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庶吉士制创始于明代，取《尚书》“庶常吉士”之意，是在新科进士中选拔才学尤异者入文渊阁或翰林院进学，再根据学业授官任职的高级文官培养体制。这种体制，是科举制的发展和延伸，也是明代翰林院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明代官僚政治和士人的仕宦前途。尤其是天顺以后，“吏部推补内阁员缺，非自翰林不得参与，是翰林者，内阁之阶梯也。翰林众职，例以每科进士及第并庶吉士之选留者充之，是庶吉士又翰林之权舆也”[1]。由于“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渐成惯例，而庶吉士又是入翰林的主要途径，故“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2]。据明各朝《实录》、《翰林记·庶吉士题名》、《弇山堂别集·科试考》、《明史·宰辅年表》等资料统计，永乐至崇祯内阁辅臣162人中，庶吉士出身者87人，占一半以上，足见“储相”之说不虚[3]。 关于庶吉士制度产生、发展、演变的历程及其社会影响，史学界已有较多探讨，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实，除了政治史、科举史层面，庶吉士制还对明代文学，尤其是台阁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却很少关注这一点[4]。笔者拟就此略陈管见，以就正于方家及同好。 一、庶吉士的考选、教习与任官[5] 明王朝初建，即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6]。然而，这种制度实施不久，即已暴露其弊端：“有司所取多后生年少，观其文词，若有可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行事者甚寡。”有鉴于此，朝廷开始探索、改进取士途径。洪武十八年会试后，“擢一甲进士丁显等为翰林院修撰，二甲马京等为编修，吴文为检讨。进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其在翰林、承敕监等衙门者，曰庶吉士。进士之为庶吉士，亦自此始。”[7]此为选庶吉士之萌芽，其初衷为“使进士观政于诸司”，即通过在中央各部门见习获得行政经验，培养行政能力，故庶吉士不专属翰林，而是分布在翰林院、承敕监、六科等近侍衙门。永乐二年廷试，“既授一甲三人曾棨、周述、周孟简等官，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遂专属翰林矣”[8]。庶吉士“专属翰林”标志着“观政”意图的弱化和培养近侍词臣功能的加强[9]。永乐年间，除此次考选外，又分别于永乐四年、七年、十年、十三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选庶吉士七科计一百四十一人，体制规模颇为可观[10]。宣德五年，宣宗敕杨士奇等大臣于少年进士中“选择俊秀十数人就翰林院教育之，俾进学励行，工于文章，以备他日之用”，士奇遂选萨琦、江渊等八人以闻，“上命行在吏部，俱改为庶吉士，送翰林院进学，给酒撰房舍，月赐灯油钞悉如永乐之例”[11]，庶吉士制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强化。此后，庶吉士的考选、教习和任官等逐渐走向常规化、制度化，成为明代“储才馆阁”的重要措施。 庶吉士的考选，又称馆选，通常在进士二甲、三甲中选拔，一甲三人，因直接授修撰、编修等职，故不再参选，但多有与新选庶吉士一起进学者。至于考选程序，成化以前尚无定制，“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12]，程序和标准都不够稳定。弘治四年，大学士徐溥、丘濬就此提出改革意见，奏请“一次开科，一次选用”，每次选二十人左右；有意参加馆选的新科进士，必须在观政一个月内，呈平日所作论、策、诗、赋等十五篇于礼部，礼部审阅后，编号封送翰林院，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文相称，即收预选”[13]。孝宗准其奏，此后遂为常制。 庶吉士教习通称“馆师”，明初多由台阁重臣担任，“宣德五年始命学士教习，万历以后，掌教习者，专以吏、礼二部侍郎二人”[14]。由于庶吉士是明代最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而馆师素质如何，又直接决定了庶吉士的培养质量，因此，从总体看，朝廷对馆师的任命非常慎重，所选多资深望重、德才兼优者，如明初的宋濂、桂彦良、解缙，宣德、正统年间的王直、王一宁、刘定之，成化、弘治年间的丘濬、李东阳、程敏政、王鏊等， 皆孚一时之望。