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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岭南地区因其本土文人寥若晨星往往不为人所重视，而曾经流寓或经停于此的文人及其创作在地方（或地域）文学史中又往往废而不讲，故此岭南早期的文学面貌鲜有言之甚详者[1]。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状况略有改观，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一书在阐述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时，即论及初唐时期以沈佺期、宋之问为主的岭南贬谪诗人的创作，从中可以看到，诗人由于外力因素造成其创作地点的改变，从而使得其诗歌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亦有所改变，创作数量也大大增加[2]，这种探讨比较有助于读者了解文人活动空间的变化对于弱势文化区域文学发展的贡献。与此书主要以诗歌创作地点为切入点的研究不同，本文希望通过对文人之社会流动的分析，来展示唐代岭南文学生态的变迁。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的重要理论，也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将这一概念用以分析唐代文学，主要是有感于当今文学地域性研究的成果对这一方面探讨较少[3]，难以窥见地域与文学之真切、全面的关系。谫陋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为了弄清有唐一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情况，笔者遍检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全唐诗》、《全唐文》等基本文史资料，又充分利用当今学者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如周祖譔主编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4]；周勋初主编之《唐诗大辞典》[5]；傅璇琮主编之《唐五代文学编年史》[6]、《唐才子传校笺》[7]；郁贤皓之《唐刺史考全编》[8]；戴伟华之《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9]；韩理洲之《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10]等著作，同时参考相关年谱资料，制成了《唐五代（618-978）赴岭南人物表》（下文简称《人物表》），此表将唐代分为8期[11]、五代分为2期，并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州数为准，在各州下分别列出各期之流动士人的名字，属于流贬者，则以下划线标出；属于文人者，则在名字后以“*”标示[12]；表中收录的所有人物，都是姓名、时间、地点大体明确者，如果有某项不确定，则不予收录。以此为基础，又编制了《唐五代（618-978）赴岭南人物数据表》、《唐五代（618-978）赴岭南文人数据表》和《唐五代（618-978）流贬岭南文人数据表》，这3份表格中的数据，俱依照《人物表》统计得出。另外，考虑到《人物表》中各人的具体情况并不明确，笔者又制作了《唐五代（618-978）岭南文人流动情况表》（以下简称《情况表》），详细列出了不同时期各个文人的流动地、流动前后的职位、流动原因、作品情况等内容。由于五代的数据颇少，故在此仅讨论唐代文人的流动情况。 一各个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布 按照前述3份表格的数据，笔者列出了下表（表1），各栏中分别标出唐代岭南不同时期的流动士人、流动文人与流贬文人的数量。 表1 唐代赴岭南人物数量表
根据表1的数量关系，似可对唐代岭南的流动士人、文人情况作出以下描述： 其一，流动士人的数量为1284人，而在不同时期有较大的起伏，呈现出双峰突峙之形，即以第五期作为过渡，第四期和第六期分别形成峰值。表中第四期为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时期，第五期为肃宗、代宗在位时的至德、大历之际，第六期则以德宗、宪宗在位的贞元、元和时期为主，这两个形成峰值的时段，在唐王朝历史上可谓政治较为清明、统治也相对平稳，所以士人流动比较活跃。不过，第六期以后的流动人数虽然有所下降，但还是要大大高出于第四期的数量，假使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代分为前后两期，则可算出前期人数仅占总数的29.1%，综合两个峰值，则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唐代前期士人的社会流动性较差，以开元、天宝时期最活跃；中唐以后士人的流动性较强，以贞元、元和时期最活跃；而且总的来说，后段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前段，因此后段比前段更富于流动性。