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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通常将历史题材的古典诗歌分为“咏史诗”、“怀古诗”，这是对古人文体分类的延续。按照《文镜秘府论》的说法，咏史诗是“读史见古人成败，感而作之”，怀古诗则是“经古人成败（之地），咏之”。[1]方回《瀛奎律髓》专设“怀古”类，认为“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2]指出怀古诗以历史古迹为引发诗兴之触媒，更重抒怀，故与咏史诗有别。但实际上古人对咏史、怀古、咏怀诗的区分往往不甚分明，同一首诗中“咏史”、“咏怀”、“怀古”的因素兼而有之，这似乎表明中国诗学的某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有感于传统分类的缺憾，现代学者从各自研究角度出发，提出了“咏史怀古诗”、“咏古诗”、“览古诗”等名目，对“咏史诗”、“怀古诗”定义的内涵和外延提出不同的理解，[3]但事实上，不论做何区分，总难尽如人意，故本文采取模糊化的做法，将前人所说咏史诗、怀古诗统称为历史题材诗歌。 史与诗是古人描述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在重史的文化背景下，中国古典诗歌很早就与史结合，或取材于历史典籍的记录，或对历史人事想象加工，抒发历史哲思，呈现出“咏史”、“怀古”等类型的历史诗歌。在这一过程中，历史题材诗歌经历了从简单的诗体史录或史论，再到历史因素的典型化和诗境化的发展变化，诗歌中的历史已不是过往人事的简单复写，而是表现了诗歌创作主体情感、思索、评判等特殊含义的象征。唐代诗人在民族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审视历史的视野空前扩大，他们将时代的文化底蕴、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特殊情感融入诗性的历史言说，生成深厚的审美意蕴。同时，为了使历史要素完成诗歌的言志、抒情、喻今、讽今等诗性功能，唐代诗人总是以某种形式整合、构架历史材料或想象的“史实”，并使其成为诗歌的主体结构。 我们从唐人历史题材诗歌的创作实绩总结出三种主要的文本模式：[4]历史传记式、历史论赞式和历史情境式。做出如此概括的理由在于：一方面，经验实在意义上的客观历史存在——包括特定历史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势，在整体上已永远消逝在时间隧道的另一端，所以诗歌所构建的只是想象性的文本的历史而不可能是历史本身；另一方面，这种所谓想象性文本毕竟是在史书编撰的历史材料和形成的历史评判基础上的再想象与再加工，因此诗歌想象历史的文本模式必然受到史录样式的影响，必然带有历史叙述的因子。上述三种文本模式中，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便显然与历史著述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是史与诗相结合的产物，而历史情境式虽也受到史著笔法的影响，却与诗歌传统有着更深的渊源，也更多诗的意味。 一、历史传记式 唐诗的历史传记式即是以有韵之诗的形式传述史事，主要通过传述某一历史人物来记其生平事迹及相关历史事件，可记一人一事，也可记一人多事，还有少数诗歌通过传述某一历史朝代，来记其发展兴衰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记多人多事。这些诗歌均基本依照史录所载，再现历史而能超越史录和史实，达到一种想象的真实。历史传记式的表达方式以叙事为主体，有叙有议，叙议结合，[5]其创作目的不是还原史实，而是借历史寄托创作主体的情志。依所记内容之多寡，历史传记式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记一人一事。 唐之前以班固《咏史》、陶渊明《咏荆轲》、卢谌《览古》（“完璧归赵”）、虞羲《咏霍将军北伐》为这种模式的典范，皆如史传体例，以叙史事为主体，篇尾论赞抒情。唐诗继承并发展这种以叙史为主体的传记式，且不只于记事后结尾总结议论，或先议论后记事，或夹叙夹议，还有只叙不议者，如李白《苏武》： 苏武在匈奴，十年持汉节。白雁上林飞，空传一书札。牧羊边地苦，落日归心绝。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东还沙塞远，北怆河梁别。泣把李陵衣，相看泪成血。[6] 此诗记苏武持节牧羊，终回汉地的史事，均本照《汉书·苏武传》，首二句概括史事背景，次二句概述汉朝使者以“鸿雁传书”之说智迫匈奴交回苏武，又四句以“渴饮月窟冰，饥餐天上雪”的形象描述，回顾苏武十年牧羊之“苦”，衬托其回归决心；末四句渲染苏武泣别李陵的典型场面。