馆师负责庶吉士的教习与考核，“设会簿稽勤惰，惟严声厉色以督责之”[15]，管理极为严格。考核又分馆课和阁试。馆课指对日常课业的督查、指导和考核，俾使学有进益，考核成绩不记录。阁试每月两次，由内阁大学士命题，主试者又称阁师；成绩排名分等，记录在案，作为日后考评授官的依据。庶吉士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年，三年学成，分官委职，谓之“散馆”。散馆授职的依据，主要是阁试成绩，“优者留翰林为编修、检讨,次者出为给事、御史”[16]。成化年间，陆渊之、谢文祥在翰林院进学,“欲求留翰林”,但因其“无志读书，屡试辄在人后，不允”[17]。由于“非翰林不入内阁”，入翰林院成为绝大多数庶吉士的愿望，散馆之时总是千方百计谋求留馆，因为“初选美官，则惟循资而可立登要地，一除外职，则虽有才而或终滞下僚”[18]。未能留馆的，大部分得授科道，这在其他同年进士眼中，依然是平步青云，因为常规的科道考选，必须有三年以上任官经历，竞争非常激烈。至于外任州县之职的，则近乎惩罚，非常罕见。《明史》共为247名庶吉士出身的官员立传,其中注明最初授予何职务者194人,具体为编修71人、检讨43人、六部主事19人、六科给事中36人、御史16人、外官6人、中书舍人1人、修撰1人、右侍郎1人。可见，庶吉士散馆之后，主要去向为翰林院，其次为京师各衙门，授外官的少之又少，足见其授职优越，仕途远大，所谓“庶常之官，即他日平章军国之人”[19]。这正是庶吉士被视为清华之选，新科进士趋之若鹜的主要原因。 二、庶吉士制与文学教育 古代士人往往集官僚、学者、作家三种身份于一体。尤其是唐代推行诗赋取士制度以来，士人的文学才能与仕宦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对文学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明代科举专重经义，八股成为抡才最重要的文体，诗赋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对士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造力带来严重的戕害。早在明初，宋濂即指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往往如嚼枯蜡，与金头大鹅、满口芳膄者有间矣。”[20]作为开国文臣之首，宋濂虽拥护经义取士，但对于举业给诗歌造成的消极影响也看得很分明。此后，随着八股取士的不断强化，这种消积影响越来越明显，所遭受的批判也越来越激烈。李东阳《春雨堂稿序》：“今之科举纯用经术，无事乎所谓古文诗歌，非有高识余力，不能专功而独诣，而况于兼之者哉!”[21]何乔远《诸葛弼甫先生文集序》：“国初沿宋经义，而其胶结于人肺腑，其弊尤甚。士壮岁而取科第，则为经义所困久矣。经义无取于古文，可以省博雅；无取于谐音，可以昧律韵。其去诗若文之道甚远，则一离经义，何时可以通诗赋也？”[22]周之标《吴歈萃雅题词》：“当今制科，率取时文。而士子穷年矻矻，精力都用于八股之中矣。举秦汉、唐宋以来，所谓工词赋、工诗、工策者，一切弃置，即有高才逸致，除却八股，安所自见，而人亦安所见之？”[23]由于功名利禄所系，士人自少至壮，镂心刻骨于八股，眼界狭窄，鄙陋无学；侥幸得一科第，多在中年之后，菁华、锐气已竭，于古文、诗赋等难以有成，这是明代大多数士人无法逃脱的宿命。然而，庶吉士制的建立和推行，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八股取士对文学的伤害。永乐三年，成祖接见新选庶吉士28人，并谆谆教诲曰:“汝等简拔于千百人中为进士，又简拔于进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并驱班马韩欧之间。如此立心，日进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至也，汝等勉之！”[24]这段话集中体现了明代帝王对庶吉士的厚望，也暗示庶吉士进学内容，主要为理学、文学二端。这里的文学，当然不是作为仕途敲门砖的八股，而是以班马韩欧为代表的古文，也包括诗赋。据王锡爵《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所录庶吉士馆课，主要有诏、册、玺书、诰、奏疏、表、笺、致语、韵语、檄、露布、议、论、策、序、记、传、碑、考、评、解、说、书、颂、赋、箴、铭、赞、跋、诗、歌等文体。可以看出，庶吉士的文学教习，内容极为丰富，充分体现了朝廷对高级文官的培养目标，即一方面胜任知制诰、掌疏奏等经世职能，一方面发挥应制酬唱等文学侍从功用。