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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清代黎庶昌在《续古文辞类篡叙》中说“宋、元、明以来，品藻诗文，或加丹黄判别高下，于是有评点之学”。[1]相较于西方文论着意于思维体系的完整、表达论述的严谨而言，评点往往具有随文批点的活泼形式、不拘一格的灵动表述以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内容特征。 作为“中华民族所独创的、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2]从外在形态考虑，评点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一人独评本，或称单评本，即某一人对同一典籍的评点; 另一类是集评本，即汇辑诸家评点，将两人及以上的评点汇辑在某一著作中，具有集体评述的优势。 虽然真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评点从宋代已经开始，但对评点作较为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却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不管是从评点文献的资料整理，还是从评点理论的发掘阐释; 也不管是原来单兵游勇的个案型研究，还是现在集体作战的地毯式探究，[3]学界对文学评点的研究从各个层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与提升。但纵观学界对评点的研究，或论一家之批，或述一书之评，或总论某一文体之评点，或分述某一批评范式之具体方法。概言之，评点研究多侧重于一人一家之评，而对明清时期大量存在的“集评”现象，至今仍缺乏整体观照和详细探讨，只有个别学者在行文中略有涉及。[4]本文拟对“集评”现象的发生机制、文本优势与客观缺陷等问题作系统阐释，以期抛砖引玉。 一、“集评”现象的具体表征 “集评”现象是明清时期文学评点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在集评发展演变的初始阶段，却并未形成整齐划一和约定俗成的“集评”概念，导致了“集评”现象在概念表述和版式形态等各个层面上不统一。 “集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以汇辑诸家评点为主要外在形式，在文学评点形态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特征的一种评点形态与批评方式。和“集评”概念基本相同的有“汇评”。“汇评”又有“汇函”、“汇选”、“汇锦”等异称，指的是汇辑诸家评点于一本的评点本。如题王凤生辑《国语汇评》，题黄甫龙汇评《吕氏春秋汇评》，题归有光选评《诸子汇函》，徐克编撰《评注百家唐诗汇选》，题焦竑纂注、陆懿典评阅《诸子折衷汇锦》等，从明清出版的各种汇评本来看，这些汇评之作多为汇辑诸家批语的评点本，其含义等同于“集评”。如嘉庆听松阁藏版《陶诗汇评》，该本共汇有刘后邨、高元之、蒋丹厓、钟伯敬、何义门、沈德潜、杨诚斋、苏东坡、谭友夏等多家评语。其评语都附录于诗后，标明“某某曰”之类;自己的评语，则以“愚按”等语出之，体现出集评的典型意义。 和“集评”、“汇评”相似的概念，还有“合评”与“辑评”。合评即汇合诸家评点于一本，亦有集评之义。如《诸名家合评三苏文选》，该本在“合诸名家评注三苏文选姓氏”中罗列了评点家姓氏，其中包括朱熹、真德秀、胡安国、吕祖谦等先朝文人18 人，陶安、方孝孺、解缙、胡广等国朝名家125人，集评特征十分明显。另如明崇祯汇锦堂刊本《三先生合评元本北西厢》，书名亦用“合评”一词，已表明其集录汤显祖、李贽、徐渭等人批点之意。而清光绪十七年刊刻的《聊斋志异合评》除了书名标示“合评”之外，其题署“新城王士正贻上、涪陵冯镇峦远村、南海何守奇体正、广顺但明伦云湖合评”，也明确标明“合评”，可知其辑录了王士禛、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点，系集评本。不过，从明清时期各种“合评”著作的具体实际来看，“合评”作为集评的一种，多指范围较小的几个人的汇评。《西厢记》、《聊斋志异》等文学名著的合评本即为明证。 “辑评”也具有集评性质。“辑”字在古代和“集”字相通，有“聚合”、“集聚”之义。如《汉书·薛宣传》: “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颜师古注: “辑与集同。集，合也。”又如《文选·何晏〈景福殿赋〉》: “鸠经始之黎民，辑农功之暇豫。”李善注: “辑，集也。”可见，“辑评”亦可称“集评”。如乾隆年间心简斋编次《增订诗经辑评》，该本为“崑山徐与乔杨贡辑评，金坛于光华惺介增订”。辑评方式为眉上评，同时还杂有尾批和旁批，系辑录诸家评点而成，有些已标明姓氏，如“朱氏曰”、“邓氏曰”、“钟氏曰”、“陈氏曰”等。 值得注意的是“评林”的含义，其一方面具有集评之义，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却仅有集评之名而无集评之实。按概念说，“评林”即将评语“集之若林”之意，从根本上说当属于“集评”范围。如凌稚隆辑《史记评林》、《汉书评林》之类。徐中行在《史记评林序》中说: 凌以栋之为评林何为哉? 盖以司马成名史而必推本乎世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默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之后，观乎所裒次，其才可概见已。[5] 徐中行认为“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以附于文本之后，具备集评的完整含义。王世贞《汉书评林序》同样称“际叔之治子长《史记》，悉取古今诸丹铅之所训故扬榷，以至进退其事者，凡数十百家，荟而成书，目之曰‘评林’”[6]。