全诗描写叙事饱含深情，而猝然作结，不加论辩，诗味隽永，继承了汉魏间阮瑀《咏荆轲》只叙不议的模式与风格。刘湾《李陵别苏武》也先叙史事背景，后重笔描绘离别场面，“发声天地哀，执手肺肠绝。白日为我愁，阴云为我结。生为汉宫臣，死为胡地骨。万里长相思，终身望南月”，[7]诗人以李陵的心理描写作结，再现古人真实的情感，将情怀寄寓辞间。诗歌虽本史录塑造之人物形象，而能截取史录精华，超越史录描写叙事的幅度，夸张渲染而主观色彩浓烈。 其二，记一人多事。 唐以前诗歌多记一人一事，于历史人物平生最重要事迹铺陈想象，而唐诗开创了记一人多事的模式，王维《李陵咏》及于季子《咏项羽》、《咏汉高祖》等均属此类，注重勾勒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串起其一生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增大了诗歌的历史容量和内涵，典型者如卢照邻《咏史四首》其一： 季生昔未达，身辱功不成。髡钳为台隶，灌园变姓名。幸逢滕将军，兼遇曹丘生。汉祖广招纳，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处身孤且直，遭时坦而平。丈夫当如此，唯唯何足荣。[8] 与骆宾王、杨炯多串联历史典故不同，卢照邻的历史诗歌多借具体历史人事言志抒情，在“初唐四杰”中独树一帜。如他的《咏史四首》，其一咏季布、其三咏郑太、其四咏朱云，皆为记人物生平的传记式。上引诗记季布的事迹，前四句概括了季布沦落为奴的悲惨经历，季布为楚人，从项羽起兵，数窘汉王刘邦，项羽失败后被刘邦悬赏捉拿，季布潜藏朱家为奴，隐姓埋名种田为生。次四句夹叙夹议，既写季布幸遇伯乐曹丘生，又赞赏夏侯婴举贤不疑，刘邦不记私仇的贤德，《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朱家为季布向夏侯婴澄冤，并请他向刘邦上疏赦免季布，刘邦赦季布，封郎中，又得到曹丘生赞赏，名声远播。再四句写季布耿直忠正，当众怒斥樊哙，“百金孰云重，一诺良匪轻”化用楚谚“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9]赞季布义气的品行；“廷议斩樊哙，群公寂无声”，据《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载，单于呈书轻视吕太后，太后怒，召大臣议策，樊哙说：“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群臣大多敷衍赞同，只季布反对：“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兵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于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哙又面谀，欲摇动天下。”[10]季布语惊四座，吕后从此没再提报复匈奴之事。最后四句论赞作结，赞季布孤直的大丈夫气概，抒发诗人倾慕之情。全诗依《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所记季布的三件大事，叙述他的身世经历，使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形象跃然纸上。 再如李商隐《茂陵》：“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内苑只知含凤觜，属车无复插鸡翘。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11]诗歌记汉武帝的一生，似史录中皇帝之“纪”，前二句回顾汉武帝西域拓边，得天马、苜蓿；次四句以历史典故含续弦胶、微行柏谷、方朔偷桃、金屋藏阿娇概括其好游猎、迷信神仙及好色等；末二句叙苏武归国武帝已死，以“松柏雨萧萧”的典型坟墓意象作结，引人深思其武功、游猎、求仙、好色的一生，暗暗讽喻与之相似的唐武宗（时已葬端陵）。可见此诗与帝王编年之纪不同，诗歌并不按历史的时间顺序安排史事；同时也与李白咏苏武、卢照邻咏季布基本按史书所载不同，李商隐意不在咏史而在讽今，因此典故多出自杂史杂传，而非正史纪传，他按照一种批评逻辑选择史事，却不做公开评论，只是将记忆的历史知识和心中的历史意象予以铺陈，而形成一种意味深长的讽喻效果。 其三，记多人多事。 这类诗歌以一个历史朝代为歌咏对象，记述一代历史的兴衰大事，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气息和融入了作者的历史反思。如魏征的《赋西汉》咏西汉诸帝王事迹，鲍溶《读史》咏楚汉战争诸史事均为此模式。