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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中国小说的发展时，外国小说的翻译一般并不包括在内，然而近代的情况却应是个特例。翻译小说在中国开始成批出现的近代，正是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型之时。这是一次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转型，其时的小说创作与先前相较，无论是内容与形式，还是思想倾向与艺术表现手法，都发生了明显的改观，而无论哪一方面的变化，其间都有翻译小说的影响乃至刺激因素在。如果当时翻译小说还没有进入中国，现代小说就不是今日见到的这般模样，而若将翻译小说排斥在外，那么在探讨近代小说的各种变化时，就无法对其动因及走向作出圆满解释。 近代小说研究必须包含翻译小说在内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那些作品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本土自创成分，严格按照原文翻译的作品只是其中的少数，故而近代的译者往往不称自己的作品为翻译，而是特地标识为“译述”、“编译”、“译演”、“译意”、“译编”、“意译”、“译著”、“辑译”、“演译”等等。这或是因译者外语水准有限，无法全按原文译出，故而只能既译又编；或是译者又有意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假托原有的故事而直抒胸臆；有的译者则为着译作的行销，有意迎合读者的趣味与欣赏习惯，以此为标准对原作大加改造。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是不按原作翻译的一个典型。此篇最初连载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国民日日报》，号称是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的节译，但其实很不忠实于原著。如篇中男德说：“我们法兰西人比不得那东方支那贱种的人，把杀害他祖宗的仇人，当作圣主仁君看待。”男德还说：“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狗屁吗？”这些内容在雨果的原著中根本无法找到，而是译者在阐发自己的政治思想。当时的评论就已指出，这篇翻译小说的特点是“参照本国社会现象，悉心结构”，[2]批判矛头实际上是直指本国的专制统治，而为了贯彻这一方针，译者便将自己的意思强加于雨果。《新小说》连载的《电术奇谈》也是较典型的一例。此篇原是方庆周的译稿，已是“译述”了，可是吴趼人又将它“衍义”一番，篇幅从六回猛增至二十四回。大量的内容“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而人名、地名又早由译述者“一律改过”，已全然中国化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作品便于传播，即所谓“俾读者可省脑力”、“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3]“衍义”者有意以“冀免翻译痕迹”[4]为标榜，我们很难将这样的作品称为译作，但也无法归于自著，或称其为半本土化的创作较为恰当。这类作品在近代是相当庞大的存在，它们本来就应属于近代小说的研究范围，而且又对当时的小说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考察近代小说发展变化时，就须得将当时的翻译小说包括在内。 尽管这类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小说，但它们在中国的出现与逐渐繁盛，仍然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如果除去外国传教士翻译的作品，如《意拾喻言》(《伊索寓言》)、《天路历程》之类不算，那么有中国人参与的翻译小说最早当是同治十一年(1872)四、五月间刊载于《申报》的《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与《乃苏国奇闻》。创刊伊始便接连推出这些作品，使人感到刊载翻译小说是申报馆办报设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刊载三篇后便戛然而止，而且等《申报》重新再刊载小说，则已是三十五年后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那时小说几乎已是各报必备的内容，《申报》已是个落伍者。报载小说的目的是助报纸行销，而从满怀热情地推行到决然中止，显然是申报馆发现实际效益与原先的预想并不相符。当时申报馆所办的《瀛寰琐纪》连载了英国小说《昕夕闲谈》，但刊载了上卷后，并无意再续载下卷，其原因也当如此。 申报馆开创了翻译小说进入大众视野的先例，但中国读者反映的冷淡迫使其改变了初衷。读者们首次接触报载小说，而且一篇小说还要分多日连载，这种新型的传播方式使人一时难以接受。在另一方面，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由几百年来的积淀而养成，猛地要镶嵌入外来物，自然会像接受器官移植般本能地产生排斥。