又如周珽辑《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一书，《四库全书总目》称: “珽辑缀残稿，续成是编。……而以诸家议论，及珽所自品题者，标于简端，是为‘评林’。”[7]“以诸家议论及珽所自品题者，标于简端”云云，表明其乃汇辑诸家评点而成。不过，“评林”所辑录的范围较广，不仅仅拘泥于评点，有很多笺注类评语也一并录入。如《史记评林》既录有批评性质的评点，也录有笺注性质的评注。但是在小说评点的具体操作中，“评林”的含义则有例外。余象斗以“评林体”方式评点《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水浒志传评林》等4 种小说，或在书名中标明“评林”，或在封面标出“评林”，或在题署中标出“评林”，但都不具备集评的性质，其评语只是一人之评。这种“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体形式，是余象斗商业操作的一种手段，“也是古代小说刊本中仅见的体例”。[8] 从文学集评的实际情况看，有诸多具备集评性质的著作却未标“集评”之名。有些著作甚至直接沿用批点、评点之名，从书名根本看不出“集评”的性质，这在戏曲评点中表现得较为突出。如《西厢记》一书虽有《 “集评”的概念虽然存在模糊性，尤其是与其他概念存在交叉、混用等情况，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不便，但只要我们仔细甄别，即可明确界定。本文所讨论的“集评”含义包括如下特质: 集评的评语当为两人或两人以上的评语; 集评的内容必须具有文学批评色彩，其笺注、校勘性质的批点不为集评; [9]集评的名称不一定都必须标明，只要其内容具有集评性质，也当纳入集评范围; 集评的对象当为某一部或某一套书籍，有些汇辑不同人对不同对象的评语的，亦不能称为集评。 二、“集评”现象的发生机制 从发生机制的角度来考察，明清时期“集评”现象不是突变而来的，不管是在评点形态的借鉴，还是在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抑或是评点资料的来源层面，“集评”之作的产生都有着较为特殊的动因。 首先，从评点形态的借鉴来看，“集评”现象的发生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注疏的“集注”体例、明代“大全”类书籍的刊印不无关系。 “集评”的产生有效地借鉴了经典名著的注疏体例。所谓经典注疏，即汉代以来的学者对经典所作的随文式阐释、考证、说明、校订和补充，其目的在于对经典的注解和疏通。如《十三经注疏》所包括的《尚书正义》、《毛诗正义》、《论语注疏》、《孟子注疏》等。从评点的发展演变来看，评点“源自经注，发端于诗文批评，明中叶以后盛行小说批评”; [10]就评点形式而言，“文学评点中的总评、评注、行批、眉批、夹批等方式，是在经学的评注格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1]概言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评点都继承了经典注疏体例中的一些积极因素。而“随着文化的发展和著述的繁荣，这种原本仅属于儒家经典的注疏体例，开始向经典以外的经史子集著作做内容和形式的双重位移与演化，于是，便逐渐形成了古代文苑最常见和最重要的批评样式———附丽于作品正文的评点”。[12] 评点源于经史笺注，作为更高形态的集评则在评点形态上吸收了经史“集注”的某些合理因子，或者说集注在具体操作层面对汇评、集评之作有启蒙作用。而某些号称“集评”的著作还带有很多注释色彩的评注，如前所述《史记评林》，则反映了集评初始阶段的原始征象，也进一步证明笺注与评点之间紧密的渊源关系。 在集注本中夹杂个人批点也体现了评、注之间的密切联系。元代高楚芳编《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工部诗集》，采辑宋代旧注近百家，且各标姓名，保存了宋代大量注杜遗文。但该本在辑录诸家注释时，还取刘辰翁批点杜诗的内容附于句下或句旁，使得个人批点和集注汇于一书。这种寓个人评点于集注中的操作方式，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评杜者，自刘辰翁须溪始。……元大德间高楚芳粹刻须溪评点，附列诸注，世颇称为善本，然亦失辰翁本意矣。”[13]朱珪《杜诗镜铨序》中亦称杨伦《杜诗镜铨》一书“博采诸名家评骘，附列简端，如元高楚芳采刘辰翁之例”，[14]将高楚芳之体例作为评点标杆予以肯定。这样一种操作方式，体现出评点与集注之间的密切联系，当然也可看出在元代高楚芳辈眼中“评”和“注”概念的模糊性，以致在清代遭到阮元“失辰翁本意”的批评。但它能够为杜诗集评本借鉴“集注”的方式提供最为直接的版本形态，同时也反映出评点形式借鉴集注形式的可能性。而清代杜诗论著中多用集评与集注混合刊刻的出版实际也进一步证明了二者之间的胶着关系。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书即是明证。 “集评”的发生也吸取了“大全”类汇编书籍的编刊手段。明朝建国之初，十分重视文治之功，为了在思想文化方面确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在出版方面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胡广等人受永乐帝之命编撰了众多理学汇编书籍。永乐十三年( 1415) 9 月，胡广等人的《五经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编成。这些“大全”类汇编书籍不但成为衡量明代正统思想意识的准绳，而且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很多书坊主为迎合主流意识，采取同类汇编手段，在经史子集四部中，刊刻了众多以“集解”、“集注”、“集说”、“集览”、“集要”、“集成”、“会解”、“汇解”、“评林”、“评苑”等为书名的汇编汇评类书籍，其中很多就具有“集评”、“集注”性质。