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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批评著作，《诗品》在文论史上的经典地位，应该说无可怀疑。但它原来究竟是怎样一部书，是否原本就是单纯的评论著作，可能还有探讨的空间。 一 总集的结撰方式——以《文章流别集》和《文选》作比照 《诗品》的原貌如何？对这个敏感问题的探讨，要从钟嵘是否编有五言诗选的讨论开始。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1935）认为，《诗品》之外，钟嵘还有一部五言诗选，依据是《诗品》沈约条评语中的“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和中品序里的“嵘今所录，止乎五言”、“网罗今古，词人殆集”。[1] 中泽希男（1959）不同意青木的观点。他说整部《诗品》里找不出钟嵘编有诗选的佐证，而且下品傅亮条评语（“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还是反证，因为在他看来，钟嵘评傅亮诗，是用沈约编的诗集做资料的。[2]曹旭以考索本中品序语是“词人殆集”而非“词文殆集”为据，也认为钟嵘没有编过诗选。[3]兴膳宏先生支持青木，并且认为《诗品》不但有诗评，还可能有列评诗人的作品。[4]兴膳宏先生的推测是从青木而来，又有明显进展，已触及《诗品》本身的文本构成问题，而论证过程正可以展开。 本文认为，中泽对青木的驳难缺乏足够的说服力。青木说钟嵘编有诗选，证据就出自《诗品》，怎么能说整部《诗品》里找不出佐证呢？即使不承认这条证据的证明力，也应该对它进行相应的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结论。 “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这句话明白地陈述了钟嵘选编沈约五言诗这一事实，叙述了编录沈诗的目的和方法，同时，也自然说明沈诗的编录只是《诗品》诗歌编录的一部分，因为整部《诗品》不可能只录沈约一家而对其他人的诗作一概弃置不顾。 至于中泽所说《诗品》评傅亮诗而以沈约编的诗选“作资料”，这是误解，也说不通。如上文所言，编录沈约诗只是《诗品》全书诗歌编录工作的一部分。深察细究，更可看出，“剪除淫杂，收其精要”不是对沈约一个人的“特殊照顾”，而是《诗品》全书结撰过程中的程序性做法：作品录载即选诗在前，定品和评说在后。定品和评说，都是以经过删汰程序而被收载的作品为基础和依据的，也就是说，被定品和评论者皆先有诗选。列评者都有诗选在，傅亮自亦不能例外。既然傅亮诗已在选，也就用不着沈约选的傅诗“作资料”了。再看傅亮条评语全文：“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进撰诗，载其数首，亦复平矣。”评语说的是沈约之选，是说沈约选的傅诗“亦复平矣”——言外之意就是：前者对傅诗“忽而不察”，现在《诗品》又置之下品，这不是他钟嵘“眼拙”，也不是跟傅亮过不去，实在是因为傅亮之诗不算高明，连当代文宗沈约这样的明眼高手所选也不过尔尔。这就很清楚了：品评傅诗而特地提及沈选，并说沈选傅诗也是平平，这都是为傅亮条张目，为给傅诗的下品安置张目，证明傅诗里实在选不出更好的作品，给傅诗的下品安置不谬不诬，而所有这些，前提都是钟嵘自己选编了傅亮诗。要是如中泽所说，钟嵘不曾编有诗选，那么傅亮条的评语就应相应地引述别人的评说（与钟评倾向相同的评说）来帮腔助势，就像称说别人对郭泰机等人所得中品安置的赞同：“越居中品，佥曰宜哉”；而用某个录有傅诗的选本“作资料”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然也不能给《诗品》的傅诗品评以任何支持。 本文认为，钟嵘编了五言诗选，而且《诗品》之外别无诗选，换句话说，《诗品》本身就是诗选。“剪除淫杂，收其精要”是《诗品》评语中的话。《诗品》的评语以第一人称说收有作品，这就说明钟嵘编有诗选，而且诗评与诗选二者一体，二者合而为《诗品》、同存于《诗品》，并非各为一书，此其一。 其二，选本类总集的编撰，就是依编者的旨趣和眼光对原作去劣留良。只要是对众家作品的删汰存录，就是总集的编撰，其工作成果当然就是总集。《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小序叙述了挚虞编撰《文章流别集》的因由和意图，同时描述了此集的编撰方法和成书过程：“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5]与《隋志》“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方法描述异辞而同意，萧统对《文选》编撰过程的概括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文章流别集》和《文选》皆列《隋志》集部总集类。既然“采摘孔翠，芟剪繁芜”的《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文选》是总集，为什么“剪除淫杂，收其精要”的《诗品》就不可以是总集呢？为什么编撰方法和成书过程都与《文章流别集》和《文选》相同的《诗品》原来就不是总集呢？ 二 以中品序文与全书正文的内容脱节反推《诗品》原貌 与《文心雕龙》一样，《诗品》评论文学，也评论文学评论；对评论的评论透露了《诗品》原貌的消息。中品序：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而博赡，颇曰知言：观斯诸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隐《文士》，逢文即书：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在“不显优劣”和“曾无品第”之后分别加按语：“以上言本书与诸家论文之书并异其趣也”、“以上言本书与诗文选集亦不同流”。古直的按断是对的，尤其是第二条断语离对《诗品》原貌和性质的追问已经很近了，只是还没点破。序文所列陆机《文赋》等五种皆为文学述论，而《诗品》序言及品评部分的内容性质和文体类别正与之相同；同时，《诗品》现存文本内容显示，《诗品》不但谈诗论体，而且对作家作品作了高下优劣的评估——除在全书大格局上品分三等，评语里也多有抑扬轩轾（如上品《魏陈思王植》：“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中品《秦嘉、嘉妻徐淑》：“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可以看到，中品这段序文与《诗品》正文有内容上的呼应和关联，具体表现为：第一，《诗品》的部分正文与序文的批评对象性质相同（二者皆为文学述论）；第二，《诗品》这部分正文又有与序文的批评对象不同的特点（一显优劣，一不显优劣）。这就说明，《诗品》对《文赋》等“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指责是从自身文本出发并以自身文本的特点为背景的，就是说，《诗品》书中已经有了与批评对象同样内容性质和同一文体类别的篇幅；正是在与正文文本有着呼应和关联的前提之下，序文才对上述对象褒贬有加。但序的下文对谢编诗集等的评论，《诗品》正文中没有相关文本与之呼应；相比其上文而言，这段序文与正文是脱节的。准依其上文之例，这处脱节正好印证了《诗品》原有篇幅的脱落。这段序文对谢客集诗而不加鉴别和品第的指责也应该是以《诗品》自身文本为背景的，即《诗品》有鉴裁、有简择地收录了诗歌。因此，可以推断：正是由于《诗品》正文收载了经过择选并作等第区分的诗歌作品，中品序才有对谢、张“逢诗辄取”、“无品第”的讥评。这个推断可以得到《诗品》本文的印证。在“曾无品第”之后，序文紧接着说：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人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变裁，请寄知者尔。 “嵘今所录，止乎五言”明确表示《诗品》收了诗歌，“三品升降，差非定制”也明确表示所录作品有品第区分。据此，可以明确地说，《诗品》原来有诗歌作品。 讲到中品序，应该说一下“词人”和“词文”的问题，这也与《诗品》原貌的讨论有关。“网罗今古，词人殆集”——“词人”，他本均作“词文”。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文’疑‘人’之误”；车柱环《钟嵘诗品校证》：“《山堂考索》《、稗编》引‘文’并作‘人’，与下文‘凡百二十人’相应。上文多‘文’字，故‘人’误‘文’耳。前序‘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与此称‘词人’同。”[6]在今存《诗品》“足本”[7]系统中，以《山堂考索》本为最早，那么，从版本的年代先后来判断，“词人”还是“词文”，自应以《考索》本为是，研究者的质疑和校订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以“词人”是而“词文”非来否认《诗品》曾有作品收录。肯定“词人”而否定“词文”并不妨碍对《诗品》曾有诗篇收录这一事实的认定。“词人殆集”后还有“凡百二十人”的说法，而前代诗集序言叙述诗章收载也往往只道作者人数，不说作品篇数。由此看来，“词人殆集”、“凡百二十人”这样的说法恰是六朝诗集序言的习惯说法，西晋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凡三十人”[8]、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凡四十有五人，其辞云尔”[9]二例可证。 