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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99年，秦昭王遗楚怀王书，要求约会，怀王于是赴约。“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1]卷四○，1728被扣三年后，“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1]卷四○，1729！公元前209年，项梁起兵反秦，范增前去说服项梁。范增说：“陈胜败故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为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1]卷七，300楚怀王被骗囚秦而死，归丧之日，“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九十年后，项梁起兵吴中(今浙江湖州，楚令尹黄歇春申君封地，尚有下孤城遗址，即太史公所谓“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之所在)，依然高举楚怀王旗号。司马迁记录的这两个历史瞬间前后相隔近一个世纪，楚怀王依然阴魂不散，“楚人怜之至今”。悲愤之情长期积聚，竟至凝成“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铮铮誓言。如此厚重而鲜活的历史一幕给我们以生动启示：像《招魂》、《大招》这类的特别制作以及整个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诗歌创作，深深植根于楚国社会的土壤之中，艺术地再现了人民的呼声，是“从民所望也”；“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代代传诵，形成持久且历久弥新的传播能力，是亦“从民所望也”。 楚人的执著和自信以及南公的豪情万丈自有其家国民族底气在。春秋五霸，楚庄王问鼎中原；战国七雄，楚国稳居前三。楚国拥有两湖、两江、吴越旧地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北至淮、泗的广阔疆域，是战国时期数一数二的富庶大国。由于楚怀王的战略方针失误(太子熊横既送秦作人质，复送齐作人质，适足以彰显其错乱)，加之楚国社会的结构状况远没有像秦国那样有组织、有效率，达到可迅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水平，几度大战，损失不堪，以怀王三十年入秦不返为标志，楚国由盛转衰。即位的顷襄王又无能，在位长达36年，颓势遂不可逆转。历考烈王二十五年，幽王十年，哀王三月，至王负刍五年(公元前223)覆亡。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李信带二十万兵欲攻取楚国，荆人“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薪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1]卷七三，2339-2341李信大败，“荆兵日进而西”，重压之下，秦始皇被迫作出重大调整，举倾国之师六十万人攻楚，手握重兵身经百战的统帅王翦还要临阵示弱，避其锋芒，设计“敌退我追”战术，这说明直到战国末年，楚国的力量仍不可小觑。楚国先是大破二十万秦军，继而对抗六十万，且主动出击，“数出挑战”，士有斗志，民气未散，绝非其他五国可同日而语。太史公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1]卷一五，686焚毁六国国史记录乃秦始皇统一战略之内在需求，从秦昭襄王(一说惠文王)特制《诅楚文》，到楚南公发誓“亡秦”，秦楚之间恩怨殊多，楚史记更是在劫难逃，楚国的国史被秦始皇烧掉。由于留下的记载实在太少，左徒屈原的履职状况以及屈原的创作流亡生活，我们仅能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篇略得其梗概，而《楚辞》传播的具体线索也只有从汉代文献开始梳理。 一、 两汉时期 公元前175年，年少得志的贾谊(前200——前168)失势，贬长沙王太傅。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俊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化湘流兮，敬吊先生。 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鸣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袅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谈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盔拓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铦。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1]卷八八 ， 2493 这是笔者所见到的以屈原为描写对象的较早的文学作品。从《吊屈原赋》的内容可知，贾谊读过《离骚》、《九章》诸篇，且神理相接，敬仰屈原的为人。1977年7月，安徽阜阳县罗庄双古堆发掘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一公元前165)墓，出土《仓颉篇》、《诗经》、《周易》等多种古籍(竹简、木简、木牍写本)。1983年第2期《文物》发表的《阜阳汉简简介》中写道：“阜阳简中发现有两片《楚辞》，一为《离骚》残句，仅存四字；一为《涉江》残句，仅存五字，令人惋惜不已。另有若干残片，亦为辞赋体裁，未明作者。如：‘□橐旖(兮)北辰游。'”1987年秋，参与整理的韩自强先生来杭州，笔者曾询及《楚辞》简，韩先生说可能不止两片，残简中应该还有，由于不太熟悉《楚辞》文本，辨认工作特别费劲，未能一一查对。我们今天面对这些辞赋残简，可以想象当年贾谊读的《离骚》、《九章》等屈原作品应该就是如同阜阳汉简一般的手写本。 搜集、阅读过这类手写本的还有稍晚于贾谊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80——前122)。他是刘邦的孙子，汉文帝八年(公元前172)封阜陵侯，十六年(公元前164)改封淮南王，都寿春(今安徽省寿县，楚国最后之故都，历考烈王、幽王、哀王、负刍，近二十年)。阜阳乃寿春近地。刘安及其宾客得搜罗屈原作品以成专集，并有《离骚传》之作(已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刘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2]卷四四，2145。刘安的《离骚传》完成于公元前139年，不知佚于何时，幸有好事者将《离骚传》叙文窜入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之中①，前后分作两处，穿插错乱，前贤多所误解，兹径辑出： 《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正义》曰：“上七感反，下丁达反。惨，毒也。怛，痛也。”)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义》曰：“寒孟反。”)