“集评”类书籍的刊刻也是在这种汇编成风的大氛围中逐渐兴盛起来的。这些带有“大全”性质书籍的刊刻，无疑在外在形式上给予评点者和书坊主以改进评点刊刻模式的启发，也为集评本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相似范本。 此外，科举时文的评点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为“集评”的出现提供了前期准备。宋代科举取士科目的变更促进了评点的兴起。“宋代科举考试科目的变更，的确给文学带来了与唐代不同的影响，评点的形成即为其中之一。”[15]应该说，科举时文的批选确实给评点提供了范本，积累了经验，检验了市场。南宋时期吕祖谦《古文关键》、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和谢枋得《文章轨范》等文学评点著作的诞生无不与科举时文密切相联。吕祖谦出于指导他人阅读和写作散文之目的编撰并评点《古文关键》，无意中开创了中国散文评点的风气。清人俞樾在《古文关键跋》称“先生论文极细，凡文中精神、命脉，悉用笔抹出，其用字得力处，则或以点识之，而段落所在，则钩乙其旁，以醒读者之目，学者循是以求古文关键，可坐而得矣”，强调其评点对后人散文创作的指导作用。而王阳明在《文章轨范序》中更是直接指出谢枋得《文章轨范》乃“独为举业者设”的现实: “宋谢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自汉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标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轨范》。盖古文之奥不止于是，是独为举业者设耳。”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在科举中取得较好功名的文人，一方面利用自己业已获取科举功名的身份进行时文评点，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到其他文学作品的评点中来。如明代隆庆二年( 1568) 获三甲进士的沈一贯，万历十一年( 1583) 获会元、榜眼的李廷机等均为批点科举时文的大家，同时又是评点各类诗文的名家; 又如朱之蕃为万历二十三年科举状元，编撰有《刘太史汇选古今举业注释评林》一书，又为金陵万卷楼所刊小说《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作评，批选科举时文的经验无疑为其批选小说提供了经验。很多评点方式和手段，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科举时文的批选。不过，评点对文学的发展也有反作用。元初欧阳玄在为罗舜美诗作序时说: “宋末须溪刘会孟出于庐陵，适科目废，士子专意学诗，会孟点校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众翕然宗之，于是诗又一变矣。”[16]欧阳玄甚至认为世人因宗尚刘辰翁评点，进而学其为诗，因此带来诗风的转变。 概言之，科举时文的评点和汇编对集评的出现在批点经验、市场推广以及刊印技术等多个层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帮助。尤其是诸多既从事时文评点又兼为其他评点的文人的直接参与，使得集评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气息愈加浓郁，加速了集评的进程。 其次，从评点文化的历史背景来看，明代嘉靖、万历以来，各类“集评”性著作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刊刻。“集评”著作的出现，虽然与明初以来出版文化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联系，但积极地把汇辑诸家评点作为一种广告手段来谋取丰厚的利润，甚至假托诸名家评点来兜售自己刊刻的书籍，也是书坊主热衷于集评类著作刊刻的主要动力之一。 明代以来，渐趋宽松的文化政策是促使集评出现的外在因素。宋、元两朝，朝廷对出版都控制较严，“由于宋王朝和北方民族关系紧张，北宋和南宋都曾多次颁布有关禁令，不许诏令、奏议、策论、舆地等图书外传”。[17] 元代作为一个等级制度鲜明的尚武朝代，士人地位卑下，科举不兴，严重影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陆容指出，“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议及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与?”[18]较之宋元，明代的图书刊刻环境则宽松得多。之所以如此，得益于太祖朱元璋吸取自己建国的历史经验，定都金陵后采取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重提程朱理学，实行八股取士。另外，明代书籍税的废除，也为图书刊刻大开方便之门。朱元璋为缓解明初出版印刷力量的严重不足，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19]书籍税的免除既减轻了私人刻书的税收负担，也为文学评点的商业化发展提供了便利。生活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李诩说:“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刊本窗稿。……今满目皆坊刻矣，亦世风华实之一验也。”[20]可见经过一段时间政策调整后出版业的发达。嘉靖《建阳县志》卷三也记载了当时书市的繁华景象: “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 对利益的追逐，一直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的主要动因之一。