三 古诗评语透露的消息——以“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为中心 如众所知，在齐梁，汉代无名作者的一个被称作“古诗”的无题诗歌组群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被认为代表了五言诗的顶峰成就。《诗品》列古诗于上品，也给了近于称颂的高评价，同时也提供了《诗品》原初面貌的佐证： 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10]，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 “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这句话表明，在《古诗》条评语之上原有古诗作品抄录。这是因为：第一，古诗没有公认的篇章总数；第二，古诗没有固定的篇章排列。 先说篇章总数。《文心雕龙·明诗》：“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诗品》卷上《古诗》：“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在《诗品·序》的记述里还有人认为是东周的篇什。[11]刘勰、钟嵘所称所记说明，尽管古诗一直在广为流传，也一直受到关注，但在作者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这些意见分歧又直接阻碍了对古诗篇章总数的确认，以致直到齐梁，古诗还没有公认的篇章总数。 古诗没有公认的篇章总数，这还可以在不同总集的诗主题名上得到证明。一部总集认定为古诗的，另一总集未必认作古诗，而认为有主名，如《文选》录古诗十九首，其中七首，《玉台新咏》就归在枚乘名下。[12] 次说篇章排列。除开篇章总数不定，古诗的篇章排列也不固定。如上文所言，关于古诗作者，多有歧说，由此而导致古诗篇章排列不一致和不固定自然是情理中事；问题是对部分古诗作品有共同认知的文本载体，其篇章排列也不一致。陆机有拟作的十二首中（为考察篇章顺序方便计，此处陆机拟作篇数暂以《文选》为据），十一首见于《文选》（《兰若生朝阳》除外），但就在《文选》一书之中，陆机拟作的顺序也与古诗大不相同——除《拟行行重行行》与《行行重行行》相同，其余十首都与古诗的编列不同（详表一）。 表一《文选》古诗十九首与陆机拟作十二首排序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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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古诗十九首排序
| 《文选》陆机拟古诗十二首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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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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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重行行（拟古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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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拟行行重行行（“十九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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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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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河畔草（拟古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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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拟今日良宴会（“十九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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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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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陵上柏（拟古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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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拟迢迢牵牛星（“十九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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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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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良宴会（拟古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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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拟涉江采芙蓉（“十九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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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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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有高楼（拟古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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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拟青青河畔草（“十九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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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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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江采芙蓉（拟古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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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拟明月何皎皎（“十九首”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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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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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皎夜光（拟古诗