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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选集注》概貌 《文选集注》是上个世纪初在日本发现的唐写本。从现存诸卷的构成看，《文选集注》是将六十卷的《文选注》，又一分为二，而为一百二十卷。如《集注》卷八《蜀都赋》，在李善注六十卷本中为卷四，卷九《吴都赋》则当李善本的卷五。不过这一百二十卷大部分都已散佚了，现在收藏著录的仅有二十四卷左右。其余或有秘藏于私家者，一时还难以了解。 《文选集注》依次收录唐人李善、《钞》、《音决》、吕延济等五臣及陆善经对《文选》的注释，正文依据李善，遇有各家异文处，用“今案”加以说明。正文依据李善本，故分段亦从之。比如《集注》卷八《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句，《集注》于此处分段加以注释，五臣本却合并下一句“杨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分段。因为五臣于前一句无注，所以不于前句处分段，今《集注》显见是以李善本为底本。《文选》在隋唐间形成专门之学，先有萧统从侄萧该在隋时注《文选》，成《文选音》二卷[1]，大约与萧该同时，亦有江都曹宪，仕隋为秘书。隋亡不仕，于江都以《文选》教授诸生，从其学者有公孙罗、李善、许淹等人。曹宪著有《文选音义》，《旧唐志》不载，《新唐志》著录，却称“卷亡”。虽称“音义”，当与萧该一样是注音。曹宪精通文字音韵，著有《博雅音》十卷[2]、《古今字图杂录》一卷。《旧唐书》本传说他：“又精诸家文字之书，自汉代杜林、卫宏之后，古文泯絶，由宪此学复兴。”当时公卿以下多从之受业，唐太宗读书有难字，或字书有缺者，辄录以问曹宪。唐初诗人卢照邻，亦从其受《苍》《雅》。因此曹宪所著，当是对《文选》的注音。萧该、曹宪二书早佚，已故的屈守元教授《文选导读》[3]曾指出《文选集注》所引《音决》中，偶有引萧、曹二氏书者。如《集注》卷九《吴都赋》“刷荡猗澜”句，《音决》说：“唰，萧音所劣反，曹音子六反。”[4]又，同篇“腾趠飞超”句，《音决》：“超，萧吐予反。”同篇“惊透沸乱”句，《音决》：“透，萧诗六反。”卷六十六《离骚》：“长减淫亦何伤”句，《音决》：“顑，口感反。《玉篇》呼感反。颔，胡感反。曹减淫二音。”这是因为《音决》作“顑颔”，而曹宪、李善本均作“减淫”。除屈守元先生所指出以外，还有一些，如《蜀都赋》“汨若汤谷之扬涛”句，《音决》曰：“萧音骨，曹胡没反。”从中可以看出，萧该音与曹宪音往往有不同。萧该不仅《文选音》没有流传下来，其是否以《文选》教授学生也不得而知。曹宪的“文选学”却通过其学生光大并流传，如公孙罗、李善、许淹均有著述，公孙罗为《文选》作注，成六十卷，又撰《文选音》十卷，李善注《文选》，亦成六十卷，许淹则作《文选音义》十卷。唐以后，除李善《文选注》以外，公孙罗、许淹等书均已亡佚，后世学者已无从了解这些书的面貌。但在东邻日本，却有这些书的著录。编成于日本阳成天皇贞观末年（876）的《日本见在书目》，记载了从中国传至日本的汉籍，关于《文选》的有： 《文选》卅昭明太子撰 《文选》六十卷李善注 《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 《文选》卅 《文选音义》李善撰 《文选音决》十 公孙罗撰 《文选音义》释道淹撰 《文选音义》十三曹宪撰 《文选抄韵》一 《小文选》九 曹宪、李善、公孙罗、释道淹（即许淹）诸家均有。令人奇怪的是，五臣注未见著录，或藤原佐世撰书时五臣注尚未传入？观书目所载，均是初唐著作，五臣及其以后如陆善经等亦未著录可为佐证。《文选》传入日本时间很早，中日学者都举推古天皇时（593－637）圣德太子主持的《十七条宪法》已用《文选》之例[5]，证明《文选》在隋唐时已入日本。其后日本典籍使用《文选》之例愈多，《文选》对日本的影响也愈来愈普遍。日本关于养老二年（718）颁布的《养老律令》规定：“凡进士试时务第二条，贴所读《文选》上帙七贴，《尔雅》三贴。”日本学者引用李善《文选注》、《文选音义》、《文选钞》亦时见于典籍中，如平安末藤原敦光《三教勘注》多用《文选》，其中就有《文选钞》。又正仓院藏古文书天平四、五年之际，写经生书有“《文选音义》七卷纸一百八十一张、《文选音义》三卷七十五”等记录[6]，但毕竟这些都还是零碎的材料，不能完全窥见早期诸家《文选》注本的面貌。因此当在日本发现《文选集注》的消息传开后，中日学者都由衷地感到兴奋。虽然发现的仅有二十余卷，仅有全书的六分之一强，但因为其中有一些卷帙完整无缺，足以反映出原书的面貌，所以是十分珍贵的文献。 二、 《文选集注》的发现 一般认为《文选集注》最早著录于日本学者澁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中，实则《赐芦文库书院藏书志》著录更早一些。因为澁江全善、森立之所见《文选集注》残本，明记藏于赐芦文库。森立之的著录说： 《文选集注》零本三卷 旧钞卷子本 赐芦文库藏 《解题》说：“见存第五十六、第百十五、第百十六合三卷，每卷首题：《文选》卷几；下记：梁昭明太子撰及集注二字。界长七寸三分，幅九分，每行十一字，注十三四字。笔迹沈着，墨光如漆，纸带黄色，质极坚厚，披览之际，古香袭人，实系七百许年旧钞。注中引李善及五臣、陆善经、《音决》、《钞》诸书，注末往往有‘今案’语，与温故堂藏旧钞本标记所引合。就今本考之，是书似分为百二十卷者，但集注不知出于何人。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欤？其所引陆善经、《音决》、《钞》等书逸亡已久。（陆善经注《文选》，遍检史志不载其目，考见佐世《见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文选抄》六十九卷，公孙罗撰；又载《文选钞》卅卷，缺名氏，未知孰书。第百十五卷首题云：“今案，钞为郭林宗。”）今得借以存其崖略，岂可不贵重乎！小岛学古云：‘此书曾藏金泽称名寺，往岁狩谷卿云、清川吉人一阅归来，为余屡称其可贵，在近岁已归于赐芦之堂，故得纵览。’此本曾在金泽而无印记，当是昔时从他假借留连者矣。近日小田切某又得书零片二张于称名寺败簏中，一为第九十四卷，一不知卷第，今归僧彻定架中。闻某氏亦藏第百二卷，他日当访之。”[7] 据此，似澁江全善、森立之于赐芦文库访见此《文选集注》残本。其本最先藏于金泽称名寺，狩谷卿云、清川吉人阅后，告之小岛学古，小岛学古又告诉的澁江全善、森立之。 澁江全善习医而精书志之学，卒于安政五年（1858）。森立之亦业医而精于儒术，《经籍访古志》多出于其手。据光绪十一年（1886）刻本《经籍访古志》所载澁江全善、森立之《附言》称，本志前后三易其稿，始釐为六卷。