深谙盈利之道的书坊主不可能对评点类图书的广大市场需求熟视无睹，更多的是在营销手段和策略上各出其策。因此，敦请当代名家对文学名著进行评点或者汇辑已有诸家评点于一本，也成为书坊主谋利的主要营销手段。概言之，其主要手段有二: 一是精心撰写广告词以招徕读者。书坊主在文本扉页以“识语”、“题记”、“牌记”等形式，重点说明本书的校刊、评点、笺释等相关辅助内容，尤其强调名人手阅、批点、集评的内在价值，以达到新人耳目的效果。较早采用这一方式的是万历十九年仁寿堂主周曰校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书封面“识语”明确说明书中评点乃“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可见当时的书坊主已充分认识到“名公”、“名士”评点对于扩大小说销路的重要指向功能。余象斗在万历十九年刊刻《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萃》中也说: “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 更有甚者，有的书坊主极力搜罗众多的评家汇于一本，以求数量上胜人一筹，迎合世人的求全心理，进而达到“射利”目的。如康熙年间刊刻的《女仙外史》集评本，参加评点者达到六十七人，其中不乏刘廷玑、陈奕禧、叶南田、八大山人等高官显宦与文坛名流，这在小说集评中颇为罕见，其追求数量胜人之意图不言而喻。而明崇祯十年刊刻的沈云翔《楚辞评林》一书，亦号称“八十四家评楚辞”，但它实际上是在明天启六年蒋之翘评校本《楚辞集注》七十二家评点的基础上，略加增益、改动而成。[21]《四库全书总目》直接点出其“射利”的实际居心:“是书成于崇祯丁丑，因朱子《集注》，杂采诸家之说，标识简端，冗碎殊甚。盖坊贾射利之本也。”[22]可见，集评已经成为书坊主谋利的手段之一。 市场需求是书坊主刊刻书籍种类和数量的指南针和指挥棒。有市场需求，就有书坊主进行刊刻。如果集评书籍不被市场看好，那么书坊主也不会借评点或集评来兜售自己的书刊。凌稚隆在刊刻完《史记评林》后，再次延请茅坤为其《汉书评林》作序，茅坤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了世之缙绅先生敦促凌稚隆刊刻《汉书评林》的事实: 凌太学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诸家读《史记》者之评，属予序而梓之，已盛行于世矣。世之缙绅先生嘉其梓之工，与其所采诸家者之评，或稍稍概于心也，复促之并梓《汉书》为一编。[23] 《史记评林》受到世人欢迎的原因在于: 一是其刊刻精良，“世之缙绅先生嘉其梓之工”; 二是凌稚隆以“集评”的形式“采诸家者之评”，方便了时人阅读，从而受到追捧。 再次，从评点资料的来源层面考查，文学评点中一人独评的相对繁荣为“集评”的大量涌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除了文化政策、市场需求、利益驱动等外在条件外，文学评点本身的相对繁盛，是集评得以繁盛的客观依据。集评这种评点形态的出现还必须有相对繁盛和成熟的文学评点个案供搜罗辑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水到渠成地促进“集评”的兴盛。只有当个人批点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质量，才能为“集评”提供可供选择的材料，否则，一切努力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当然，那种书坊主为牟利而进行的即评即刻情况除外) 。明清两代，诗文、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评点相对繁盛且得到长足发展，是集评现象得以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换句话说，“集评”现象的兴盛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 明代是文学评点全面繁盛和成熟的时期，而“集评”的兴盛就是文学评点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一时期“集评”现象较为集中。不仅经史、诗文领域集评较多，而且其触角深入到蓬勃兴起的小说、戏曲领域，从而激发了通俗文学领域的评点热潮。从小说评点来看，谭帆《小说评点编年叙录》中就收录了明嘉靖元年( 1522) 至清宣统三年( 1911) 之间小说评点本220 余种。就戏曲评点而言，从万历前期到明末，戏曲评点“形成了异常勃兴的局面”。据朱万曙统计，“在这段时期内，有各种戏曲评点本一百五十种左右”。[24] 客观地讲，明清两代小说、戏曲评点的实际数目应大于这两人统计的数量。而这种评点的蓬勃发展态势，对于集评的出现无疑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诸多材料，从某种层面说，集评是评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三、“集评”之作的文本优势 集评作为一种辑录诸家评点于一书的综合性文本，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鲜明特点，较之单一评点而言，拥有单评本所不曾有的文本优势和批评功能。 辑录诸家评点于一处，有助于比较诸家评点异同。集评能够使读者对各家评点一目了然，省却排比诸家评点时的翻检之劳，看清某一部书评点的发展历程和流变。郭潜《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书前《凡例》即表明: “是编评者悉遵刘、杨、王、顾、钟、谭、唐诸名家，于鳞评诗少见笔札，蒋评李选未必悉当，今采其合者而标为‘李云’，以便观览。”郭潜看到了集评诸名家批点能够“以便观览”，方便阅读的优势。