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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关节点，不仅本身炫丽多姿，而且贯穿了整个发展过程，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贡举就是这样一个时间关节点。从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至 宋代科举的进一步完善 科举制度是始于隋，兴于唐，完善于宋，直至清末始废的分科考试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宋代科举较之唐代有很多变化。就考试内容看，唐代科举考试重诗，宋代重赋、重论，经义、策论都是论，律赋也以论为主要内容。就考官与士子的关系看，在宋以前，进士与主考官的关系是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宋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禁止进士称考官为恩师，自称门生。徐松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载，太祖建隆三年（962） 唐代及宋初的进士及第者，每科不过一二十人、二三十人。宋代自太宗朝起，动辄数百人，甚至逾千人。这虽使中下层士子有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但也是造成宋代官冗的原因之一。 宋代科举为防舞弊，严禁请托，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云：“谕馆阁台省官，有请属举人者密以闻，隐匿不告者论罪，仍诏诸王、公主、近臣，毋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为防考官照顾所识应试者，实行糊名、誊录、回避、锁院制度，凡与考官有关的官员子弟、亲戚、门客应试，另派官员考试。考试期间，自任命知举官之日起，到殿试发榜为止，实行锁院，考官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欧阳修的《礼部唱和诗集序》云：“嘉祐二年春，予幸得从五人者于尚书礼部考天下所贡士，凡六千五百人。盖绝不通人者五十日，乃于其间时相与作为古律长短歌诗杂言，庶几所谓群居燕处言谈之文，亦所以宣其底滞而忘其倦怠也。”试想锁院五十日，不得回家，不得与外界联系，也够寂寞枯燥了，他们只好通过诗歌唱和来打发时间。 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多为仁宗朝的文化精英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嘉祐二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又同书选举一九之一二载：“二年正月五日，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等权知贡举，天章阁侍讲卢士宗、集贤校理张师中封印卷首，馆阁校勘张洞、王猎充覆考官，梅尧臣、张子谅、张唐民、董参、吴秉、鲜于侁充点检试卷，张师颜、刘坦、李昌言、孙固、崔台符充诸科考试官。十五日，命直集贤院祖无择、集贤校理钱公辅考试知贡举官亲戚举人。”这就是主持嘉祐二年贡举和参与具体组织工作的全部人物，其中一些人的事迹已不可考，但不少人都是文学名家。限于篇幅，无论此科的考官和进士，凡研究得较充分的名家大家，虽将论及却较略，而对其他一些确有成就而研究较少者将略详。 知贡举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其文学创作成就卓著，诸体皆佳，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说：“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他的文学创作成就首推其文，其诗歌成就虽不如散文，但也有转变一代诗风之功。刘克庄《江西诗派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杨（亿）、刘（筠）则又专为昆体，……苏（舜钦）、梅（尧臣）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为大家数，学者宗焉。”欧阳修擅长作词，其词基本上沿袭《花间集》的风格，冯熙《蒿庵论词》说：“宋至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论，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除了文学成就而外，欧阳修在经学（《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史学（奉诏撰《唐书》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自著《五代史》七十四卷）、金石学（《集古录跋尾》十卷）方面均有显著成就。 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祖师。他官位卑微，当时只是馆阁校勘，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嘉祐二年贡举中的作用（首向欧阳修推荐苏轼的试卷），几与欧阳修相近。他一反西昆体诗风，以风格平淡、意境含蓄为基本艺术特征，在宋代诗坛具有很高的地位。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云：“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淫哇稍息，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阳修）、尹（洙）下。”