台湾广文书局1967年影印其初稿本，不分卷，志中没有著录《文选集注》，是初稿撰作时尚未见《集注》耶？刻本《经籍访古志》载森立之于明治十八年（1885）写的《跋》说，当年与澁江全善、海保元备等披阅古本，是三十年前事，则当在1858年左右。这个时间与前引《志》所说“近岁已归赐芦之堂”相符合。按，赐芦书库为伊贺守源朝臣新见正路藏书，《赐芦文库书院储藏志》[8]前有新见正路于天保戊戌所撰序。天保戊戌是1838年。说明新见正路从金泽文库得到的《文选集注》在此之前的不久，这与狩谷卿云、清川吉人所说的“近岁”相符。 《赐芦文库书院储藏志》共二十五卷，据新见正路《序》说共二百十五橱，一千六百廿八种，三万四百七十二卷，总计一万千五百十八本。该志卷八“总集类”著录《文选集注》残本三卷，署“金泽文库卷子旧钞本”。著录称，现存卷第五十六、卷第百十五及卷第百十六三卷。详记其行格后说其编次体例与李善注本、六臣注本甚异。诸本是六十卷止，而钞本记百十五、百十六等，当分卷更多。试以通行本与此本校，诸本二十八卷，钞本则五十六卷；诸本五十八卷，钞本则百十五卷、百十六卷。又说钞本署称李善注，但似非李善注，亦与六臣注不同。又据藤原佐世《现存书目》称《集注》所引《钞》、《音决》，即公孙罗所撰。又称写本无书写年月，依纸张及字样，可以考定为五百年前钞本。这个结论与森立之的“七百年”说不同。 新见正路的著录，透露出《文选集注》在当时还未引起人们注意，还没有人作过研究和著录，所以新见正路才叙述得如此详细。他说的许多都是最基本的问题，而且还有许多猜测错误者，看来他是最早的著录者之一。当然他并不一定是最早的阅读者，如《经籍访古志》记狩谷卿云和清川吉人，在他得到之前，就在金泽文库阅过。狩谷卿云是江户时代著名的书志学者，连他也对金泽文库所藏《文选集注》表示惊奇，说明《集注》当时尚未为人所知。 赐芦书库的记载，是今见《文选集注》最早散出的著录，大概在其后，《文选集注》开始大量散出。而赐芦文库可能又陆续得到一些残卷，森《志》所记小田切所得之卷九十四残叶，即钤有“赐芦”之印，后为长崎县元山元造氏收得。 就中国学者搜集的情形看，似从清光绪末年开始。如杨守敬在1881年至1887年作为中国清廷驻日公使馆随员，其搜集汉籍亦在其时。又如罗振玉在1901年收得《文选集注》一卷。这个时候藏在金泽文库的《文选集注》，已经流出多少，还存藏多少，可惜没有记载，但据中国学者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所记，大约在1908年左右，金泽文库还存有三十二卷，而到了第二年，罗振玉再次赴日，托人去金泽文库影写时，仅得十五卷了[9]。 《文选集注》被列为国宝，似乎也来自中国学者的建议。董康《书舶庸谭》卷八下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详细记载了这件事情的经过： 十三日，晴。八时，小林来谈。次因出洛中某旧家托售书目一册。循览过，乙出数种，忌其取阅。小林询大阪某会社属介绍收购上海某君所藏《文选集注》之结果。《文选集注》者，吾国五代时写本，除六臣外，兼及曹宪等注，即六臣注，亦较通行本为长。以分卷计之当有一百廿卷。森立之《经籍访古志》言金泽称名寺藏有零本。余于光、宣之际，偕岛田前往物色之，得卅二卷。曾以语内藤博士，白诸政府，列入国宝。时吾国公使署田参赞购得残本数卷，余从田君收得诔词一卷。田君归国后，悉鬻之于厂肆正文斋。今某君所藏，即从正文斋购之也。甲寅岁，余因迎玉姬，无资办备奁具，乃翻《静志居诗话》朱吉以美婢易袁宏《后汉书》故事，割让于津门某氏。嗣厂友张月岩得此卷，以万元钜值鬻于胜山。艺林共知其事，以故，某君未允贱售。小村叠次函托，迄未得要领。详告颠末，仍属留为后图。 董康详述了他于光宣之际发现三十二卷《文选集注》的经过，并让内藤湖南白诸政府，请列为国宝，他对《文选集注》的保存是作出了贡献的。1955年，即日本昭和三十年二月，日本更把分别藏于金泽称名寺和东洋文库的《文选集注》列为国宝重要文化财[10]。 三、 《文选集注》的作者和时代 《文选集注》发现后，立刻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此书是何时，由何人编成？对此，中日两国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日本学者方面，首先是新见正路据其纸质、字样推测为五百年前钞本[11]。那么五百年前钞本，是出自中国，还是出自日本，新见正路没有明说，但从语气看，当指日本。其后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亦据纸质、笔迹，判为七百年前钞本，并对编者推测说：“或疑皇国纪传儒流所编著者与？”这个“或”字，指有的人，似乎并不代表森立之意见。但说明当时有人怀疑是日本早期的学者所为。其后斯波六郎博士说：“《文选集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及两《唐志》以下皆未著录，在我国残存诸卷亦无撰者姓名，是以未知何人所撰。或谓为我国王朝时人编，但予不曾得其确证。”[12]对于作者，虽然怀疑为日本学者所为，但都持谨慎的态度。中国学者方面，在发现《集注》之初，董康、杨守敬、田潜、罗振玉、汪大燮等都持是唐写本的观点。董康在《书舶庸谈》中认为是“吾国五代时写本”，日记虽记于民国二十四年，但这观点应该是他早期就形成的。罗振玉在1918年影印本序文中，根据书中避唐帝讳，判定为唐人所编。他说：“于唐诸帝讳，或缺笔，或否。其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不能知也。”这里所表示怀疑的是写本为谁所作，而非怀疑编者为谁。既缺唐帝讳，不可能是日本学者所编。所以罗氏影印本定名为“唐写本”。他在1909年为田潜所购《集注》卷六十八《七启》跋文中就说：“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文选集注残，唐人所著传入彼土者。”汪大燮在1918年的题跋说：“此卷虽系断简，而笔意颇近钟太傅，洵为初唐人手笔，良可宝也。”同样是根据字迹，但结论与日本学者不同。总上而言，日本学者虽倾向于本国学者所编，但比较谨慎。中国学者则明确说是唐人所编。我们注意到，两国学者往往根据字体和纸质，其实是很难把握的，都不足为据。倒是罗振玉根据避讳，是坚确不移的证据。很明显，日本早期王国纪传儒学者，不可能在编《文选集注》时，考虑避唐帝之讳。又者，《集注》中使用反切时，称“反”，不称“切”，也说明此书当在中唐左右。中国台湾学者邱棨鐊《文选集注研究》[13]考定为中唐时，他用了五个理由来说明，其中的两点是： 1．此书同唐帝讳高祖渊、太宗世、民字，泰半缺笔，而玄宗以下诸帝则不缺笔，至于宋帝，一概不讳。 2．