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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以來，“四六”功能的拓展及創作“法度”的更新，雖然是羣雄割據的現實需求所使然，但亂世文人代人捉刀的書檄表啓往往能夠超越“應用”功能的限制，表達其鮮活而獨特的人格內涵。大抵自李商隱以婉約雅飭的駢偶之作另造唐文“別格”,一直到楊億“在兩禁變文章之體”，“四六”儷文在時代風雲的激烈變幻中搖曳生姿，生動展示着文章與時興衰的層層波瀾。然而迄今爲止，學界對這一專題的討論仍十分薄弱，究其原因，首先與“唐末五代文章衰盡”[1]的價值判斷密切相關，而文學史家過分強調“駢文”與“古文”的對立，簡單否定駢文價值的學術理念，則在更大程度上制約着“四六”研究的深度和廣度。竊以爲，欲深入了解唐、宋之間文章藝術潛變發展的主客觀動因，準確描述唐型文章向宋型文章過渡轉型的內在軌迹，其關鍵環節及考察重點不在散體“古文”，而在應用駢辭。本文擬從“文吏”階層的文化特性入手，尋繹書檄表啓創作中塵封已久的細節，探詢晚唐五代“四六”獨盛的原因，進而審視其對唐、宋文章藝術轉型所產生的積極或消極作用。自知學有未逮，疏漏及謬悖之處誠祈教正。 一 飛文染翰以濟霸國的文吏羣體 唐末五代“四六”駢文的創作主體乃是被史家稱爲“文吏”的仕宦文人，他們“飛文染翰，以濟霸國”，[2]在駢詞儷句中實現着亂世人生的獨特價值。 趙翼嘗云：“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爭勝，雖書檄往來，亦恥居人下，覘國者並於此觀其國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3]所謂“掌書記之官”，又稱“奏記”、“記室”或“掌記”，其基本職分是替幕主起草檄書箋奏等應用文章。懿、僖、昭三朝，隨着該階層的迅速增加，“四六”創作也漸臻高潮。《舊五代史》卷六〇《李襲吉傳》云： 自廣明大亂之後，諸侯割據方面，竟延名士，以掌書檄。是時梁有敬翔，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准，鳳翔有王超，錢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與李襲吉齊名於時。[4] 所舉“名士”中，羅隱“乾符初舉進士，累不第。廣明中遇亂歸鄉里”，遂依錢鏐爲掌書記。他“恃才忽睨，眾頗憎忌。自以當得大用，而一第落落，傳食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故“詩文凡以譏刺爲主”；“介僻寡合，不喜軍旅。獻酬俎豆間，綽綽有餘也”，[5]敬翔，乾符中舉進士不第，遂與李振依梁王幕，“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朱全忠“恨得翔之晩，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梁革唐命，翔“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6]朱友珪立，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唐莊宗入汴，翔自經死。馬郁乃劉仁恭幕客，與鎮州韓定辭相交甚歡。《舊五代史》卷七一本傳謂其初爲幽州刀筆小吏[7]，後事李克用、李存勗，以“四六”名家。李巨川乾符中舉進士，爲河中王重榮掌書記，“重榮討黃巢，書檄奏請日紛遝，須報趣發，皆屬巨川，神安思敏，言輒中理，鄰藩皆驚”。重榮敗死，旋依韓建。“光化初，朱全忠陷河中，將攻潼關，建懼，使巨川往詣軍納款，因言當世利害”。敬翔畏其代己，乃詭言巨川“不利主人”，即日被殺。[8]王超乃李茂貞判官，《北夢瑣言》卷七《王超箋奏》條稱其“挾曹馬之勢，箋奏文檄，恣意翱翔”，[9]王建幕客如馮涓、韋莊、王保晦等皆非其匹。而李襲吉佐李克用幕十五年，“視事之暇，只讀書業文，手不釋卷”，“綽綽有士大夫之風概焉”。[10]當梁、唐隔河對壘之時，李襲吉憑藉其“辨麗”文辭，讓李氏占盡風頭。 其實，唐末及五代前期，中原幕僚以“四六”名家者還遠不止這些。如潤州丹陽人湯篔“工爲應用，數舉敗於垂成。李巢在湖南，鄭續鎮廣南，俱以書奏受惠。晚佐江西鍾傳，書檄闐委，未嘗有倦色”。唐給事中李損之子凝古，“沖幼聰敏絕倫，工爲燕許體文。中和中，從彭門時溥。溥令制露布進黃巢首級，凝古辭學精敏，義理該通，凡數千言，冠絕一時，天下仰風”。[11]另據《舊五代史》卷一八《張策傳》載，策“尤樂章句”，初爲華帥韓建判官，後依朱全忠，梁初“拜刑部侍郎、平章事”，尋以風恙拜章乞骸，改刑部尚書致仕。即日肩輿歸洛，居於福善里，修篁嘉木，圖書琴酒，以自適焉”。[12]同書卷六〇《王緘傳》謂緘初事幽州劉仁恭，“以刀筆直記室”，後因出使，爲李克用所留。“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13]類似的情形還有不少。 楊吳與南唐統治下的江淮地區，“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幅輳絳幃。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户到”，[30]是當日華夏“文物最盛處”。[31]早在楊渥時期，大丞相徐溫“雖不知書”，但頗能禮賢任能。他“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32]開啓了“文吏”隊伍迅速成長的先河。及楊溥僭號，徐溫養子徐知誥對宋齊丘、李建勳等當時英傑更是言聽計從。齊丘字子嵩，“自以世亂，乃篤志於商君長短機變權霸之術”；他勸徐知誥“廣延儒素，務農訓兵，黜陟臧否，進用公廉，修舉廢墜，制御奸雄。凡數年間，府廩盈積，城濠完峻，士卒驍勇”。[33]李建勳乃吳趙王李德誠第四子，又爲徐溫女婿。徐知誥出鎮金陵時用爲副使，預禪代之謀。及南唐開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自開國至昇元五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34]南唐繼楊吳餘烈，其眾多文臣憑藉淵厚博雅的學識和自由灑落的人格，在駢詞儷句創作中引領風騷。馬令《南唐書》卷一三《儒者傳序》云： 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盛於南唐。……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於載籍，燦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贍，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有元和之風，豈虛言乎！[35] 其所列舉者，既爲“四六”聖手，亦皆幹練能臣。 前、後蜀秉筆之士的數量直追江南，其中既有韋莊、盧延讓、張蠙、馮涓、牛嶠、牛希濟、毛文錫、毛文晏、張格、王仁裕、李昊、歐陽炯、歐陽彬、毋昭裔等外來賢才，也不乏王保晦、庾傳昌、楊義方、顧夐、魏承班、李珣、尹鶚、徐光溥等本土文臣。以東陽馮涓爲例，其爲唐吏部尚書馮宿之孫，登唐大中四年（850）宏辭科進士，尤工於章奏。景福間，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命涓草表，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不行於閫外，先機恐失於彀中”；[36]一時爲中朝所誦。當然，和江南眾賢相比，蜀中文臣雖不乏“飛書草檄之才”，[37]但忠君爲民有所擔當的心胸和魄力卻明顯不足。 吳越及南漢政權雖偏安一隅，境內亦不乏高明之士。譬如，閩人沈崧，乾寧二年（895）進士及第後遂仕吳越，“歷鎮海軍掌書記，授浙西營田副使，奏授秘書監、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凡書檄表奏，多崧所出”。“文穆王（錢元瓘）立，雅好儒學，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命崧領其職。國建，拜崧丞相”。[38]皮日休之子光業，“辭學宏贍”，[39]景福中與沈崧、林鼎、羅隱等同爲錢鏐賓客。曾被梁末帝特賜其進士及第。吳越“國建，拜光鄴丞相，與曹仲達、沈崧同日受命，凡教令儀注多所考定”。[40]從武肅王錢鏐到文穆王元瓘，沈崧及皮光業等人將文章辭采與“文吏”職分密切結合，爲維護兩浙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貢獻良多。南漢劉隱幕下，除王定保、倪曙、趙光裔、李殷衡、唐承裕等當世名臣外，還有楊洞潛。洞潛字昭玄，始興人。唐末爲邕管廵官，秩滿，客南海，劉隱“師事之，表薦試大理評事、清海建武節度判官。時時爲烈宗畫策，取湖南容管，頗爲楚人所懼，由是顯名”。[41]乾亨四年（920）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42]爲南漢文化基礎建設及人才培養作出了積極貢獻。