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正义》曰：“诽，方畏反。”)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污泥之中，(《索隐》曰：“濯，音浊。淖，音闹。污，音乌故反。泥，音奴计反。”)蝉蜕于浊秽，(《正义》曰：“蜕，音税，去皮也。又他卧反。”)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广曰：“皭，踈静之貌。’，《索隐》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并如字。”)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正义》曰：“言屈平之仕浊世，去其污垢，在尘埃之外。推此志意，虽与日月争其光明，斯亦可矣。”)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索隐》曰：“此已下，太史公伤楚怀王之不任贤，信谗，而不能返国之论也。”)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踈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浊也。’《索隐》曰：‘向秀字子期，晋人，注《周易》。’)为我心恻。(张璠曰：‘可为恻然，伤道未行也。’《索隐》曰：‘张璠亦晋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隐》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并受其福，故曰‘王明并受其福也’。”)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徐广曰：“一云‘不足福’”。《正义》曰：“言楚王不明忠臣，岂是(足)受福，故屈原怀沙自沉。”)② 从刘安的《叙》文内容分析，《离骚传》实不限于《离骚》一篇，举凡《九歌》、《九章》、《天问》、《远游》、《卜居》、《渔父》等都囊括在内，这应该是刘安及其宾客搜集到并认定的屈原作品的全部[3]100-101，也是刘向、刘欲《七略》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的源头。因此，章太炎先生断言《楚辞》“定本出于淮南”[4]549。当年汉武帝命刘安“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自“旦”至“日食”最多只有三小时光景，合理的推断应该是刘安早有《离骚传》成书，临场加写(或改定)《总叙》而已。两百年后班固评论说：“昔在孝武，博览古文，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以‘《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斯论似过其真。又说‘五子以失家巷’，谓伍子青也。及至弈、浇、少康、二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识有所增损，然犹未得其正也。”[5]49目睹刘安《离骚传》进呈本的东汉校书郎中班固所谓“淮南王安叙《离骚传》”一语，切合当年场景，“叙”字得其实。他不赞成屈原高洁的志趣可与日月争辉，另当别论。他又具体批评刘安书中的名物训诂③，则恰恰证明唐初颜师古注“若《毛诗传》”是正确的，“离骚赋”论者可以休矣。 刘安之所以致力于搜集、注解《楚辞》作品，除本人喜爱、门客成群以及深厚的地域文化氛围之外，更大的背景是自汉高祖刘邦至汉武帝刘彻等人偏爱楚歌楚调，并且亲自参与创作。《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1]卷一二二，3143班固《汉书·严助传》：“严(庄)助，会稽吴人，严夫子(庄忌)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举贤良(公元前140)，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2]卷六四上，2775又《朱买臣传》：“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2]卷六四上，2791朱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刘安进呈《离骚传》，以及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勒赋》竹简写本(字体属早期隶书，当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书写成的)[6]，三者几乎是同年代发生的。十几年之后，庄助正是因为与刘安往来密切，被酷吏张汤论死，张汤亦因此招致朱买臣等怨愤而最终送命。政治上的谋反大狱亦不能冲淡朝廷的艺文风气：“宣帝时修(循)武帝故事，讲论六艺群书，博尽奇异之好，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益召高材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待诏金马门。”[2]卷六四下，2821“上曰：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贤于倡优博弈远矣。”[2]卷六四下，2829《太平御览》卷八五九引《七略》云：“宣帝诏征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诵，辄与粥。”[7]}卷八五九，3815 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反事发，“上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安自刑杀”[2]卷四四，2153，刘向(公元前77年——前6)的父亲刘德(与河间献王刘德重名)奉命参与治淮南王狱。“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刘向本名)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更生幼而读诵，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2]卷三六，1928-1929在刘氏诸王中，刘安以“好书”闻名，刘德治狱所得恐不止一种，寓目者更不计其数，刘安和他的宾客所采集的楚辞文本以及《离骚传》的草稿、副本皆有可能见过。迨成帝之世，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得见刘安《离骚传》进呈本，并以所读所见增辑为《楚辞》16卷(一说13卷)。东汉安帝元初间(公元114-120)，校书郎王逸继承刘安、刘向之传统，以其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撰著《楚辞章句》16卷(一说17卷)，含屈、宋作品《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夫》、《九辩》、《招魂》、《大招》等10篇，汉代刘安《招隐士》、王褒《九怀》、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庄忌《哀时命》、贾谊《惜誓》、王逸《九思》等7篇，总17卷。一说16卷为王逸进呈本，署“校书郎臣王逸上”。《九思》一篇别署“汉侍中南郡王逸叔师作”，为进呈后编入之私家别行本。