本书文字多作唐代俗写体，且与颜元孙所集辨正当时正俗字，颁布施行之《干禄字书》，若合符节。以俗体通行时代推之，钞写者固极可能为唐人也。等等。 此外，他根据日本古钞本《汉书·扬雄传》残卷来证明这个观点。《汉书·扬雄传·甘泉赋》“伏鉤陈使当兵”之旁注引有《集注》一条，曰：“郑玄《礼记注》曰：‘当主也。音决多浪□。’”丘文说，此注系出天历二年五月廿一日（948）藤原良秀所“加点”，卷末题记如是。今取九条本古钞文选三十卷白文旁注所引相校，正与此注同，其为《文选集注》无疑。则公元984年，《文选集注》已流传日本。时当我国五代后汉隐帝乾祐元年，与刘昫略同时。不过，丘氏又疑说：“倘此时《集注》尚存于中土（或略早时尚存），昫天福初（936）仍监修国史，其书经籍志集部，何以未署录之？《集注》所引各家佚注，刘氏亦无所闻，何也？”（参见本书《文选集注写本年代续考》）其实并非所有书籍都为朝廷收藏，也许《集注》一直在民间，其部帙大，抄写不便，流传甚稀的原因。近年日本九州岛大学陈翀通过调查日本平安朝史料，发现有材料证明此书原为日本平安朝中期大学寮大江家纪传道之代表人物大江匡衡所撰[14]，此说是近年来关于《文选集注》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否能够成立，恐怕还要作多方面的考察。 据此，《文选集注》一书，应该是中国唐代学者所编。剩下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个钞本自身到底是从中国传入，还是日本学者所钞？目前日本的国宝著录，均称平安钞本，已经将它定为日本人钞本，但是没有出示证据。而一些中国学者，往往也随而称平安钞本。关于这个问题，台湾学者邱棨鐊通过在日本研读原件时发现，在卷六十八钤有“□州田氏藏书之印”钤记，他认为即北宋荆州田伟藏书[15]。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日藏这一钞本，当然是从中国流传而去。不过这是丘棨鐊先生的误判，丘文发表后，台湾的潘重规先生就著文指出此田氏是清末驻日公使署的参赞田潜，指出这些印多是田潜所钤。那么据藏印认为是北宋田伟的藏书显然就站不住脚了。周勋初教授后来在《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前言》中也对藏印表示怀疑。他说清末田潜购得《文选集注》写本后，多钤自己的藏书印，如“伏侯获观”、“田伟后裔”、“审美珍藏”、“景伟庵印”等。所以他怀疑所谓田伟藏书印，也是田潜所为。周勋初先生是一种谨慎的态度，这个看法是对的。田潜此印不仅钤于《文选集注》中，今见田氏于宣统元年在日本用金属版所印《广唐贤三昧集》，钤有田氏多方藏印，其中“荆州田氏藏书之印”与《文选集注》所钤印相同，可以证明周勋初先生的怀疑是正确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切证明这个钞本的地点和时间，这个问题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的。 四、 《文选集注》的流传 《文选集注》发现后，经森立之著录，引起了学者和藏书家的注意。继赐芦文库以后，《文选集注》陆续被收藏家们列入收藏目录。赐芦文库的这几卷，也逐渐散出，为别的藏家插架之物。同时，金泽文库也为佚失之书而痛心，当时的金泽文库长关靖长时间地关注和搜寻《文选集注》的下落。据关靖《再び京洛に旅して》[16]（再赴京洛）载，他于昭和九年(1934)八月赴京洛访书，经友人新村博士介绍，于渡边伯爵家见到了《文选集注》卷第五十六。据关靖介绍，渡边伯爵收藏于一个大桐箱中，箱上书“橘逸势真迹”。打开以后，箱盖背面书“文选之集注二卷第五十六、第百十六金泽称名寺什物之内曲直濑养安院法印藏印古笔了仲（花押）”。箱内有左右两格，五十六卷置于左边的格子内，右边一格大概是第百十六卷吧，不过，关靖没有见到。打开左边的一包，封面书“橘逸势书文选第五十六卷子本《经籍访古志》卷第六三十六叶所载（花押）”。值得注意的是关靖氏在渡边处所见这一藏卷，已钤上了“养安书院”、“传经庐图书记”两方朱印，这是《赐芦书院储藏志》和《经籍访古志》所没有著录的。“养安书院”是于庆长五年以后作阳成帝之医官的曲直濑正琳之号，值公元1605年，也就是说1605年《文选集注》已经流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新村博士怀疑是曲直濑氏后人所钤。这个怀疑有道理，因为新路正见和森立之都没有著录有藏印，可见是在他们之后所钤。“传经庐图书记”，据关靖氏说是海保渔村藏印，海保渔村即森立之朋友海保元备，那么什么时候由赐芦文库流出，而由海保渔村钤印，则不可考知了。 关靖在渡边家仅见到第五十六卷，第二年关靖在《书志学》第四卷第一号又发表了《关于金泽文库本旧钞<文选集注>第百十六卷之发现》一文，说明了此卷出现的经过。据关靖氏说，昭和九年十一月，他突然得知东京一诚堂书店古书展览，其中有《文选集注》残第百十六卷。关靖随即赴东京，终于在展览会上见到了此卷，标价四千元。不知为何，身为金泽文库库长，且到处搜寻《文选集注》下落的关靖，此次却没有收购。第二天，此卷被保阪润治氏收得。据关靖同文报告，卷第百十六分藏诸家的情况是：前半部十八枚，保阪润治氏藏；后半部十七枚，金泽文库现藏；以下脱四张，所在不明；尾部一枚，德富苏峰藏；最尾一枚，所在不明。 至于卷百十五，则至今日不明究藏于谁氏。以上仅就赐芦文库所藏三卷情况，可以看出《文选集注》自发现以来，立刻成为藏家竞相书藏的珍贵钞本。虽残叶零张，亦宝加收藏。关靖发现卷第五十六和卷百十六时的喜悦，是所有关心《文选集注》人士所共同的。《东方学报》第八册载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文，记载里见忠三郎氏购藏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中《嵇中散言志》首、起“哲人贵识义”至“孙登庶知人”残叶的曲折经过，的确很令人敬佩日本藏书家的执着。又《书志学》第一卷第四号[17]载冈井慎吾《关于<文选集注>零片》的文章，介绍了元山元造氏所购卷第四十三两残叶的情况。文中说，元山元造氏所藏，原为古经堂主人之物，古经堂主人并有丙辰(安政三年)嘉平月跋尾称，原有五贴。古经堂主人逝世后，其家人以之属付其友人，大概是其友人将此本转卖于古书店，遂为元山元造氏所得，这就是京都大学影印本第九集所著录的来源。但京都大学影印本的著录，仅有一叶，已不是冈井慎吾所说的两残叶了。 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最为分散，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第三集所收，已失《李都尉从军》自“（而我在）万里结发髪不相见”以下及《班婕妤》、《魏文帝游宴》前半，《陈思王赠友》、《刘文学感遇》、《嵇中散言志》“哲人贵识义”以下、《阮步兵咏怀》、《张司空离情》、《潘黄门述哀》、《陆平原羁宦》前半、《张黄门苦雨》“青苔日夜黄”以下。