時劉巖荒縱殘毒，洞潛屢屢苦諫無果，遂謝病歸老。所謂壯志難酬，或許正是許多亂世文臣難以超越的宿命。 在武夫稱雄的唐末五代時期，“文章之士縮影竄迹不自顯”[43]的基本事實固難否認，然戰伐之餘，有國者也不能不仰仗幹練文臣的輔佐。後唐明宗李嗣源曾告誡其子說：“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44]其實，類似的文化自卑感絕非李氏父子所獨有，畢竟政權管理並不只是依靠征討殺伐就能濟事的。另一方面，文士羣體也在快速提升“吏幹”素養，以便適應那種進退維谷的仕宦環境。這個原本單純的“文化精英”階層，在亂世激蕩下逐步實現了脫胎換骨的改造；他們不再滿足於用詩賦駢文獲譽“名場”，而是在追求“文辭”與“吏道”的有機結合。黃滔本“以文名於唐”，[45]頗感自滿；及其相閩，則開始向往“識通龜策，耀握靈珠；國風騷雅，王佐謀籲”的更高境界[46]。翁承贊本以“工詩，體貎甚偉”而“名動公侯”，[47]及其歸閩，則“興學佑文”，“亦大有造於閩矣”。[48]是知“文吏”羣體複合型主體特性的形成，乃是割據時代政治與文學密切結合的必然結果。我們不想把該時期箋奏表狀的“繁榮和輝煌”看作“時代大變動之下的一種新文化”，[49]但“飛文染翰以濟霸國”的創作實踐，的確促進了“四六”駢文的興盛和轉型，對此也不能否認。 二 駢詞儷句引領風騷的晚唐時代 晚唐時代，“古文”與駢文雖相間以迭乘，但以應用爲主的“四六”駢辭實際更受重視。李琪遁迹荆楚，“摘樹葉而試草制詞” [50]；王仁裕“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隴間” [51]；高越“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進“具禮幣致之”，其“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 [52]；史虛白“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或爲書啓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握管者略不停綴。數食之間，眾制皆就。雖不精絕，然詞彩磊落，旨趣流暢”，被譽爲“一代不羈之才” [53]。凡此種種，均表明在亂世政治的激蕩下，研習“四六”駢辭的創作技巧已經成爲一種時尚。數以百計的幕客文臣傾心於此，必能有效提升書檄表啓的寫作水準，同時也可爲駢散結合的文章創作積累更多的藝術經驗。 唐代駢文沿襲齊、梁舊格，玄宗朝有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並長於此，時號“燕許體”。至韓愈、柳宗元以“古文”倡天下，遂責其體“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沈羽振，笙篁觸手”,[54]駢體文的創作遂受到一定影響。不過，德宗朝名相陸贄所爲之制誥箋奏，卻再次將駢文創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突破“四六”律令的束縛，對偶中不苛求音韻平仄，很少講求用事，偶句長短及節奏變化完全服從於說理需求，不少文章敷陳議論，縷析條分，自然流暢，呈現出情文並茂、華實相扶的藝術美感，極大地提高了駢文的功用和價值。一個多世紀以後，陸氏《翰苑集》猶被視爲“四六”寫作之典範，歐陽修等撰《新唐書》，“例不錄排偶之作，獨取贄文十餘篇，以爲後世法；司馬光作《資治通鑑》尤重贄議論，采奏疏三十九篇”。[55]北宋元祐八年（1093），蘇軾與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等人合奏，稱陸贄文章“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高抬貴手”；且以爲哲宗若能將贄集“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56]足見其影響之深遠。只可惜陸贄以後繼承乏人，駢偶之作能與之並轡者，恐怕只有會昌名相李德裕等數人而已。 有學者認爲“樊南四六，乃爲唐宋文體轉變中一大關鍵”，[57]這一說法值得重視。李商隱“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58]後爲令狐楚幕府掌記，“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59]。其《樊南甲集序》、《樊南乙集序》自述其從“不喜偶對”到“專工今體”的轉變說：“後聯爲鄆相國、華太守所憐，居門下時，敕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爲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60]有人說“樊南四六”多數係替人捉刀之作，其中有多少抒情言事的藝術真誠值得懷疑。其實，這一點正是 “四六”駢文凸顯時代價值，實現藝術轉型的關鍵。晚唐之書檄箋奏乃是“羣雄割據，各務爭勝”的武器，如李商隱《爲濮陽公檄劉稹文》曰： 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公，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貢賦，十五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强，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金玦一受，牙璋西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使兵用火焚，城將水灌，魏趣邢郡，趙出洺州，介二大都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餓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61] 此文係爲王茂元勸降澤潞叛將劉稹而作，檄文首先敍述了劉稹祖父劉悟，父親劉從諫兩代作爲忠臣孝子的家族歷史，繼而擬寫了劉氏欲恃太行之險以作亂階的僥倖心理。在反覆分析和規勸之後，最後表達了唐軍討叛的決心，並預示出劉稹集團勢同累卵、敗亡可待的悲慘結局。雖然是一篇討逆檄文，但言簡意賅，情文並茂，絕非一般恫嚇文字所能比擬者。 當然，作爲幕府文字，“樊南四六”也集中呈現着密集用典以彰顯才學，鋪排文飾以求工對，“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62]的唯美傾向。如其《獻相國京兆公啓》纔二百三十餘字，所用事典竟多達二十八處。[63]後人谓李義山文章“纖巧萬狀”、“詞藻奇麗”，卻“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者，[64]原因蓋在於此。宋人朱勝非《紺珠集》卷一一至云：“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册，左右鱗次，人戲謂‘獺祭魚’。”[65]大約自清代以後，隨着文體學研究的深入，李商隱“四六”創作的審美取向和藝術成就纔逐步得到肯定，如四庫館臣谓“李商隱駢偶之文，婉約雅飭，於唐人爲別格”；[66]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二則云：“惟樊南甲乙則今體之金繩，章奏之玉律也。循諷終篇，其聲切無一字之聱屈，其抽對無一語之偏枯，才斂而不肆，體超而不空，學者舍是何從入乎？”[67]的確，在“四六始盛，大約取便於宣讀”[68]的晚唐時代，“樊南四六”超越前賢開創新風的藝術功績是不可否認的。 有了李商隱的示範和引領，羅隱、吳融、鄭准、殷文圭、黃滔、徐寅、李襲吉等便接踵而至。唐末“四六”名篇迭出，如羅隱《辭宣武鄭尚書啓》、代錢鏐《謝上表》、《賀昭宗更名表》，殷文圭《投知己啓》，鄭准代成汭作《乞歸姓表》，李襲吉《貽梁祖書》等，舉不勝舉。許多作品往往“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卬，諷味不厭”。[69]如羅隱咸通五年（864）落第東歸，途經大梁，謁宣武節度使鄭處誨，作《辭宣武鄭尚書啓》，有“某也風塵下物，天地中材。光逸門寒，無因自進；揚雄口喫，徒欲解嘲。屬者尚書置驛恩寬，敦風志大。孔文舉之干元禮，既忝登門；徐孺子之謁陳蕃，俄蒙下榻。淹延館宇，荏苒春秋。稻粱有異於他人，觴豆時陪於上客”數語[70]，與他在《投宣武鄭尚書二十韻》中所謂“因思一枝桂，已得斷根蓬。往事應歸捷，勞歌且責躬。殷勤信陵館，今日自途窮”[71]云云，思致頗同。相比之下，《啓》文更顯言約辭麗，情致婉約，其精巧用典更容易讓人體會到某種隱約難言的苦情。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四六”文都能體現出如此精妙的藝術品質，大多数書檄表奏難免要受到功能和價值的制約，有時還要顧忌到某種特殊的欣賞趣味。