个人评点虽能反映一人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态度，但是其单一性缺陷也非常明显。温汝能在《陶诗汇评跋》中就发出单一评本“缺而不全”的慨叹: 愚按，查初白云，陶诗宋以前无注者，至汤东涧始发明一二而未详，元初至詹若麟居近柴桑，因遍访故迹，考其岁月，本其事迹，以注释其诗。吴草庐为之序，比于紫阳之注楚骚，当时比有刻本，而今不可得已。据此，则东涧而下，注陶者当以詹为最，惜其不传，而詹氏论陶之说，亦罕见于他本。厥后论注虽代不乏人，然或附于合选，或别为笺释，或偶为论说，每苦缺而不全。 此处跋语虽多谈注陶之事，实际上，其《陶诗汇评》乃多录诸家对于陶诗的评论，故可知当时评、注两者的概念尚未有十分严格的区分。不管是谈注陶，还是评陶，实际上，“缺而不全”应该是个人评点较之于集评的明显缺陷，也是促使集评出现的现实原因。不仅个人评本“缺而不全”，朱东观甚至提出经过“删短取长”、“留美简恶”的集评都存在“不无不全不赅之恨”的遗憾，他在《史记集评善本序》中指出: “《史记》一书，非比他籍别卷可删短取长，留美简恶者也。诸选虽存，裁断适快，独会而令人览绎之间，不无不全不赅之恨。”这种追求全备的目标定位，在原始资料方面为读者阅读、比较诸家评点提供了极大便利。 集评的出现也有力地提高了被评点文本的受众影响力。某些书籍在未刊刻集评本前，可能也属于名著系列，但当集评本出现后，其影响力更为明显，后续书籍也随之不断刊刻。典型例子是凌稚隆刊刻《史记评林》后，受到世人的普遍追捧，“《评林》行，而自馆署以至郡邑学官，毋不治太史公者矣”，[25]掀起了阅读《史记》的热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当然，凌以栋趁热打铁，“己又梓所谓《史记纂》者”，[26]继续推出了《史记纂》一书，以满足世人对《史记》的关注热情。除了刊刻《史记》方面的书籍外，凌氏又拓展集评的对象，选择班固《汉书》作为集评目标，历二载完成汉书集评工作。王世贞《汉书评林序》中揭示了《汉书评林》诞生的原因: 自《史记评林》成，而学士大夫好其书者，麕集于际叔之门，际叔益自喜以《史记》之例例班史，盖又二年所，而班史之《评林》亦成，凡百十九卷。[27] 因此，借集评以扩大被评点文本的受众影响力，在凌氏那里无疑获得了成功，所以很多书坊主就在刊刻书籍时明确注明“评林”等字样。如余象斗在重刊其族叔余邵鱼《列国志传》时就增加了自己的评点，并在标题上注明“评林”两字，借以宣传。虽然余象斗所刊《列国志传评林》不属于集评性质，但是他这种添加自己评点，以上、中、下三栏分设的操作方式，还是具有很强的商业意识的，且可为集评著作的刊刻提供一定借鉴。 集评是一种信息量更大的评点，能够提供更加全面的阅读信息来辅助读者理解文本的具体含义。评点的作用多被概括为“通作者之意”和“开览者之心”[28]两个层面，这也是一人独评和集评所具有的共同功能。但是，集评因提供的选择素材更多，所以能更全面地提供各项阅读信息，其对读者阅读和理解文本含义的作用更大。吴朝喜在《重刊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后序》中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抑能翻刻杜诗之善本，以传四方，使四方之人因批释以明其诗，讽之诵之，玩之味之，而深好之焉。则忠君爱国之念，油然而兴，是亦有助于我。”[29]集评集注之目的在于“使四方之人因批释以明其诗”，达到辅助阅读、理解文义的效用。而实际上，集评将诸家评点汇辑于一处，意味着将不同风格、不同观点、不同审美趋向的评点汇辑一处，给读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可能，对于读者从不同层面理解作品具有不同于个人评点的优势。《史记评林·凡例》中就明确表示，“诸名家读史总评散见各集，兹刻辑录于前，一展卷可得大旨云”。而王思任在《合评北西厢序》中对为何合刻三先生之评语更是作出了恰当而精到的解释: 然合刻三先生之评语者又谓何? 大抵汤评玄著超上，小摘短拈，可以立地证果; 李评解悟英达，微词缓语，可以当下解颐; 徐评学识渊邃，辨谬疏玄，令人雅俗共赏。合行之，则庶乎人无不挚之情，词无不豁之旨，道亦无不虞之性矣。故尽性之书，木铎海内，而聋聩者茫然不醒; 导情之书，挑逗吾侪，而顽冥者亦将点头微笑。噫! 兹刊之有功名教，岂浅眇者而可遽以淫戏之具目之也哉?[30] 从王思任的解释可知，汤显祖、李贽、徐渭三人的评点各具风格和特色，“合行之，则庶乎人无不挚之情，词无不豁之旨，道亦无不虞之性矣”，正是看到了集评带来的巨大辅助效应，这是个人评点本所无法达到的功能。 集评之作，表面看来，似乎只是简单将诸家评点汇辑于一书的体力劳动。但实际上，高质量的集评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批评史意识、深邃的文学史观念和敏锐的出版家眼光。因为，在集评的具体操作中涉及到对于评点者的挑选、评点对象的确定、评点内容的增删、集评刊本的发售等相关问题。从集评的实际来看，评点的对象多为历朝以来的名著，如《史记》、《汉书》、《文选》、《诗经》、杜诗等，评点者的挑选也多为历朝名人和当代评点大家，这些对于一般的出版者似乎也能做到，但是，对于评点内容的增删则不是任何出版者都能做好的事情。在这一方面，更能体现出集评者的文学史观念和批评意识。 为了能够很好地阐释自己的辑录标准，大多集评类著作在书中的“例言”或“凡例”中往往要介绍自己的录选标准。如杨伦《杜诗镜铨》一书，以简明为宗旨，删汰历代诸家注释，择善而从，成为清代流传颇广的杜诗注评本。而纵观其《凡例》中选录杜评的阐释，也可看出其甄选评语的原则。杨伦的总原则是“惟取简明，意在掇诸家之长而弃其短”。在这一原则下，以下三类杜诗评点可以选录进来: 一是历代杜评中“可采者悉录之”; 二是“未经刊布者，悉行载入”; 三是诗话类中前人“未经采录者，今并补入”。经过这一番选择，“将各家注杜之说，勘削纰缪，荡涤芜秽，俾杜老之真面目、真精神洗发呈露，如镜之不疲于照，而无丝毫之障翳也”。[31]实际上，这种刊选的过程是需要杨伦极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的。