梅亦工文，惜为其诗名所掩。欧阳修以文赋知名，如果仅从数量上看，欧的文赋远不如梅尧臣的数量多，但没有一篇可与欧阳修的《秋声赋》媲美。散文亦不错，其《小女称称砖铭》，为小女半岁夭折而作，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羡慕小女“笑不知其乐”，“啼不知其悲。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充满了自己无限的人生感慨。 权同知贡举王珪、梅挚、韩绛、范镇也是北宋文学名家。梅挚以《五瘴说》知名。岭南山林中有湿热致病的瘴气，仕于岭南者皆畏惧。作者却提出仕有五瘴之说： 急征暴敛，剥下以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晨昏荒宴，废弛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陈姬妾，以娱声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于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后逆气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虽日在辇毂下，亦不可逭（逃），矧其绝远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过，止归咎于土瘴，得不谬欤！ 此文由山川之瘴而论为仕之瘴，最后又以山川之瘴作结，结构严密，说理深透，思想境界高，富有警戒意义，为官者宜手书一通置之座右。其诗清新警策，平易畅达，富有情趣。如《江州琵琶亭》诗云：“陶令归来为逸赋，乐天谪宦起悲歌。有弦应被无弦笑，何况临弦泣更多。” 王珪是文章事业兼美的太平宰相。许光凝《华阳集序》云：“夫贤者之处世，所可贵于天下者，不过事业、文章而已，然鲜或兼之。昔绛侯（周勃）有诛吕之功，而贻少文之诮；博陆（霍光）有立宣之绩，而被不学之议，则事业非不著也。（司马）相如以凌云之赋，游金门而无闻；（柳）宗元擅作者之称，均司马而贬死，则文章非不工也。岐国王公（珪），弱冠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当熙宁、元丰之际，翊戴圣主，比隆尧舜。盖自嘉祐之初，与欧阳永叔（修）、 韩绛官至宰相，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多有唱和。知成都府期间，多咏蜀中事，如《复修府学故事》、《题琴台》、《游鸿庆寺》等篇，兴复旧学，凭吊遗迹，能发怀古之忧思。如《复修府学故事》云：“文翁石室已千秋，世有兴衰化自流。贤隽相望承学粹，朝廷由此得人优（自注：蜀中名士，布在显要）。太平典礼当传习，盛际文章正讲求。师友琢磨期不倦，岷峨秀气与云浮。” 范镇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后以反王安石变法乞致仕，天下翕然尊之。苏辙《范蜀公挽词》的“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十字，准确概括了他的一生。他少以赋名，其《长啸却胡骑赋》句式整齐，音调铿锵，主旨鲜明，具有针对性，在当时影响甚大。传到契丹，得到了“长啸公”的美名。 嘉祐二年贡举的其他组织者，除梅尧臣外，还有一些颇有文学特长者，如“晚年为诗与楚辞尤清”（《郡斋读书志》卷四下）的鲜于侁。著有骚体诗《九诵》，苏轼《书鲜于子骏楚词后》称其气格高古，与屈原、宋玉为友于千载之上。祖无择，少从孙复学经术，后又从穆修学为古文，故其为文“峭厉劲折，当风气初变之时，足与尹洙相上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龙学文集》提要）。钱公辅擅长为文，风格与欧阳修文相近，其《吊王右军宅辞》哀叹天下名山僧占多，王羲之宅已变成佛寺，富于抒情。钱亦能诗，其《众乐亭诗》云：“谁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广城中。葺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鹏天九万风。宴豆四时喧画鼓，游人两岸跨长虹。他年若数东南胜，须作蓬莱第一宫。” 嘉祐二年的进士多为神宗、哲宗两朝的文化精英 如果说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基本上集中了仁宗朝的文学代表人物，那么嘉祐二年的进士则基本上集中了神宗、哲宗两朝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 宋王朝自建隆元年开始科举考试，至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历年各科榜首多达三十余人。其中固然不乏名臣名人，如王曾、王禹偁、苏易简、欧阳修、范镇、冯京等，但一生平平者也大有人在。嘉祐二年贡举的榜首章衡与同科其他及第者如曾巩、苏轼兄弟相比，就不算突出。章衡之叔章惇也参加了这次进士考试。因耻于名列章衡之下，委敕而出。嘉祐四年（1060）再举，得进士甲科。从后来的仕履看，他耻居衡下，不是没有道理的，章惇在神宗、哲宗朝曾两度为相，成为变法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博学善诗文，朝廷一些大著述如《神宗皇帝徽号册文》、《哲宗哀册文》、《慈圣光献皇后谥号议》之类多出其手。其子章持、章援亦能文。 邓绾、王韶、吕惠卿、林希、邓绾、曾布等变法派人物亦于此科及第。王安石得政，邓绾上书称美：“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钱等法，百姓无不歌舞圣泽。”安石大喜，欣然如旧交。蜀人在朝者无不笑骂，绾曰：“笑骂从（任）汝，好官须我为之。”（《宋史》卷三二九《邓绾传》）王安石去位，附吕惠卿；王安石复相，又劾吕惠卿、章惇以取悦安石。 