士人流动性的加强，表明唐代社会的一种变化，即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自由流动，这对于岭南文学的发展亦富有积极意义。 其二，流动文人的数量为381人，仅占流动士人数的29.6%，可见光顾此地的文人并不算太多；不同时期流动文人的数量在变化趋势上与流动士人约略相同，也出现了两个峰值，但流动文人前后期峰值出现的时段与流动士人的不同，前期峰值出现在第三期，后期峰值出现在第七期，且两峰值的波动都很平缓；从前、后期流动文人的数量比较，前期只占总数的24.7%，表明后期文人的社会流动性更强，但因前后各期的数量起伏不大，只在第五、六期时增幅颇为剧烈，因此从总体上看，有唐一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但持续平稳的增长之中，至第八期的唐代末年才略有下降，这似乎透露出岭南在唐代政治格局中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从而使得其对文人的吸引力表现出愈益增强之势。 其三，流贬文人的总数为152人，占整个岭南流动士人数的11.8%，流贬士人数的37.6%[13]、流动文人数的39.8%，这3个数据揭示了唐代岭南的流贬文人在不同类型流动人群中的数量结构。流贬文人各期的数量波动与流动文人的基本一致，但波动幅度更为平缓，并且流贬文人前后峰值的大小与流动文人不同，后者的第七期高于第三期，前者恰好相反，在第三期即达到超越各期的最高点；流贬文人前后期的数值亦比较接近，前期占总数的48.7%，且仅比后期少4人，这说明因外力强制因素而产生的向下的社会流动在唐代一直存在且比较稳定，文献记载及大量研究也表明，岭南在唐代是流贬士人聚集的渊薮[14]，故此这一数值的波动并不特别剧烈。 其四，不同时期的流贬文人在流动文人中所占比例，在唐代前、后期的表现截然不同。前四期都达到或超过50%，第二、三期更是分别高达87.5%和95.2%，说明前期赴岭南的文人绝大多数为向下的社会流动，即以流贬占主流。而后四期中以第七期最高，为35.8%，第六期最低，为20.7%，这表明中唐以后文人赴岭南的原因已经多元化，因流贬而产生的向下的社会流动不再占据主导因素。 二各个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地理分布 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空间分布特征，根据《唐五代（618-978）赴岭南文人数据表》和《唐五代（618-978）流贬岭南文人数据表》可以作适当的描述。以这两份表格为基础，笔者制作合 表2唐代岭南流动文人合成数据表    成了上表（即表2），为节省篇幅计，表中只录入了有记载的45州的数据，其余28州因数据阙载而未录入；各期的“A”列表示流动文人的数据，“B”列表示流贬文人的数据；最后两行中的“五管”是指广州、桂州、邕州、容州和交州（安南都护府）的数据和值；“岭南”则是所有州的数据和值。由此试将表中的数据特征描述如下： 其一，流动文人主要分布在“五管”及以广州、桂州为轴线的各州。如果将各州数据稍作排列，就会发现它们分层非常明显，而且人数特别集中：整个岭南道73州计381人，“五管”就达203人，占了总数的53.3%；如果取其算术平均值，则在5人以上的州，还有韶、端、潮、循、贺、梧、崖、封、高、昭、钦、驩、康、柳等14州，共计139人，占总数的36.5%，这两项合计共19州，占总人数的89.8%；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排列，则仅有广、桂、容、韶、端、交、潮、邕、循、贺、梧、崖等12州在9人以上，共计294人，占总数的77.2%；超过25人的则只有广州和桂州，共计151人，亦近总数的40%[15]。这些州中，属于岭南经略使管辖的有广、韶、端、潮、循、崖、封、高、康等9州，占19州中的47.4%；属于桂管经略使管辖的有桂、贺、梧、昭、柳等5州，占19州中的26.3%；属于容管经略使的仅有容州，占19州中的5.3%；属于邕管经略使的有邕、钦2州，占19州中的10.5%；属于安南经略使的有交、驩2州，也占10.5%。也就是说，岭南道流动文人的分布异常不均衡，高达74%的州仅有少数甚至没有文人稍曾涉足，从中可以看出，以广州和桂州为中心的两经略使所领州，流动文人出没较为常见，广州和桂州则是其最为集中之地。而在没有数据的28州中，岭南经略使5州，占其所领州的22.7%；桂管3州，占其所领州的20%；容管8州，占其所领州的57.1%；邕管州，占其所领州的63.6%；安南5州，占其所领州的45.5%，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容管、邕管和安南所领各州甚少有文人光顾。 