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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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拟兰若生朝阳（“十九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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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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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冉孤生竹（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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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拟青青陵上柏（“十九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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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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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有奇树（拟古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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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拟东城一何高（“十九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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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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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拟古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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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拟西北有高楼（“十九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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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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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车驾言迈（不见于“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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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拟庭中有奇树（“十九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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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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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高且长（拟古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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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拟明月皎夜光（“十九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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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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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车上东门（不见于“十二首”）
| 《拟东城一何高》即拟古诗《东城高且长》，诗题亦应作“拟东城高且长”。逯钦立先生辑《晋诗》卷五于此诗题下引《诗纪》：“古诗曰：东城高且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688页）；《玉台新咏》卷三吴兆宜注：“一本作：拟东城高且长”（《玉台新咏笺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6页）。今按：明小宛堂覆宋本正作“拟东城高且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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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去者日以疏（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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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生年不满百（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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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凛凛岁云暮（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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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 孟冬寒气至（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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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客从远方来（拟古诗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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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明月何皎皎（拟古诗 6） | |||
这就说明陆机所见总集之古诗排列与后来《文选》的古诗排列不同。又如《玉台新咏》“古诗”题下的八首和枚乘名下的八首（详表二、表三）。
表二《玉台新咏》古诗与《文选》古诗十九首对照表
1
上山采蘼芜 （“十九首”无）
2
凛凛岁云暮 （“十九首”16）
3
冉冉孤生竹 （“十九首” 8）
4
孟冬寒气至 （“十九首”17）
5
客从远方来 （“十九首”18）
6
四座且莫喧 （“十九首”无）
7
悲与亲友别 （“十九首”无）
8
穆穆清风至 （“十九首”无）
表三《玉台新咏》枚乘杂诗与《文选》古诗十九首对照表
1
西北有高楼 （“十九首” 5）
2
东城高且长 （“十九首”12）
3
行行重行行 （“十九首” 1）
4
涉江采芙蓉 （“十九首” 6）
5
青青河畔草 （“十九首” 2）
6
兰若生春阳 （“十九首”无）
7
迢迢牵牛星 （“十九首”10）
8