申报馆本以为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如连载《昕夕闲谈》时，就既标榜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等中国传统的主张，又称其“命意运笔，各有深心，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5]译者还重新分割全篇为五十五节，每节自拟双句对偶标题，如第一节便是“山桥村排士遇友，礼拜堂非利成亲”；各节结束处也都照例留下悬念，均套用“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等语，一如传统的章回小说。可是，译者煞费苦心如此，读者们却还是不习惯这类舶来品。 《申报》刊载翻译小说以及随后遇到的挫折是个偶然事件，但它却蕴含着必然性，因为此时翻译小说成批地进入中国的各种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如果暂且撇开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这一因素不论，而且我们还可不妨假设申报馆的尝试获得了成功，但随后又会出现什么景象呢？《申报》上翻译小说的刊载或许还可以努力维持，但翻译小说就此顺势在中国兴起与流行却是决不可能之事。若要外国小说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其先决条件是须得有一批通晓外语且有志于文艺的翻译人才，相比之下，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方面的障碍反倒是第二位的问题。可是，当时懂外语者属凤毛麟角，培养翻译人才的计划还正处于启动阶段，而后来培养出的人才，首先也得满足刚被迫开启国门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与工商业等领域的急需。这也是为什么要过了近三十年后，才能在中国看到翻译小说兴起与流行的热潮。在那三十年的过程中，中国读者渐渐地对外部的事物已不那么陌生或排斥，也有兴趣接触与了解。然而即使在那时，如何兼顾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率先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且又较为成功的是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它的创刊号上刊载了《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案》，显然是因为颇受欢迎，随后它又接着连载了四篇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这些作品的连载持续了一年，随着《时务报》的风靡传至各地。《时务报》的尝试为翻译小说进入中国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作品题材是侦探小说应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后来该流派作品数量之多，以及流传经久不衰也可反证这一点。侦探小说情节曲折，其悬念与神秘性对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而案件实质不外乎遗产继承、因奸致杀、利益不均等等，归纳其根本，都是中国读者早已熟悉的财、色二字。可是破案过程却让中国读者折服了，这里没有菩萨显灵或冤魂托梦，而是全靠惊人的智慧、严密的逻辑推理与科学手段的运用。最后人证物证齐全，分析滴水不漏，案情大白，凶手伏法。情节跌宕起伏，一环紧扣一环，气氛紧张神秘，有时还有点恐怖，而案情随之渐渐明了，受到震撼与冲击的读者一旦捧读，就不忍释手，读罢掩卷思索，也可有许多收获。那些侦探小说宣传的是公平公正的思想，最后都是好人伸冤，恶人受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与中国传统的劝善惩恶精神有某种一致性，大团圆结局也为读者所喜闻乐见，这些都有助于克服阅读时可能产生的障碍。当然，破案过程中居然没有在当时中国人看来几乎必不可少的如严刑逼供之类环节可能会使读者惊讶，但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中国在科学与文明方面确实是逊于别人，这或许就是《时务报》刊载这类作品的目的之一，编者借此也可宣传维新变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在翻译小说占据了中国广大阅读市场的一个桥头堡后不久，紧接着又有一类新作出现在人们面前。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它立即在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对中国读者来说是全新的，其中也有许多中国读者陌生的东西，如舞厅、剧院、社交场合、社会风尚以及法国的浪漫情调等等，但其内容却是读者熟悉的，自唐代以降的各朝各代，何曾少过描写才子与妓女故事的作品？《茶花女》中主人公马克格尼尔的美丽善良与其命运的悲惨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真挚的爱情不得不屈服于门第等级观念与金钱势力的压迫，这则故事里的许多元素其实在中国古代爱情小说里都可找到，但也应该承认，似尚未见有如此作这般的哀婉凄艳，而林纾的译笔又传神动人，一时间读者们多已知晓这部缠绵凄恻的爱情故事的作品，严复“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确是对作品流传后轰动效应的真实写照。