题。另外，程千帆对杜甫非常推崇。他认为“杜甫之所以被称为诗国的集大成者，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承前而在于启后……杜甫经过艰苦卓绝的艺术追求，在极大的程度上开拓了古典诗歌的世界，同时也就为后代诗人开辟了广阔的求新求变之路”[36]。程千帆曾经以“贵在创新”为题与其学生就学术论文写作进行过一次问答讨论，论及“创新，就是要在某个问题上取得前人所未有的进展”[37]。而这个新进展，落实到具体作家的研究上，往往就是对于承前启后的思考，如杜甫的忧患意识对屈原、贾谊的继承；杜甫以七律写时事对李商隐、韩偓以至钱谦益、吴伟业的影响[38]；杜甫写火的诗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创作白战体的影响等。这样的思路其实贯穿在他的许多著述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5.方法论的自觉与经世致用的实证倾向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中，程颂万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特别具有经世致用、为我所需的当代意识，强调广泛的积累和融会贯通。他曾经有诗写道：“要觅世间书尽读，读时留取用时方。”[39]不提倡读死书。而程千帆在讨论问题时，也指出“研究者要具有‘通识’，这样才能把握一与多的关系”[40]；同时认为“‘通’的含义还表现在古今之‘通’，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具有当代意识”[41]。如他指出，文学批评“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已有的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来进一步指导当前的文学创作”，并以鲁迅研究为例，说鲁迅看问题总比别人早几年，杜甫也是，因此才有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论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42]等文章。这就是研究古代文学的问题意识，需要具有古今打通的气魄。而在具体操作中，程千帆则善于广泛利用各类知识，如“曾经利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解决诗歌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从而有助于对那些作品的内在涵蕴的理解”[43]。这样的开放心态是程千帆对程颂万的一种发展，更是超越。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家学似乎已经是一种比较遥远的东西了。但是，新与旧是相对的，“周虽旧邦，其命唯新”。许多旧的东西在新的时代仍然会有影响，而且有时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像家学，它代表着一种传统，一种可能并不一定宣之于口，却在实践中无所不在的传统。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之一，值得我们重视。讨论程千帆和程颂万之间的学术传承，就可以给我们这种启发。 注释：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29页。 [2]程颂万：《先考教授府君行状》，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四，1928年刻本。 [3]程颂万：《先兄伯翰先生行状》，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四。 [4]程颂万：《美人长寿庵词·自序》，1900年刻本。 [5]程千帆：《闲堂自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6]刘重喜记录：《程千帆先生谈人生与学问》，《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5期。 [7]程千帆与程颂万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其他方面外，二人同样长期从事教育，虽重视士大夫之传统教育，亦力倡外文及其他学科的学习；程千帆四十岁之后以“闲堂”为别号，巧合的是，1903年，在程颂万近四十岁之时，曾以“闲堂八首”为题，作了八首七言绝句。这些，或许都不是偶然的。 [8]程千帆：《琐记汉寿易氏与寒家世谊》，《闲堂诗文合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4页。 [9]程千帆：《阳湖文派研究序》，《闲堂诗文合抄》，第124页。 [10]程千帆：《闲堂自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9页。 [11]陈衍：《近代诗抄》第12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 [12]转引自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13]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汪辟疆说近代诗》，第87页。 [14]钱仲联：《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3年，第174页。 [15]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16]谢善诒：《定巢词集：序》。 [17]程颂万：《先兄伯翰先生行状》，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四。 [18]陈宝书：《十发先生年略》，1924年排印线装本。 [19]周震麟等：《宁乡县志·先民传》第五十四下，1941年刻本。 [20]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21]程颂万：《与瞿根约书（瞿时任吉林政务厅长）》，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六。 [22]程颂万：《与罗顺循书》，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六。 [23]程颂万：《答萧生书》，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六。 [24]程颂万：《与兄子灜石书》，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六。 [25]周震麟等：《宁乡县志·先民传》第五十四下。 [26]陈宝书：《十发先生年略》。 [27]谭献：《复堂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28]况周颐评：《洞仙歌·和友人纪恨三阕（一）》，《美人长寿庵词》卷一。 [29]陈宝书：《十发先生年略》。 [30]程颂万：《鹿川文集》卷六。 [31]程千帆、沈祖棻：《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263页。 [32]程千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古典文学知识》1997年第2期。 [33]莫砺锋：《程千帆古代文学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 [34]程千帆：《阳湖文派研究序》，《闲堂诗文合抄》，第124页。 [35]程颂万：《湖南三家诗抄序》，程颂万：《鹿川文集》卷七。 [36]莫励锋、张宏生：《被开拓的诗世界·后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316页。 [37]程千帆：《贵在创新——关于学术论文写作的问答》，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129页。 [38]程颂万、易顺鼎等结湘社活动之时，亦曾集体拟李义山《锦瑟》、《碧城》、《无题》、《戏赠》等题，在其序言中论及：“学杜诗当从义山入。”（《湘社杂和李义山诗》，《楚望阁诗集》卷八）这与程千帆论杜甫七言律诗对李商隐的影响颇可以互参。 [39]《闲忙》，《鹿川诗集》卷十四。 [40]张伯伟：《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177页。 [41]张伯伟：《程千帆诗论选集·编后记》，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178页。 [42]程千帆、莫励锋：《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论杜甫等同题共作的登慈恩寺塔诗》，《名作欣赏》1986年第6期。 [43]程千帆：《答人问治诗》，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第56页。 [作者简介]印兴波，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