杨伦《杜诗镜铨》所依的底本为蒋金式批朱鹤龄《杜工部诗辑注》，原本尚存，现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其卷一处题“毘陵 至于《史汉评林》，竟成史书善本，归评《史记》，遂为古文正宗，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因是愈推愈密，愈刻愈精，有朱墨套印焉，有三色套印焉，有四色套印焉，有五色套印焉，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33] 叶德辉站在出版史的角度，认为多色套印“至是而椠刻之能事毕矣”，已经达到了版刻技术的巅峰阶段。套印技术将原来的单色发展成为多色套印，一方面使得集评书籍更加精致美观; 另一方面也便于读者阅读和区分不同的评点。有些甚至在集评中不再标明评点者姓氏，而只在书前交代书中颜色所代表的评点者，如卢坤道光年间所刊刻五色评本《杜工部集》即是如此。这样的操作除了精致美观外，也部分提高了刻印的速度。 四、“集评”之作的客观缺陷 集评本广采博收，逐一辑录，固然能体现辑评者的编选意旨和学术精神，为读者阅读提供便利，甚至还能赢得市场的青睐，赚取不菲的利润。而且，从某种层面上说，除了那些完全出于谋利目的刊刻的集评著作外，文人学者真正以“集评”为目标，穷尽诸家评点的集评本，还具有学术批评的集大成和总结性特征。如清代乾隆年间刊刻的于光华《文选集评》就涵括了明清以来《文选》评点著作的主体内容，反映出明清以来《文选》评点的主要精神，同时还保留了一些珍稀罕见的评点资料，被认为是“《文选》评点的集大成与总结性著作”。[34] 但毋庸置疑的是，集评本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也是客观存在的。诸如集评所带来的文本繁冗之弊，辑录过程中评点的原始意义发生不同层面的位移，甚至还有被指责伪托之作的尴尬等，就是无法避免的缺陷。 集评虽有汇辑诸家评点的集大成之功，却往往带来文本繁冗的弊端，这也成为人们质疑集评功效的重要理由之一。确实，集评之作往往都卷帙浩繁，阅读费时，而且在集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错讹的情况。如《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的批评就是“大抵贪多务博，冗杂特甚，疎舛亦多”。[5] 又如凌稚隆辑校的《史记评林》一书，周中孚就提出了“以多为贵，不免瑕多于瑜”[36]的异议。周中孚之论，实不为新。因为在凌稚隆刊刻《史记评林》之初，就连为其撰写序言的王世贞也看到了这个集评所带来的繁冗之弊，“凌生近致《评林》一部来乞序，仆颇念其刻之精，而病其采之杂，然至膏夕加铅椠差为便耳”。[37] 而同样为其撰写过序言的茅坤也在《刻汉书钞序》中非议凌稚隆《汉书评林》的“繁杂无次”。[38] 另外，辑录评点与原始批点的讹异也是集评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缺陷之一。由于辑录者文化水准和理解能力的差异，或者辑录者出于自身辑录标准的原因，被重新辑录的评点，有可能出现评点内容的缺省遗漏，评点的原始意义也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讹误，甚至逆转。如《杜诗集评》中所录钱陆燦批点内容和钱陆燦手批本中的内容即明显体现了辑录评点与原始批点的讹异情况。 《杜诗集评》共辑录清初钱陆燦批杜评语八条。[39] 钱陆燦批点杜诗，《杜诗集评·凡例》称其“既已刊行”，但未见其刊本，或已佚。由于钱陆燦原批本、过录本均有存世，故可以钱氏原批和过录本为据，[40]来分析《杜诗集评》本中钱陆燦批点杜诗评语的异同。今在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存有钱陆燦批点《杜工部集》原本两种，另外，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还藏张宗柟、陆超曾过录钱氏批本各一种。为叙述方便，兹简称《杜诗集评》本为“集评本”、国图藏本为“国图本”、上图藏钱陆燦手批本为“上图本”，上图张宗柟过录本为“张录本”，复旦大学图书馆陆超曾过录本为“陆录本”。 1、将他人批点误认为钱陆燦评点。在集评本的《北征》一诗之后，辑录有钱陆燦一则评点: 钱云，《北征》略分五节，节节相生，似右军书法，若断还连，人所不解。自起至“何时毕”为第一节，记北征岁月与恋主之情也。自“靡靡”至“身老拙”为第二节，言出凤翔时一路所见也。自“陂陀”至“尽华发”为第三节，言至鄜州所见也。自“经年”至“焉得说”为第四节，言羌村入门之状也。自“至尊”至末为第五节，言朝廷有恢复之势，而以中兴望幸旧都为结穴也。每节上下相生，细读自见。 此则评语是对《北征》一诗进行层次划分的批点，上图本有比之更为详细的记载: ( 墨眉) 方曰，此一段记北征岁月与恋主之情也。当朝野多虞之时，而诏令独许我归者，恩莫大焉。虽拜辞阙下，而感恩图报，依依恋主，不一而足。( 墨眉) 方曰，此一段乃出凤翔时一路所见也。呻吟流血可怜，苍崖猛虎可畏，而秋花小果亦可悦。“丹砂”、“点漆”四句真有化工赋物之妙。( 墨眉) 方曰，此一段乃之鄜州所见也。哥舒翰守潼关，为禄山所败，遂令三秦之民大半残害，今过其地，白骨遍野，能不悲哉? 我虽未死，而临老陷贼，及归而发尽白，亦可哀也。“老”，诸本作“况”，不可训，当从老。( 墨眉) 方曰，此一段乃羌村入门之状也。小女无衣，至拆旧绣为褐，天吴紫凤，颠倒在身，可笑亦可悲也。小儿无知，挽须问事，亦不忍嗔喝者，因念贼中形景相弔，求其乱聒而不可得也。“新归且慰意”，至于生计，又何足道乎? ( 墨眉) 方曰，此一段言朝廷有恢复王势也。回纥助顺，圣心虚伫，此一战河洛可收，西京可拔，安史其能久乎? ( 墨眉) 方曰，此一段言朝廷有恢复之望也。( 红眉) 《北征》略分四节，节节相生，此论右军书，若断还联，人所不解。 毫无疑问，集评本是对上图本评点内容的节略，但是问题就出在上图本钱陆燦原批中已经在每一节评语上明确标明“方曰”，因此知该条不为钱陆燦所批。“方”指方文。