这些佚散的部分，都是一叶或数叶一点一点搜集的。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第九集中，我们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又陆续收有《嵇中散言志》之“哲人贵识义”残叶（里见忠三郎藏）、张司空《离情》起“空帷”迄《潘黄门述哀》“松柏转萧瑟”二叶（某氏藏）、及起前首“驾言出远山”迄《陆平原羁宦》“矫迹厕宫臣”二叶（土方民植藏）。此距前次影印已相隔七年之久了。京都大学虽然尽力搜集影印了一部分，但仍然有不少遗漏。比如德富苏峰成篑堂文库所藏《潘黄门述哀》“俯仰未能弭”迄“尔无帝女灵”二十五叶，就未能影印。成篑堂所藏此叶，新美宽文章有介绍，称“东京市某家秘藏”。其实德富氏所藏还有卷百十六《褚渊碑文》始“远无不肃，迩无不怀”迄“眇眇宗萋萋辞翰义既川流文亦雾(散)”二叶，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入第八集。此二叶有德富苏峰手跋说：“昭和己巳十二月，镰仓瑞泉寺松泉和尚携赠。”不知为何其藏《潘黄门述哀》残叶，未能让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200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影印《文选集注》，始托日本学者横山宏教授联系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得其允许，提供照片，遂得影印行世。 至于京都大学文学部称《潘黄门述哀》“松柏转萧瑟”二叶为某氏藏，当即指石井积翠。《石井积翠轩善本书录》[18]著录有两种《文选集注》，一为上述《潘黄门述哀》，及卷百十六《褚渊碑文》“观海齐量”至“台阶”两残叶，又一为《李都尉从军》起“万里髪不相见”迄“愿寄双飞燕”一叶。此叶罗振玉、京大文学部及周勋初影印本均阙载，希望再次影印时能够据以补入。 1935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开始以影印旧钞本名义，将珍藏于各家的《文选集注》影印行世，并且公布了藏家的名单。现整理胪列如下： 《文选集注》各家收藏一览：
以上只是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文选集注》时的藏家，并不能反映出《文选集注》散出流传的情况。在这每一卷，甚至每一叶中，都隐藏着许多曲折的故事。比如上引赐芦文库所藏三卷就是如此。比这一个名单更为详细的记载是关靖的调查。关靖在《庄内访书录》中描述各卷的存藏为： 第八卷 第九卷 以上两卷首尾完全，九条公爵家藏。 第四十三卷 仅存一叶。长崎县元山元造氏藏。起自谢惠连《泛湖归出楼中玩月》至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次页为“招隐”及注文。 第四十七卷 金泽文库现藏。目次为何敬祖《赠张华》、陆士衡《赠冯文罴迁斥丘令》及正文曹子建《赠徐干》、《赠丁仪》之前半。 第四十八卷 大阪上野精一氏藏一部分，佐佐木信纲氏藏一叶，岩崎文库藏一部分。其中上野氏所藏为陆士衡《答贾长渊并序》。佐佐木氏所藏为陆士衡《赠顾交阯公真》末句“惆怅瞻飞驾引领望归旆”十字及注。东洋文库所藏陆士衡《为顾彦先赠妇》二首末句“翻飞游江汜”以下及同氏《赠冯文罴》至终。 案，此卷曾藏罗振玉处。 第五十六卷 全卷由渡边伯爵藏。钤“养安书院”、“传经楼图书记”印。 第五十九卷 全卷由岩崎文库藏。首二叶阙。分二轴，明治时代流出。曾一度流到中国，后被岩崎家收回。 上轴起卢子谅《时兴诗》至鲍明远《翫月城西门廨中》共十三题。下轴起谢玄晖《始出尚书省》至沈休文《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共十一题。 案，此卷曾藏罗振玉处。 第六十一卷 金泽文库收藏。大部分阙。其中一叶刚刚在山形县松岭町土方民植氏处发见。全卷分上下两轴，上轴起袁阳源《拟曹子建乐府白马篇》至江文通《李都尉从军陵》共十一题。其中刘休玄《拟古》二首阙。下轴起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之《班婕妤咏扇》至《张黄门苦雨协》共十二题。阙《班婕妤咏扇》、《阮步兵咏怀籍》、《张司空离情华》三题。又《魏文帝游宴曹丕》、《嵇中散言志康》、《潘黄门述哀岳》下半与《陆平原羁宦机》上半部分阙。今在土方家发见之叶，是《潘黄门述哀岳》之下半和《陆平原羁宦机》之上半。 第六十二卷 前半部分藏于金泽文库。此卷说分二轴，下轴已佚。残存之轴所收起自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之《刘太尉伤乱琨》，至《谢仆射游览混》共七题。以下至《休上人怨别》九题阙。 第六十三卷 全卷藏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睦之辅氏处。所收为屈平《离骚经》一篇。 第六十六卷 全卷藏金泽文库。所收为宋玉《招魂》与刘安《招隐士》。 第六十八卷 全卷藏岩崎文库。所收为曹子建《七启八首》。 第七十一卷 全卷藏金泽文库。所收为任彦升《宣德皇后令》、傅季友《为宋公修张良庙教》、《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王元长《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七十三卷 大部分收藏于金泽文库。上、下两轴。上轴收诸葛亮《出师表》与曹子建《求自试表》前半。下轴收《求自试表》后半与同氏《求通亲亲表》。现存之轴，上轴《出师表》前半阙，上、下二轴《求自试表》之文，中央阙断。下轴首阙，尾完整。 第七十九卷 完整。现藏金泽文库。所收起自任彦升《奏弹曹景宗》至陈孔璋《答东阿王笺》，共六题。首一、二叶阙，其他完备。 第八十五卷 金泽文库藏大部分。上、下二轴。上轴收嵇叔夜《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之一小部分。下轴收《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与赵景真《与嵇茂齐书》。《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上轴仅收一叶，分轴不合理。