诗人将史书时间跨越较大的内容以几句诗语容纳，显示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熔铸史料的构架意识。 由此可见，历史传记式诗歌明显受到史传文体的影响。“纪传体”是司马迁《史记》开创的通过传人来记事，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史书体例。正如刘知几云：“夫纪传之兴，肇于《史》、《汉》。盖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12]《史记》、《汉书》之后正史典籍均以“纪”、“传”为主体，“纪”就是按照朝代的时间顺序编排帝王史事，“传”就是记载人臣的史事来充足帝王之“纪”。史传文体对诗歌历史传记式的影响在于：诗人借鉴史传记人、记事的纪传意识及史传叙事、论赞的形式，对历史素材进行诗性描述；同时诗人也借鉴史家对人物事迹详略轻重的叙事策略，抓住典型历史要素提炼升华，转化为蕴含诗意的历史典故或历史意象。 清人王夫之论诗、史之别道：“史才固以隐括生色，而从实处着笔自易；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13]唐代历史传记式诗歌自不乏佳构，但也有一些作品过于依赖史实，完全依照史书的视角，为史家行文及论赞所囿，纯粹记述人事而缺少自我意识，以致走向以史为诗，甚至以史代诗。应该说，史与诗的一个根本性差异，就在于历史叙事本于史实，史传作者须隐身在史实之后；而历史传记式诗歌则必须跳出史实的限制，借史生情，以史言志，如海登·怀特所说“以一种诗意的方式，重新激发起往日的时代‘精神’”，[14]并融入作者当下的思考。 二、历史论赞式 论赞是一种专门的史评文体，最初来源于史书纪传篇末的史家论赞，指对全文进行总结式的评论。刘知几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史通通释·论赞》，第59页）史书论赞或论人物之品藻、事件之意义，或借史抒史家感怀，或提示善恶之微言大义，关涉政教。后来论赞从史书纪传篇目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题史评这种史学文体，直接用来表达史家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其实无论史书论赞，还是专体论赞，皆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诗化特点：从班固《汉书》“史臣赞曰”就出现了整齐的四言论赞式，刘知几称赞“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史通通释·论赞》，第59页），说明班固论赞已经接近诗歌齐律押韵的形式，这种形式继承了古代典诰的四言文体。初唐正史纪传之论赞多讲究韵律、对偶与文采，体式以散文体为主，而渐趋骈化，唐代史家朱敬则等人的专题史论也多骈文或四言体。唐代诗人借鉴历史论赞的体式，直抒胸臆，将史家大段论赞缩为简洁精致、朗朗可咏之诗。 历史论赞式即用诗歌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出评论，不叙史事始末，而以简要诗语概括一个历史事件。诗歌重点在借史立论述怀，或隐去历史人物生平传记，仅以赞语概括其精神面貌并评其功过；或用诸多不以历史时间为序的一组历史人物及事件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并不拘泥于史家道德观念、学术之见的独特论点。历史论赞式虽主评议，但不只议论，也有简单叙事兼抒情的表达方式。与历史传记式的诗歌想象性地再现史实，铺叙历史事件的过程相比，历史论赞式以对历史的评论及直接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志为诗歌主体，诗人以简省笔法呈现历史，形成最能代表历史事件意义的意象，或者运用寓有价值关怀的历史事典，以点代面，引发自己的议论。 与历史传记式情况相似，历史论赞式亦可分为三类。 一是评论某一历史事件。 唐以前曹植、王粲、阮瑀《三良诗》为此模式，咏三良为秦穆公殉葬之事，皆未展开史事描绘，而以议论观点、抒发情志为主，唐诗中只有柳宗元写过这一题材，其《咏三良》赞三良“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批评秦穆公牺牲三良殉葬是违背“礼”的，失去良材致使“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15]全诗没有铺叙历史过程，仅就此事生发议论。刘知几云：“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夫论者，所以辩疑惑，释凝滞。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史通通释·论赞》，第148页），即是说历史史实是已逝的不可变更的，但史家对历史事件的评论是仁者见仁的，可以论辩商榷的。