[41] 按，方文( 1612—1669) ，字尔止，号嵞山，原名孔文，字尔识，别号淮西山人，安徽桐城人，著有《嵞山集》等。方文与钱陆燦同年，但比钱陆燦早两年去世。 国图本与上图本大致相同，虽国图本只在论述第一段时标明“方曰”，但因为后面几段也是分段论述，或为钱陆燦承前省略。尤其是从评点的内容来看，两者内容出入不大，故进一步证明了该条批语为方文所批无疑。不过，国图本却在“《北征》略分四节，相生似右军书，若断还联，人所不解”一句批点前，标明“董曰”。按，从国图本其他处有题“董易农曰”可知“董”指董易农，即清初著名诗人董文骥。董文骥( 1623—1685) ，字玉虬，号易农。武进人。顺治六年进士，博学高才，工诗善书，其“怀古诸作苍浑激楚，有节短韵长之妙”，[42]风流文采为一时之冠。何焯《义门读书记》收录其评杜之语数则，但未录此则评语。国图本所录是钱陆燦手批，当为事实无疑。由此可知，刘濬集评本不但把方文的批语删减后误记为钱陆燦批点，且将董易农批点归于钱氏。不过，此条批语在张录本中也题钱陆燦批点。但张宗柟年龄大于刘濬，故张宗柟所录不可能来源于刘濬集评本，则其所据为何版本，则不得而知。今董易农批本不存，亦无从核校。 2、批点文字的增删修改。《杜诗集评》本的典型操作就是将钱陆燦原批本中带有口头性质的语言予以删去，如《谒先主庙》一诗: 集评本: “惨淡”以下叙先主而归功孔明也…… 国图本: 此首愚意“惨淡”以下叙先主而归功孔明也…… 又如《玉台观》一诗评语: 集评本: 余见张南湖谓，必女尼所居… 国图本: 余见张南湖解此谓，必女尼所居… 毋庸置疑，集评本在辑录过程中删去了国图本中钱陆燦原批的口头性语言“此首愚意”、“解此”等文字，使其评语更加简炼精到，符合刊刻书籍的雅化要求。而钱陆燦对《奉观严郑公厅事岷山沱江画图十韵》一诗的评语，文字出入更大，兹录如下: 集评本: 钱云，八联句句写绘事，以“绘”字双收。 国图本: ( 眉批) 八联句句写绘事，以绘事总收。 张录本: ( 墨眉) 钱云，八联句句写绘事，以绘事总收。 陆录本: ( 红眉) 钱湘灵云，八联句句写绘事，山、水对写，极大小、远近、高下、虚实诸景，刻划生动，末以严郑公收。 从这几条评语可以看出，除了国图本和张录本完全一致外，其他诸条相互之间都略有出入。集评本和国图本、张录本之间区别较小，仅有“字”和“事”、“双收”和“总收”的区别。但就是这两个字，“以‘绘’字双收”和“以绘事总收”还是存在意义上的细微区别。至于陆录本，其批语更是细致说明了“绘事”的具体情况，更生动形象。 3、评语条数的遗漏或缺省。在集评过程中，集评者往往有意或无意会遗漏或缺省评语，这也是集评本存在的缺陷之一。《杜诗集评》中辑录有钱陆燦对八首杜诗的八条评语，但是综合其他本子来看，钱陆燦对这八首诗的评语远不止八条。如《十 ( 眉批) 《诗眼》云: 此诗主意，念岁月之迁易，感异乡之漂泊，三四句羁愁旅思皆在目前，梅望春而花楸将变而繁，言滞留之久，自冬过春，始终见梅楸则百花之开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园，思朝廷，故落句云云。[43] 从《杜诗集评》辑录钱陆燦评语的情况，既看到集评对于文献资料的辑存之功，也了解了集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的诸般讹误。 总之，虽然文学名著的集评之作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不管是从出版文化，还是从文学传播，抑或从文献辑存的视角来看，集评本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集评本是一种比个人评点本更为高级的版本形态。个人评点本以直陈个体观点为主要形式，带有私人性; 集评本则在同一阅读空间内同时提供多种评点体系，这种多重参照体系使得单薄的个人评述变成了错综的集体言说。集体言说的背后，隐藏的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商业气息的勃兴。那些由书商出面组织文人学者对某一具体文学名著进行的集体评点，则标志着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学术研究与商业操作相兼顾的新阶段。从个人评本向集评本的发展演进实现了文学评点从个人评述到集体言说的华丽蜕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未刊文学评点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批准号: 06JJD75011-44005) 、湖南省社科评审委课题“杜诗未刊评点的整理与研究”( 项目批准号: 1011244B) 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黎庶昌撰: 《续古文辞类篡叙》，清光绪十六年金陵书局刻本。 [2] 黄霖、 [3] 从研究人员的角度看，如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十年前就开始组织大批专业人员，以文学大家和文学名著的评 点为切入点，进行文献整理和理论阐释的双重研究，可视为集体作战的地毯式研究。 [4] 孙琴安在《中国评点文学史》中认为汇评和集评本的层见迭出是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四大标志之一; 谭帆在《中国小说评点研究》的“小说评点之形态”一节中谈到了小说“评林”和“集评”的问题。 [5]徐中行: 《史记评林序》，凌稚隆辑: 《史记证林》一百三十卷，明万历四年刻本。 [6]王世贞: 《汉书评林序》，凌稚隆辑: 《汉书评林》一百卷，明万历九年刻本。 [7]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 [8]谭帆:《中国小说评点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58 页。 [9]在传统的批点文字中，根据内容的不同，可分为评、注、校三类。本文所讨论的集评仅为其中的批评类批点，对于注释和校勘类批点不纳入讨论范围。