上轴尾部有虫啮。 第八十八卷 金泽文库、岩崎文库与京都小川氏三家分藏。所收为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钟士季《檄蜀文》、司马长卿《难蜀父老文》。 金泽文库现藏第八十八卷仅《檄吴将校部曲文》一小部分。起“能通智者之虑也”至“名字不足以洿简墨”一、二叶。其间破损，阙“量不亦殊乎”五字。 小川氏所藏《檄蜀文》，岩崎文库藏《难蜀父老文》。不过《难蜀父老文》之首叶及尾叶“喟然并称曰”句下，亦归小川氏藏。 第九十一卷 大部分归金泽文库藏。多处脱简。首阙。所收为陆士衡《豪士赋序》、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与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分上、下二轴。上轴收《豪士赋序》、颜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及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部分。《豪士赋序》大多残阙。 第九十三卷 全卷归京师小川氏珍藏。首为目录叶，有残阙。收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以下至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共五题。 第九十四卷 卷首为长崎县元山元造氏珍藏，其他部分归金泽文库藏。分三轴。上轴为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及袁彦伯《三国名臣序赞》一部分，中轴与下轴收余下的部分。金泽文库收《东方朔画赞》首叶阙，此叶为元山元造氏收藏。 第九十八卷 全部归上海张元济氏收藏。所收为干令升《晋纪总论》与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第百二卷 金泽文库收大部分。分上、下二轴。所收为王子渊《四子讲德论》，首阙。 第百十三卷 全部归岩崎文库藏。分上、下二轴。上轴收潘安仁《夏侯常侍诔》与《马汧督诔》之一部分。下轴收馀下的部分及颜延年《阳给事诔》。此卷曾流入中国。 第百十六卷 上、下二轴。上轴归保阪润治氏珍藏。下轴大部分为金泽文库藏。其中一部分为成篑堂文库藏。上轴为蔡伯喈《陈太丘碑文》前半，下轴收其后半及王仲宝《褚渊碑文》全部。保阪氏所藏与金泽文库所藏相接，文库所藏自“体微知章永言必”以下阙。自“内謩帷幄外曜台阶”至“文亦雾散”，为成篑堂文库珍藏。以下之叶不知散失何处了[19]。 案，关靖氏此卷所说有误。据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德富猪一郎所藏叶为“远无不肃”至“文亦雾散”句，又一叶“观海齐量登岳均厚五臣滋六八元斯九内内谟帷幄外曜台阶”划，为某氏[20]藏，是德富氏成篑堂文库所藏无“内谟帷幄外曜台阶”句。 以上关靖氏于1936年访书时对《文选集注》藏家著录的情形，让我们了解了《文选集注》散出后流传的情况，这有助于我们对《文选集注》散失和整理的研究[21]。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本，前后数年，不按顺序编排各卷，实际为我们保留了《文选集注》散失和存藏的原貌，这也是符合考古学的规则的。关靖氏所述是1936年时的情形，《文选集注》自流出后，多方流历，有许多细节，今天已难以了解了。比如卷五十六和卷百十六，自赐芦文库流出后，如何又被钤上养安书院和传经庐的藏印的，而且这藏于同一处的两卷都被钤上同样的印，是否从赐芦文库流出后，一起为养安书院和传经庐先后递藏？那么同在赐芦文库的卷第百十五的下落呢？是否也与这两家有关呢？这些都是疑问。其实在《文选集注》的搜集和保存上，中国学者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的。但是一些日本学者，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且对《文选集注》的流入中国，耿耿于怀。《文选集注》是中国唐代学者编纂而成，这应该没有疑问，因为《集注》中避唐帝讳，非常明白。至于现存本是中国唐代写本，还是日本平安朝钞本，完全可以进行讨论，但对这一部珍贵的文献资料，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共同利用，并没有什么不好。要说这是日本国宝，对于中国学者的购回，感到气愤，第一，日本定为国宝，是在1955年，中国学者搜集时，早在20世纪初，其时既没有所谓国宝的问题，而且日本学者也在争相购藏。第二，如果因为国宝的原因，那么中国那么多国宝级文物被日本购入，尤其在中日战争其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已不是购买的问题，而是抢掠，又该如何说呢？再早一点的，如日本人太谷光瑞对敦煌宝藏的掠夺，晚一点的，经岛田翰中介，由岩崎财团购买的中国陆氏皕宋楼藏书，从而建立了国宝级的静嘉堂文库，又该如何评说呢？ 中国学者对《文选集注》的搜集和整理，主要有杨守敬、田潜、张元济和罗振玉等人，尤以罗振玉所作贡献卓巨。杨守敬于清光绪七年（1881）随黎庶昌出使日本，搜集中国古代遗集，不遗余力，刻成《古逸丛书》。据罗振玉影印《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跋》说，海盐张氏得二卷，楚中杨氏得一卷，但查杨守敬《日本访书志》[22]及《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23]均没有关于《文选集注》的著录，不知具体情况如何。倒是田潜所得《集注》卷第六十八曾请杨守敬写过题跋。杨守敬题跋写道：“右《文选集注》第六十八卷，载曹子建《七启》，不题撰人名氏。案《文选》本三十卷，李善分为六十卷，五臣本仍三十卷(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余所得日本古钞无注本《七启》在第十七卷，李善注在三十四卷，五臣合善注亦在三十四卷，此为六十八卷，知又分善注一卷为两卷，全书当共有一百二十卷。顾中土自来无著录者，即《日本现在书目》亦不载，其中引李善注及五臣注外，有《钞》曰、《音决》及陆善经诸书。案，《旧唐志》：文选六十卷，公孙罗撰，《新唐志》：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日本现在书目》：《文选钞》六十九卷，此本所引《钞》曰，为公孙罗之书无疑。