然而，大多数困于场屋的举子，往往无暇或无心顾及这些文体，一旦中第， 也难以立即胜任这些职能，正如宣德八年选庶吉士的阁臣萧镃所指出的：“当是时，凡以制科入翰林者，有所作，往往循时文之旧，欲为古学，必更考其素所摒置者，经时累月，然后得以应酬于人。”[25]所谓“循时文之旧”，指以八股思维来创作其他文体，这在明代是普遍现象。又郎瑛《七修类稿》载:“国朝罗璟，江右人也，自习举子业，至登科，不知何谓之诗。后考庶吉士，学士试以《秋宫怨》，默然无以答，遍问同考者，同考对以韵脚起结联对如此，然后即作一诗。”[26]罗璟为天顺八年探花，一甲高第，居然连诗歌最基本的格律常识都不知道，这个例子也许是极端的，但八股制度下士人知识结构的畸形和文学修养的低下则不难想见。庶吉士教育，以制度化的形式，确保进士及第中的优异者得到系统、集中的文学训练，促进了明代高级官僚文学修养和创作能力的提高，这在文学史上不无积极意义。陆荣《翰林院修撰沧州张先生行状》：“甲申再试，登进士，寻改翰林庶吉士，名隐出行辈中。刘文安公时为学士，月试诸士学业，尝批某吉士卷曰：‘律诗如象戏，古选如棋，昨见张某之作，各得体，汝与群居，宜优柔从容以叩其妙也。’其见重于人已如此。”[27]沧州张先生指张泰，为庶吉士时已有诗名，诗作被馆师推为同馆学习揣摩的典范，弘治年间与李东阳并称李怀麓、张沧州。这段记载，为了解庶吉士的文学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学案例。从“月试诸士学业”看，诗文写作是庶吉士教习稳定的，制度化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众多潜心举业的士子很少顾及的。 综观明代庶吉士的考选和教习，“娴于文学”一直是重要条件，并越来越占核心地位，《文章正宗》、《唐音》、《唐诗正声》等成为庶吉士朝夕研读的范本。嘉靖年间，大学士兼馆师徐阶撰庶吉士条规，明确规定新进士“宜讲习《四书》、《六经》，以明义理”，“读《文章正宗》、《唐音》、李杜诗，以法其体制”，还要求“每月馆师出题六道，内文三篇，诗三首，月终呈稿斤正，不许过期”[28]。稍后，庶吉士出身的阁臣高拱对此深表不满，认为永乐以后，辅臣“皆出诸翰林”，而“翰林之官，皆岀诸首甲与夫庶吉士之选留者”，“其选也以诗文，其教也以诗文，而无他事焉，夫用之为侍从而以诗文犹之可也。今既用平章，犹以诗文，则岂非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乎？”[29]万历年间，管志道上奏疏，批评正统以后庶吉士“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为日课”，“不知将来备顾间、赞机密者果用此糟粕乎!”[30]明末艾南英也有类似观点：“夫天下所首重者，相。祖宗朝杂收材望，非尽出于词馆也。今三岁而取三人，未知殿试之殿最，果与相业相为优劣乎?又择二、三十人以为庶常，课之以《唐诗正声》、《文章正宗》，二、三十人者又私收幕客，作为馆试承习之文，果与相业相上下乎?”[31]平心而论，这些批评都有道理，诗文教育，与通达政体、平章国事确实没有必然联系。庶吉士出身的阁臣，一代文宗李东阳即曾坦言：“吾于文翰，颇有一技之长，若经济事须归介夫（杨廷和）。”[32]然而，从文学上看，正是这种文学教育的制度化和诗文教习范本的确立，弥补了八股取士的不足，促进了文学知识的普及、文学经典的传承和一代文学家的成长。 当然，这种文学普及的直接范围是有限的。唐代诗赋取士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从白衣到登第这个环节，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所有举子；庶吉士的文学教育，则集中于从进士到庶吉士再到翰林这个过程，面对的是在千挑万选中脱颖而出的精英，培养目标是近侍词臣乃至台阁重臣，其直接影响是催生了一批批掌控文学话语权的，代表中央文学精神的台阁作家。 三、庶吉士制与台阁作家的培养 《文章正宗》、《唐诗正声》等成为教习范本，只是意味着文学知识的授受、文学经典的确立和传承，仅仅凭此，并不能直接决定馆阁文学的兴盛。明代台阁作家辈出，乃至代表中央文学精神的“台阁体”的兴起和盛行，实与“庶吉士”这种高级文官选拔和培养制度密切相关。台阁作家主要来自内阁和翰林，翰林是进入内阁的主要渠道。然而，每次科考，能以一甲入翰林的只有三人，可谓凤毛麟角，对大多数二甲、三甲进士来说，要入翰林，唯有庶吉士一途。因此，庶吉士三年的文学教习，成为“储材馆阁”最重要的措施。孝宗时期，礼部尚书徐溥的一封奏疏对此说得很明白：“自古帝王，皆以文章关乎气运，而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凡华国之文与辅臣之佐，或有赖于斯。”[33]既以“文章关乎气运”，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必然特别重视培养政事、文学兼长的高级官僚。