其二，不同时期各州流动文人的分布情况，由多到少排列顺序分别为： 第一期：交（2）、桂/潮（1）； 第二期：交（3）、横（2）、广/桂/邕/梧/贺/驩/潮/琼/钦/爱/振（1）； 第三期：端（6）、钦（4）、广/韶/循（3）、桂/容/崖/滕/峰（2）、交/梧/驩/爱/高/封/窦/新/泷/富/象/陆/环（1）； 第四期：广（6）、桂（6）、昭（3）、端/韶/封/贺（2）、钦/循/容/驩/高/新/岩/龚/严（1）； 第五期：广（15）、桂（6）、潮（4）、容/交（3）、端/韶（2）、钦/崖/梧/康/廉/柳（1）； 第六期：广（28）、桂（16）、容（9）、韶（6）、邕（5）、潮/柳（4）、端（3）、交/崖（2）、康/封/贺/循/高/新/岩/春（1）； 第七期：桂（24）、广（18）、循（7）、交（5）、韶/端（4）、容/邕/潮/封/梧/昭（3）、崖/康/贺/高/驩（2）、柳/新/恩/蒙/儋（1）； 第八期：广（17）、桂（7）、邕（4）、交/梧/贺（3）、韶/端/容/崖/康/高/驩（2）、潮/封/昭/恩/春/廉/窦/琼/勤/澄/绣/融/潘（1）。 从这些排列的数据可以看出：各期州数的多寡与人数的增减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只有第八期例外，人数虽然减少但州数增加，这大概说明中唐以后岭南有吸引力的地方在逐渐增多，因而文人在流动时的选择也更多。其次，虽然各期有流动文人的州相对比较分散，但从第四期开始，广州、桂州就占据了前2名的位子，且数量逐渐增多，成为文人蚁聚之地，这种趋势在第六期达到高峰，第七期后略有下降，这其中隐含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值得进一步探讨。再次，在第二、三期中，有些文人总数少但排名竟然占前位的州，如横州、端州、钦州等，通过检索《人物表》，得知其并非文人流动时的主动选择，而是流贬所致，这反映出岭南前三期文人流动的根本动因，也说明了前期岭南流动文人的基本特征。 其三，岭南共有40州曾有流贬文人涉足，依然较为集中于以桂州、广州为轴线的各州。不妨还是用取算术平均值的方法将这些州加以分类，仅1人的有恩、春、窦、岩、勤、绣、儋、龚、严、泷、象、陆、环、振等14州，2-3人的有容、康、柳、新、邕、廉、琼、滕、峰、爱、横等11州，4-7人的有驩、钦、交、贺、封、梧、高、昭等8州，8人以上的有端、循、桂、潮、崖、广、韶等7州[16]。其中4人以上的州基本上分布在岭南的北部和东部，共10州7人，占总人数的51.8%，而南部和西部的只有钦、高、崖、交、驩等5州共33人，占总人数的21.7%，二者合计则为73.5%，8人以上的州则只有崖州分布于南部，这样的分布态势显然极不均衡，它反映了唐王朝在将文人流贬至岭南时存在地域选择性，相对来说，唐王朝在这些州的统治更为稳定。考虑到唐代对士人的流贬不会顾及其文学才能，只会按照其罪责轻重来发遣，因此如果用同样的方法考察一下岭南流贬士人的分布特征，似乎更能够说明问题。据笔者的统计，流贬士人共计404人，分布于岭南的50州，9人以上的州有崖、端、循、韶、桂、康、雷、驩、昭、贺、潮、交、柳、儋、钦、梧、封、广、象等19州计304人，与上述流贬文人4人以上的州相比较，多了康、雷、柳、儋、象等5州，少了高州，多出的5州，3个在北部（康、柳、象），2个在南部（雷、儋），大致接近流贬文人的南北比例，而17人以上的州则有崖、端、循、韶、桂、康、雷等7州共164人，与流贬文人相比多了康、雷2州，少了潮州，而且其中也只有崖、雷2州分布于南部，由此可见，无论是流贬士人还是流贬文人，都相对集中于岭南北部和东部以桂州、广州为轴线的各州，以及南部的钦、崖、交、驩等州，这些州大概是岭南在开发过程中，中央王朝最先控制且相对较为稳固的地区。 其四，流贬文人在不同时期的地理分布，仅以各期人数较多的州为例略作说明。第一、二期均为交州，第三期有端、钦、循、韶、广等5州，第四期有昭、端、封、贺等4州，第五期为潮州，第六期有桂、潮、端、崖、柳等5州，第七期有循、桂、潮、端等4州，第八期有端、崖2州。各期的的流贬文人以这些州占据了多数，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该时期文人流贬的趋向。如果将它们稍作排比就会发现，除了第一、二期流贬文人集中在交州外，其余各期主要分布在岭南东部和北部，尤其是广州周边的端、循、潮等州，北部的桂州和南面的崖州也是比较集中的地方。 其五，相对来说，“五管”不是流贬文人最多的地区。从数量来看，“五管”共28人，仅占总数的18.4%，其中桂州9人，广州8人，交州6人，容州3人，邕州2人；从各州的排序来看，端州、循州分列前2名，桂州与潮、崖2州紧随其后。但是，“五管”的流动士人、文人数量众多，如桂州的流动士人和文人数量分别为191和63，广州分别为213和88，交州分别为89和19，容州分别为71和20，邕州分别为74和13，相较之下，流贬文人就显得数量稀少。因此，“五管”可谓流动文人多而流贬文人少[17]。而有些州的流动文人主要由流贬文人组成，如端州，两值分别为19/16，循州12/10，潮州14/9，崖州9/9，钦州7/7，驩州7/7，贺州9/6，封州8/5，高州7/4，昭州7/4，新州4/3，其它还有很多州的流动人数很少，也基本上为流贬者充当。通过这些数值的比较，即可明了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地域选择性：流动文人主要集中在“五管”，而流贬文人则主要分布在其周边，尤其是以桂州、广州为轴线的北部和东部各州，南部亦有少量分布；虽然流动文人包含了流贬文人，但相对来说，流动文人（去掉其中的流贬文人）具有更多自主性因素，流贬文人则主要由外力强制造成流动。 三各个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类型分析 上文主要从数量和地域分布的角度对唐代岭南的流动文人和流贬文人进行了描述。