又《旧唐志》：《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撰，《新唐志》：公孙罗《文选音义》十卷。《日本现在书目》：《文选音决》十卷，公孙罗撰，此卷所引《音决》，亦必公孙罗之书。检《旧唐书·儒学传》，公孙罗江都人，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于代。案，沛王即章怀太子，永徽六年封潞王，龙朔九年徙封沛王。李善传亦为沛王侍读，是公孙罗年辈稍后于李善。陆善经时代、爵里未详，所注《文选》，不见两《唐志》。此所引，每居五臣之后，当为唐中叶以后人。《日本现在书目》亦无所注《文选》，而有《周易注》八卷、《古文尚书注》十卷，《周礼注》十卷、《三礼注》三十卷、《春秋二传注》卅卷、《论语注》六卷、《孟子注》七卷、《列子注》八卷，计善经所著书如此之多，而两《唐志》均不著录，往往见于日本古钞经疏栏格上及背面。枫山官库所藏卷子《左传》尤多引之，此《文选注》虽无著录，而余所得古钞卷子无注本第一卷栏格标记旁注，亦有陆善经、《音决》、《钞》、《集注》诸书。即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称《温故堂》藏本，今归江夏徐恕，则知此本确有根源。今略校之，大抵正文多从李善本，亦间有从五臣者。又有不与善本、五臣本同，而与《文馆词林》四百一十四卷所载同者。又余所得古钞无注《文选》残本，其中文字往往出善注、五臣本之外(详见余《日本访书志》)，可知当唐时，《文选》流传，异同甚夥，不得以善注、五臣本遂谓足尽《文选》之蕴也。惜伏侯持此卷嘱题，仅期一日即返京师，未得一一校其异同，别为札记。匆匆记此，挥汗如雨，不知其苦也。宣统三年六月廿有三日，宜都杨守敬，时年七十有三。”跋后钤“杨印守敬”、“星吾七十以后书”两朱文方印。杨氏又补跋曰：“《旧唐书》又有曹宪《文选音义》十卷、许淹(《唐志》作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唐志》又有萧该《音义》十卷，皆最有名，此本皆不载，或此本为日本人所纂集耶？同日又记。”杨氏此跋写于宣统三年（1911）六月，从跋中语气知杨氏并未曾得过《文选集注》残卷。 田潜是清末驻日公使馆参赞，他前后数次赴日，最早于1898年游学日本，1901年又作为辅行员随罗振玉一起赴日考察教育。后曾任留日学生监督，清廷驻日公使馆参赞[24]。1909年罗振玉再次赴日，与已在东京的田潜见面，知田潜在日时间较长。据罗继祖《罗振玉年谱》载，田潜于1911年2月从日本返国[25]。今藏于北京图书馆《文选集注》曹子建《求自试表》残叶有田潜跋，说：“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写文选，彼中定为国宝。予督学时得有《七启》、《五颂》、《晋纪总论》各卷，首尾完全，极为可贵，今均归之他人。此虽断简残编，亦足珍也。丙辰十一月朔日潜山题。”从这个跋看，《文选集注》于清末已被定为国宝，而田潜所得诸卷亦在其督学时。所得内容有卷六十八《七启》、卷九十八《晋纪总论》及所谓《五颂》。按，五颂即指卷九十三起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迄陆士衡《汉高祖功臣颂》五篇。此卷今藏京都小川睦辅之教授处，当是从田氏所得。卷末有小字题签一行：“宣统元年十一月得于日本”，其时是1909年。跋中所提到的卷六十八《七启》，也当得于其时。此卷首尾完整，故田氏颇为珍视，先后请罗振玉、杨守敬题跋。杨跋如上，罗振玉跋文写道：“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文选集注残，唐人所著传入彼土者。中多引佚籍，为新、旧两史志所未著录，洵为人间秘籍。彼邦近已定为国宝，此第六十八卷，首尾完足。宣统纪元吾友潜山先生在东京得之，顷付装既竟，出以见示，并嘱篆题。留寒斋三日，今将返□渚，匆匆应教，佛头著糞，罪过罪过。辛亥五月罗振玉谨署耑并记。”下钤“振玉之印”、“罗振玉”两朱文方印。罗振玉跋写于五月，比杨守敬跋早前一个月。田氏亦有一跋称：“此卷辛亥八月携在衣箱，返荆州故里，未与武昌所置书物同归于尽，可谓幸□，今展阅一过，为之怃然。乙卯冬日伏侯记。”下钤“潜叟金石”朱文长方印。可惜此卷最终还是被日本财阀岩崎家买走，今藏东京东洋文库。该卷卷轴署题：“唐写本文选集注第六十八卷 潜山先生藏 铜梁王灌署检”，下有罗振玉篆书题签：“唐写本文选集注第六十八卷”[26]。 除田氏所称这几卷外，钤有田氏藏印的，还有卷八十八《难蜀父老文》、卷七十三《求自试表》残叶、卷四十八残卷等。又据前引董康所说，他从田潜处得到诔词一卷，当即卷第一百一十三潘安仁《夏侯常侍诔》与《马汧督诔》之一部分，及颜延年的《阳给事诔》。此卷前引关靖氏称曾流入中国。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卷四十八卷轴有签题：“唐写《文选集注》残卷日本国宝金泽文库旧藏/宣统庚戌伏侯所收并记”[27]，宣统庚戌是1910年，可知田潜收购《文选集注》大约在这两年之间。据罗继祖《罗振玉年谱》载，田潜于1911年2月从日本返国[28]，归国后因经济拮据，先后将所得《文选集注》售于厂肆，除卷四十八归天津周叔弢、卷第九十八归上海张元济，及田氏自割留卷七十三《求自试表》一叶外，其余均流回日本。据关靖文载，田潜所售，似为岩崎文库和小川睦辅之氏所收得。今中国所存诸卷，卷第九十八藏台湾“中央图书馆”，卷第四十八藏天津艺术博物馆。曹子建《求自试表》一残叶，存北京图书馆，200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多方搜集，影印入《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在中国学者中，罗振玉无疑是最有功者。他在《唐写文选集注残本·跋》中说：“往在京师得一卷，珍如璆璧。宣统纪元，再赴扶桑，欲往披览，匆匆勿果。乃遣知好往彼移写，得残卷十有五。其本归武进董氏。予劝以授之梓，董君诺焉。”罗振玉初次赴日是在1901年11月，1902年正月返国，1909年，亦即宣统纪元，再次赴日。因此《跋》中所说“往在京师”，当指1901年无疑，表明他已于此年初赴日本就得到了一卷。1909年再次赴日时，未及赴金泽披阅，故委托知好影写十五卷，其本归武进董氏，当指董康。《跋》中又说劝董氏授之梓，董氏诺焉，此十五卷之刻不知是否完成。罗《跋》又说：“予先后得全卷一，残卷二。”是罗振玉共得三卷，二残卷则是在1901年以后所得了。此三卷中的二卷分别是卷第四十八和卷第五十九，收入其影印本中。罗振玉不仅最早影印出版《文选集注》，而且当他离开日本时，将其在京都的住宅赠予京都大学文学部，以所得资助影印旧钞古籍。