明月何皎皎 （“十九首”19）
位序亦皆与《文选》异：依此可推知古诗篇章联缀的一般情况。当然，《文选》和《玉台新咏》都是《诗品》成书之后的选本，但都是自主采择和自主编录的结果，所以与《诗品》成书前的选本一样，也能够反映《诗品》成书之前总集的一般状况，也能够说明《诗品》成书之前的总集中古诗的篇章排列是否统一和固定，这是一。第二，《文选》载古诗十九首，载陆机拟作十二首，二者数量不同；不但“十九首”中有陆机拟作所无者，陆机拟作也有不见于“十九首”的，二者的编序自然不可简单作比，但以陆机拟作与有陆机拟作的古诗对比，一样可以说明问题：“十九首”是《青青河畔草》在《今日良宴会》前，拟作则相反；“十九首”是《涉江采芙蓉》在《迢迢牵牛星》前，拟作又相反。第三，《玉台新咏》收古诗八首，其中四首与《文选》同，而这四首的排列也有异于《文选》：《文选》是《冉冉孤生竹》在《凛凛岁云暮》前，《玉台新咏》相反。第四，《玉台新咏》列在枚乘名下的八首更是反映了古诗的作者认知和篇章联缀这两个方面的普遍性分歧。这就说明陆机所见总集之古诗排列与《文选》不同，也说明无论《诗品》成书前后，总集所收古诗的篇章排列皆未统一和固定。
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篇章总数不确定和篇章联缀不固定的情况下，要对古诗部分作品的一个临时组合展开评论，就必须先让读者了解这个作品组合，否则读者便不了解评者的批评指向，更无法理解评者的观点。因此，《诗品》指称古诗部分篇章的组合而用“陆机所拟十四首”这样绕弯子的说法实在是不得已的事；要是评说一个没有名人拟作的临时组合，那么，可行而且有效的办法，要么是评语里一一明指这些篇题，要么就是《诗品》自身存录这些篇章：二者之外，别无他法。像“《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云云，《诗品》既未一一点说诗题，就必然存录诗文。假如钟嵘不把这些诗抄录在《诗品》里，那么除了《去者日以疏》这一首以外，读者无论如何也不能确知他说的是哪些篇章。事实上，“陆机所拟十四首”这一有依傍的指称就说明钟嵘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已经设法使读者明确知晓他评论的作品。因此，要是就今本孤立地看，“《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云云没头没脑，莫名其妙；而要是联系上述有依傍的指称和《诗品》全书人物合称的行文通例来考察，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即《诗品》已经存录了这四十五首古诗。检今本《诗品》全书，除“二汉”、“三祖”、“三张”、“二陆”、“两潘”这五个当时人所共知的合称（详表四）之外，其他临时性合称（不包括“《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和中品《魏文帝诗》“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这两处）的指向，其上文都有详明交代（详表五）。
表四《诗品》中的合称与《诗品》成书前合称流行的记载或说明
《诗品》中的合称
《诗品》成书前合称流行的记载或说明
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序）
1.“三张”（“二陆”）——《晋书·张亢传》：“时人谓（张）载、协、亢，陆机、云曰‘二陆’、‘三张’”。
2.“二陆”——王隐《晋书》：“陆云，字士龙，少与兄机齐名，号曰‘二陆’。”（《文选·陆士龙<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李善注引）又《诗品》正文也有“二陆”的交代，卷中《晋清河太守陆云》：“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于其哲昆，故称‘二陆’。”
3.“两潘”——今按，“两潘”之称虽未见《诗品》之前的文献记载，但据《晋书·潘岳传》附潘尼，潘岳、潘尼叔侄同以文章知名（“尼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从潘岳与陆机齐名且晋代已有“三张”、“二陆”的合称来看，“两潘”之称当为晋时已有，并非始于钟嵘，况且《诗品·序》又有“太康中”这一限定语，所以“两潘”之目一如“二陆”之名，人皆可知。
“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中品《秦嘉、徐淑诗》）
“二汉”——陆机《五等论》：“岂若二汉阶闼暂扰，而四海已沸”。
“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下品序）
“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叡不如丕，亦称‘三祖’。”（下品《魏武帝、 魏明帝》）
“三祖”——
1.《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有司奏：武皇帝（曹操）
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为魏高祖，帝（曹叡）为
魏烈祖，“三祖之庙，万世不毁”。
2．刘勰《文心雕龙·乐府》：“魏之三祖，气爽才丽。”
表五《诗品》中的合称、概称及其说明
合称、概称
合称、概称说明
1
“观斯数家”（中品序）
“数家”指上文所说“陆机《文赋》”等五种著作。
2
“诸英志录”（中品序）
“诸英”指上文所说谢灵运和张隐二人。
3
“观此五子”（中品·郭泰机等）
“五子”指本条标题所列郭泰机、顾恺之等五人。
4
“其源出于二张”（中品·鲍照）
“二张”指张协（已见上品）、张华（已见中品鲍照条前）。
5
“总四家而擅美”（同上）
“四家”指本条上文提到的张协、张华、谢混和颜延之。
6
“三贤”咸贵公子孙（下品序）
“三贤”指上文提到的王融、谢脁、沈约。
7
“元瑜、坚石七君诗”（下品·阮瑀、欧阳建等七人）
“七君”指本条标题所列阮瑀、欧阳建等七人。
8
“而二嵇微优矣”（同上）
“二嵇”指本条标题所列嵇含、嵇绍。
9
“孟阳诗……近超两傅”（下品·张载等五人）
“两傅”指本条标题所列傅玄、傅咸父子。
10
“王武子辈诗”（下品·王济、杜预等四人）
“王武子辈”指本条标题所列之王济、杜预、孙绰、许询四人。
11
“而二人文辞，殆不足奇。”（下品·宋记室何长瑜、羊曜璠）
“二人”指本条标题所列何长瑜、羊曜璠。
12
“孝武诗……为二藩希慕”（下品·宋孝武帝等三人）
“二藩”指本条标题所列之南平王刘铄、建平王刘宏。
13
“檀、谢七君诗”（下品·谢超宗、檀超等七人）
“檀、谢七君”指本条标题所列谢超宗、丘灵鞠、檀超等七人。
14
“借使二媛生于上叶”（下品·鲍令晖、韩兰英）
“二媛”指本条标题所列鲍令晖、韩兰英。
15
“王屮、二卞诗”（下品·王屮、卞彬、卞铄）
“二卞”指本条标题所列卞彬、卞铄。
通观上列二表的合称，因其上文或书中他处有详明交代，无一例外，故合称所指皆具体明确，无分毫含糊。当然这些合称多是称人，非为称文，但称人既如此，称文又岂会另出机杼？《古诗》条评语更能说明问题。《古诗》条的诗篇评论共有三处，第一处评有陆机拟作的篇章，等于是一一明指篇题；第三处说《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二首，更是直接明指；唯独第二处“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云云，篇题明示者外，烟云缥缈，不知所谓。一篇短评，不足百字，而三处评语的对象指称忽而清晰，忽而含混；既泾渭分明，又清浊无定。从第一处至第三处，先是由清而浊，继而由浊而清。如此笔法，绝非正常的思维逻辑和行文路数，实在不合常理，更不应是出自“有思理”[13]之人的笔下。其实这不是钟嵘行文随意或轻忽大意，而是因为《诗品》已经抄录了这四十五首古诗。说十四首的组合，怕读者不能明晓而借用了陆机拟作的依傍，说四十五首这一更多作品的组合怎么反而一空依傍呢？所以无论是《古诗》条中直指篇名和有依傍的指称，还是《诗品》全书人事合称的行文通例，都证明钟嵘不会不先作任何交代就说“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这样没头没脑，更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话，而应是评语之上已经抄存了《去者日以疏》等四十五首诗作。同理，卷中《魏文帝诗》“唯‘西北有浮云’十余首”云云亦当作如是观。
证明了上卷《古诗》条有古诗录存，《诗品》三卷各个小标题下原都有诗歌录存就是不待证明的了。
四 钟嵘本人视《诗品》为总集——以“录”、“诠次”为例
“剪除淫杂，收其精要”，青木正儿最早注意的这句话至少包含两个信息：一是钟嵘编了五言诗选，且诗选就是《诗品》本身，并非另有一书；二是《诗品》是以它收载的作品为评论对象和评论范围的，就是说，《诗品》编撰的操作程序是先选诗，后评诗，对诗人诗篇作的等第安排和评说都是以入选的篇章而不是诗人所有的五言篇什为依据的。在《诗品》已非原貌的情况下，“剪除淫杂，收其精要”这句话就具有化石和标本意义，等于将《诗品》主干文本的结撰方式作了交代，使《诗品》的成书过程得到完整的透显，从而使《诗品》作为诗歌总集的文本构成得以还原。
除开“剪除淫杂，收其精要”这句话，《诗品》中还有材料显示《诗品》的成书过程和文本构成，这就是钟嵘对《诗品》结撰方式的指称——“录”和“诠次”。下面分述之。
（一）“录”
中品序在“诸英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之后紧接着说：“嵘今所录，止乎五言。”