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作家，既是朝廷重臣，又是词林领袖，是“华国之文”与“辅臣之佐”的完美结合。由他们煽起的“台阁体”文风，“敷张神藻，润饬洪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34]，是歌咏大明盛世的典范，充分体现了馆阁文学精神。而庶吉士教习，则为馆阁作家的培养和馆阁文风的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尽管各任馆师的文学观念会有个体差异，但在以道自任、主持风雅、维护馆阁文学的正统性、权威性等方面，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如正统十三年，翰林院侍讲刘铉奉命教习庶吉士，铉“惩囊之事虚文者，慨然以师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惬者，经月不置。以故诸吉士大有所造，后多以文学致名。”[35]成化十四年，翰林院学士王献、谢一夔奉命教习庶吉士，时任翰林侍讲的李东阳撰《奉诏育材赋》以纪其事，赋中提到庶吉士的文章教习，应力求“绘日月以为辉，组云霞以为襄；耸廊庙之柱石，补山龙之衣裳；逸亨衢以骋步，与往哲而齐光”[36]。这种庙堂式的宏大叙述与追慕先贤的鸣盛姿态，其内在精神与台阁体若合符契，尽管李东阳自身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突破台阁体的樊笼。 在馆阁精神培养和馆阁文风塑造中，馆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在庶吉士的考选、教习、散馆授职等环节，往往以素负文学声望的阁臣或学士担任考官、馆师。如永乐二年，成祖命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考选庶吉士，并督其程试课业；宣德五年馆选后，宣宗谓杨士奇等曰:“后生进学，必得前辈老成开导之。卿等日侍左右，无余闲。其令学士王直为之师，常提督教训，所作文字，亦为开发改窜。卿等或一两月、或三月一考阅之，使有进益。”[37]解缙为明代第一位内阁首辅，才学名冠一世，杨士奇称其文章“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序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38]，论诗推崇盛唐，创作追摹李白；杨士奇为一代文宗，“台阁体”领袖，虽未任馆师，但常考阅庶吉士，是为阁师之职；王直善属文，“学博而志端，识敏而才充”，“在翰林二十余年，稽古代言编纂纪注之事，多出其手”[39]，是台阁体重要作家，曾连任四届馆师。这些位高望隆的词臣，下笔为文，天下“相习成风，靡然不觉”[40]，何况馆阁师、弟之间，“面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试之”[41]？据倪谦《 在明代之前的文学创作中，不乏富有台阁气息的作品，如唐代王维集中的大量应制诗，宋代杨亿、钱惟寅等人的《西昆酬唱集》等，但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台阁体”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其主要原因是，此前的台阁文学，或者只是特定时期的个别作家较有特色与影响，没有形成稳定的组织和较大的规模；或者有了组织与规模，但缺少不断补充、更新的作家队伍，形不成台阁文学传统，如西昆体诗人的酬唱。明代的文官制度和庶吉士选拔、培养模式，使馆阁作家不论在政治还是文学上都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并以集中、系统的文学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馆阁作家，如永乐二年庶吉士王直、李时勉、陈敬宗、周忱等，景泰五年庶吉士丘濬、彭华、尹直等，天顺八年庶吉士李东阳、倪岳、谢铎等，“后皆为名臣，徳业文辞，照耀一代”[4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接受过庶吉士教育，在馆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词臣，如王直、王英、刘定之、柯潜、丘濬、李东阳等，又因其德业文辞而荣膺馆师之职，教习一批批新选庶吉士。馆阁精神和文脉就这样云蒸霞蔚，薪火相传。这种制度化的保障，是明代之前的馆阁文学所不具备的，这正是唯独明代馆阁文学能形成声势浩大的“台阁体”，并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主要原因。 