唐代诗人的历史知识及参政论政意识，使得他们在史家定论之外以诗歌的形式评说历史。如武后长安年间诗人孙处玄的《失题》：“汉家轻壮士，无状杀彭王。一遇风尘起，令谁守四方？”（第四册，卷一一四，第1165页）此诗评汉高祖杀梁王彭越之事，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为刘邦立下汗马功劳，与韩信、英布并称汉初三大名将，后因被诬告谋反，为刘邦所杀，事见《史记》本传。传后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畔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16]司马迁这里解释魏豹、彭越甘愿身为囚徒，惨遭刑戮，也要保全性命，等待历史时机“云蒸龙变”的原因，实借此解释自己相似的忍辱而不轻易求死的原因，借历史人物命运浇自己胸中块垒。这种论赞精神影响了后来诗人论赞，孙诗“无状”二字显露诗人为彭越鸣冤，后二句直接批评汉高祖错杀功臣和人才，诗人以此讽刺武后时罗织罪名，杀李唐忠臣之事。孙处玄虽与史迁批评视角及立论不同，但诗人所论皆与自我、现实息息相关，与史家资治精神相通。 二是论赞某个历史人物。 最早论赞历史人物的诗歌多为四言体，如《诗经》的《文王有声》、汉代应季先《美严思王》，或许受到古代祭祀之歌、典诰等四言论赞的影响，皆美祖先，颂功德。后嵇康几首《六言诗》为六言体，到了唐代论赞历史人物之诗有些也是郊庙祭祀时颂唱，且诗歌形式多样，五七言论赞为多，也有四言与骚体论赞诗，略叙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重在评论其成败功过、性情智慧。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一一咏鬼谷子之隐：“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七雄方龙斗，天下久无君。浮荣不足贵，遵养晦时文。”[17]诗人直接抒敬仰古人之情，赞鬼谷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认清时势，不图浮名而隐逸的精神。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其二一赞范雎之布衣丞相，《蓟丘览古》其五赞田光先生之大义，其六赞邹衍之识天运，其七赞郭隗幸被赏识，皆直接称赞古人，言追慕古人成大业之志，抒感叹敬仰之意与寂寥不用之情。李白《别鲁颂》赞鲁仲连，杜甫《陈拾遗故宅》赞同为拾遗，渴望建功立业的陈子昂。 还有一些论赞历史人物的唐诗，独出机杼，不惟咏赞之，且批评之。如李绅《却过淮阴吊韩信庙》对韩信既褒且贬，“贱能忍耻卑狂少，贵乏怀忠近佞人。徒用千金酬一饭，不知明哲重防身”。肯定韩信年轻时忍辱立志，功成后的不忘恩义；又批评他不忠且不知明哲保身。中晚唐诗人杜牧、罗隐、皮日休等诗人皆长于翻新史书成论，以篇幅短小的诗歌形式评论历史人物，如罗隐《秦纪》、《董仲舒》、《王夷甫》，贯休《比干传》等皆为此类，他们往往以对历史的诘问或反问结语，不直接批评而讽刺自生。另如许浑《途经秦始皇墓》尤有特色，虽为论赞式，而能以一种情景与议论交融的方式，以后人态度的对比，间接批评秦始皇。诗云：“龙盘虎踞树层层，势入浮云亦是崩。一种青山秋草里，路人唯拜汉文陵。”可见唐人历史论赞式的较高境界，超越了前人的直接评论，以青山秋草中的陵墓喻历史帝王，形成古今张力，褒贬自生。 三是以诸多历史人事为论据抒情言志。 唐以前屈原《离骚》、三曹的几首历史题材诗歌和左思《咏史》均属此类。诗歌所论不只是一人一事，而是错综诸多历史人事，形成评论主旨。或先陈论点再分述史事，或先举史例最后总结事义，论赞抒情。如李白《君道曲》一诗先陈述观点“大君若天覆，广运无不至”，然后例举三个君臣际遇的史事：黄帝与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管仲为齐桓公之“鸿翼”，刘备与诸葛亮“鱼水本无二”，以此赞古代君臣相合的为政大道，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诗人以减省的笔墨对三个历史故事夹叙夹议，论赞态度鲜明。 再如白居易《杂感》，先列一系列相似的历史故事：“阳货肆凶暴，仲尼畏于匡。鲁酒薄如水，邯郸开战场。伯禽鞭见血，过失由成王。都尉身降虏，宫刑加子长。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18]历史故事皆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例证，从而归纳出诗人自己的观点，抒历史感怀之情：“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诗人有感于现实中的不平遭遇，惧怕政治道路上的因人祸己，因而吟咏历史上与自身相似的经验，得出祸患天定而人无能为力的观点，反映出诗人对生命的哲学思索与矛盾不解的困惑。