《楚辞章句·总叙》曰： 屈原履忠被讚，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暗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仰，摅舒妙思，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阔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撮。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见矣。[8]卷一 《总叙》之外王逸又特撰《天问后叙》云：“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其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扬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事事可晓，稗后学者永无疑焉。”[8]卷三 从公元前278年屈原自沉汨罗至公元前175年贾谊渡湘水作《吊屈原赋》，屈原作品“其所以经百余年兵火厄难而不至毁灭，且进而获得‘通邑大都’之流传，必有为其学者师师相传，持守以呵护之，始能如是。王逸‘世相传教’之言，当有大量事实为之依据也”[9]218。年代殊邈，书简有缺，文献不足，故莫得其详。笔者以为，“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者，不仅口耳相传，还应有教本、讲义之类，或有“笺识”及陈述全篇大旨之文置于篇首篇末，或散在字里行间，历世累积，到汉代逐渐形成章句体。王逸把刘安的《离骚传》径称作《离骚经章句》，可见刘安之书亦是“具文饰说”，即具列本文，逐章逐句加以解说，而冠《总叙》以论全篇大旨，所以王逸誉之为“大义粲然”。经过刘向、王逸的接力传播，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楚辞》文本系统。 王逸说，“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其实，司马迁对屈原的人品和作品有深度理解：“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1]卷八四，2503。司马迁阅读了大量文献，辅之以实地考察，写下了著名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我们得以了解屈原生平事迹的核心文献。数十年之后，刘向辑《新序》30卷，“大抵采百家传记，以类相从，故颇与《春秋内外传》、《战国策》、《太史公书》互相出人。[10]卷九一，772。其《节士》篇内的《屈原传》正可与《史记·屈原列传》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则屈原生平大貌略得仿佛矣。《史记·屈原列传》还附有《渔父》、《怀沙》两篇作品，与《楚辞章句》本文字差异殊多，这说明西汉时期楚辞传本有多种，东汉以后，刘安、刘向、王逸的传本获得主流地位，司马迁所见本等相继失传了。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郭璞《楚辞注》3卷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人。“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ll]卷七二，1899西晋惠、怀之际，避地东南。东晋元帝即位，以为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后为王敦记室参军，旋被杀害。郭璞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璞占前后筮验六十余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注释《尔雅》，别为《音义图谱》；又注《三仓》、《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及《楚辞》、《子虚》、《上林赋》数十万言，皆传于世。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1]卷七二，1910 郭璞所注《楚辞》三卷即载于《晋书》本传，复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唐书·经籍志》，或谓佚于天宝(756)、广明(880-881)诸乱中。1940年，胡光炜(小石)教授遍查群籍所引遗说，撰集《楚辞郭注义征》，辑录二百四十余条，三万五千言[12]。 姜亮夫师曰：“敦煌本智鶱《楚辞音》‘兹’、‘鸩’、‘珵’、‘鴂’等字下，并引郭本，当即本书佚文。”[3]26关于郭注在楚辞学发展史上的特别意义，姜师认为：“引《山经》、《穆传》奇说，以为屈赋注释者，始于郭璞而终成于智鶱，为《楚辞》注家一大派别。洪兴祖《补注》实又本之。盖体认其方法义类，则谓今传《楚辞》为郭、鶱一派之传，不为过言矣。”[14]89他进一步指出：“洪《补》是承袭汉代王逸系统来的，它又采取了郭璞一派的方法，似乎增加的是些奇奇怪怪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郭璞开始使用的，在以前没有，这是楚辞学的一大进步)。”[15]19 当郭璞四五岁时，汲郡人不(fou)准盗掘战国时代魏襄王(一曰魏安釐王)墓，出土竹书数十车，经荀勖等多人校理，得书七十五篇，十余万字，包括《周易》、《纪年》、《琐语》、《国语》、《公孙段》、《师春》、《梁丘藏》、《缴书》、《生封》、《大历》、《图诗》、《名》，以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周食田法》、《论楚事》等[16]。《晋书》本传说郭璞“好古文奇字”，正是他致力于阅读、应用汲冢出土文献的间接写照。郭璞《楚辞注》能使用新材料，有所创新，乃至其治学特色的形成，汲冢文献的支撑是不言而喻的。 (二)刘杳《楚辞草木疏》1卷 刘杳(487-536)字士深，平原人。“梁天监初(503)为太学博士……少好学，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17]卷五○，715普通年间(520-527)兼东宫通事舍人，事昭明太子。“大通元年(527)，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l7]卷五○，716-717仕至尚书左丞。“杳自少至长，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并行于世。”[17]卷五○，717 《隋书·经籍志》著录《离骚草木疏》为二卷，刘杳撰，《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改作《离骚草木虫鱼疏》二卷，皆不确。其书不知佚于何时。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四卷自跋称“昔刘杳为《草木疏》二卷，见于本传，其书今亡矣。”[18]跋，1 梁普通四年(523)，阮孝绪撰集《七录》。内篇四“文集录”著录：“楚辞部五种五帙二十七卷；别集部七百六十八种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总集部十六种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杂文部二百七十三种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种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万七百五十五卷。”