四、馆课与台阁体 庶吉士教育培养了大批台阁作家，创作了大量馆课诗文。明代中后期，辑录单科或历科馆课作品的文集不断涌现，著名的有王锡爵、沈一贯《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王锡爵、陆翀之《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陈经邦《皇明馆课》、李廷机、杨道宾《新刻甲辰科翰林馆课》、顾秉谦《新刻癸丑科翰林馆课》等。馆课已成为明代文学中引人注目的门类。那么，这类作品，其总体特征如何？创作上有何要求？万历年间，杨守勤《姜仲讱馆阁试草序》指出，“馆阁之制，与他艺文稍异。他文体无定裁，辞无定质，云橘波口，虽所纵态取，快心而止；馆阁之体主严，词主达”，“故体裁极昌以博，而一切纵横宕轶、幽僻险异之观，不足以犯其规”，“错语极闳以鬯，而自非经史理性家，凡稍溢于《尔雅》，微涉于驳怪者，不足点其牙管”，“故其合作也难，中程也亦不易”[48]。清张廷玉《同馆课艺序》认为，馆阁应制之篇，当“铺张盛烈，鼓吹休明，彬彬郁郁，将进而与三代同风者”，故“以和平庄雅为贵，气虽驰骋有余，而音之厉者弗尚也；意虽跌宕可嘉，而格之奇者弗尚也；语虽新颖巧合，而体之佻者弗尚也；词藻虽丰，征引虽博，而言与事之凡俗者弗尚也”[49]。这两篇序，都是为馆课文集而作，讨论的却都是馆阁文学的功用、体式、风格等基本问题，显然将馆课视为馆阁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明代台阁体盛行时期的馆课作品来看，这种观点是符合史实的。下面以明代前期馆课诗文为例，简要分析这个问题。 从《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皇明馆课经世宏辞续集》、《皇明馆课》等总集看，馆课中有大量应制诗文。这些应制作品的产生，或因帝王对庶吉士教育的直接干预，如建文、宣宗亲课庶吉士，英宗、世宗御制馆选命题等；或因馆师、阁师周期性地以帝王活动或帝王周边的宫廷活动命题，其中有些活动庶吉士也参预其中。馆课应制诗文的内容，不外祭祀、册封、扈驾、节庆、侍宴、御赐纪恩等，如曾棨《秋日扈从猎龙山游牛山佛窟寺》、《五月六日赐观西湖》，王直《冬至日奉天殿侍朝》、《元夕观灯侍宴》，王英《大祀南郊》、《元日朝回奉呈院中诸公》，丘濬《午日禁苑观击毬射柳进呈诗》、《除夕》，李东阳《都门晓望》、《五日赐百官彩扇寿丝缕》，王恭《御试上林晓莺》、吕原《元夕赐宴观灯应制》等，大多从题目即可判断其台阁体主题。如王恭《御试上林晓莺》：“长安日曙度疏钟，千转流莺绕禁中。片影忽过长乐树，数声遥在九华宫。金衣色映龙池雾，水调歌传御道风。自是虞庭仍奏乐，愿随韶凤达宸聪。”[50]李东阳《都门晓望》：“春满皇都淑气清，偶来纵目一舒情。远山漠漠平临野，绿柳一一半出城。负郭牛羊初散牧，隔花莺鸟自和鸣。玉泉近绕宫墙过，香雾遥从岛树生。天上旌旗回仗影，人间箫管杂歌声。也知圣代多恩泽，况是丰年乐太平。”[51]帝都风物，宫廷背景，盛世祥瑞之运，冲澹平和之心，一出以雍容典雅之笔，体现出台阁体的典型特征。 与馆阁应制诗相比，大量以庶吉士翰苑经历和公署节令、风景为主题的馆课，更能体现庶吉士教育的特征[52]。如每月朔、望两次阁试，第二次恰逢赏月佳节，每以赏月为题。弘治十五年阁试，潘希曾《八月十六夜赏月》诗有“嫦娥差瘦一分秋”句，阁师李东阳在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而李东阳为庶吉士时，阁试《炎暑赋》，馆师刘定之览其赋，生“绝无而仅有”之叹。天顺二年，文渊阁芍药盛开，翰林学士李贤邀诸同僚饮酒赏花，赋诗十章，彭时、吕原、刘定之、倪谦等与会学士皆有和作，汇成《玉堂赏花集》。此后，内阁赏花成为馆课常见主题，徐溥、李东阳、程敏政、王鏊等皆有同题之作。又公署内堂之右有瀛洲亭，是翰苑词臣雅集的重要场所，馆课中有《瀛洲亭赋》、《瀛洲亭记》、《瀛洲亭新水观游鱼》等作品。又公署后堂有学士柏，翰林学士掌院事柯潜所植，“潜教庶吉士时，李东阳承诏受业。及东阳复教庶吉士，出《学士柏》为题，汪俊有‘一日百匝行树底’之句，怅然感之。”[53]馆课自此多有咏学士柏之作。 表现庶吉士翰苑经历的作品，最常见、最有特色的为“初入翰林”、“晚出左掖”、“禁中闻莺”三大主题。新选庶吉士入翰林进学，明人目之“登瀛洲”，预示优越仕途的开始。“初入翰林”因此成为馆课中备受钟爱的题目，丘濬、张升、费宏等皆有同题吟咏。成化以后，庶吉士首月馆试或阁试，多以此命题，逐渐形成传统。“晚出左掖”源出杜甫《晚出左掖》、《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二诗。左掖为宫城正门左边的小门，是文官进入宫廷的必经之路。胡广、薛瑄皆有《晚出左掖》诗。弘治以后，此题遂成馆课套式。