最终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达十集，《文选集注》居第三至第九集。 存世《文选集注》的情况大略如此，应该还有一些存于私家者在，如卷百十五，不至于毁灭，幸许将来的某一日会自行出现，一如其他残卷。上述诸卷以外，今所知者还有三通是各家不曾注意，亦未收入影印本的残叶。一是《石井积翠文库》所藏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中《李都尉从军》残叶，自“万里结发不相见”至“愿寄双飞燕”句及注；一是藏于奈良女子大学横山宏教授处的《南都赋》卷首“于显乐都既丽且康”句至“陪京之南”句及注残叶，一是东山御文库藏《南都赋》“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句及注残叶[29]。威凤一羽，弥足珍贵。 五、 《文选集注》的整理 《文选集注》自罗振玉于1918年影印出版以后，先后有京都大学文学部1935年至1942年的影印本、南京大学周勋初2000年的影印本问世。其间，台湾文华出版公司出版的《罗雪堂全集》第六编录入罗振玉生前搜集、影写的《文选集注》，共21卷，数量超过1918年影印本。罗振玉1918年影印本，一共十六卷，据罗氏自序，其中两卷为他个人所得，其余则托人影写，所以该本中四十八、五十九两卷为原本影印，其余则为摹写。罗振玉是最早发现《文选集注》价值的中国学者之一，他在影印本序文中，对《文选集注》作了几种推测。第一，关于作者，他根据卷中唐诸帝讳，或缺或否，而提出写自海东，抑出唐人手。这是继日本学者森立之提出“疑皇国纪传儒流编著”观点之后，首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可能出自唐人之手的观点。第二，关于卷数，明确提出此本是在李善六十卷本基础之上，析为百二十卷，从而确定了《集注》的卷数。罗氏这些观点，早在1909年为田潜所购《文选集注》残卷跋中就表示过，其他如董康、杨守敬，也都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想见中国学者大体都持这样的看法。罗振玉影印本，为中、日两国无缘见到《集注》的学者提供了便利，如中国学者高步瀛著《文选李注义疏》，就充分利用了罗氏影印本。傅增湘校《文选》，也参考了《集注》。除了罗振玉利用原本影印的两卷保存旧貌外，其余影写的部分，也基本能够按照原貌复原。当然，由于罗振玉还受到条件的限制，他委托友人影写的各卷，往往并不完整。比如卷八十八，罗氏影印本仅录《难蜀父老文》一篇，脱漏了陈琳的《檄吴将校部曲文》、钟会的《檄蜀文》，以及《难蜀老文》的题目。由于《难蜀父老文》在今传刻本的卷四十三，且归属于“檄”类，因此罗氏想当然地在卷八十八目录下题署“檄”字，使人误以为《集注》本中《难蜀父老文》，也与传世刻本一样，是属于“檄”类的。事实上，在罗氏影印本中脱漏的《难蜀父老文》题目前，还有一标明类别的“难”字，及陆善经注：“难，诘问之。”这说明《集注》本的《难蜀父老文》归属在“难”类，而非刻本的“檄”类。这样的错误，完全是罗振玉根据后世刻本主观推测所造成的。关于罗振玉影印本存在的缺点，请参考隽雪艳《有关古写本<文选集注>的考察》一文[30]。但不管怎么说，罗振玉在《文选集注》发现之初，就及时影写出版，其对学术界的贡献是远大的。 1935年至1942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根据罗振玉提供的资金，将日本数种古写唐文献影印出版，其中第三至第九集，就是《文选集注》。这一次影印，全部是写真版，几乎将当时能够见到的《文选集注》(藏在中国的卷四十八和卷九十八除外)全数印出，共计二十三卷。无论就其反映原貌，还是完整的意义上，都已不是罗振玉影印本所能比拟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京都大学影印本，遵守了严谨的规范，出版的各卷，保留了原藏家的本来面貌，而没有将各卷拼接，因此，《文选集注》散出后流传和保存的情形，基本一目了然。这对于《文选集注》流传的研究，意义尤其重要。 从上文介绍可以看出，《文选集注》散出后，流传比较复杂，其中中日间数次往复，虽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但对搜集整理者来说，其工作是有很大难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于1935年着手，次年即完成了景印旧钞本中的三至八集，至1942年，又根据新发现的《集注》残卷，影印了第九集。前后两次，历时八年才基本完成，其工程的确浩大，整理者的学术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当然，京都大学的影印本，限于当时的条件，仍然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时至今日，《文选集注》已经分别存在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三地了。2000年中国南京大学学者周勋初教授，将分别藏于三地的《文选集注》合为一编，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就当前的条件下，这才基本上说是完成了《文选集注》的合编工作。许逸民先生认为周勋初教授所编本，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辑录卷帙较前增多，二是编次体例更趋完善[31]。的确如此，罗振玉影写本仅有不完整的十六卷，京都大学影印本亦缺第九十八一整卷、第四十八部分，及各残叶[32]，此次经周勋初教授多方搜求，悉入兹编，为学术界利用《文选集注》提供了非常充分的条件。关于编次体例完善问题，也许应该从两方面看。一，从古籍整理的基本原则出发，京都大学不以《集注》原本顺序重新编排，固然受当时从各家征集的时间先后不一所限制，但京都大学1935年开始编集，1936年即编成，并非没有重新编次的条件，之所以如此，恐怕一者与原收藏人的意愿有关，一者则与古籍整理的原则有关。如果完全重新编次，则《文选集注》流传的过程和现存的地点和情况就不清楚了，其实每一独立的残叶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所以当二十一世纪时，中国学者可以做重新编排的工作，而1935年的日本京都大学，可能就不可以。事实上，虽然周编本具有很多优点，但就研究的意义讲，仍然不能取代京都大学影印本。二，从当代学者利用的基本需求看，周编本的体例，无疑更合乎要求。因为《文选集注》虽然在十九世纪末叶发现，但介绍到中国，仅有罗氏影印并不完整的十六卷，因此能够为学术界广泛利用的，是直到周编本出来之后才做到的事。