而白居易在大和九年所作《咏史》同样是历史论赞式，观点却截然相反，认为祸患是可以预知并预防的。诗人将“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郦其”，与商山四皓隐遁全身的事迹对举，得出“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19]的结论，实感于大和九年的甘露之变，造成朝野权臣血流成河的惨剧，诗人终于从矛盾的人生思考中惊醒，从对祸患的惧怕找到避免祸患的出路，得到心灵的超越与解脱。 总之，历史论赞式的唐诗不注重历史的时间逻辑和发展逻辑，而注重历史的因果逻辑，史向诗的转化，突破了史的基本叙事框架，是史为诗用的典型。只是晚唐人有时过于追求论赞观点的奇特，不免落入纯粹的史论；又或因史才不足而难以超越前人，流于平庸。 三、历史情境式 历史情境式很难像历史传记式和历史论赞式一样，找到与历史纪传及史论文体特征的直接被影响关系，因为这一体式的诗性因素大于史的因素，重在凸显对历史的情感体验。历史情境式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作传，但不特别依赖于史书史料的故事，也不着意于作完整的叙述，不追求再现史书中的“史实”，而是就某实在的或虚构的历史时刻，按照诗人的感受逻辑，作当时情境的想象性描绘，达到超越历史事实之外的诗的历史真实。历史情境式也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评论，但不是借助史书中的史事概括或借历史事典作直露的褒贬及情感宣泄，而在某一历史情境的想象描绘中，借情景之兴象暗自寄寓诗人的思想感怀，且包蕴史家的历史成论、诗人的历史意绪于一炉，使褒贬自现。历史情境式还包括诗人登临怀古之作，即完全隐去历史的情节及论断，而以古迹之今时之景起兴书怀，重在古今沧桑、历史变易的情感抒发，历史是抒情主体的背景，在诗歌创造的情境中，诗人以历史审美的视角，建立了自我的历史意象及抒情世界。 其一，描绘过去的历史情境式。 此类诗歌在唐前就有开创，典型者如鲍照、庾信的《王昭君》等，均细致描绘昭君出塞的心理情志及想象当时情境，寄托诗人怜惜昭君命运与自怜之情。唐人承南朝诗人这种缘情写景的体式，抒写诗人内心的个性历史，而不是史书所载的重大历史事件，发展着对王昭君、班婕妤、铜雀妓等传统题材的歌咏，但情境相似者实多，突破较少，而一些非传统题材的诗歌艺术性反倒较高。如唐代开始出现歌咏古吴越征战的历史题材，诗人诗作甚多，其中李商隐《吴宫》堪称历史情境式的经典：“龙槛沉沉水殿清，禁门深掩断人声。吴王宴罢满宫醉，日暮水漂花出城。”[20]诗人想象吴王宫宴的情境，并设定宫外人的感受视角，身临其境地穿过历史时空，想象性描绘望见水中迷蒙而沉醉的宫殿，描述听见断续的嘈杂欢闹之声，并以“日暮水漂花出城”这一动态景语作结，赋予诗歌深长幽婉的情韵，讽刺之意蕴藉含蓄，有一种穿透历史的沉郁苍凉之感。李白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也想象吴王醉宴的情境：“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21]此诗似一幅香艳的历史画卷，暗寄讽喻，相比之下李白的《乌栖曲》虽也想象吴王荒淫宴饮的历史情境，却以“东方渐高奈乐何”的感叹作结，讽刺主旨未免直露。 其二，描绘现实的历史情境式。 正如陆机《文赋》所说：“伫中区以立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22]诗歌创作的缘起可能是登临眺览，也可能是阅读古籍，可能是时空的触思，也可能是感物而兴叹，唐代歌咏历史的诗歌也不例外，其触发诗思的往往是现实中的古迹和自然景物。唐以前诗歌如《诗经·黍离》、曹操《短歌行》等虽已有怀古意绪，谢朓《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开启了古都的颂唱，但到了唐代，诗人才真正通过描绘历史变易后物是人非的现实情境去追忆关于历史的知识和观念，表达一种祭祀、游览而怀古的意绪，而不直接歌咏与想象历史，形成诗与史不即不离的意境。如刘长卿《步登夏口古城作》全是今日古城景致：“平芜连古堞，远客此沾衣。高树朝光上，空城秋气归。微明汉水极，摇落楚人稀。但见荒郊外，寒鸦暮暮飞。”[23]不涉史事，景中含情，让读者一同分享远客的历史之思；其《秋日登吴公台上寺远眺，寺即陈将吴明彻战场》先描摹景物，以“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24]作结，抒景物长存见证历史，而人事短促，朝代更替稍纵即逝的感慨。 其三，搅碎古今的历史情境式。 