“禁中闻莺”源出永乐初郑众《左掖闻莺》诗，当时馆阁唱和颇众，如王褒《次郑校书左掖闻莺之作二首》、胡广《和郑助教退朝左掖闻莺二首》、杨士奇《和郑孟宣助教左掖闻莺》等。永乐中，曾棨作《禁中闻莺》，有王绂《和曾侍讲禁中闻莺韵》、金幼孜《和曾侍讲禁中闻莺》等和作，进一步强化了这个主题。成化二年(1466)阁试，即以此命题，今有黄仲昭、章愚、林瀚《禁中闻莺》之作。此后馆试、阁试中，屡有《阁试禁中闻莺》、《晓入内阁闻莺》、《上苑听新莺》等题，成为馆课又一重要套式。这些套式，从文学艺术看，价值也许不高，却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翰林、玉署、紫殿、金门、左掖、禁莺、瀛洲亭、学士柏等意象，既是馆阁生活环境的写实，又是馆阁群体身份、地位的象征符号。这些符号反复套用，已成为文士中的精英阶层用以自别于其他团体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行为”，不断塑造着馆阁精神，强化着馆阁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这些表现庶吉士翰苑生活的馆课套式，本质上是一种周期性、制度化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生产，与馆课应制诗一样，是明代台阁体的重要内容，并对台阁体的兴盛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清范与良《诗苑天声·馆课集引》曰： 馆阁课试，前代未之有，始于洪武初年，张翀等首膺其选，而为之师者，宋文宪公也。嗣是长陵锡以庶常之名，景陵亲第斋宫之试，列朝相因，宫师大臣多由此出。其所课试，盖不专以诗，而诗体之有台阁，则由之矣。前有东里，后有西涯，其最盛也。而长养才俊，弘奖风流，成彬彬郁郁之观，则文正公力为多。惟成、弘之际，运属休明，朝廷寿恺作人，而蔼蔼吉士，克符《卷阿》之盛。岂非文章风气能振起之者，有在 明代台阁体的流行，有着政治、经济、作家生活境遇等多方面原因。范与良将台阁体兴起完全归因于庶吉士馆课，自然有失偏颇，但强调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则深有见地。台阁体流行的时间，一般认为，从永乐开始，至宣德、正统年间发展到高潮，成化、弘治以后逐渐趋于衰落[55]。而这段时期，正是庶吉士制度蓬勃发展、馆阁文士才俊辈出的阶段。两者之间的同步，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有着内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在谈到艺术风气的形成时，说：“人的心灵好比一个干草扎成的火把，要发生作用，必须它本身燃烧，而周围还得有别的火种也在燃烧。两者接触之下，火势才更旺，而突然增长的热度才能引起遍地的大火。”[56]如果说，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重臣，是“台阁体”的火把，那么庶吉士馆课正是周围大片的火种，两者相遇，才形成燎原之势。弘治以后，随着明代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台阁体”火把赖以燃烧的条件逐渐消失，台阁文学不复主持风雅、引导潮流，而是逐渐让位于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等地域文学、郎署文学，并深受其影响，此即范与良所谓“始以馆阁持风雅之衡，继以风尚移馆阁之习”。在这种形势下，庶吉士馆课继续沿袭原有套式，只能导致“冗沓肤廓，万喙一音，型模徒具，兴象不存”[57]。明代中期以后，“馆课文字皆沿袭格套，熟烂如举子程文，人目为翰林体”，“天下皆诮翰林无文”[58]，曾经备受推崇的馆课文学与台阁体，至此已声名狼藉，尽管庶吉士制度仍在依着惯性运转。 [作者简介]何诗海，中山大学中 参考文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 (10&ZD102)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12BZW044)、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明清文集凡例与文学批评研究”(12YJA751020)、广东省社科项目“辨体批评在明代的发展”( GD11CZW06)的部分成果。 [1]李东阳等《明孝宗实录》卷二零“弘治元年十一月壬申”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第470－471页。明初时有以布衣入翰林者，宣德以后，科举日重，偶有荐举入翰林者，往往被讥为“野翰林”。 [2]张廷玉等《明史》卷七零《选举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2页。 [3]参郭培贵《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文史》第78辑，中华书局2007年版。 [4]以笔者所见，只有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版；黄卓越《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叶晔《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复旦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少数论著涉及庶吉士制度与明代文学的关系，此问题的研究空间极为广阔。 [5]庶吉士制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其各个环节的具体细节在不同时期的运作中都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本文对此无法条分缕析，只能概括介绍最基本、最主要的形态。 [6]《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696页。 [7]《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696页。 [8]《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700页。 [9]翰林素重文词之选，明代翰林官尤以文章自任。如阁臣赵贞吉论弘治以前的朝廷风气，说：“是时，诸司勤于案牍，止重吏事，至著作尽诿曰:‘此翰林事，非吾业。’虽诸翰林亦曰:‘文章，吾职也。’而不让。”（《赵文肃公文集》卷一六《刘文简文集序》，明万历刻本）又叶春及《纠官邪•决资格》:“学问该博，文章典丽，斯可以为翰林；节操端方，国体练达，斯可以为科道。”（《絅斋先生文集》卷一，明万历刻本）都可见风尚所趋。因此，尽管庶吉士制的初衷是培养政事、文学兼长的官僚，但自庶吉士专属翰林院后，客观上必然偏向文学教育。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10]参郭培贵《明代各科庶吉士数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点考述》。 [11]张元忭《馆阁漫录》卷二，明不二斋刻本。 [12]《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701页。 [13]《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701页。 [14]《明史》卷七三《职官志》，第1788页。 [15]黄佐《翰林记》卷四“公署教习”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0页。 [16]《明史》卷七零《选举志》，第1701页。 [17]张元忭《馆阁漫录》卷五，明不二斋刻本。 [18]胡世宁《胡端敏奏议》卷一《应诏陈言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8册，第574页。 [19]瞿式耜《瞿忠宣公集》卷一《端相本疏》，清道光刻本。 [20]宋濂《宋学士文集》卷四五《孙伯融诗集序》，四部丛刊本。 [21]李东阳《怀麓堂集》卷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53页。 [22]黄宗羲《明文海》卷二五一，清涵芬楼钞本。 [23]梯月主人辑《吴歈萃雅》卷首，万历长洲周氏刻本。 [24]黄佐《翰林记》卷四“文渊阁进学”条，第38页。 [25]萧镃《尚约文钞》卷一一《癯叟曾先生文集序》，清光绪萧氏趣园刻本。 [26]《七修类稿》卷二九“学诗有成”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11页。按：罗璟为探花，无需选庶吉士。此科一甲三人与新选庶吉士一起进学，故“考庶吉士”云云当指阁试，而非馆选。 [27]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三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32页。 [28]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8册，第424页。 [29]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三一《本语》，明万历刻本。 [30]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三九九，明崇祯平漏堂刻本。 [31]艾南英《上提学陈公书》，见黄宗羲《明文海》“补遗”，清涵芬楼钞本。 [32]赵贞洁《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赠太保杨文忠公神道碑》，见黄宗羲《明文海》卷四五三，清涵芬楼刻本。 [33]张元忭《馆阁漫录》卷七，明不二斋刻本。 [34] 徐一夔《陶尚书文集序》，见程敏政《明文衡》卷三八，四部丛刊本。 [35]李贤撰，程敏政编《古穰集》卷一三《中顺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刘公神道碑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624页。 [36]《怀麓堂集》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 [37] 张元忭《馆阁漫录》卷二，明不二斋刻本。 [38]程敏政《明文衡》卷八二《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四部丛刊本。 [39]《明史》卷一六九《王直传》，第4541页。 [40]方东树《昭昧詹言》续卷八，清光绪刻《方植之全集》本。 [41]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三十《本语》，明万历刻本。 [42] 倪谦《倪文僖集》卷二二，清武林往哲遗著本。 [43]关于庶吉士考选年龄，载籍未见明确规定，但从种种资料看，是偏重年轻进士的。如正统十三年,兵科都给事中叶盛上疏请选庶吉士，曰:“永乐、宣德年间,每遇进士登科,必拔其资质聪敏、年力少壮者入翰林院为庶吉士。”（《西垣奏草》卷一，明崇祯赐书楼刻本）又嘉靖二十年，王崇俭举进士，会选庶吉士，有达官见其诗翰者，谓曰：“以君才学，宜居上选，惜年逾三十，若稍减一二，入选必矣”(《国朝文献征录》卷六一，明万历刻本)，都可看出年轻者的优势。 [44]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89页。 [45]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八《桃溪杂稿序》，第299页。按：“松岩”当为“竹岩”之讹。 [46]李东阳《怀麓堂集》卷二二《京都十景诗序》，第227页。 [47]鄂尔泰、张廷玉等《词林典故》卷五《翰林院教习堂题名碑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9册，第575页。 [48]杨守勤《宁澹斋全集•文集》卷二《姜仲讱馆阁试草序》，明末刻本。 [49]张廷玉《澄怀园文存》卷九，清乾隆刻本。 [50]王锡爵《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一三，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册，第414页。 [51]王锡爵《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一二，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2册，第394页。 [52]关于馆课作品的常见主题，叶晔的博士论文《明代中央文官制度与文学》第二章第三节也有论述，可参阅。 [53]黄佐《翰林记》卷二十“学士柏”条，第350页。 [54]《四库全书存目补编》第38册，第245页。 [55] 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60－61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左东岭《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湖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56]（法）丹纳著，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7页。 [5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零《明诗综》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30页。 [58] 钱谦益《列朝诗集》丁集卷一五“黄少詹辉”条，毛氏汲古阁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