此外，《诗品》还有两处用了“录”字：“嵘之今录，庶周旋于闾里，均之于谈笑耳”（序）；“今所寓言，不录存者”（中品序）。
按，“录”当“传写”、“抄记”、“收载”、“存录”讲，已见后汉载籍。王充《论衡·谢短》：“孔子录史记以作《春秋》，史记本名《春秋》乎？”[14]又《别通》：“古圣先贤，遗后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书也，或观读采取，或弃捐不录。”[15]郑玄《诗谱序》：“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16]“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17]
魏晋以还，文集愈繁，反映文集编辑工作的“录”字也多见于篇籍，如：
今之所集，设有承于前载者，则非余之罪也。……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说而已。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干宝《搜神记序》）[18]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19]
《尚书》帝庸作歌，《毛诗》三百篇……此等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故因暇录之。（任昉《文章缘起序》）[20]
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录如左。（任昉《王文宪集序》）[21]
上文所举“录”字皆为“抄记”或“传写”之义，干宝序文等四例更是明指诗文集的编撰。《诗品》中品序把谢编诗集和张隐《文士传》所载诗文称作“录”，紧接着又称《诗品》为“录”，并且明确地说所“录”为五言诗——事情已经明摆着：《诗品》的结撰方式和成书过程与谢编诗集相同；由此，《诗品》的部分篇幅与谢编诗集和张隐《文士传》所载诗文性质类同。
有必要对《诗品》的三处“录”字略作说明。无论是孤立地看文句字面，还是与上述郑玄、干宝等人的序文相联系，“嵘今所录，止乎五言”的“录”字都是确指作品收载无疑。但是“嵘之今录”和“不录存者”这两句，单从文句字面上看，还不能说就是指录载文字作品；在“录载”这个意义上，“录”字也有指人物记载的，如皇甫谧《高士传序》：“史、班之载，多所阙略。梁鸿颂逸民，苏顺科高士，或录屈节，杂而不纯。……谧采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自尧至魏，凡九十余人。虽执节若夷、齐，去就若两龚，皆不录也。”[22]不过既然“嵘今所录，止乎五言”已是确指录载文字作品，那么，另两处“录”字即使不是专指录诗，也是兼指录人与录诗，就是说，是包括了录诗的；也就是说，认定《诗品》的三处“录”字皆指文字作品载录应该是有依据的。
（二）“诠次”
中品序：“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按“，诠次”为词也已见东汉文籍。郑玄《尚书大传叙》“：刘子政校书，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诠次为八十三篇。”[23]“诠次”，即编次。梁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但职官书记，预闻盛藻，歌咏不足，敢忘编次。谨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24]用的是“编次”；同样是说萧统诗文的整理和编录[25]，萧子范《求撰昭明太子集表》用的就是“诠次”：“冒乞铨次（即诠次——引者）遗藻，勒成卷轴。”[26]可见“诠次”就是编次，是对文字作品的整理和编排，也可见中品序“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一语，其所着眼是作品，不是作者（这与诗篇选录以作者名姓为单位、以作者年代先后为序并不矛盾），说的是诗歌作品的编录体例。
综括言之，上述词语都是指文字作品的编辑，都是文集的结撰方式用语。钟嵘对《诗品》结撰方式的指称表明，他本人就把诗歌选录看作《诗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主要部分，换句话说，钟嵘本人对《诗品》即以总集视之。
五 古书通例——以“评曰”还原《诗品》的文本构架
从文本内容看《诗品》的流传，尤其是早期流传，可以说，《诗品》的流传过程就是其文本内容被抽减的过程。但是，从《考索》和《吟窗》这两个分属不同系统的传本来看，《诗品》文本内容被抽减的同时仍然留下了原貌的痕迹，这在前文对《诗品》有关评语的释证和对《诗品》编撰过程的考述中已经得到说明；而借助于对《吟窗》本评语前“评曰”二字的考究，则不唯《诗品》原早的文本构成可得还原，其文本构架也可重现。
与《考索》本不同，《吟窗》本每条评语前都有“评曰”二字。已如所知，古籍中有一种行文套式，即在卷末或篇末有一段评论性或总结性话语，此类话语又往往以“……曰”发端，如《离骚》、《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汉武帝《李夫人赋》，王褒《洞箫赋》，刘歆《遂初赋》，扬雄《甘泉赋》和《太玄赋》，班彪《北征赋》，班固《幽通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和《梦赋》，嵇康《琴赋》，左芬《离思赋》，谢惠连《雪赋》，颜延之《赭白马赋》，汉乐府《妇病行》和《孤儿行》的“乱曰”，贾谊《吊屈原赋》的“讯曰”，刘向组赋《九叹》的《逢纷》、《离世》等九篇的“叹曰”，班倢伃《自悼赋》，阮籍《东平赋》，潘岳《寡妇赋》的“重曰”，《汉书》、《后汉书》、《南齐书》、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刘勰《文心雕龙》的“赞曰”，张衡《思玄赋》的“系曰”，《三国志》的“评曰”，《后汉书》的“论曰”，《拾遗记》的“录曰”[27]，齐高帝《塞客吟》的“歌曰”；此外，东方朔组赋《七谏》之《谬谏》、王褒组赋《九怀》之《株昭》和王逸组赋《九思》之《守志》，三者皆以“乱曰”引领全篇，而三篇皆为组赋末篇：凡以“……曰”发端的文字不是末篇，就是在篇末，即发端语前皆有文字，而且是正文文字，不是标题文字——自战国以迄南朝，一皆如此，实为旧籍定规、古书通例。准例于此，则《吟窗》本的“评曰”之前原来是正文文字，不是如现今仍存的标题文字，换句话说，《吟窗》本删落了标题之下、“评曰”之上的诗歌作品，甚至《吟窗》所据之本已经删落了作品。虽然《吟窗》本乃至其祖本删去了作品，但“评曰”二字留下了《诗品》曾有作品载录的痕迹，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追寻《诗品》原貌的线索。
有个问题要弄清楚，即《吟窗》本的“评曰”是不是《诗品》原来就有的。因为《吟窗》本是类书本（或曰总集本，此暂从旧），不是单行本，那么“评曰”二字是否可能系《吟窗》编者所加？我们认为，类书编撰是根据设定的规模和体例对原书原篇进行编录，没有必要添加文字，这是一。第二，《吟窗杂录》所收之书，其篇段以“评曰”发端的，钟嵘《诗品》而外，还有皎然《诗式》，而《诗式》的“评曰”也是原来就有，非《吟窗》所加[28]。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吟窗》本的“评曰”系《吟窗》所加，只能认定为《诗品》原本就有。第三，《吟窗杂录》对《诗品》作了大量删节。据清水凯夫先生统计，“序文删除71%，1325字（上品序941字，中品序240字，下品序144字）；评文删除38%，1185字（上品443字，中品566字，下品176字）”[29]。既然作了如此大量的删节，又何劳不惮烦地每条评语前加上“评曰”二字呢？
另外，今存《吟窗杂录》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本，但编者自序末署有“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则《吟窗》在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已成书刊行。而据元吴师道《敬乡录》卷一三和《（成化）金华府志》卷五《科第》，《考索》编者章如愚在宁宗庆元二年（1196）才成进士。[30]一般来说，像《考索》这样卷帙繁多（今见最早的记载《敬乡录》说一百卷）的大型类书的编撰，在编者中进士之前，也就是青年时期从事并完成的可能性不大，应是在学识储备和阅历积累相当深厚之后，这是一。第二，据明钱士升《南宋书》卷三七《郑樵传》附章如愚及《（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拾遗》，章如愚，字俊卿，号山堂，官至史馆编校兼宫讲[31]，而宫讲正是《山堂考索》编者题署的结衔（“山堂宫讲章如愚俊卿编”）。据此，即使章如愚在进士中式的当年就任宫讲，《考索》也在此年成书，其成书也比《吟窗》晚两年。因此，不计文字多寡繁简以及可否用作校勘底本，单就成书年代而言，《吟窗》本《诗品》的版本价值不在《考索》本之下。当然，《吟窗》本与《考索》本分属不同版本系统，并不由于《吟窗》本成书在《考索》本之前，《吟窗》本的价值就一定高于《考索》本，因为《吟窗》本祖本不一定在《考索》本祖本之前；但也不能说《吟窗》本祖本一定在《考索》本祖本之后，不应忽视《吟窗》本非出于《考索》本，而有其独立版本统系的品性和价值。追根溯源并联系上文有关“评曰”的考述，可以相信，无论《吟窗》本祖本早于或晚于《考索》本祖本，《吟窗》本的直接或间接版本来源都不是《考索》本系统，而应是单本或其他版本状态的录有作品的《诗品》本集。因此，《吟窗》本的“评曰”不是《吟窗》编者所加，而应有《诗品》本集的文本来历。