不拘泥于历史与现实，诗歌结构更为自由松散，所谓“搅碎古今巨细，入其兴会”，因此可称唐代历史诗歌“兴象玲珑”的最高境界。如杜甫《公安县怀古》： 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25] 此诗不是对人事的具体想象，只将今日情境与历史名物结合起来，先因旷野与江水起兴，想象此地曾经的吕蒙营和刘备城，简洁地将诗与史组合，古与今杂糅，意境浑厚；后四句又以景物起兴，追忆历史英灵的君臣相契与赫赫战功，诗人在风浪的现实情境中感受到历史“洒落”、“飞腾”的英雄事业，长啸而势气发越。再如李嘉祐《伤吴中》： 馆娃宫中春已归，阖闾城头莺已飞。复见花开人又老，横塘寂寂柳依依。忆昔吴王在宫阙，馆娃满眼看花发。舞袖朝欺陌上春，歌声夜怨江边月。古来人事亦犹今，莫厌清觞与绿琴。独向西山聊一笑，白云芳草自知心。（第六册，卷二〇六，第2144页） 诗歌前四句伫立现实，写景写意；次四句穿越历史，想象吴王宫人之怨；最后四句体悟“古来人事”的变易哲理，抒历史体认下的自我适意之情，诗人以“白云芳草自知心”作结，将心内历史、对历史的感怀与心外景物浑然为一。托名王昌龄作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26]李嘉祐创作此诗就如临“三境”而合之，诗人既于吴中古迹摹山水景物之状，畅然思古，写古迹荒芜处的花开、柳依；又想象古吴宫歌舞繁华之境下的愁怨，如同身在历史之中，亲身体验古宫人之情；又回到现实，于心中体悟宇宙中历史与现实的相连相系，“一笑”而得超越历史生命的真意。如果说，描绘过去的历史情境式诗歌因用心体验历史而得“情境”；描绘现实的情境式诗歌兼得“物境”与“情境”，那么这首描绘古今的情境式诗歌则深有“意境”，兼得景、情、理之“三境”。中唐刘禹锡、晚唐许浑等诗人尤擅长这一模式。随着中晚唐诗歌的发展，历史情境式将历史知识和渐成题材定式的历史素材作为众所周知的隐性语境，将诗中历史要素化整体构建为散化渲染，历史完全被心灵化、情感化，消弭于无形，在诗歌表层下有自由、开放的历史空间，引人思考及挖掘。如许浑《姑苏怀古》也以现实景物描绘为主，历史与现实情境融合，“可怜国破忠臣死，日日东流生白波”。诗中的“白波”意象蕴含着一种时刻涌动的历史哀愁，诗人将伍子胥死后化作波涛的历史传说与眼前浩茫的流水物景相合为一，创造出包含着子胥的愤怒、姑苏百姓的敬仰和诗人怜惜情意相结合的独特意象，以此作结，意味深长。 综上所述，唐代历史诗歌的三种文本模式代表唐诗处理历史要素的三种基本结构，体现了唐诗在文体方面融合历史的多样性探索。三种基本的文本模式既可以是全诗的结构，也可以体现在诗歌结构的局部，就是说，有些历史题材诗歌是对三种文本模式的组合或融合。如刘长卿《登吴古城歌》前半部分为吴越征战历史的传记式，记夫差黄池会盟，越国入侵杀吴太子，吴王杀伍子胥，越王卧薪尝胆，吴王兵败自杀等重大历史事件；后半部分则是写景抒情的历史情境式，此诗将两种文本模式融合。再如王绩《过汉故城》前半部分叙汉代从兴到亡的历史过程，后半部分写汉都长安的荒寒情境，也是历史传记式与历史情境式的结合。骆宾王《过张平子墓》：“西鄂该通理，南阳擅德音。玉卮浮藻丽，铜浑积思深。忽怀今日昔，非复昔时今。日落丰碑暗，风来古木吟。惟叹穷泉下，终郁羡鱼心。”（第三册，卷七七，第832页）诗前半部分赞张衡的政声、文笔、浑天仪的发明等，后半部分写景抒情，是历史论赞式与历史情境式的结合。总之，唐代诗人善于选择不同的文本模式及其组合方式，并因此而成就了唐代历史题材诗歌的璀璨。当诗人选择某种或几种模式时，他实际上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触摸历史和评说历史的方式；当他徜徉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以诗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吊古感今的意绪时，他更多的是在履行自己作为一个诗人而非史家的职责。尽管唐代历史题材诗歌仍未能完全摆脱史家笔法的拘缚，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对历史作诗性言说方面，唐代诗人的确大大超越了他们的前辈。 注释： [1]弘法大师撰：《文镜秘府论校注》，王利器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8页。 [2]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上册）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3]雷恩海《咏史诗渊源的探讨暨咏史诗内涵之界定》（《贵州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一文认为应以咏史诗来涵盖怀古诗，持广义咏史诗的概念，因为怀古诗是咏史诗发展中的一体，怀古诗将诗与史完美结合，而有些艺术成就高的咏史诗已经可以归入较宽泛意义上的怀古主题一类；刘卫英、王立《怀古诗的诗学本质及其精神史意义》（《求索》1998年第6期）一文认为怀古诗是历史题材诗歌的最高艺术样式，因此可以把它们统归于“怀古诗”的范畴内。 [4]关于历史诗歌的体式，学界论述一般本于陈文华先生《论中晚唐咏史诗的三大体式》（《文学遗产》1989年第5期）一文。他指出：中晚唐的咏史诗可分为三大体式，一是“隐括本传，咏其得失”的传体；二是“借古抒怀，讽时刺世”的论体；三是“评史论人，独抒己见”的评体。我们认为，陈先生区别“论体”与“评体”的标准不是形式的而是功能内涵的，实际上二者在体式上并无明显差别。 [5]张润静《唐代咏史怀古诗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绪论”将咏史怀古诗基本体式分为叙事体、议论体和抒情体，虽然揭示了不同体式的主要表达方式，但稍显以偏概全，且不能揭示诗歌体式对史录文体体式等的继承与被影响关系。 [6]李白：《李太白全集》中册，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4页。 [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六册）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012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册卷及页码。 [8]卢照邻：《卢照邻集校注》，李云逸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4页。 [9]司马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31页。 [10]司马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第2730—2731页。 [11]李商隐：《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52页。 [12]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书名及页码。 [13]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古诗评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第145—146页。 [14]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 009年，第5页。 [15]柳宗元：《柳宗元集》（第四册），吴文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58页。 [16]司马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2595页。 [17]陈子昂：《陈拾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页。 [18]白居易：《白居易集》第1册，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1页。 [19]白居易：《白居易集》第2册，第686页。 [20]李商隐：《李商隐诗歌集解》，刘学锴、余恕诚集解，第1391页。 [21]李白：《李太白全集》下册，王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84页。 [22]陆机：《陆机集》，金涛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23]刘长卿：《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储仲君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9页。 [24]刘长卿：《刘长卿诗编年笺注》，第320页。 [25]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30页。 [26]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8—89页。 作者简介：张海明，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100084）；张彦，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桂林5410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