但后世各刊本中将评点和注释相结合刻于一本的情况较多，如仇兆鳌撰《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等书即是此类。针对这种情况，按照张伯伟提出的“注释成分偏多，即为注本。评论的成分偏多，则为评本”(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第564 页) 的原则来判定。据此，《杜诗详注》当纳入注释类，《杜诗镜铨》当归之集评类。 [10]谭帆: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价值系统》，《文学评论》1998 年第1 期。 [11]吴承学: 《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 年第1 期。 [12]古耜: 《评点小议》，《文学自由谈》2008 年第3 期。 [13]阮元: 《杜诗集评·序》，清嘉庆九年刻本，台湾大通书局印行“杜诗丛刊”本。 [14]朱珪: 《杜诗镜铨序》，见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4 页。 [15]张伯伟: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第六章《评点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569 页。 [16]欧阳玄: 《圭斋文集》卷八《罗舜美诗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第242 册。 [17]缪咏禾: 《明代出版史稿》，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64 页。 [18]陆容: 《菽园杂记》卷十，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129 页。 [19]龙文彬: 《明会要》卷二十六，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年，第418 页。 [20]李诩: 《戒庵老人漫笔》卷八“时艺坊刻”条，北京: 中华书局，1982 年。 [21]参罗剑波:《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五种》，《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 年第6 期。 [22]《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 1978 页。 [23]茅坤: 《汉书评林序》，凌稚隆辑: 《汉书评林》一百卷，明万历九年刻本。 [24]朱万曙: 《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11 页。 [25][26]王世贞: 《史记纂序》，凌稚隆评选: 《史记纂》二十四卷，明刻本。 [27]王世贞: 《汉书评林序》，凌稚隆辑: 《汉书评林》一百卷，明万历九年刻本。 [28]《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见黄霖等: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 修订本) ( 上)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241 页。 [29]吴朝喜: 《重刊集千家注批点杜诗后序》，刘辰翁批点，高楚芳编: 《集千家注批点补遗杜诗集》，明嘉靖己丑( 八年) 靖江王府刊本，台湾: 大通书局印行“杜诗丛刊”本。 [30]王思任: 《合评北西厢序》，见《洗生合评六本北西厢》，明崇祯间孔如氏刻本。 [31]毕沅: 《杜诗镜铨·序》，见于杨伦笺注: 《杜诗镜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3 页。 [32]蔡锦芳: 《杜诗版本及作品研究》，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42 页。 [33]叶德辉: 《书林清话》卷二“刻书有圈点之始”，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第23 页。 [34]赵俊玲: 《〈文选〉评点研究》，复旦大学2008 级博士论文，第164 页。 [35]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三，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 [36]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卷十五史部一，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年，第313 页。 [37]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一百八十二文部“徐孟孺”。 [38]茅坤: 《刻汉书钞序》，茅坤评选: 《汉书钞》九十三卷，明万历十七年自刻本。 [39]钱陆燦评点杜诗的内容较多，《杜诗集评》仅录八条。因刘氏在《例言》中称“钱圆沙、俞犀月、申凫盟、 [40]按，本文所用钱陆燦评语，均为各种本子中标明为钱氏所批的评语。因国图本、上图本、张录本、陆录本中均有不少未标明姓氏的评语，对于这些评语，本着谨慎的原则，一概不予采用。 [41]方文批点杜诗所据何本，已不详。方氏评点“未梓行，但传钞本至今尚有存者。丹徒吴眉 [42]徐世昌辑汇，闻石点校: 《晚晴簃诗汇》卷二十五，北京: 中华书局，1990 年。 [43]该条国图本、张录本、陆录本，评语意思大致相同，但文字有出入，不再罗列。 ［作者简介］曾绍皇，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