[19]114阮氏于“别集部”、“总集部”之前特设“楚辞部”。《隋书·经籍志》传承《七录》成例，集部之首亦设置楚辞类，著录10部29卷(合亡佚书通计11部40卷)。《唐书·经籍志》以下的正史艺文志直到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皆在集部之首设置“楚辞类”。依照分类体例，楚辞类著作本应划入别集类或总集类，阮氏这种极特殊的类目设置必有缘故。考阮孝绪《七录序》称：“有梁普通四年岁维单阏仲春十有七日，于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书。通人平原刘杳从余游，因说其事。杳有志积久，未获操笔，闻余已先着鞭，欣然会意，凡所抄集，尽以相与，广其闻见，实有力焉。斯亦康成之于传释，尽归子慎之书也。”[9]113“凡所抄集，尽以相与”，《七录·文集录》楚辞部之设置创始于阮孝绪，幕后推手则非《楚辞草木疏》作者刘杳莫属。而《隋书·经籍志》楚辞类小序以“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品屈原，似亦非楚辞学家如刘杳者所不能言。 (三)刘勰《文心雕龙》10卷 刘勰(466?-539？)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年至二年间(501-502)，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50篇，第五篇《辨骚》从文体论角度提出“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烦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的著名论断，认为“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靡妙以伤情；《远游》、《天问》，环诡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采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夫》寄独往之才”，进而认定屈宋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焰，难与并能矣”④！ 梁武帝天监(502-519)初，刘勰出仕，兼任东宫通事舍人的时间较长，昭明太子萧统“深爱接之”，共同“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昭明文选》与《文心雕龙》“选文订篇”多有契合之处，谅非偶然。屈原、宋玉的主要作品辑入《文选》之后，极大地提升了楚辞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刘勰和刘杳都是促进楚辞传播的关键人物。 (四)萧统《文选》30卷 萧统(501-531)主编的《文选》成书于526年以后的数年间。梁武帝中大通三年(531)春，萧统游园，荡舟坠水得疾，四月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习称《昭明文选》。全书收录作家130人，作品513篇，按文体分类编次，依次为赋、诗、骚、七、诏、册、令等38类。其中，卷一六“骚上”，卷一七“骚下”，计辑入屈平《离骚经》，《九歌》六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九章》一篇(《涉江》)，《卜居》，《渔父》；宋玉《九辩》(九段选五)和《招魂》；刘安《招隐士》等。其他卷次中还辑入宋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五篇作品。 《文选》为楚辞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20]938阅读、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号称“文选学”。楚辞被收入《文选》，自是受益匪浅。随着《文选》的热销，特别是借助《文选》长期作为士人课本的优势地位，楚辞的传播深入人心，力度影响所及绝非单本《楚辞》的时代可比拟的了。 三、 隋唐五代 (一)释智鶱《楚辞音义》1卷 《隋书·经籍志》集部楚辞类著录：“《楚辞音》一卷，释道骞撰。”[21]卷三五，1055小序称：“隋时有释道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21]卷三五，1055日本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楚辞音义》，释智骞撰。又《尔雅音决》三卷，释智骞撰。《急就章音义一卷》，释智骞撰。”[22]关于作者法号，《隋书·经籍志》著录作“道骞”，“道”系“智”之误。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一、王应麟《玉海》卷四○四皆作“智”，可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智”正确。姜亮夫师认为“智骞”又是“智鶱”之讹，“鶱”误为“骞”则由来已久，见其所著《敦煌写本隋释智鶱〈楚辞音〉跋》⑤。关于书名，据敦煌残卷之内容考之，当系音义类著作，且以义为主，亦当以《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楚辞音义》为得其实。 敦煌石室所出精写本《楚辞音义》残卷首尾不具，起《离骚》“驷玉虬以乘鹥兮”，至“杂瑶象以为车”，凡释正文188则，注文96则。残卷不避杨广名讳，当成书于梁、陈、隋之间。“徧洞字源，精闲通俗”。智鶱为当时一小学名家，慕智者大师智顗之布化，“晚以所学，退入道场”⑥，入慧日寺(寺址浙江省余杭县博陆镇西)，与智果同事导述。智果师事智顗，当知楚音。智鶱既精通字学，职司唱导，发声宏亮，咬字清切，音义类著述频出，读楚辞“音韵清切”(实际以春申君故楚旧地吴语方音读楚辞韵字以协韵)，固渊源有自矣。 残卷体例音、义并重。“每目必有音，亦多订正字形，又引群书以明训诂，又时时以己意断之。”[14]85其订正字形，或征录传本，辨其正误；或正其六书，以得本义；或考据训诂，务求确当，非任情更张故常者可比。“其六书之学，根抵极厚，实超溢其声韵之上，其所是正，多为后世所本，以今通行宋以来王逸《章句》本、洪兴祖《补注》本、朱熹《集注》本照之可知，宋以后各本，皆以鶱公本为圭臬者也。”[4]88“其中引用旧籍，有当注意之一事，则引郭璞说是也……引《山经》、《穆传》奇说，以为屈赋注释者，始于郭而终成于智鶱，为《楚辞》注家一大派别。洪兴祖《补注》实又本之，盖体认其方法义类，则谓今传《楚辞》为郭、鶱一派之传，不为过言矣。”[14]88-89 智鶱精于文字六书之学，姜师论之已详。至残卷存音注276则，照以魏晋以来字书、韵书及《经典释文》、《一切经音义》，皆有所本，“即一字三、四反者，亦一一符合于旧音，此皆鶱师音注用力之处，然并无创新，则从可知之者也”[14]86。姜师所言极是。然一字前后音注不一，尚需分析。《离骚》“斑陆离其上下”、“周流乎天余乃下”、“周流观乎上下”三句，音注“下，协韵作户音”。“勉升降以上下兮”一句，音注“上下，依文读”。以此观之，凡非韵脚字依当时雅言读；韵字依雅言读不协者，则改读以协韵。“后飞廉使奔属”音注“属，协韵作章喻反”。“登阆风而绁马”音注“马，协韵作妈音，同亡古反”。“余焉能忍与此终古”音注“古，协韵作故音”。“历吉日乎吾将行”音注“行，协胡刚反”。