由于“……曰”标示的是一种行文定式和言说秩序，所以《吟窗》本的“评曰”既证明了《诗品》本来有诗歌选录，也可说明诗选及其他文本内容在《诗品》中的位序分布。以上品为例，《诗品》的文本位序应该是：序（此文既是全书序，也可视为上品序）、标题（如“古诗”、“汉都尉李陵诗”）、诗选、评语（以“评曰”为发端语）。
六结语
《诗品》的原貌和主要内容与现今所见并不相同，它原是一部诗选，一部有评论的诗选，不是专门的评论著作；评论只是其次要内容。要是照《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诗品》本该在集部总集类，不是现在所处的诗文评类。当然，这样来回溯既往并非否定对《诗品》序言和评论的诗学文献价值及其批评史地位的肯定和重视。
《诗品》的诗选本来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诗品》的诗歌选录是定品和评说的依据，可以说诗选与评语有对应关系，因此，诗选也就是评语的佐证。如评左思“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假如《诗品》的诗选在，则当可印证，至少可有较现存材料更丰富的印证。再有，《诗品》所载诗作还可显示钟嵘认定的作家源流关系。要是诗选不被删除，有些评语也许并不费解。比如钟嵘说陶潜出于应璩——只要将《诗品》里的应、陶诗选两相对照，二者的关系就可能清晰得多。此外，假如诗选不被删除，钟嵘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倾向便可得到更丰富的显现；从文学文献的角度看，中古诗歌的作品资料和选本形态就有更多的留存，至于所录作品可为中古诗歌的辑佚来源更是不在话下。《诗品》对作家作品艺术特征的描述、艺术成就的肯定和源流关系的认定，乃至钟嵘本人诗学理想的宣示，都建立在选录的作品基础之上。从这一点来看，诗选删除所导致的《诗品》文本的变化不但是结构性的，而且是功能性的；这个变化给《诗品》研究空间更宽深的拓展和对中古诗学更深细的考察都造成了难以克服的拘限，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缺憾。
《诗品》原录作品为何人所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非钟嵘本人所删。要是以今本体式在钟嵘生前流布，钟嵘就要对书中“诠次”、“剪除淫杂，收其精要”之类词句加以改动，因为这些词句关涉《诗品》的著述方式，关涉《诗品》的文本内容和文献类别。另外，还要对一些评语作调整，因为不调整这些评语，将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和理解障碍，而根据本文的考述，钟嵘对可能出现的阅读障碍是能够预见并设法避免的，如《古诗》条为避免语义含混，就用了“陆机所拟十四首”这样有依傍的指称。至于原录作品何时被删——如果可以假定《隋志》已经认《诗品》为评论的话[32]，那么至迟在唐初《诗品》就已不是原初面貌了。
注释：
[1] 青木正儿著、隋树森译《中国文学概说》，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308页。本文引《诗品》，除有说明者外，皆据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此本以元延祐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为底本。
[2] 中泽希男著、曹旭译《<诗品>考》，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页。
[3] 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4] 兴膳宏著、戴燕选译《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5]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册，第1089页。
[6] 此处校文转录自曹旭《诗品集注》第193页。
[7] 这是在版本学的通常意义上用这个词；若是就《诗品》这一例而论，则今之所谓“足本”亦非《诗品》原初之完足版本。
[8]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册，第1651页上。
[9]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861页上。
[10] “十四首”：考索本原作“十四首”，《诗品集注》据《竹庄诗话》和《诗人玉屑》，改为“十二首”；此外，《文选》及今传《陆机集》所载拟古诗的篇数（十二首）也是注家改“十四”为“十二”的依据。另有研究者认为陆机所拟本为十四首，笔者也认为是十四首。
[11] 《诗品·序》：“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根据反命题在正命题后的规律，钟嵘提出“非衰周之倡”的否定意见之时，人必有“衰周之倡”的肯定话语在先。概说古诗出于东周，这是古诗的产生时代问题，而如果是特指某些篇章出于东周，则也与古诗篇章总数有关。
[12] 七首诗题见本文“表三”。《玉台新咏》在枚乘名下列“杂诗九首”，今本诗文存八首，其中《兰若生春阳》不在《文选》“十九首”。按，《文选》、《玉台新咏》都是《诗品》成书后的选本，但可以说明问题，详“表三”后的解析。
[13] 《梁书》本传评钟嵘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694页。
[14]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册，第564页。
[15] 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2册，第599页。
[16] [17]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926页下。
[18]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2193页上、下。
[19]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609页下。
[20]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202页上。
[21]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203页下。
[22]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873页下。
[23]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第926页上。按，引文分号后原书标点作“至元始诠，次为八十三篇”，误。“元始”系西汉平帝刘衎年号；“诠”、“次”二字连文成词，“诠”后不当断。
[24]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4册，第3312页下。
[25] 刘所编与萧所求编非一书，刘编系萧统生前结集者，萧之求撰是在萧统殁后。
[26]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3册，第3084页下。
[27]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小说家类·拾遗记》：“……梁萧绮掇拾残文，编为十卷，并为序录，‘录’即‘论赞’之别名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53页）
[28] 不仅《吟窗》本有“评曰”，明抄本和《十万卷楼丛书》本也有“评曰”。
[29] 清水凯夫著、周文海编译《清水凯夫<诗品>、<文选>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30] 吴师道《敬乡录》，民国张钧衡辑《适园丛书》第一集，民国三年（1914）乌程张氏刻本；《（成化）金华府志》，明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
[31] 明钱士升《南宋书》，影印清嘉庆二年扫叶山房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史部第31册，第376页上；《（弘治）徽州府志》，1964年《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按，金华和徽州两地方志都有章如愚的记载，以金华志为详，章如愚也是以金华籍赴举的，当是其先人由徽州移家金华。
[32] 《隋志》集部总集类小序：“……今次其前后，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评论”或许就是指《诗品》。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隋志》作者只见到已删去诗选的本子，而原样的本子仍有流传。
［作者简介］梁临川，《上海大学学报》副编审。发表过论文《沈约与六朝新批评》等。
《诗品》原貌再考