与侦探小说相类，在来自西方的言情小说中，弥漫于作品的氛围、各种理念与制度，甚至人物的言行举止对读者来说都较陌生，而他们正是通过阅读对西方这方面情况开始有所了解。不久，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与《新译包探案》[6]合为一书出版，几家报纸几乎同时刊登广告推出，其行销盛况可想而知。《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来有多家书局出版与再版，其他言情小说也接踵问世，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与其他侦探小说也是一出再出，言情与侦探终于推动了翻译小说在中国畅行无阻。与此相适应，中国读者在欣赏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时，逐渐接受了这种西方的叙事策略与技巧，长期以来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开始显示出多元化。 几乎在同时，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至日本的梁启超开始提倡政治小说以助维新变法之声势，其理由是“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7]在《清议报》上接连推出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是他的实践，鼓吹翻译或自创政治小说则是其“小说界革命”的重要内容。虽然其时政治小说翻译得并不多，但梁启超凭借其声望的力荐，却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作为“小说界革命”标志的《新小说》的创刊，则是他理论主张的贯彻。到了这时，翻译小说的绝对数量并不多，但它们已在中国站住了脚跟，更重要的是，自此已开始了连续性的运动态势。若只是对这个连续的运动过程作考察，那么其起点应是《时务报》的翻译小说。其后，梁启超在日本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等都刊载或连载了翻译小说，在他的“小说界革命”主张的影响下，后来小说刊物接踵而出，它们无一不载翻译小说，就是其他专业性刊物，也时不时地刊载与之专业多少有点相关的翻译小说。相比之下，日报刊载翻译小说只是稍迟了一些，光绪二十九年(1903)，翻译小说在天津的《大公报》、上海的《同文沪报》与《国民日日报》上开始出现，这可视为对“小说界革命”主张的直接呼应。第二年，影响甚广的《时报》、《中外日报》加入了这一行列，而后来重要的日报，如《神州日报》等，在创刊时就将刊载翻译小说作为该报不可或缺的内容。这时，早在同治年间就曾推出翻译小说的《申报》，反应反而明显迟缓，它直到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才开始重载翻译小说，由此可见三十五年前尝试的失败，给它留下了多深的印记。 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报刊上刊载翻译小说已经相当普及，这一现象蕴含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作为新型的传播工具，众多的报刊提供了充足的刊载园地，从而保证了翻译小说能大量地面世，这意味着此时翻译小说在中国进入了快速递增的轨道，也可以说，它在中国进入了普及的阶段。其次，报刊刊载小说的目的是帮助自己的行销，它们与读者间又保持着密切的互动联系，翻译小说在报刊上蜂拥而至，表明这是颇受读者欢迎的品种，而其前提是读者们在接受方面已无大的障碍。这里固然有译者千方百计适应读者欣赏趣味的努力，而读者们也在与时俱进，渐渐越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欣赏习惯的藩篱，慢慢地开始适应了外来的新文体。第三，报刊所载翻译小说能否得到读者的喜爱，这直接与报刊行销的状况相关联，于是这里自然地形成了竞争的态势。优胜劣汰，市场的考验必然会促使翻译小说水准的提高。翻译小说单行本的行销也能起到这一作用，但报刊所载引起的反响更直接与快捷。事实上，相当大一部分的翻译小说单行本，是在出版前先连载于报刊，书商们根据它们受读者欢迎的情况加以选择，结集成书，推向市场，即许多单行本的出现，本身就是竞争的结果。第四，在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的一些人，如陈景韩、包天笑、周桂笙、杨心一、吴梼等人开始成为职业翻译者或作者兼翻译者，他们对翻译小说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总而言之，报刊翻译小说是当时翻译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使晚清时翻译小说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如阚文文所言：“这些刊载在报纸杂志上的翻译小说，刺激了国民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而且对中国近代小说的创作、中国本土小说革新与发展、小说观念的转变，乃至于对于推动整个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变革与转型，都具有深远的影响。”