流贬文人只是流动文人的一部分，根据上文的描述可知他们在唐后期的数量已不占主流，这表明还有很多由于其他原因前往岭南的文人，他们构成了向上或水平社会流动的主体，故本节主要对唐代文人流动的具体类型加以分析，其基础即《情况表》，此表展示了唐五代不同时期各个文人的流动地、流动职位、流动原因、作品情况等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唐五代文人赴岭南的概貌。因以文人所至目的地为统计对象，那些只曾路经停留的州被省略，或有人多次以不同性质出入岭南，故各期的总数比原来的稍有变化。按照《情况表》将不同流动类型的文人数分期排列如下（表3），根据表3并结合《情况表》，试将其特征作如下描述： 其一，向上的、水平的流动在整个唐代都是后期比前期增多，如向上的流动在前期仅5人，而后期达到56人，增长了11倍；水平的流动前期仅14人，而后期为106人，也增长7.6倍之多；而向下的流动仅略微增加，其前期为55人，后期58人，谓之基本持平亦无不可。由此可见前期流动文人数量少，而以向下的流动居多数，他们占可考人数的74.3%；后期则异于是，向下的流动仅占可考人数的26.4%。这三类流动文人数量的变化，说明唐代前期岭南的社会流动少，以强制性的流贬为主，而在后期其社会流动大大增强，向上或水平的流动构成了其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岭南前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但更主要地反映了其文学生态的变迁，流贬者比例的降低，升擢或游移于此的人数增加，表明岭南在唐代后期越来越富有吸引力，主动前往的文人源源不断。而这两类文人大批量地到来，又会对岭南文学风习的涵养产生积极作用，他们的遭遇或许并不令人扼腕同情，他们的作品或许不如流贬者的那样动人心魄，但他们给予当地向学之士的引导应该是正面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 表3唐代赴岭南文人的流动类型表  其二，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在各时期里的表现颇有不同。向上流动以第七期人数最多，第六期紧随其后，这2期占了总数的2/3。向上流动的目的地，据笔者的统计，以“五管”为主，其中广州18人，桂州16人，容州7人，交州6人，邕州4人，其余的如潮州2人，韶、端、封、柳、贺、高、潘、康等州皆为1人。这充分显示了广州、桂州在岭南的中心地位。不过要注意的是，由于岭南大部分州的官员主要通过“南选”而任命，这意味着大量向上的流动数据没有或难以被记载下来，因此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向上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升迁，但前期亦有军事原因或流贬后重新录用者，军事原因如武德四年（621年）李靖平萧铣后，“度岭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抚，……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优诏劳勉，授岭南道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18]。重新起用者如张玄素，曾“擢授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对太子承乾多有规谏，后承乾废，玄素“随例除名”，贞观十八年（644年）“起授潮州刺史，转邓州刺史”[19]。后期也包括少数似升迁而实弃置者，如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先被贬永州司马达10年之久，元和十年（1815年）终于被召还京，旋“例移柳州刺史”[20]。按，柳被贬前为礼部尚书员外郎，从六品上，贬永州司马，品秩并未降低，不过职事今非昔比，可谓霄壤之别；柳州为下州，其刺史为正四品，照理是升迁之举，但因柳州地僻俗陋，历来不为人所重，而岭南各州刺史莅任者又以左迁或土著居多，清流之士不屑为之，故柳仍有放逐之悲[21]。 其三，水平流动以第六期人数最多，合上第七、八期，则占总数之3/4，可见中晚唐岭南流寓文人较前期之盛。各期文人来到岭南的原因稍有不同，在此仅以其文名较著者为例略作说明。第二期，唐临、禇遂良、李峤、王勃等，仅王勃为南行交趾探父，其他人皆为出使或职官迁转；第四期，张九龄、萧颖士、王维等亦为出使或职官迁转；第五期，孟云卿、戎昱、任华、李阳冰、杜佑等，则在职官迁转之外，增加了客游和入幕两项；第六期，皇甫湜、李翱、李公佐、陆羽、王建、令狐楚、曹唐、吴武陵等，有职官迁转、出使、入幕、客游等原因，而以入幕者为主流，另有张籍、权德舆等人，其文集中收有关于岭南的作品，惟史料中不见其曾至岭南之记载，当不为流贬而至者；第七期，许浑、陈陶、方干、赵嘏、段公路、李商隐、刘蜕等，主要因出使、入幕、客游等曾至岭南；第八期，胡曾、李洞、杜荀鹤、莫休符、皮日休、高骈等，亦以入幕、客游者居多。由此可见，来到岭南的文人前期主要为出使或职官迁转，后期则主要为入幕或客游。水平流动原因的变化，正可标识岭南文学生态环境在中晚唐时期的变迁。 其四，唐代岭南为流贬集中之地，故向下流动者代不乏人，而以第三期最为特出。