譬如《北夢瑣言》卷四《融侍郎文筆》條云： 唐吳融侍郎策名後，曾依相國太尉韋公昭度，以文筆求知。每起草先呈，皆不稱旨。吳乃祈掌武親密，俾達其誠，且曰：“某幸得齒在賓次，唯以文字受眷。雖愧荒拙，敢不著力？未聞愜當，反甚憂懼。”掌武笑曰：“吳校書誠是藝士，每有見請，自是吳家文字，非干老夫。”由是改之，果愜上公之意也。[72] 吳融乃唐末駢辭名家，四庫館臣所謂“鐵中錚錚者”；[73]吳融尚且如此，他人則可想而知。 嚴格說來，箋奏表啓等“幕府文書”不同於一般的詩文作品，它是爲了達成某種特定的政治或軍事目的即時而作，事過境遷便遭廢棄，是故真能傳世者少之又少。好在李襲吉《貽梁祖書》保存完整，爲後人品鑑當日具有典型意味的“四六”佳作提供了可能。據史料記載，朱全忠閱覽此書，至“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之句，怡然謂敬翔曰：“李公鬥絕一隅，安得此文士，如吾之智算，得襲吉之筆才，虎傅翼矣。”又讀至“馬邑兒童，皆爲銳將”、“陰山部落，是僕懿親”之句，怒謂敬翔曰：“李太原喘喘餘息，猶氣吞宇宙，可詬駡之。”及翔爲報書，詞理非勝，由是襲吉名愈重。[74]就寫法而言，此《書》首先以用典精切、文風老辣取勝。如“毒手尊拳”一聯用石勒與李陽情同兄弟、不計前嫌的故事，規勸梁祖與李氏罷兵講和，頗爲精當。梁、唐隔河爭戰二十餘年，李氏暫欲修好，以便養兵；而襲吉此《書》既能表達善意，又能耀武揚威，所謂不卑不亢、進退得宜。《書》分五層，次第陳述罷兵修好之意，既有對兩家和戰歷史的簡單回顧，也有對當下形勢的判斷和分析，而自始至終一直貫穿着居功不驕、以仁德息干戈的真誠祈願。其文在恪守“四六”律令的同時又雜以七字、八字偶句，齊整中稍具變化。節奏明快，韻律諧婉，辭采灑落，不愧爲名家力作。 不過，唐末那些傳食諸侯的幕府“文吏”，往往學有未逮，他們中很少有人能夠像李商隱那樣“用事善於點化，皆無牽强矯柔處”；[75]即便是名家高手，亦難求全篇之精妙。多數作品受人稱道者，往往憑藉一句之奇、一聯之巧而已。譬如《唐詩紀事》卷六八載： 李巨川爲華帥韓建掌書記，昭宗至華清宮，賜建御容一軸，時巨川草謝表以示融，其中有“彤雲似蓋以長隨，紫氣臨關而不度”。融吟味不已。因草篇與巨川對壘，略曰：“霧開五里，克諧披覩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76] 巨川賞嘆不已。兩位書檄高手憑一聯以爭高下，可視爲藩幕文人之常態。當錢鏐初授鎮海節度時，羅隱爲草謝表，有句曰“天寒而麋鹿常遊，日暮而牛羊不下”，大受稱賞。“及爲《賀昭宗更名表》，曰：‘上則虞舜之全文，右則姬昌之半字。’當時京師稱爲第一”。[77]後一聯乃拆字對。昭宗初名傑，後更名曄。《史記》卷一《五帝本紀》云：“虞舜者，名曰重華。”同書卷四《周本紀》載：“公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78]賀《表》用事即本於此。 借事典以成偶對，乃是駢辭寫作的基本要求，而優秀的“四六”作品也大多能在巧妙用典中展示作者的才學和胸襟。如殷文圭投公卿啓曰“於莬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鶢鶋避風，不望洪鐘之樂”。[79]“於莬”謂虎，《左傳·宣公四年》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80]“尺璧之珍”謂時光之珍貴，唐人謝觀《以賢爲寶賦》云“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籝之價”。[81]鶢鶋亦作“爰居”，《國語·魯語上》曰：“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82]文仲不知此鳥，以爲神。文圭此聯，是說自己攜朱氏表薦及第，只是出於老虎捕食、爰居避風的本能，絕非苛意攀附，以求富貴時光，或錯享鐘鼓之樂。再如，《五代史補》卷二《黃滔命徐寅代筆》條云：“黃滔在閩中，爲王審知推官，一旦饋之魚，時滔方與徐寅對談，遂請爲代謝箋。寅援筆而成，其略曰：‘銜諸斷索，才從羊續懸來；列在琱盤，便到馮驩食處。’時人大稱之。”[83]按：《後漢書》卷六一《羊續傳》云：“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84]《史記》卷七五《 幕府“四六”的上述藝術取向對晚唐文風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這一點從韋莊《又玄集序》、韓偓《香奩集序》、韋縠《才調集序》以及歐陽炯《花間集序》等著名文章中可以得到確認。一直到北宋時代，許多宦途文人不僅對羅隱、吳融等人的“四六”名對耳熟能詳，甚至還出現了范仲淹那樣“襲用古人全語”的情形。如王銍《四六話》云： 唐鄭准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爲作《乞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雪，尋涉艱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于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古人全語，然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86] 鄭准所用乃范睢、范蠡事，故王銍謂范仲淹襲用其句爲“當家故事”。其實，透過這一案例，後世學者不僅能間接體會到晚唐駢辭精妙高超的藝術成就，更可窺視到“四六”駢辭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前期一脈相承的藝術發展軌迹。 三 江南四六融散入駢的典雅韻致 五代十國時期，隨着北方士人的大批南遷以及南中國多元文化中心的逐步建立，“四六”駢辭的創作重心也從中原地區轉移到了南方各地。歐陽修針對“謀臣之略、辯士之談”，發出了“五代文章陋矣”[87]的慨嘆；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六則舉例說： 梁均王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志》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師還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88] 北方“四六”的衰微難振，正好與南方各地富贍典雅的駢文風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反差。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九國”文臣的箋表奏議等應用文章絕大多已散佚殆盡，欲全面考察其藝術風貌實無可能。相對而言，楊吳及南唐相繼有國八十餘年，其轄境以內崇學尚儒的風氣也較他國爲盛；加之史家精心搜集，徵引以存，故江南文人的“四六”佳作中可資考察者爲數尚多。或許在現有條件下，由江南一隅推及南部“九國”，憑藉較高水準的傳世作品，具體分析五代“四六”的傳承脈絡與演變節奏，乃是一個客觀而明智的選擇。 就整體而言，江南文人已經逐步改變了“唐代王言率崇縟麗，駢四儷六，累牘連篇”的固有做派[89]，將辭賦乃至“古文”創作的種種技巧廣泛運用於奏議書啓的寫作之中，不少“四六”文章已經顯示出駢、散結合，節奏明快，議論說理切於事情的清新風貌。譬如，北海名士韓熙載于吳順義六年（926）七月初奔江南時所作的《行止狀》，以及辭賦名家江文蔚爲指斥權奸誤國而撰寫的《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等，皆其顯例。韓氏《行止狀》，先述籍貫、出身及南歸之由，稱“某聞釣巨鼇者不投取魚之餌，斷長鯨者非用割雞之刀，是故有經邦治亂之才，可以踐股肱輔弼之位”，自負灑脫，不掩豪情。自“伏聞大吳肇基”以下乃是自薦文字不可或缺的頌美之辭，所謂“今則化舉六條，地方千里，示之以寬猛，化之以溫恭。繕甲兵而耀武威，緩戶口而恤農事。漫灑隨車之雨，洗活嘉田；輕搖逐扇之風，吹消沴氣”云云[90]，既表達了對楊吳政權的殷切期盼，也委婉流露着自己的德政理想。《狀》辭以“失範增而項氏不興，得呂望而周朝遂霸”作結，豪爽自信，氣勢非凡。文章雖未完全超越傳統“四六”的書寫模式，但爲了避免呆滯古板，作者着意調整了對句字數，使之更能體現節奏變化和韻律之美。《狀》辭雖以歷史典故連綴成文，但用典角度卻各有不同；或藉以自誇，如“運陳平之六奇，飛魯連之一箭”；或用於頌美，如“楚劍倚天，秦松發地；言雄武則平窺絳灌，語兵機則高掩孫吳”。這些典故看似隨手拈來，實則體現着作者駕輕就熟的駢文寫作技巧。有些地方不刻意用典，如“繕甲兵而耀武威，緩戶口而恤農事”云云，也不失自然典雅。