“凡其协音，皆魏晋齐梁以来旧音，且大体见于《毛诗》、《尚书》、《周易》之中，而并非即楚音。”[14]190。姜师的意思是说，鶱公之“协音”实属上古语音系统，包含楚地雅言在内，不得偏称“楚音”。此推断自然是合理的。 协韵之说起于梁陈之际的吴语区。智鶱，江表人，大致在华亭(元改升松江府)一带，距离慧日寺百余公里。慧日寺所在的余杭博陆镇方音(现代吴语)至今仍部分遵守上古语音系统，如：来自上古“鱼”部的《广韵》麻马祃韵字(下、马在内)，读与鱼语御、虞麌遇、模姥暮同韵；来自上古“阳”部的《广韵》庚梗映韵字(“行”字在内)，读与阳养漾、唐荡宕同韵。我们以博陆方音读《离骚》“斑陆离其上下”(下，户音fio} ，“登阆风而绁马”(马，妈音mo)，“历吉日乎吾将行”(行，音ag)，无须借助“协韵”，韵脚自然相协。最先触发智鶱灵感的应该是他的本音吴语，以说话音读之就能收到协韵效果。他或曾尝试以楚地方音验之。今江陵方音中，上古“鱼”部、“阳”部韵字已完全分化。从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所存193个韵部考察，上古“鱼”部、“阳”部韵字，隋时雅言(中古音)已经分化[23]225-247，我们找不到隋时江陵方言中上古“鱼”部、“阳”部韵字(下、马、行等)尚未分化的证据。在现代汉语五大音系里，也只有吴语区音读基本未分化。周祖谟说：“《广韵》麻韵字，楚人或读与鱼、模相近，而下江则否。故楚辞中凡以马韵字与语、姥韵字相协者，下江人读之皆不韵，故鶱公取楚音以协之。”[24]174事实或许正相反。楚辞中凡以马韵字与语、姥韵字相协者，隋时楚人(江陵)读之已不协，下江人(周先生实指江都音)读之亦不协，而江表吴语区人读之自协。《广韵》麻马祃韵字，现代吴语区仍旧读与鱼、模相近，鶱公诵读楚辞，实缘自其本音吴语，天籁自协。 难能可贵的是，蓦公在方音实践成功之后，进而展开文献考古，从魏晋齐梁以来音注信息中，追踪《诗经》等经典音注，为异于隋时雅言之吴语方音寻找源头，客观上已经触及上古音系(包括屈原创作《离骚》时所用楚国雅言在内)。鲜活的吴语方音，文献记载之《诗经》古音，陈、隋雅言，三者罗列于面前，鶱公实已接近“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因革，音有转移”之门坎，可惜这关键的一步还要再等千年始由福建人陈第跨越。博陆、松江、湖州、苏州、上海等吴语区自战国中期后属楚，黄浦、春申⑦地名犹在。湖州下菰城，春申君遗址存焉，是故楚旧地，项梁起兵吴中(湖州)，以“楚怀王”号召，自有道理。鶱公或视吴侬软语为楚音，残卷但云“协韵作某音”或“音某”，不见“楚声”、“楚人”字样。“周流乎天余乃下”音注“协韵作户音”，唐朝公孙罗《文选音决》改称“楚人音户”。公孙罗为江都人，于吴语殊为隔膜。鶱公以其本音吴语诵读楚辞，公孙罗以“楚人音”概之，亦想当然耳(“下”字，今博陆仍旧读fio，接近零声母)。《离骚》“又孰能无变化”，鶱音“化，虎瓜反”、“火瓜反”。“伤灵修之数化”句鶱音注佚，公孙罗《文选音决》：“化，协韵呼戈反。楚之南鄙言。又，火瓜反。”征之现代吴语，“瓜”字读音近郭(博陆)，“虎瓜反”与“呼戈反”切音相同，不应作“又”音处理。《离骚》“忍而不能舍也”，鶱音注佚，公孙罗《音决》：“舍，音舍也”。颜师古批评道：“今人音舍，非也。”公孙罗旨在以调辨义，颜氏以为不合诗意，双方都没触及上古读音。明人陈第《屈宋古音义》：“舍，古音署”，清人江有诰考定“舍”音当为“恕”(《楚辞韵读》)，现代吴语读“so”，三者音近。于省吾先生分析古文字形体结构，认定“ 屈原作诗用的是楚国官话雅言(当时的中国“普通话”)，楚辞用韵和《诗经》韵部基本一致。刘勰以齐梁雅言读屈原的诗歌，感觉有韵字不协，提出“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文心雕龙·声律》)之论断。意思是，屈宋的作品用方言书写令人读之不协，即所谓“讹韵实繁”。这个论断太夸张了，与事实不符⑨。从屈原到刘勰的八百余年间语音的发展变化才是刘氏读楚辞不协的原因所在。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语音有纵的演变，还有横的歧异，各地方言发展演化不平衡，特缓慢者如吴语区，至今还保存有相当多的上古音系活化石。以齐梁雅言(中古音)读楚辞不协者，以吴语读之或能畅协。梁末湖州人沈重首倡“协句”说，“协句即古音也”[27]卷一，14。尔后苏州人陆德明或称“协韵”，一度风行江左，其背景资源正是其本音吴语(刘勰世居京口，即今镇江，不谙吴语者统统斥之为“非黄钟之正响”)。诵读《诗经》、《楚辞》时辅以方音，韵律韵味自显，这在诗歌传播史上具有积极意义。慧日寺鶱上人的《楚辞音义》正是这一流派的代表作之一。⑩ (二)唐公孙罗《文选音决》10卷，《文选抄》69卷 两书久佚，见于日本宽平三年(891)藤原佐世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唐书·经籍志》著录：“《文选》六十卷，公孙罗撰”，“《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公孙罗注《文选》六十卷，又《音义》十卷”。两唐书著录书名、卷数稍异，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同为公孙罗两书则一。周祖谟认为：“谓之音决者，盖采摭诸家旧音而审决之也。”[24]68“《文选·离骚》：‘夕揽洲之宿莽。’《音决》云：‘莽，协韵亡古反，楚俗言也。凡协韵者，以中国为本，旁取四方之俗以为韵，故谓之协韵。然于其本俗，则是正也，非协也。’又：‘伤灵修之数化。’《音决》云：‘化，协韵呼戈反，楚之南鄙言。’又：《招魂》‘参目虎首，身若牛些。’《音决》云：‘牛，曹合口呼谋，齐鲁之间言也，楚辞用此音者，欲使广知方俗之言也。’又：《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音决》云：‘枫，方凡反。心，素含反。’案：方凡、素含，皆楚本音，非协韵，类皆放此，而称协者，以他国之言耳。此论协韵之义甚明，以为时人以中华之音读之不协者，依方音读之自协。故《文选》中音读不和者，公孙皆为协韵以通之；且出其方域，以明协韵所本。⑪[24]公孙罗《文选音决》中的楚辞部分对智鶱《楚辞音义》是有所有继承的。《离骚》“周流乎天余乃下”，鶱注“协韵作户(fio)音”，公孙不谙吴语，《音决》改作“楚人音户”。《招魂》“参(叁)目虎首，身若牛些”，《音决》：“牛，曹合口呼谋。齐鲁之间言也，楚辞用此音者，欲使广知方俗之言也。”此则游谈无根，几不知楚辞为何物矣。 (三)唐李善《文选注》60卷 梁萧统编《文选》30卷，为世所重，陈、隋间，隋、唐间，先后有萧该、曹宪、公孙罗等作《音义》若干卷。唐代以诗赋取士，利禄所在，士人以《文选》为学习诗赋的课本，社会需求量上升，辅导读物亦应时而生。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李善注《文选》60卷，书成进呈。卷三二“骚上”，卷三三“骚下”。其注释采取王逸《楚辞章句》，略有删节。传世全本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延之)池阳郡斋(今安徽贵池)刻本为最早，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中华书局于1974年影印出版。 (四)唐五臣《文选注》30卷 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工部侍郎吕延祚以探究“述作之由”为名，组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重注《文选》30卷，卷一六“骚上”，卷一七“骚下”。