在这一时期，张说、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李邕等都因政治原因被流或被贬岭南，竟至造成了岭南文学早期的一个高峰，宋、沈诸人在岭南留下了大量诗文，无论题材、内容，还是风格、情感都与流贬前大异其趣，至今仍为研究者们所乐道。而在第六期中，韩愈、李绅等人贬岭南，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因参与永贞革新被弃置岭南多年，又为岭南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使得岭南早期的文学面貌凸显出以流贬为主调的骚人悲怨。 其五，一般认为，如果一个时期内向上流动的频率超过向下流动，说明社会在进步，反之说明社会在倒退[22]。以此来看，岭南流动文人前后期数量的变化表明：整个唐代岭南文学生态处于缓慢改善之中，但从各期中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的人数对比又可发现，向下流动的数量大多超过了向上流动的数量，这侧面说明岭南文学生态的改善举步维艰，如果不是水平流动的数量增长所带来的冲击，则这种改善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四结论 基于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本文通过对从中提取的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概括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分布来看，有唐一代岭南流动文人的数量一直处于小幅波动但持续平稳的增长之中，且后段的数量要大大高于前段，说明其前期的社会流动性较差而后期即中唐以后则较强，这揭示了岭南社会在唐后期的变化，也是岭南文学生态环境改善的指征。 第二，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地理分布来看，唐代流动文人在岭南的分布异常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五管”及以广州、桂州为轴线的各州，各期州数的多寡与人数的增减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而流贬文人除了第一、二期汇聚在交州外，其余各期主要分布在岭南东部和北部，尤其是广州周边的端、循、潮等州和北部的桂州、南面的崖州。这些数据反映出唐代岭南流动文人的地域选择性，即流动文人主要活动于“五管”，而流贬文人则主要分布在其周边各州。 第三，从不同时期岭南流动文人的流动类型来看，向上的、水平的流动都是后期比前期多，向下的流动则基本持平，表明岭南在唐代后期越来越富有吸引力，而文人大批量地到来，又会对岭南文学风习的涵养产生积极的作用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这种改善非常缓慢。具体而言，向上的流动以第七期人数最多，由于政治升迁的原因，其目的地以广州、桂州为主，充分显示了两州在岭南的中心地位。水平的流动以第六期人数最多，合上第七、八期，则占总数之3/4，可见中晚唐岭南流寓文人较前期之盛，他们流动的原因，前期主要为出使或职官迁转，后期主要为入幕或客游。这种变化正是岭南文学生态环境在中晚唐时期变迁的标识。向下的流动代不乏人，而以第三期最为特出。宋之问、沈佺期、杜审言、韩愈、李绅等人贬谪岭南，柳宗元、刘禹锡等人被弃置多年，为岭南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使得岭南早期的文学面貌凸显出以流贬为主调的骚人悲怨。 总之，由于唐代岭南的文学局面主要由流动文人撑起，因此其文学格局的变化概由文人流动所引致，不同时期流动文人的数量多寡不断改变着岭南文学的地域分布面貌，而流动类型的差异也使其内涵与影响表现出各自的特点，这些对于岭南本土文学的培育、涵养有着润物无声的效果，也逐渐地改变着岭北民众对这一地域的看法与态度，从而为岭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注释： [1]按：本文所论述之“岭南”，特指唐代的岭南道，其范围包括今广东、海南、广西大部与越南北部地区，不同于现今的地方文学史著作如陈永正主编之《岭南文学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所表述的“岭南”概念，该著之“岭南”代指广东，以清末民初之广东省所辖范围为准，包括今广东、海南及广西的钦州地区（北海市）。 [2]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1-179页。 [3]近年来已有学者比较关注以统计数据来讨论士人与文人的流动问题，但考察的角度多是贬谪和流放，如王雪玲《两〈唐书〉所见流人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第79-85页）；尚永亮《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81-94页）、《唐五代文人逐臣分布时期与地域的计量考察》（《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96-102页）；兰美琴《唐代岭南谪宦及其对该地区教育的贡献》（广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收于中国知网之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这仅仅是对向下的社会流动的探讨；而上引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一书虽然注意到了文人的空间位移，但只提出了其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线等问题，尚未顾及其移动的性质，且书中数据全按今省之行政区划统计，此类数据与结论的局限性，胡阿祥在《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第70页论之颇详，可参阅。李浩的《论唐代文学士族的迁徙流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又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五章，中华书局，2002年），虽然讨论了唐代士族迁徙流动的类型，但大体上是基于个体例举的定性分析。 [4]周祖譔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5]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 [6]傅璇琮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年。 [7]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8]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韩理洲：《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 [11]各期的起讫时间及分期标准，请参考左鹏《论唐代长安的园林别业与隐逸风习》，《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59-67页。为方便计，在此将各期之时间列出：第一期，武德元年至贞观末年（618-649年）；第二期，永徽元年至光宅元年（650-684年）；第三期，垂拱元年至先天元年（685 - 712年）；第四期，开元元年至天宝末年（713-755年）；第五期，至德元年至大历末年（756-779年）；第六期，建中元年至长庆末年（780-824年）；第七期，宝历元年至大中末年（825-859年）；第八期，咸通元年至唐末（860-907年）。 [12]按：本文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人”一词，“文人”属于“士人”的一部分，两者都是唐代的知识阶层，主要区别在于“文人”有文字留存于世，因为古代属于“杂文学”时代，其文学概念与现代有别，故但凡一篇之什的作者，俱可以“文人”视之。但是在本文的统计中，“士人”是不包括僧道等方外人士的，因此“文人”也不包括僧道中的能文能诗者。 [13]据笔者前述《人物表》的统计，唐代岭南的流贬士人数为404人，详参左鹏《士人流动与唐五代岭南文学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9年）。 [14]如尚永亮即对此作过专项统计，可参阅上引其所著两文。 [15]在此分别以5人、9人和25人作为数据分层界线，主要是这3个数值是各州的算术平均值取整的结果，即岭南73州的流动文人平均为5.2人，有数据的45州平均为8.5人，处于45州平均值以上的12州再取算术平均值为24.5人。 [16]按：岭南73州流贬文人的平均值为2.1人，有数据的40州平均值为3.8人，处于40州平均值以上的15州共112人，其平均值为7.5人。 [17]据笔者的对比分析，“五管”流贬士人与文人的比例大体与益州、荆州、洪州、扬州、越州等地的接近。详参左鹏《士人流动与唐五代岭南文学地理研究》。 [18]《旧唐书》卷67《列传第十七》。 [19]《旧唐书》卷75《列传第二十五》。 [20]《旧唐书》卷160《列传第一百一十》。 [21]唐代诸州分上、中、下三等，又按其地位轻重分成京、辅、雄、望、紧等若干等，京州为首都所在地，后改成“府”，其余辅州以下都是为了限定官员迁转次序而设的等级。诸州长官为刺史，其僚佐之司马，基本上只是优游禄位而无具体事任的闲职，因其品高俸厚，所以一般用以安排贬退大臣和宗室、武将（可参阅张国刚《唐代官制》第六章，三秦出版社，1986年）。因此，柳宗元结束了永州司马的贬谪生涯，又被任命为柳州刺史，就包含了延长其迁转过程、阻止其入京为官的意图，无怪乎人皆惜其沦落不偶。 [22]《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JA75011-44027）。 [作者简介]左鹏（1970-），男，湖北洪湖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人文地理、社会文化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