品讀此《狀》，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湘山野錄》卷下的一段描述： 韓熙載字叔言，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91] 所謂文如其人，誠是也。 江文蔚與馮延巳、陳覺等人政見相左。南唐保大四年（946）八月，延巳弟延魯及陳覺等矯詔發汀、建、撫、信等州兵，進攻福州，十一月敗績。此役使南唐府庫消耗過半，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文》正爲此而作。文稱馮延巳、延魯兄弟“作爲威福，專任愛憎。咫尺天威，敢行欺罔，以至紀綱大壞，刑賞失中”；“天生魏岑，道合延巳，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讒疾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面欺人主，孩視親王。侍燕喧嘩，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已惠。上下相蒙，道路以目”。“昨天兵敗衂，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袪眾怒”。[92]文章集中表達了人們對奸佞禍國的憤激情緒，一經問世便廣播朝野。《十國春秋》卷二五《江文蔚傳》稱：“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中丞疏耳。’是時文蔚直聲震江左，傳寫彈文，爲之紙貴。”[93]該文在寫法上以四字偶句爲主，間用五字、六字對句以調整韻律節奏。少用事典，直抒胸臆。其議論說理切於事情的明快作法，情文並茂華實相扶的藝術品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陸贄的奏議風格。 南唐“四六”名篇，還有潘佑開寶元年（968）九月代李煜而作的《爲李後主與南漢後主第二書》。它援據精博，委婉懇切，駢中帶散，辭旨雅正，在唐宋“四六”藝術的轉型過程中，無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義和價值。此文開篇即稱“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頗爲平和自然。其後婉述作書之由，亦略無隱諱矯飾。《書》中議論情理兼通，精彩紛呈，如曰“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强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舍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身，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而“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舍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甚無謂也。文章還設想出南漢“矜功好名之臣”的各種主戰之辭，曰：“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舍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眾，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且明確指出：此“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捭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94]此書沒有繁詞麗藻，不用引經據典，甚至淡化了駢散體制，娓娓道來，直似與人對語。書文在流傳過程中多有刪改，如據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〇《記李煜與劉鋹書全文》條載，其最末四句原爲“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時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徳之情。望南風而永懷，庶幾撫我；指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後人或因“私禮不敢以聞”之故[95]，有意削去之。而就全《書》來看，這末尾四句其實頗爲關鍵，其如朱熹所云：“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復，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96]潘佑此書情辭款洽，首尾照應，正可作如是觀。 從楊行密偏霸割據到李煜亡國降宋，江淮之間像韓熙載、江文蔚、潘佑這樣的“四六”名家不勝枚舉。除宋齊丘、田霖等人有《四六》別集面世外，沈顏亦長於碑銘寫作，“時人推爲鉅手”。[97]常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風”。[98]高越淡然不志榮利，“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爲稱職”。[99]湯悅“初在吳爲舍人，受詔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嘆。畫江後，中主遣悅入貢，世宗爲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詔多悅之作，特爲典贍，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南文字，形於嗟重”。[100]徐鉉、徐鍇兄弟“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爲學者所宗”。[101]張洎“風神灑落，文辭清麗”，[102]他和潘佑二人“負其才藻”，在“二徐”面前亦“不肯少自低下”。[103]此外，南唐隱士朱遵度編有《鴻漸學記》及《羣書麗藻》各一千卷，[104]這更爲“四六”駢辭的訓練和寫作提供了方便。在硝煙彌漫的亂離時代，也許只有偏安富庶的江南纔能造就如此眾多的“四六”高手，而南唐文臣也注定要爲駢體文章順利實現由唐及宋的藝術轉型承擔更多的歷史使命。 如果說晚唐時代的“四六始盛”主要是藩鎮掌記“飛文染翰，以濟霸國”的被動結果，那麼江南文人融散入駢的藝術探索則與其博學富贍的優雅士風密切相關。譬如，宋初“西崑體”領袖楊億就曾舉例說： 淮南張佖知舉，進士試《天雞弄和風》，佖但以《文選》中詩句爲題，未嘗詳究也。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螒，天雞；鶾，天雞。天雞有二，未知孰是？”佖大驚，不能對。亟取《爾雅》，檢《釋蟲》有“螒，天雞。小蟲，黒身赤頭，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釋鳥》有“鶾，天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江東士人深於學問，有如此者。[105] 類似的記載還有不少，不煩贅敍。 此外，江南文臣在辭賦創作方面的豐富經驗，直接豐富和提高了“四六”駢辭的藝術內涵；其如王銍《四六話序》所云：“世所謂箋題表啓號爲‘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106]辭賦與“四六”功用不同，體制各異，但在用事、偶對及諧律等方面又有其相同或近似之處；因此，有不少“四六”作者首先是辭賦名家。譬如，《夢溪筆談》卷一五云：“晚唐五代間，士人作賦用事亦有甚工者，如江文蔚《天窗賦》‘一竅初啓，如鑿開混沌之時；兩瓦鴥飛，類化作鴛鴦之後’；又《土牛賦》‘飲渚俄臨，訝盟津之捧塞；度關儻許，疑函谷之丸封。’”[107]今按：《天窗賦》之用事踵前人而稍變，韓愈有《題杜子美墳》曰“何人鑿開混沌殻，二氣由來有清濁”；[108]徐寅《鮫人室賦》則謂“霏霏瑞彩，凝成螮蝀之梁；漠漠飛煙，化作鴛鴦之瓦”，[109]此或爲文蔚所本。《土牛賦》典出《後漢書》卷六三《朱浮傳》，浮嘗以書質責漁陽太守彭寵曰：“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同書卷四三《隗囂傳》云：隗囂據天水，王元說之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110]江文蔚借此二事以喻不自量力之“土牛”，的確非常恰當。此外，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載：江文蔚嘗作《蟹賦》以譏嚴續，略曰：“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又有“口裏雌黃，每失途於相沫；胸中戈甲，嘗聚眾以橫行”之句。