中国学者没有条件见到《文选集注》，研究当然就更加薄弱了[33]。就这个意义讲，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文选集注》本文，利用周编本，是最好不过的了。周编本还附录了《文选集注》在流传过程中的各家跋语，并为《集注》编录了索引，以及研究的论著目录，更是无上功德之举! 应该这么说，罗振玉、京都大学文学部、周勋初三种影印本，在各自的历史时期中，都起到了谁也代替不了的作用。而周编本后出转精，相信对于中国的《文选》学研究事业，能够起到推进的作用。许逸民先生称它为“选学”史上的里程碑，并不为过。 虽然如此，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周编本，仍然感觉到它的印制还很粗糙，如果与京都大学的线装影印本相比，还是有相当的距离的。当然，这可能与制作的成本有关，也与京都大学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影印，而上海古籍本则在京都大学影印本基础上重新复印有关，这是基于条件的限制，是没有办法的事。此外，周编本仍然遗失了三残叶，即上文提到的《石井积翠文库》所藏卷六十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中《李都尉从军》残叶，和宫内厅藏卷四《南都赋》残叶以及横山宏所藏《南都赋》首页残叶。如果将来有机会修订时，希望能够补入。 《文选集注》在日本被定为国宝，是重要“文化财”，这也决定了它成为藏家竟相购藏的珍品，因此，自其散出后，直到目前，还有许多卷不知下落。由此也可见出京都大学文学部在搜集影印中所付出的艰巨劳动。尽管日本有形“文化财”，大都申报记录在案，也还有数量不少的文献没有被登录。期待着剩余的《文选集注》，在日后的研究中，还有进一步发现的可能，则这是中日两国学者所共同企盼的幸事了。 注释： [1]两《唐志》作十卷。 [2]两《唐志》著录十卷，《隋志》著录四卷。 [3]巴蜀书社1993年9月第1版。 [4]李善作“刷”，但《音决》本作“唰”，故释“唰”字。 [5]《十七条宪法》：“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此语出于《文选》卷五十三李萧远的《运命论》。 [6]参见东野治之《奈良时代文选的普及》，载作者《正仓院文书与木简研究》，塙书房昭和52年版，第194页。 [7]《经籍访古志》卷六，光绪十一年徐承祖序刻本。 [8]东京大学藏本。 [9]参见罗振玉《唐写文选残本跋》，民国七年（1918）石印本。 [10]参见西川杏太郎编《国宝大事典》，讲谈社昭和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刷。 [11]见《赐芦书院储藏志》。 [12]《文选诸本之研究》，黄锦鋐，陈淑女译，法严出版社2003年版。 [13]中国文化学院中文系文学丛书第一种，文选学研究会出版，学生书局1978年版。 [14]参见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载《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六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 [15]《今存日本之<文选集注>残卷为中土唐写旧藏本》，台湾《“中央”日报》 [16]《书志学》第三卷第五号，昭和九年（1934）十 [17]昭和八年(1933) [18]川濑一马编，昭和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发行。据德富苏峰序说，石井积翠，京都帝大出身。先直朝鲜财务事，昭和初期任劝业银行理事、副总裁、总裁，在任十有五年。 [19]关靖文参见《书志学》第六卷第三号，昭和十一年（1936） [20]刚案，即石井积翠，见《石井积翠文库善本书录》。 [21]关于《文选集注》残叶的发现，还可参见冈井慎吾《关于文选集注之零片》，载《书志学》第一卷第肆号，昭和八年七月十日，第1－6页。新美宽《新获文选集注断简》，载《东方学报》第八册，昭和十二年，第307－313页。 [22]光绪丁酉（二十三年）邻苏园刻本。 [23]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本。 [24]潘重规《日本藏<文选集注>残卷缀语》，台湾《“中央”日报》 [25]《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辑述，罗昌霦补校，行素堂1986年版，第23页及第45页。 [26]以上诸跋并见东洋文库藏卷，笔者2003年8月录。 [27]据周勋初《唐写文选集注汇存·前言》注第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8]《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辑述，罗昌霦补校，行素堂1986年版，第23页及第45页。 [29]此据伊藤道生《平安后期日本汉文学之研究》（笠间书院2003年版）附录书影。 [30]日本创价大学《亚洲研究》第9号，1988年版。 [31]《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推介《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古籍整理情况简报》2003年第4期。 [32]如御茶水图书馆藏德富苏峰原藏江文通《杂体诗·潘黄门》残叶二十五行、北京图书馆藏曹子建《求自试表》残叶等。 [33]原燕京大学曾得到一部京都大学赠送本，因为当时的燕京大学是教会学校，属美国人管理，美日尚未开战，所以得到了京都大学的赠本。燕京大学1952年合并入北京大学，《文选集注》随而入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样看来，中国学者其实原是有机会利用《文选集注》的。但这样一部《文选集注》，学术界直到二十世纪末，都不太了解，究其原因，恐与“五四运动”《文选》的批判有关。《文选》在中国除了为数不多的有旧学传统的学者，如黄侃、高步瀛、傅增湘、骆鸿凯等以外，关注的人实在不多了。 【作者简介】傅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专著《昭明文选研究》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