梁临川
内容提要：根据《吟窗杂录·序》所述，《吟窗》所录书篇皆有诗歌文本。由此可知，作为《吟窗》收载之书，《诗品》原是诗选。《梁书》、《南史》“品古今五言诗为评”的载述说明，《诗品》原为汇录诗歌之书。《汉书·艺文志》的文本性质也证明，中品序对“《七略》裁士”的讥评，表明《诗品》其书有鉴裁地收录了诗歌作品。
关键词： 《诗品》 总集 《吟窗杂录》 《梁书》 《南史》 《汉书·艺文志》
在我们看来，即使作为单纯的评论著作，《诗品》的基本问题也不全是理论问题，也有文献问题，如初名是“品”还是“评”、第一篇序位置何在、撰例“所录止乎五言”何谓何指。当然，这些并不构成阐释性研究的根本性障碍。从诗学和批评史来看，《诗品》今存文本有着足够的史料效用，完全可以据以写出学科边界清晰、学理性纯粹的专题论文。但是，在基本的文献考订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全面详切的文本阐释终究要被掣肘。关于撰例“止乎五言”的意涵（此问题将另文探讨），至今尚有争议，就是因为《诗品》的文献研究尚待深入，而与此有关的考证则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意义——文本全貌的追溯，总集体式的复原。根据对今本《诗品》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即《诗品》原是一部诗歌作品选；与纯录作品的总集不同的是，《诗品》是一部有评论的诗选。关于《诗品》的总集文献性质，我们已在《钟嵘<诗品>原貌考索》[1]一文中作了说明，现据新发现的材料进一步说明之。
一 从《吟窗杂录》的书篇收录看《诗品》原貌
《吟窗杂录》收有《诗品》。关于吟窗本《诗品》，我们已经论证了其评语前“评曰”二字的文本框架标志意义，进而论证了《诗品》原有诗作收录。可以补充的是，《吟窗杂录》的书篇收录本身也可证明，《诗品》原是诗选。《吟窗杂录·序》：
余于暇日编集魏文帝以来，至于渡江以前凡诗人作，为格式纲领，以淑诸人者、上下数千载间所类者，亲手校正，聚为五十卷，昈分鳞次，具有条理，目曰“吟窗杂录”。呜呼！众手并作，其间体格不能皆一。有雄词老笔、浑然醇正者，有纤密清巧、度越常伦者，有高居日外、缓步尘表者，有握风捕影、铸木镂冰者，有绵远穷幽、浓膄魁礧者，有丽辞感动、逸思奋发者，有讽喻抑扬、渟畜渊靓者，有词高调秀、意新理惬者，……百折千歧，未易缕数。或如时花美女，或如瓦棺篆鼎；或如云涛溟蒙，浩荡无垠；或如风樯阵马，一息千里。或如鲸呿鳌掷，牛鬼蛇神；或如风下霜晴，寒钟自声；或如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或如猛虎跳涧，或如龙凤交吟，或如祥雾绕山，或如惊鸿背飞。······千汇万状，莫胜形容。此皆诗人剖肝析胃、呕心倾胆而后仅得，今皆登载焉，岂易得哉？……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2]
虽是摘引，已经很长，其中描述形容繁复细琐；征引不厌其烦，实出不得已，是为下文说明之用。今本所见，《吟窗》对所收书篇既有整体移录，又有类目剪裁，可说是总集与类书的结合体。所录书篇，题魏文帝撰《诗格》居首，故序有“魏文帝以来”之说。至于此《诗格》是否确为曹丕所撰，其他书篇是否也都是题名者所撰，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加论列。本文关注《吟窗》书篇的文献性质。
序文作者说，他“编集”并“登载”于《吟窗杂录》的是“诗人作”。何谓“诗人作”？是不是诗人之作，或者说诗歌作品？如果是，那么序文作者的话又有多大的可信度？因为这不是语词理解和语词使用问题；就语词的理解和使用而言，这里没有问题——“诗人作”就是诗人之作、诗歌作品。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吟窗杂录》的书篇是不是“诗人作”，所以序文作者的话是否可信，不取决于语词的理解和使用正确与否，而取决于序文作者对《吟窗》书篇的认知正确与否。这就引出两个问题，一是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二是序文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能力。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和他的文化认知能力，决定他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决定其话语是否可信。
先说序文作者与《吟窗》的关系。从序首“余于暇日编集”和文末“绍熙五祀重阳后一日浩然子序”来看，序文作者浩然子就是《吟窗》编者。从书目简选、文本校读、卷目划分到书名确定，他主持并亲与了《吟窗》成书的全过程，就是说，浩然子对《吟窗》书篇的文本内容和文本性质了然于胸，他的话充分可信，未可置疑。
再说序文作者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能力。仅由序文关于诗歌题材风貌种种的描述形容来看，不能说浩然子一定有很高的诗学造诣，但要是照古人“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之说，单看浩然子这些“广譬喻”[3]的描述形容，就无论如何不能说他不懂诗，甚至不能说只是粗通。此外，描述文字虽颇为繁絮，但其中也有句子长短参差和句式变化，可见作者有相当的文词修养，断不至于分不清诗歌文字与其他文体。又，除前引文字之外，序文还说三百篇诗，道五七言体，建安两晋，如数家珍；并有“唐试进士，杂以诗词”和“国朝龙兴，首称西昆；欧、苏一变，脍炙人口；至于鲁直，江西开派”[4]之类的叙述和判断。从这些叙述和判断来看，完全可以说，《吟窗》编者具有入流的诗歌史的专门知识和认识，更不用说普通意义上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认知了。
基于上述两个问题的肯定性答案，我们认为，浩然子的序文可信，“诗人作”的指称，可以视为认定《吟窗》书篇文献性质的依据。
这样，可以看序里繁絮冗长的描述文字了。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是指诗歌的题材风调；而据序文“众手并作，其间体格不能皆一”云云，题材风调的描述都是以《吟窗》收录的书篇为对象的，换句话说，《吟窗》收录的书篇都是，或者说都有诗歌作品。所谓“都有诗歌作品”，是指虽非全是诗歌，但包含诗歌，如诗格类著作和有评论的诗选。
照《吟窗》序的叙述，《吟窗》收载的核心文本是“诗人作”。既然诗歌作品是收载的核心内容，而且《吟窗》编者并无例外的说明，那么，吟窗本《诗品》当如《吟窗》所录其他书篇，原来也是有诗歌的。而今本吟窗本《诗品》已经无诗，可见此本《诗品》已非原貌（进而论之，整部今本《吟窗杂录》也已非原貌）。
尽管《吟窗》正文已失原貌，但通过《吟窗》编者浩然子的序言，仍然可以窥知《吟窗》全部书篇原初的文本构成——《吟窗序》里繁絮的诗歌题材叙述，亦即有关《吟窗》书篇文献性质的叙述，就是《吟窗》原貌最直接、最可靠的见证，也是吟窗本《诗品》原貌最为直接可靠的见证。此外，关于《吟窗》所收书篇的文献性质，序文的全部叙述中未见自相矛盾，《吟窗》所录书篇的自述性文字也没有反证。在此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吟窗本《诗品》原有作品，而今本吟窗本及其他版本《诗品》皆非原貌，对此，应无需再作举证。
一个例外需要说明。《吟窗杂录》所收诗格类书篇，其正文文本多是由格式化的小标题、诗法说解和“诗曰”举例构成。与其他诗格类书篇大体一样，题白居易撰《金针诗格》（下称“《金针》”）也有格式化小标题和诗法说解，但通篇没有“诗曰”举例，即全书无诗。全书无诗，这在今本《吟窗》里，是钟嵘《诗品》之外唯一的例外。这样的文本构成是不是《金针》原本面貌，令人生疑。作为《吟窗》收录的书篇，今本《金针》的文本结构与《吟窗》的宗旨、体例不符，这是一。第二，今本《金针》的结构与《吟窗》所收题梅尧臣撰《续金针诗格》的结构不符。如《吟窗·序》所述，《吟窗》收录的书篇以诗歌作品为核心内容。既以诗歌作品为核心内容，就不会将无诗的书篇阑入其中。在《吟窗》里，《续金针诗格》紧随《金针》之后，而《续金针诗格》是有“诗曰”举例，即有诗歌作品的。此外，署梅尧臣撰《续金针诗格》之后，《吟窗》还录有佚名撰《续金针诗格》，而此书也有“诗曰”举例。二书既名曰“续”，其体式当一依前书，就是说，两种《续金针诗格》在文本构成上都应是《金针》的复制（退一步说，即使续作的文本项目多于前作，多出的也只会是其他项目，不会是诗歌，因为诗作举例本来就是诗格的基本项，而根据《吟窗》的收书原则，诗作举例更是必备项）。据此，可以说，没有诗作举例的今本《金针》，其文本结构并非原貌。而无论是与《吟窗杂录》的编辑方针不符，还是与两种《续金针诗格》的文本体式不符，今本《金针》都不能证成今本《诗品》之是，恰恰相反，只能证明今本《诗品》之非，是今本《诗品》非其原貌的证据，至少是间接证据。
二 从《梁书》、《南史》的钟嵘传述看《诗品》原貌
《梁书》、《南史》的《钟嵘传》记述了《诗品》其书，也反映了《诗品》原貌。
《梁书·文学上·钟嵘传》：
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5]
《南史·文学·钟嵘传》：
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6]