《离骚经》一篇，张铣作小序(亦采自王逸小序，唯开头增“史记云屈原字平”一句，“字平”乃“名平”之误)，正文或一句或两句加注，首六句分别由李周翰、吕延济、刘良、吕向、张铣作注，五人反复交叉，犹似集体讨论分头记录之作品，大多不出王逸《章句》范围。“其疏通文义，亦间有可采。唐人著述，传世已稀，固不必竟废之也。”「l0」卷一八六，1686传世全本以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刊本为最早(卷二一至二五为补抄)，台北“中央图书馆”收藏，1981年影印公世。 北宋末南宋初，明州刊《六家文选》60卷(先五臣注，后李善注，以五臣注为主)，日本足利学校藏原版初印本，无一缺页⑫，此弥足珍贵之善本由日本汲古书院于1974年影印公世。2008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影汲古书院本，卷面清秀，赏心悦目。 (五)南唐王勉《楚辞释文》1卷 《宋史·艺文志》总集类著录，“王勉《楚辞章句》二卷，《楚辞释文》一卷，《离骚约》二卷”，位置在宋[朱]遵度《群书丽藻))1 000卷《目》50卷之后，徐锴《赋苑))200卷《目》1卷之前[28]卷二○九，660。徐锴(920-974)系南唐著名学者，宋遵度生卒年不详，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艺文志》改“宋”作“朱”，是。考《宋史·朱昂传》：“昂少与熊若谷、邓询美同学。朱遵度好读书，人号之为‘朱万卷’，目昂为‘小万卷’。”[28]卷四三九，13005朱遵度能编纂上千卷的大类书，可见“朱万卷”名不虚传。“小万卷”朱昂(925-1007)是宋初著名文人，以工部侍郎致仕，“前后所得奉赐，三之一购奇书，以讽诵为乐”[28]卷四三九，13008。史家以“小”，目之，则是朱遵度年长，“朱万卷”名声卓著，始有“小万卷”之名续后也。余嘉锡认为：“王勉虽不知何时人，然既厕于遵度与锴之间，疑亦南唐人也。《宋志》自有楚辞类，独勉所著三书入之总集为不可解。余尝推求其故，其楚辞自为一类者，用《宋中兴艺文志》之旧，(楚辞九家，十二部，一百四卷。)此三书入总集者，必因北宋国史艺文志之旧也。(北宋国史，有三朝、两朝、四朝，凡三部，其艺文志皆无楚辞类，此当出于三朝志。)然则勉之《楚辞释文》自南渡以前，已收入中秘，林虙及晁公武所得之本，殆即自秘阁抄出而失其姓名，由是言楚辞者遂不知有王勉矣。”[29]1228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楚辞释文》一卷，未详撰人，其篇次不与世行本同。盖以《离骚经》、《九辩》、《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哀时命》、《惜誓》、《大招》、《九思》为次。按今本《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第之尔。或曰天圣中(1023-1032)陈说之所为也。”[30]卷四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离骚释文》一卷，古本，无名氏。洪氏得之吴郡林虙德祖，其篇次不与今本同。今本首《骚经》，次《九歌》……《释文》亦首《骚经》，次《九辩》，而后《九歌》。”[31]卷一五，433-434 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至二十四年(1149-1154)七月，洪兴祖知饶州，刊《楚辞补注》17卷，附古本《释文》1卷，《考异》1卷[31]卷一五，433-434。数月之后，绍兴二十四年十二月，洪兴祖忤秦桧，流放昭州(今广西平乐一带)编管，次年卒。洪氏自刊本未得畅行于世。其后有书坊翻刻，将原附《考异》1卷、古本《释文》1卷删除(散附《补注》中)，北宋秘阁所藏又下落不明(或毁于靖康之难)，王勉《楚辞释文》等三书遂一并失传⑬。姜亮夫师认为：“大抵释氏‘音义’一类书，实为‘释文’一体之先导。‘音义’起于江左，一时风会所趋，‘音’也，‘义’也，‘音义’也之类，遂尔繁隆。”[32]389我们透过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尚能仿佛古本《楚辞释文》之状貌，“此书大例，仅在考文字字形、音韵而已”[32]421。《补注》所录《释文》凡118则(除《卜居》、《渔父》两篇外，15篇都有涉及)，多以为校正本文字形、字音之助。约可分为三类：字形之变异，字音之注反切，偶有言义训者。如《离骚》“旧月忽其不淹兮”，洪氏曰：“忽，《释文》作曶”。按：曶，从曰，不从日。《说文·曰部》：“曶，出气词也。从曰， 王勉《楚辞释文》尚有一标志性特色，那就是它的篇目排列顺序与宋代通行本《楚辞》大不同。例如通行本“《九辩》第八”，《释文》本却是“《九辩》第二”。洪兴祖将《释文》各篇顺序一一注记于《楚辞补注》目录各篇之下并加说明：“按《九章》第四、《九辩》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解于《九辩》中’，知《释文》篇第盖旧本也，后人始以作者先后次第之尔。”[33〕目录洪氏之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著录《楚辞释文》一卷(陈题《离骚释文》)，所列篇次与《楚辞补注》所录相同(《解题》著录之本就是洪兴祖藏本)。晁氏、陈氏并采录洪兴祖之特别说明，至“以作者先后次第之”者何人，晁氏加了“或曰天圣中陈说之所为也”一句，陈氏则引“朱侍讲按：天圣十年(1032)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然则今本，说之所定也”。古本《楚辞释文》以其“篇次不与今本合”，特为宋代学者所瞩目。近千年之后，所谓“篇第混并”的独特景观依然具有吸引力，微言大义，发人深思。信之者奉为圭臬，据以回溯漫长的《楚辞》成书过程，认定“《楚辞释文》中所保留下来的篇目次第，就是汉代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从这里完全反映了《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和纂辑者的主名”[3]108。疑之者以为，“《章句》十六卷今次，即刘向原次，《释文》本为民间误倒”[32]400；“《章句》今传之次，即刘向原本，无可疑。然《释文》篇次，引《九怀》冠于汉代诸家之首，刘彦和曾明言之，则《释文》旧本，必有自来。”[32]401。或信或疑，或疑信参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佚书《楚辞释文》当是不可磨灭之作。 (六)日本大江匡衡《文选集注》120卷，卷首2卷 8世纪初，《楚辞》16卷本已经传到日本。730年(天平二年)七月，奈良正仓院文书《写书杂用账》(收入《大日本古文书》之一)记有“离骚三帙十六卷”。161年之后，平安朝臣藤原佐世奉敕编撰之《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楚辞家卅二卷；《楚辞》十六(王逸)、《楚辞音义》(释智鶱撰)、《楚辞集音》(新撰)、《离骚》十(王逸)、《离骚音》二、《离骚经润》一”[22]，计6种。其中有“新撰”者，可见日本学者已经开始做研究了。在日本，楚辞传播的更大平台是《文选》。718年(元正天皇养老二年)，《养老令》有“进士取明闲实务，并读《文选》、《尔雅》者”。收载有屈、宋主要作品的《文选》在奈良时代(710-784)初期就已经列入大学寮教材，成为官方取士的必读书。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卅(昭明太子撰)、《文选》六十卷(李善注)、《文选抄》六十九卷(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李善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文选音义》十(释道淹撰)、《文选音义》十三(曹宪撰)、《文选抄韵》一、《小文选》九”[22]等众多文献。 