[111]其用典既貼合“蟹”之本性，譏諷之意則隱含其中。在當日文壇上，江文蔚和高越齊名，“江南士人言體物者，以‘江高’爲稱首焉”。[112]他們以辭賦名家而兼善“四六”，乃是極其自然的事。 其實，楊吳及南唐時期，像“江高”那樣能觸類旁通、兼善眾體的文辭聖手還有很多，如丘旭善賦，有集傳世；而“僞吳楊氏”還撰有《唐吳英雋賦集》和《桂香賦選》等，[113]皆其顯例。南唐伍喬舉進士，“試《畫八卦賦》，《霽後望鐘山》詩”，得第一，“時稱主司精於衡鑑。元宗命勒喬程文于石，以爲永式”；[114]直到宋代，此事仍然被士大夫欽羨不已。此外，江南碩儒徐鍇還輯有《賦苑》二百卷，[115]它和劉贊輯《蜀國文英》、黃滔選《泉山秀句集》、李魯編《賦選》等書一樣，都爲辭賦作者提供了學習借鑑的精妙範本。 世事雖然多變，但江南文人博學富贍、精工典雅的文學風采卻能超越現實政治的種種限制，獲得世人普遍持久的尊重，這一點足以讓他們驕傲和自豪。 四 北宋文章初興於駢體的必然選擇 宋初文壇的重建是在久亂之後荒蕪頹圮的基礎上進行的。此前有關北宋文章復興過程的討論一直存在兩種誤區，一是忽略“宋初承五代之弊，文體卑靡”[116]的發展基礎，將“宋文”視爲“唐文”的直接傳承。如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三稱：“宋初諸公，駢體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矱。”李調元《賦話》卷五亦云：“唐人篇幅謹嚴，字有定限。宋初作者，步武前賢，猶不敢失尺寸。”[117]凡此種種，皆其顯例。二是重散輕駢，強調“古文”作家纔是北宋文章復興的生力軍。但事實上，以“四六”爲主的駢體文仍然是宋初文章的主流，尤其在“進士以詩賦定去留” [118]的制度壓逼下，天下學子精研辭賦技法更加成爲不二選擇。當然，爲了滿足新朝初建的政治及文化需求，駢文本身也需要在藝術上進行探索創新，只不過其演進過程難免緩慢和曲折。 類似的情形還有很多，譬如，蘇州進士許洞，本以忤雄武知州馬知節被奏除名。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祀汾陰，洞獻《三盛禮賦》，遂得召試中書，復官，爲烏江主簿。[128]《宋史》卷二六九《扈蒙傳》載：開寶九年“蒙上《聖功頌》，以述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129]同書卷二八二《李維傳》稱：“真宗初，獻《聖德詩》，召試中書，擢直集賢院”。[130]雖說“賦頌之作”與“四六”駢辭之間還不能劃等號，但多數頌美儷文中的確體現着“四六”功夫。 其二，宋初幾朝南文北進的文化時潮，以及南方士人以文學爲進身之階的集體智慧，共同促進了以駢體爲主的文章復興。大批博學善賦的南方士人北上汴梁，將“四六”駢辭的藝術技巧廣泛運用於制誥碑銘及頌美文字之中，從而徹底扭轉了制詔諫奏“用散語與故事”鬥湊成文的貧弱局面。譬如，《玉壺清話》卷七載：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曰：“年年落第，春風徒泣於遷鶯；處處覊遊，夜雨空傷於斷雁。”其文千言，率類於此。[131] 丹陽吳淑乃徐鉉女婿，“幼俊爽，屬文敏速”，入宋後“嘗獻《九弦琴五弦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132]此外，宣城舒雅亦“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133]至於後來居上者，如楊億、錢惟演、范仲淹、歐陽修等爲宋初“四六”發展作出的卓越貢獻，更是有目共睹。直到哲宗元祐年間，李廌在《師友談記》一書中仍引秦少游的話說：“今賦乃江左文章彫敝之餘風，非漢賦之比也。”[134]客觀而論，假使沒有南國英才的持續用力和次第革新，宋初“四六”創作的興盛確實是很難想象的。 其三，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不僅確立了《文選》的經典示範價值，同時也造就了數量可觀的“四六”名家。《麈史》一書的作者王得臣曾說：“予幼時，先君日課令誦《文選》甚苦，其詞與字難通也。先君因曰：‘我見小宋說，手抄《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等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同書卷二還記載說：“鄉人傳，元憲母夢朱衣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寤，猶覺暖，已而生元憲。後又夢前朱衣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景文，故小字選哥。二公文學詞藝冠世，天下謂之二宋。”[135]故事或有虛構，但《文選》被當作啓蒙教材的事實卻不可否認。對於當日文人專意《文選》的理由，《竹莊詩話》卷一作過如下解釋：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136]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則云： 《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秦漢魏晉奇麗之文盡在。所失雖多，所得不少，作詩、賦、四六，此其大法。[137] 不錯，一部《文選》之所以能夠成就那麼多寒門學子，就是因爲其中的“奇麗之文”能夠效法，可以模仿。 事實上，北宋前期所有的“四六”高手幾乎都來自科場，他們以超越前賢的非凡業績成就了趙宋文章創作的第一次輝煌。陳鵠《耆舊續聞》卷六云：“本朝名公四六，多稱王元之、楊文公、范文正公、晏元獻、夏文莊、二宋、王岐公、王荆公、元厚之、王履道。”[138]陳氏所舉“四六”名公均出身科第，博學儒雅，富貴顯達；其賦頌奏疏大抵典雅富贍，彰顯着統一皇權的氣魄與神韻。 王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139]作爲宋初積極宣導“革弊復古”的第一代文壇領袖，他在明確反對晚唐五代“豔冶”文風的同時，又潛心於“四六”駢辭，並作出了令人矚目的貢獻。四庫館臣曾評論說： 宋承五代之後，文體纖儷，禹偁始爲古雅簡淡之作，其奏疏尤極剴切。《宋史》采入本傳者，議論皆英偉可觀。在詞垣時所爲應制駢偶之文，亦多宏麗典贍，不愧一時作手。[140] 其實，奏疏之外，王禹偁其他“四六”之作也顯示着“古雅簡淡”的特點。如《 被蘇軾譽爲“古之遺直”的田錫[143]，在“四六“創作方面直可與王禹偁並駕齊驅。他認爲“頌美箴闕，銘功贊圖，皆文之常態”，[144]而“金門應奉之詞，悉丹禁芳菲之景”，也應該屬於“比興緣情”的範疇[145]，因此，他渴望以淳雅的文辭“美升平之際會”，“揚德業之形容”。[146]從《咸平集》所收的奏議、表狀及書序來看，此公渴望以“皇王之道”致君堯舜的人格追求真實可信。就藝術風格而論，田錫的駢體文章也不受四六律令的限制，句法結構及偶對形式富於變化，增强了說理敍事的韻味。如其《進文集表》云，皇帝陛下“以唐虞莫大之德，修湯武無敵之仁；富壽於生民，慈儉曰至寶。塗山高會，執玉帛者華戎；瑞牒載書，萃郊藪者麟鳳。讓圓靈以玄德，推臣下以赤心。皇勳帝功，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至德大業，可以作韶樂而建辟雍。永隆千載之基，高冠百王之業”。[147]短短九十四字，對句變化就多達五種。其《五聲聽政頌》則連續使用五個排比句，云“教我以道則鳴皷，告我以宜則撞鐘，示我以事則振鐸，語我以憂則擊磬，告我以獄則揮鞞；五音在器，五器在懸”，[148]雖樸素語言，卻多了幾分感染力。而《政教何先論》中竟有這樣一副長聯：“堯、舜欲教人之播殖，則命後稷以稼穡之政以訓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於農桑矣；欲教人之知禮，則命伯夷以典彝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民肅恭於訓導矣。”[149]南宋進士謝采伯在《密齋筆記》卷三中曾說：“四六本只是便宣讀，要使如散文而有屬對，乃善。”[150]田錫以散句爲屬對，淡化韻律平仄，這種做法與王禹偁同氣相求。作爲北土文臣，他們的探索和嘗試，實際透露着駢體儷文在汴洛地區漸告復蘇的積極信息。 從太宗至道元年（995）到真宗景德四年（1007）的十二年間，是宋初文壇新舊交替的關鍵時期。一方面，由五代入宋的重要文臣如陶榖、李昉、徐鉉、張洎、等已於太宗朝相繼去世，屬於“五代之舊”的制誥表啓已漸告消歇。另一方面，宋初第一代的文章高手也於真宗即位前後相繼辭世，如楊徽之和呂端均卒於咸平三年（1000），王禹偁卒於咸平四年，以博學著稱的徐鉉女婿吳淑卒於咸平五年，田錫則歿於咸平六年。前代文人的整體告退，無疑爲楊億等後起才俊奮力開拓有宋文章“采縟閎肆、匯類古今、氣象魁然”[151]的新局面，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 這種情形令人想起史虛白，但楊億之心胸氣質卻要比史虛白自信自豪得多。