这里，二史的区别值得注意。《梁书》、《南史》差不多同时，不过认真说来，《梁书》在前，《南史》在后。但是有关《诗品》的记述，《南史》并未后起转精，并未提供比《梁书》更多、更详细的材料，相反，作了减省。虽然篇幅的减省不一定意味着意涵的减弱，但此处篇幅不大的减省有实质性退步。一是把《梁书》的“品古今五言诗”简化为“品古今诗”，二是省去了书名的介绍。专录五言而非兼收众体，这是《诗品》体例，也是钟嵘诗型优劣观的体现，就是说，至少在钟嵘那里，这是原则问题；而经《南史》这一约简，《诗品》所载篇章诗型的纯一性和钟嵘诗歌理念的独特性都变得模糊了（较之南朝四朝史，《南史》自有其特点，而辞述简畅尤为其优胜处。司马光这样评价《南》、《北》二史：“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诙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7]但这是就总体而言；在《南史》来说，并非处处高于四朝史，有关《诗品》的改写缺憾就是证明）。再有，传主的撰著记载本是传记职分，尤其是《南史》这样没有艺文志的史书，更不应在传主事迹叙述中省略撰述介绍。此外，《南史》的“言其优劣”较《梁书》的“论其优劣”，语气明显轻淡，与《诗品》的论战色彩相去甚远。《梁书》的记述较《南史》为详。两相比较，《梁书》为优。当然，《南史》的《诗评》记述仍有与《梁书》共同之处（《诗品》另有“诗评”之名，《梁书》、《南史》即称以“诗评”）。在省去 “诗评”书名介绍的同时，《南史》增加了《诗评》评语引录，而评语引录就暗示了有《诗评》其书，也就等于指称了“诗评”书名。
“名为‘诗评’”这是《梁书》对钟嵘“品”诗结果的记述，而这一记述恰恰揭示了“品”诗活动与《诗品》之书的联系。《南史》省去了书名介绍，但“品古今诗为评”这句话同样暗示了包括作品编选在内的书籍结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无论是《梁书》的“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还是《南史》的“品古今诗为评”，“品”的对象都是诗作，不是诗人。第二，二史记述中，“品”与“论”、“评”都是不同的言说概念，即言说对象同一而言说方式不一：“论”、“评”是诗之说，“品”是诗之选；所谓“诗品”，就是“诗选”（《诗品》还有“诗评”之名。关于“诗品”、“诗评”二名孰先，研究者意见不一。这里不讨论“品”、“评”之先后，但即使《诗品》初名“诗评”，也不妨碍其为诗选。六朝总集称名，以“集”、“林”、“苑”者为多，但不以此为限，李充所撰，即以“论”名。“论”可以名总集，“评”也可以是总集之名——《广雅·释诂四》：“评，议也”；颜师古《汉书》注：“论，议也”——“论”、“评”都可作“议”用）。[8]这里关键是“品”字的训释。“品”字一般作“品等”、“品第”用，但在这里，“品”当“汇聚”、“汇录”讲；“品古今（五言）诗”，就是“汇录古今（五言）诗”。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七：“品者，汇聚也”：可见“品”有“汇聚”、“汇录”义，也可见联系《诗品》实际，把“品”释为“有选择、分等第地汇录”，或曰“分品编录”，不但有训诂书依据，在上引二史的文句字面上也是讲得通的。再有，“品”当“汇聚”、“编录”用，不迟至《梁书》、《南史》，已见于南朝文献。《文心雕龙·明诗》：“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又《乐府》：“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品”都作“汇聚”、“编录”解，是指文献汇录、文字作品编录，就是说，在这里，就“品”的成果形态而言，它不是人物志，也不是艺文志，而是文本录。《梁书》把“品古今五言诗”与书名记述联系在一起，《南史》把“品古今诗为评”与评语引录联系在一起，这就说明，“品古今（五言）诗”的“品”，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文学评价活动，而是特指含有等第评价内容的书籍编撰；在《诗品》来说，所谓“含有等第评价内容的书籍编撰”，就是诗歌作品编录。
三 从“七略裁士”看《诗品》原貌
诗品序：
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
“校以宾实，诚多未值”，明确显示钟嵘对“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持有异议。异议的实质，是伦理观、价值观和批评标准与“九品论人，《七略》裁士”不同；而异议的提出，是因为《诗品》的文本篇幅与批评对象性质相同，即所谓同类相较，异类不比。但这几句对《汉书》的批评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厘清。“九品论人”好懂，是指《古今人表》以九个品等论古今人物；“《七略》裁士”就费解了。据班固的叙述，刘向等人奉旨校读群书，每校一书，即成一“录”（提要）奏上。刘向卒后，其子刘歆承父业，并总成《七略》。班固“删其要”（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而成《汉书·艺文志》。不用说，《七略》是《艺文志》的母本（钟嵘用“七略”与“九品”对举，知其以《七略》代指《艺文志》）；更不用说，《七略》（《艺文志》）是文献目录，不是人物传记或人物评论。所以，“《七略》裁士”，就字面来说，并不准确；所谓“裁士”，应读作“裁书”——“裁书”是文本编录和文献记录。但钟嵘断不至于不知《七略》（《艺文志》）为文献目录，因此，“《七略》裁士”，其本意正是“《七略》裁书”。
再看“九品论人”和“《七略》裁士”。不妨将《汉书》与《诗品》对读。《古今人表》设品分等——“九品论人”，《诗品》也设品分等——三品评诗。《诗品》有与《古今人表》相同、对应的文本格局。很明显，《诗品》评说“九品论人”，是以它自身为背景、从自身文本出发的；同时也可以看出，钟嵘批评《汉书》，实际是拿自身文本与对象作对比。根据逻辑原则和言说常规，对比的物事之间是否有可比性，决定对比是否有逻辑上的起点和正当性，决定对比本身能否成立。而是否有可比性，取决于对比的物事是否同类，或是否有相同点，就是说，有相同点是可比性的前提。钟嵘懂得这一点——除开《梁书》本传“有思理”的称述，三品评诗背景下，《诗品》对《古今人表》“九品论人”的批评，也是证明。正是有着与《古今人表》同样的文本格局，《诗品》才有“校以宾实，诚多未值”的讥评。但是，今本《诗品》全书没有文献记录和文本编录，没有与《七略》（《艺文志》）相同性质的文字篇幅。相比“九品论人”之评有《诗品》文本格局的背景，《诗品》没有与《艺文志》相对应的篇幅格局或文本内容，对“《七略》裁士”的批评也没有《诗品》自身的文本背景。《诗品》自身文本与对“《七略》裁士”的批评之间没有对应和关联，二者是脱节的。而准依上文“九品论人”之例，正应该说，这处“脱节”印证了《诗品》原有篇幅，即文献编录篇幅的脱落，也就是说，“《七略》裁士”这句话表明，《诗品》原来是有诗歌作品的。
《诗品》问世至今，一千五百年光景，其品论对后代文评大小有点影响，多少受点关注，而《诗品》文本构成的改变则少有人注意。批评家们对《诗品》的品等和评论表示赞同或不满的同时，没有顾及其原初的文本结构，而提出和认识原貌问题对理解《诗品》很重要，因为对《诗品》结构形态认识的意义，并不止于结构形态本身，它关及《诗品》的批评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诗品》所用是总集的方式，不是单纯诗文评的方式，而较之诗文评，总集可以更真切地显示评家的评赏旨趣，也可以更真切地显示评家的诗学背景。可惜不但《诗品》本身的篇幅佚失，文献记载也不明晰。历来的著录，要么分类不明确，如今见最早的著录《隋书·经籍志》；要么是置于“诗文评”，如《四库全书总目》。而当原貌问题被注意之后，相关的证明材料也被激活。根据我们的考察，迟至南宋，《诗品》还有原样的本子流传。诗选被删，以及最终被认作单纯的诗评，这是南宋以后的事，最早也是《吟窗杂录》编成以后，即光宗绍熙五年（1194）以后的事。
注释：
[1] 载《文学遗产》2010年第四期。
[2]《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年版，第1694册，第145-146页。
[3]《礼记·学记》语及郑玄注。
[4] 引号内系述大意，非直接引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694册，第143页。
[5]《梁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694页。
[6]《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册，第1779页。
[7] 司马光《温国文正公集》卷六十二《与刘道原书》，四部丛刊本。
[8] 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页下。《汉书·郊祀志下》：“论当往古，宜于万民，则依而从之”，颜师古注：“论，议也”（《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四册，第1255-1256页）。《汉书》例参考宗福邦先生等撰《故训汇纂》，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本文于
[作者简介] 梁临川，上海大学学报副编审。发表过论文《沈约与六朝新批评》。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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