[8]显然，如果缺漏了这一环节，那么我们对近代翻译小说的了解显然只是片面的，对其发展历程中的许多问题可能就无法寻得完整的答案，甚至是找不到答案。 然而许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恰恰是缺漏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研究的难度太大，阚文文在《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的《导论》中对此已作了分析。那些研究对象“普遍零星散见于报纸期刊中，一部长篇翻译小说可能连载时间长达一年以上，搜集整理起来十分困难”。时下许多论著，是对别人已经搜寻整理完毕的作品或著述发表议论，那些研究者可能就无法体会到“搜寻整理”四字所包含的艰辛。晚清报刊翻译小说又有其特殊性，那些报刊并非是都集中地藏于某个图书馆，而那些作品也不是集中地刊于某日报纸或某期刊物；而搜集了许多作品后，又常会发现“大部分小说都不注明原著和作者，译者的姓名也常常隐匿”，一篇作品究竟是“著”还是“译”，还得作仔细辨析，而当时许多“译作”属“译述”类，这更给辨析更增添了不少麻烦。虽然阚文文得到过不少支援与帮助，但围绕自己研究专题的搜集与整理毕竟得耗费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这须得有韧性与毅力的支撑，该项工作的难度与强度曾使不少人望而却步。阚文文在《导论》中还指出，当时不少作品“灌注了过多的政治教化功能”，读来枯燥乏味，这也是该领域长期以来无人问津的一个原因吧。 正因为如此，《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一书的价值就更显而易见。当然，由于时间、精力与工作条件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对晚清时所有的报刊翻译小说作竭泽而渔式的整理与研究，她的做法是“以全国影响最大、发行量最广的报刊——《申报》、《新闻报》、《时报》、《神州日报》这四大报纸和《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四大小说杂志为中心，尽可能完整地搜集其他报刊翻译小说资料作为数据支持”。[9]虽然未覆盖全体，但这样研究有其合理性。这八家报刊基本上都集中于晚清小说创作与翻译的中心上海，它们影响大，发行广，传播迅捷，而且还呈现了当时重要的翻译者的作品风貌。即使就数量而言，这些作品也占了当时报刊翻译小说中相当大的份额。据此，确可对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基本情况作出勾勒，并作相应的分析探讨。 本书的重点是讨论近代的最后十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至宣统三年(1911)报刊翻译小说的繁荣期，但为了能观照全局，也仔细描述了在此之前数十年间翻译小说发展的历程。在这把握全局的基础上，作者又集中考察了三类问题。其一是译者，根据他们的作品，以及序跋、识语一类文字，查考他们的外语背景、翻译活动以及各自的翻译特点和对小说翻译的贡献，进而分析他们的小说观念、翻译理论和主要采取的翻译策略。其二是较系统地分析作品的特点，对报刊翻译小说的外部形态和内部特征，重要的如翻译小说的语言、题材与文体特征，细节性的如栏目归属和类型标示，作者都作了认真的探讨，当然，如果这方面的论述能与当时自著小说详加对照，可能会有更多的有意义的发现。其三是关于报刊翻译小说的传播与接受问题的讨论，这其中包含了对当时读者，以及读者与译者间的中介，即出版商的考察。通常的小说研究并不包括这类内容，可是要准确地勾勒小说发展的轨迹，探寻制约其走向的动因，对此决不能忽略，而阚文文的讨论恰凸显了报刊翻译小说发展在该环节的特点。 可以说，书稿比较全面地讨论了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的特点与发展历程，由于以往对此未有系统的论述，她的研究就尤为可贵。书中许多具体的论述与判断，可以启发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后来者，或引起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即使对书中错漏处的批评辩驳，也同样可将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注释： [1]本文系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序言，该书将于2012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 [2]“社会小说《惨世界》出版”，《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四月十四日(1904年5月28日)。 [3][4]“我佛山人(吴趼人)”：“电术奇谈总评”，《新小说》第二年第六号，第259－60页，第260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 [5]“新译英国小说”，《申报》同治十二月初六日(1873年1月8日)。 [6]内收《时务报》上所载福尔摩斯侦探案等作。 [7]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8][9]阚文文：《晚清报刊翻译小说研究·导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