觀《武夷新集》所載之《承天節頌并序》、《致政李殿丞豫章東湖所居涵虛閣記》及《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諸文，便能詳知其博雅風采。當然，作爲“西崑”領袖，楊億的貢獻更在於積極宣導“勵精爲學，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潤，思覿作者之壺奧”[155]的典雅文風，以駢詞儷句來實現“激揚頌聲”、“宣導王澤” [156]的時代使命；對此前人論述已多，故無需贅言。 楊億之後，以“四六”文辭獲譽天下者接踵而至。《長編》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載，真宗覽楊億章奏，謂輔臣曰：“億之詞筆冠映當世，後學皆慕之。”王旦曰：“如劉筠、宋綬、晏殊輩，相繼屬文，有貞元、元和風格者，自億始也。”[157]王氏所舉，劉筠與楊億齊名並稱，宋綬乃楊徽之外孫，兩人均直接受知於楊億。晏殊於真、仁兩朝“筦國樞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碑、銘、制、詔、册、命、書、奏、議、論之文傳天下”，[158]最終成爲繼楊億之後的又一位文壇宗主。此外，仁宗朝由知制誥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的夏竦，雖然被石介指斥爲“妖魃”、“大奸”，[159]但所“爲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册，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160]王珪以文章致位通顯，“掌文誥二十年，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 [161]；四庫館臣謂“其多而且工者，以駢儷之作爲最，揖讓於‘二宋’之間，可無愧色”。[162]宋祁、宋庠兄弟“文章多館閣之作，皆溫雅瑰麗，渢渢乎治世之音”，“方駕燕許之軌，譬諸賈董枚馬，體制各殊，而同爲漢京之極盛”。[163]胡宿累官知制誥、翰林學士，嘉祐六年(1061)拜樞密副使。其“立朝以廉直著，而學問亦極該博”，尤工“四六”，“所爲朝廷大製作，典重贍麗，追蹤六朝”。[164]文彥博“凝簡莊重，有大臣體。位將相者五十餘年”； [165]文章亦如其人，從容而灑脫。葉夢得嘗序其集曰：“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鼖鼓鏞鐘，音節疏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166]毫無疑問，劉筠、宋綬、晏殊、夏竦、王珪、宋祁、宋庠、胡宿及文彥博等當代名臣的“大製作”，已經沒有了晚唐五代“四六”駢辭的衰顏頹勢，整體顯示着與統一皇權相表裏的凝重、瑰麗和典雅。 需要說明的是，真、仁時代“四六”創作的輝煌業績，也爲“古文”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藝術啓示。唐末五代文章“藻麗”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從王禹偁、田錫等人開始，奏疏表啓追求古雅簡淡已漸成風氣。至歐陽修爲文壇領袖，雖聲稱“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修）所好”，[167]但其“古文”作品卻屢屢展示出融駢入散的獨特魅力。譬如，《醉翁亭記》用二十一個“也”字押韻，氣韻流轉，渾然天成；像“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與“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兩句，於偶對之中巧爲變化，深得一唱三嘆之妙。它如“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之類直是駢語。[168]朱弁《曲洧舊聞》卷三載，宋子京讀《醉翁亭記》數過，曰：“只目爲《醉翁亭賦》，有何不可。”[169]所見甚是。其實，歐陽公在“古文”創作中妙用偶對以彰顯韻律之美的例子還有很多，如其嘉祐二年（1057）所作《有美堂記》稱：“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沖、舟車之會而後足焉。”[170]兩句文辭雖非切對，但駢偶句式的變化使用，無疑强化了藝術美感。是知“古文”作家漸臻完美的藝術探索，並不排斥“四六”駢辭久已成熟的創作經驗；二者從對立走向互補，乃是唐、宋文章藝術轉型過程中難以回避的必然選擇。 結語 從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藝術經歷了兩個世紀的探索和積累，可謂名家輩出，成就斐然。雖說“唐末五代文章衰盡”的事實不可否認，但天佑斯文，不絕如縷，“四六”駢文的興盛總算爲荒蕪蕭條的亂世文壇增添了一抹亮色。唐末五代用心“四六”者主要是那些“傳食諸侯，因人成事”的“文吏”羣體，其援據精博、屬對工穩的箋表奏疏之中，實際隱含着不甘沉淪的人生渴求。從羅隱、黃滔、李襲吉到高越、潘佑、江文蔚，其生存境遇各有不同，卻都能以駢儷文章擅價一時；他們前赴後繼的努力，促使“四六”藝術在不斷革新與自我超越中走向輝煌。趙宋有國以後，爲了滿足皇權政府日益迫切的頌美需求，更多的“四六”作手應運而生；王禹偁、田錫、楊億、宋綬、范仲淹、晏殊、夏竦、宋祁、宋庠、王珪、胡宿及文彥博等顯宦要員，均以典重瑰麗的駢體文獲譽當世。雖然說有關“四六”稱盛的文學史意義還有待商榷，但宋代文章有別於唐文的基因蛻變實際根源於箋表奏疏的基本事實卻毋容置疑。我們了解現代學人的審美理念，同時也更加尊重唐、宋文章變革轉型的藝術軌迹。 注释： [1] 《五代詩話》卷八引《東坡志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頁329。 [2]《舊五代史》卷六七《盧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頁887。 [3]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正》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禍》，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475。 [4] 《舊五代史》，頁805。 [5] 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四），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5，123，124。 [6] 《舊五代史》卷一八《敬翔傳》，頁247；《新五代史》卷二一《敬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08。 [7]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〇引《百斛眀珠》，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頁301；《舊五代史》，頁937。 [8] 《新唐書》卷二二四下《逆臣傳下·李吉川》，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6410。 [9] 《北夢瑣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7。 [10] 《舊五代史》卷六〇《李襲吉傳》，805頁。 [11] 《唐摭言》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115、116。 [12] 《舊五代史》，頁243，245。 [13] 《舊五代史》，頁805。 [14] 《舊五代史》卷一〇一《漢隱帝紀上》，頁1349。 [15] 《侯鯖錄》卷八，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95。 [16] 《五代史補》卷一，傅璇琮主編《五代史書彙編》（5），杭州出版社，2004年，頁2482。 [17] 《新唐書》, 頁5479。 [18] 王仲鏞《唐詩紀事校箋》卷六八，成都，巴蜀書社，1989年，頁1824。 [19] 《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0。 [20] 《九國志》卷三，宛委別藏本，4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頁86。 [21] 《十國春秋》卷九五《陳嶠傳》，頁1373。 [22] 《十國春秋》卷九五《鄭良士傳》，頁1378。 [23] 《唐才子傳校箋•鄭良士》（四）之考述，頁312、313，314。 [24] 《十國春秋》卷九五《黃滔傳》，頁1373。 [25] 《全唐詩錄》卷九七《黃滔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73 冊，頁680下。 [2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黃御史集》提要，中華書局，1965年版，頁1303上。 [27] 《五代史補》卷一，頁2495。 [28] 徐師仁《釣磯文集序》，宛委別藏本,99冊，葉1B [29] 《十國春秋》卷九五《黃滔傳》，頁1376。 [30] 劉崇遠《金華子雜編》卷上，叢書集成本，2840册，頁1。 [31] 《釣磯立談》，知不足齋叢書本，葉22B。 [32] 《資治通鑑》（下稱《通鑑》）卷二六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8700。 [33] 《江南野史》卷四《宋齊丘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64冊，頁88上-下。 [34] 《十國春秋》卷二一《李建勳傳》，301頁。 [35] 《南唐書》卷一三，四部叢刊續編本，15冊，葉 [36] 《通鑑》卷二五九，頁8442。 [37] 《十國春秋》卷四四《前蜀傳十》吳任臣論曰，頁650。 [38]《十國春秋》卷八六，頁1245-1246。 [39] 《宋高僧傳》卷一三《道怤傳》，中華書局，1987年，頁310。 [40] 《十國春秋》卷八六《皮光業傳》，頁1246。 [41] 《十國春秋》卷六二《楊洞潛傳》，頁888。 [42] 《通鑑》卷二七一，頁8854。 [43] 《舊五代史》卷二四《孫隲傳》，頁324。 [44] 《北夢瑣言》卷一九《明宗戒秦王》，頁134。 [45] 謝諤《黃御史集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84冊，頁90下。 [46] 《五代詩話》卷六“崔道融”條，頁257。 [47] 《唐才子傳校箋》（四冊），頁351。 [48] 《十國春秋》卷九五《閩傳六》吳任臣論曰，頁1377。 [49] 吳麗娛《略論表狀箋啓書儀文集與晚唐五代政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刊》（2），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頁339。 [50]《北夢瑣言》卷六《李琪書樹葉》，頁51。 [51] 《新五代史》卷五七《王仁裕傳》，頁662。 [52] 陸游《南唐書》卷九《高越傳》，叢書集成本，3853册，頁193。 [53] 鄭文寶《南唐近事》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35册，頁939下。 [54] 《柳河東集》卷一八《乞巧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316。 [55]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〇《翰苑集》提要，頁1287上。 [56] 《蘇軾文集》卷三六《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1012，1013。 [57] 馬騄程《蠶叢鴻爪·李義山事略》，中國文學社，1948年版，頁28。 [58] 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文編年校注》（4），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713。 [59] 《舊唐書》卷一九〇下《李商隱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5078。 [60]《李商隱文編年校注》（4），1713頁。 [61]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2），頁647。異文處均據《文苑英華》回改。按：劉學鍇、余恕誠二公以爲本文並非檄文，故改題爲《爲濮陽公與劉稹書》，然此說明顯缺乏文本依據。今仍從《文苑英華》卷六四六（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6年，頁3323上-3325上）及《全唐文》卷七七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頁8129上-8135上）。 [62] 《新唐書》卷二〇三《李商隱傳》，頁5793。 [63] 詳參《李商隱文編年校注》，頁1911-1918。 [64] 李涪《刊誤·釋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50冊，頁178上，下。 [65] 《紺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72冊，頁501上。 [66]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一五《李義山文集箋注》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603。 [67] 《四六叢話》卷三二，续修四庫全書本，第171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94下。 [68] 謝伋《四六談麈原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80 冊，頁20下。 [69]《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八《四六名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頁505。 [70] 《羅隱集·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01。 [71] 《羅隱集·甲乙集》，頁167。 [72] 《北夢瑣言》卷四，頁26。 [7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一《唐英歌詩》提要，頁1302中。 [74] 《舊五代史》卷六〇《李襲吉傳》，頁802，803，804。 [75]吾丘衍《閒居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66冊，頁639下。 [76] 《唐詩紀事校箋》卷六八，頁1833-1834。 [77] 《吳越備史》卷一《羅隱傳》，《五代史書彙編》（10），頁6203。 [78]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1，116。 [79] 《唐詩紀事校箋》卷六八，頁1824。 [80] 《春秋左傳正義》卷二一，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1870上。 [81] 《文苑英華》卷九四，頁428上。 [82] 《國語》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頁165。 [83] 《五代史補》卷二，《五代史書彙編》（5），頁2495。 [84]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110。 [85] 《史記》，頁2359。 [86]《四六話》，頁948下。 [87]《新五代史》卷三八《宦者傳論》，頁406。 [88]《文昌雜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2冊，頁703下-704上。 [89]《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新唐書》提要，頁410下。 [90] 全文原載鄭文寶《江表志》卷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64冊，頁140上-141下；又見《十國春秋》卷三，頁62-63。 [91] 《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55。 [92] 《全唐文》卷八七〇，頁9109上，下。 [93] 《十國春秋》，頁353。 [94] 《全唐文》卷八七六，頁9167上，9167下-9168上，下。 [95] 《文忠集》卷一八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9 冊，頁42上，下。 [96] 《朱子語類》卷一九，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436頁。 [97] 《十國春秋》卷一一《沈顏傳》，151頁。 [98] 陸游《南唐書》卷七《常夢錫傳》，頁152。 [99] 陸游《南唐書》卷九《高越傳》，頁194。 [100]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四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524。 [101] 《歐陽修全集》卷一四三《徐鉉雙溪院記》，頁2321。 [102] 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卷一九《張師黯集》題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961。 [103] 《釣磯立談》，葉26B。 [104] 《十國春秋》卷七五《朱遵度傳》，頁1031。 [105] 《詩話總龜·前集》卷三一，頁318。 [106] 《四六話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478 冊，頁943上。 [107] 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522。 [108] 《杜詩詳注•附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2260頁。 [109] 《全唐文》卷八三〇，頁8751上。 [110] 《後漢書》，頁1139，頁525。 [111] 《湘山野錄》，頁55。 [112] 鄭文寶《江南近事》卷二《高越傳》，傅璇琮主編《五代史書彙編》（9），頁5055。 [113] 詳參拙著《五代藝文考》，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231，頁184。 [114] 馬令《南唐書》卷一四《伍喬傳》，葉5B。 [115] 拙作《五代藝文考》，頁183。 [116]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孫明復小集》提要，頁1312上。 [117] 《四六叢話》，頁602上；《賦話》，叢書集成本，2622 冊，頁40。 [118] 《續資治通鑑長編》（下稱《長編》）卷一〇五，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435。 [119] 趙彥衛《雲麓漫抄》卷八，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頁111。 [120] 《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310。 [121] 《長編》卷一一，頁253。 [122] 《長編》卷七，頁172。 [123] 《長編》卷二一，頁474。 [124] 《宋史》卷四四一《路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3060。 [125] 陳師道《後山集》卷二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14 冊，頁706上。 [126]《宋史》卷二九六《楊徽之傳》，頁9869。 [127]《青箱雜記》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5。 [128] 《宋史》卷四四一《許洞傳》，頁13044。 [129] 《宋史》卷二六九《扈蒙傳》，頁9240。 [130] 《宋史》卷二八二《李維傳》，頁9541。 [131] 《玉壺清話》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9。 [132] 《宋史》卷四四一《吳淑傳》，頁13040。 [133] 《宋史》卷四四一《舒雅傳》，頁13041。 [134] 《師友談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21。 [135]《麈史》卷中《學術》、《神授》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頁37，32。 [136]《竹莊詩話》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81冊，頁554下-555上。 [137] 《歲寒堂詩話》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479冊，頁37下。 [138] 《耆舊續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39 冊，頁612下。 [139] 《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頁9799。 [140]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小畜集》提要，頁1307上。 [141] 《全宋文》（008），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30。 [142]《小畜集》卷一三，四部叢刊縮印本，175冊，頁35下-36上。 [143] 《蘇軾文集》卷一Ｏ《田表聖奏議敘》，頁317。 [144] 《咸平集》卷二《貽陳季和書》，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32。 [145]《咸平集》卷二七《進應制詩狀》，頁290。 [146] 《咸平集》卷二三《謝禦制和祝聖壽詩表》，頁234。 [147] 《咸平集》卷二三，頁236。 [148] 《咸平集》卷二一，頁213。 [149] 《咸平集》卷一〇，頁87。 [150] 《密齋筆記》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864 冊，頁670上。 [151] 宋祁《石少師行狀》，《全宋文》（25），70頁。 [152] 《後山詩話》,《歷代詩話》（上），頁310。 [153] 田況《儒林公議》卷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036 冊，頁277頁。 [154] 《歐陽修全集》卷一二六，頁1923。 [156] 楊億《溫州聶從事雲堂集序》、《送人知宣州詩序》，《全宋文》(014)，367，386頁。 [157] 《長編》卷八五，頁1945。 [158] 曾鞏《類要序》，《曾鞏集》卷一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10。 [159] 《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一《慶曆聖德詩》，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9。 [160] 王珪《夏文莊公竦神道碑銘》，《全宋文》(052)，頁199。 [161] 李清臣《王文恭珪神道碑》，《全宋文》(079)，頁66。 [162]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華陽集》提要，頁1314中。 [163]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宋元憲集》提要，頁1310上。 [164]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五二《文恭集》提要，頁1310下。 [165] 《東都事略》卷六七《文彥博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82 冊，頁433上。 [166] 《文獻通考》卷二三四《文潞公集》解題，萬有文庫本，頁1867下。 [167] 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一六，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24。 [168]《歐陽修全集》卷三九，頁576。 [169] 《曲洧舊聞》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20。 [170] 《歐陽修全集》卷四〇，頁585。 [作者简介]：作者係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與文獻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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