日本文选学盛行，有一中坚力量，那就是天皇后宫有讲习《文选》之传统，并养成“侍读《文选》”之世家。平安朝早期，“侍读《文选》”的是菅原家，以昭明太子30卷为底本，添加李善注，扩为60卷，是为宫中定本。平安朝中期，大江匡衡(953-1012)奉旨编撰《集注文选》(《文选集注》初名《集注文选》)，长保二年(1000)九月初完成40余卷，由藤原道长(966-1027)交书法大家藤原行成(972-1028)誊写上呈。宽弘元年(1004)，《文选集注》120卷的卷首两卷完成。大江匡衡有诗云：“执卷授明主，从容冕旒褰。尚书十三卷，老子亦五千。文选六十卷，毛诗三百篇。加以孙罗注，加以郑氏笺。搜史记滞义，追谢司马迁。叩文集疑阙，仰惭白乐天。”大江匡衡本出身于“侍读《白氏文集》”世家，学术造诣非凡，他不再固守李善一家，而是集诸家之长。所谓“加以孙罗注”，当是指采集公孙罗《文选抄》69卷、《文选音义》10卷等；诗句点到即止，“集注”当然不只公孙罗一家而已。“宫中为《集注文选》的献书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入宫仪式……这本书最终是以皇后中宫彰子，也就是‘御注’的名义纳入图书寮的。这就是藤原行成为何在日记中谈到此书时称之为‘仰注文选’的原因，也就是现在仅存的《文选集注》之残卷为何没有留下任何编撰者的线索的原因。”⑭ 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金泽文库旧藏抄本《文选集注》残卷出自大江匡衡《文选集注》转抄本⑮，存二十余卷。其中卷六三“骚一：屈平《离骚》经上卷”，起“帝高阳之苗裔兮”，止“恐导言之不固”。卷六六“骚四：宋玉《招魂》、刘安《招隐》”。《离骚》先王逸注(有删节)，次《音决》，次陆善经注。《招魂》、《招隐》亦先王逸注(有删节)，次《抄》，次《音决》，次五臣注，次陆善经注。《集注》各条之末时有“今案”，当是集注者之判断语。《集注》所引“《音决》”源出公孙罗《文选音决》10卷；引“《抄》”者源出公孙罗《文选抄》69卷。(公孙罗两书久佚，皆著录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后的《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见著录，书名、卷数稍异。)《集注》引“陆善经曰”源出陆氏《文选注》。陆氏注成于开元二十年(732)以后⑯，上距五臣注不少于14年，陆氏在征引文献资料和注释方面当有所突破和创新，惜其书失传。《文选集注》保存了公孙罗、陆善经的部分成果，殊为可贵。如《离骚》“夕揽洲之宿莽”，《集注》引《音决》：“莽，协韵亡古反，楚俗言也。凡协韵者，以中国为本，旁取四方之俗以韵，故谓之协韵。然于其本俗，则是正音，非协也。”再如关于王逸生平，陆善经注云：“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后汉校书郎中，注《楚词》，后为豫章太守也。”内容多为《后汉书》本传所无，“其言当本于谢承、薛莹、华峤、谢忱、袁山松等五家后汉史”[9]203《离骚》“纫秋兰以为佩”，王逸注：“……故行清洁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觽，能决疑者佩玦，故孔子无所不佩也。”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怀德堂文库藏西村时彦《楚辞王注考异》稿本云：“《文选》各本无此三十四字。古抄本陆善经引王逸曰：‘佩者所以象德。故仁明者佩玉，能解结者佩觽，能决疑者佩玦。孔子无所不佩。屈原自以行清贞，故佩芳兰以为兴也。’可知《文选》删节王注，而陆氏引亦与今本不同。后人任意窜改，今之所传，非王氏之旧也。”《离骚》“曾歔欷余郁邑兮”，王逸注：“曾，累也。歔欷，惧貌。或曰：曾，重也。歔欷，哀泣之声也。郁邑，忧也。”西村时彦《楚辞王注考异》载王逸注“或曰”：“与唐写《文选》残本‘陆善经曰：曾，重也。歔欷，悲泣之声。郁邑，忧愁之貌’大同小异。陆氏所见王注，若有此‘或曰’，则陆氏必无此注，可知‘或曰’是窜入陆注也。”今本《楚辞章句》内某些注文以及“或曰”云云，各家解读，见仁见智，西村时彦依据陆善经注文作出新的解说，自可成一家之言。由此可见，转抄本《文选集注》残卷之文献价值尚有待深入研讨，大力开发⑰。 (2010年三四月间，笔者应稻畑耕一郎教授邀请赴早稻田大学讲学，此为4月3日演讲稿。同年6月，参加淡江大学国际文化与文学传播讨论会，承蒙傅锡壬教授主评。2011年四五月间增订，《楚辞音》残卷、《文选集注》残卷两条有大改动。周晶晶博士参与文献搜集校理并最后整理成文。) 注释： ①参阅汤炳正《<屈原列传>理惑》，见《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23页。[Tang Bingzheng, "On Quyuan Liezhuan," in Studies of Qu Odes , Ji'nan; Qilu Press, 1984.〕本文初发表于《文史》第1辑(1962年)，篇题为《<屈原列传>新探》。 ②辑自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建安黄善夫家塾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原版三家注作小字双行，今以括号标明。刘安事迹详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③《逸周书·尝麦》:“其在殷(启)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国无正，用胥兴作乱，遂凶厥国。”此即五观作乱之事。刘安注“五子·胥兴作乱”，班固误以“五子胥”连续，“其咎不在刘而在班”。关于这个问题，详参汤炳正《楚辞类稿》，(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192页。[Tangy Bingzheng, On Sons of Chu ， Chengdu: Bashu Press 1988， p. 192.] ④《文心雕龙·辨骚第五》，据敦煌唐写本校改。 ⑤姜亮夫《敦煌写本隋释智鶱〈楚辞音>跋》，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辑入《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67-385页。后有云南人民出版社《姜亮夫全集》本，三本讹误甚多。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国学丛考》收载精校本，第80-92页。 ⑥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三○附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智果传，近代上海频伽精舍排印高丽藏本，嘉兴藏本在卷四○。 ⑦20世纪60年代，笔者自沪返杭，松江至嘉善段沿线，曾见有“春申”站名。 ⑧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知楚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余，失黄钟之正响也。”陆云《与兄平原书》:“张公语云云，兄文故自楚……”按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苏州)人，西晋大文学家，诗赋文俱精，依托其本音吴语存古音优势，于音韵多所推求。时人以“多楚”、“自楚”赞之，刘勰复以“衔灵均声余”刺之，是皆归之于楚也。以此例之，鶱公《楚辞音义》或亦曾同享楚音、楚声之“殊荣”乎? ⑨《离骚》“率云霓而来御”，鶱音注“御，五驾反”。朱熹注:“御，叶音迓，或如字。”见朱熹《楚辞集注》卷一，宋端平二年(1235)朱鉴刻本。[Zhu Xi,Chuci Jizhu:Vol. 1,Recarved Edition of Zhu Jian,1235.]林莲仙认为:“驾是‘歌’部字，而迓则隶‘鱼’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御’和‘驾’迭韵，‘驾’从‘加’得声，‘加’在歌部，那么，‘御’跟着也应归歌部了。这样《离骚》的‘吾令凤凰腾飞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句里的‘夜’和‘御’便可能是协‘歌’部韵了。因而又牵涉到《招魂》这段文章里的协韵问题:‘娱酒不废，沉日夜些。兰膏明烛，革镫错些。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夜’字既归歌部，那么这里便该是‘歌鱼’合韵了。假如这一点是中古楚音继承上古楚音传统的反映的话，那么，我们大可以把‘夜’、‘御’归‘歌’的事实当作一项上古楚方音的特殊内容，那是异于《诗经》音的。要知，《诗经》的‘御’和‘夜’都归‘鱼’部。”见林莲仙《楚辞音说举要》，载《崇基学报》1966年第5卷第2期，第124-179页。[Lin Lianxian,"Phonology of Songs of Chu," TheChung Chi JournaL,Vol. 5,No.2(1966),pp.124-179.]王力认为:“夜”、“御”、“错”属上古铎部韵字，“假”、“赋”、“故”、“居”皆上古鱼部韵字。上引《招魂》十二句，前四句用“铎”部韵，后八句用“鱼”部韵。如果一定要把十二句视作同组的话，则是“铎鱼通韵”，这些在《诗经》中都有先例，并不是“上古楚方音的特殊内容”。参见王力《诗经韵读·楚辞韵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Wang Li,Shijing Yundu&Chuci Yundu,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0.] ⑩1935年，姜亮夫师旅欧访古，摄制照片以归，影印辑入《敦煌音义汇考》一书中(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⑪《音决》诸条系由《文选集注》转引(日本金泽文库旧藏转写本残卷，193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景印旧抄本》第三集第10页和第33页、第八集第5页和第10页)。 ⑫其他诸家藏明州本《六家文选》均系绍兴二十八年十月修版补版过半之印本。绍兴二十八年(1158)十月庐钦修版刊记有“文选板岁久漫灭殆甚”语。据“岁久漫灭”云云推断，明州本《六家文选》或当刊版于宋高宗南渡之前。 ⑬陈振孙(? -1262)尝收藏洪兴祖得自吴郡林虙德祖藏古本《离骚释文》1卷(即所谓自秘阁抄出而失其名者)，亦不知散佚何处。 ⑭参见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及所引藤原道长、藤原行成日记。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见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01一514页。[Chen Chong,"The Lexicographer and Completion Time of Wenxuan Jizhu，"in Zhang Bowei(ed.),Series of Research on Classics by Overseas Chinese; Vol. 6,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2010,pp. 501一514.] ⑮陈翀认为:“基本可以确定现存《文选集注》为日本平安中期大学寮大江家纪传道之代表人物大江匡衡(953-1012)为一条天皇侍讲《文选》时受敕命所撰集的《集注文选》的转抄残卷。”参见同上。 ⑯《大唐新语》卷九:“开元中，中书令萧篙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闽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见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LiuSu,DatangXiuyu,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1985 ,p. 134. ]《玉海》卷五四引《集贤注记》:“开元十九年三月，萧篙奏王智明、李玄成、陈居注《文选》。先是，冯光震奉敕入院校《文选》，上疏以李善旧注不精，请改注。从之。光震自注得数卷。篙以先代旧业，欲就其功，奏智明等助之。明年五月，令智明、玄成、陆善经专注《文选》，事竟不就。”见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7页。[Wang Yinglin,Yuhai,Nanjing: Jiangsu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7,p. 1017.〕陆注《文选》当成书于开元二十年五月以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未见著录，但著录有陆善经注《周诗》10卷、注《三礼》30卷、注《论语》6卷等。 ⑰陈翀《<文选集注>之编撰者及其成书年代考》文末推测:“这部《集注文选》原本极有可能并没散佚，依旧完好保存在天皇的私人书库—现在的京都东山御文库中。”(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6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页)其中的卷六四骚二、卷六五骚三等卷或可重现人间，真是令人期待!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Sima Qian，Shiji，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Ban Uu，Han.shu，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2.] [3]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见《屈赋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84年。[Tang Bingzheng，"A Study of Formation of Songs of Chu，“in Studies of Qu Yuan's Odes，Ji'nan： Qilu Publishing House， 1984.] [4]章炳麟：《訄书详注》，徐复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Zhang Binglin &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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