王韶是熙河名将，文武双全，能诗能文，在变法派中算人品较好的。他官至礼部侍郎、枢密副使。后因与王安石有政见分歧，罢职出知洪州，其《知洪州到任谢表》，不卑不亢：“为贫而仕，富贵非学者之本心；与时偕行，功业盖丈夫之余事。”又云：“自信甚明，独立不惧。面折廷争，则或贻同列之忿；指谪时病，则或异大臣之为。以至圣论虽时有小差，然臣言亦未尝曲徇。”又云：“晓然知死生之不迷，灼然见古今之不异。通理尽性，虽未能达至道之渊微；立言著书，亦足以赞一朝之盛美。”苏辙《代毛筠州祭王观文韶文》云：“公学敦诗书，性喜韬略。奋迹儒者，收功戎行。”其子王寀亦工诗词。 吕惠卿官至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惠卿为人极不可取，他靠王安石而居高位，为防王安石再相，不惜“发其私书”中的“无使上知”语以中伤安石。苏轼《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制》说：“吕惠卿以斗筲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指王安石），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 林希官至翰林学士、同知枢密院。哲宗亲政后，斥逐元祐大臣，制词多出其手，竭尽丑诋之能事。他与苏轼兄弟本来关系密切，过去曾写信称美苏氏父子说：“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王褒字子渊）、云（扬雄字子云）、司马（相如）之才；兄弟以方正决科，冠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之对。”（《清波杂志》卷六）绍圣初，撰《苏辙降官知袁州制》，却称其“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使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徽宗立，林希以“老奸擅国”等语被夺职，忧愧而死。苏轼自海南北归时，在《与子由书》中说：“林子中（希）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林希的可耻下场，确实可为有文无行者戒！ 从以上不难看出，变法派人物在人品上多有瑕疵，但在政治上多为能人、干才，而且在文学上也颇有成就。 一提起嘉祐二年贡举，人们就想到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其实，曾巩、曾布、曾牟兄弟及从弟曾阜一门四人也于此科及第。曾巩是欧阳修北宋诗文革新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主张。其文自然淳朴，以议论见长，立论警策，结构严谨，条理分明，说理曲折尽意，文辞和缓纡徐，自有一种纵横开合、从容不迫的气势。诗风与文风相近，古朴典雅，清新自然。他与王安石的关系本来很密切，曾多次向欧阳修推荐王。但当王安石开始变法后，欧、曾与王的关系开始疏远了。苏轼在《送曾子固倅越（通判越州）得燕字》诗中说，随着欧阳修的失势，曾巩的离去也是必然的。世论太容不得人，像蜩蝉一般的吵吵嚷嚷，震耳欲聋。哪有万顷的巨池，来养你这横海的大黄鱼（鳣）呢（“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曾巩之弟曾布位至宰相，地位比苏轼兄弟显赫。他力主变法，与吕惠卿共创青苗、助役、保甲、农田等新法。其《答弟肇书》较准确地概括了自己一生的政治立场：“布自熙宁立朝至今，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故免元祐之窜斥；惟其不附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自处亦有义理，恐未至贻家族之祸也。”他久在文苑，擅长诗文，尤长四六，所作表启，备朝廷之体。其妻 北宋理学家张载、吕大钧、程颢及洛党干将朱光庭亦于此科及第。汉儒解经重名物训诂，宋儒解经重义理性命之说，故宋代儒学被称为理学或道学，《宋史》在《儒林传》外，还设《道学传》就是明证。张载是关学的代表人物，学古力行，尝与二程切磋道学之要，相互影响。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其文较重义理，极力阐发儒学传统。程颢《哭 吕大钧亦于此科及第。蓝田吕氏一族，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均致力于理学。范育《吕和叔（大钧）墓表》云：“《大学》之教不明于世者千五百年，先是 程颢自幼博览群书，出入六经，尤深《易》学。早年尝从周敦颐学，后在洛阳讲学十余年。他以道学名世，与其弟程颐同为北宋理学奠基人，开理学程朱一派。与视诗为“闲言语”的程颐不同，颢能诗，既含蓄蕴藉，又清新灵动，有些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篇。如《偶成》诗：“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朱光庭是洛党的干将，是元祐年间反对苏轼的急先锋。苏轼在《试馆职策问》中曾说：“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刻薄）。”朱光庭等抓住这两句话，弹劾苏轼谤讪先朝，乞正其罪。高太后说，仔细看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而言，并非讥讽祖宗。苏轼在《乞郡札子》中说，神宗朝李定、舒亶等诬他诽谤朝廷，还有近似的地方，即“以讽谏为诽谤”；现在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连“近似”都说不上了。 苏轼、苏辙兄弟都是反对新法的代表人物。《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世间的任何人和事的“相同”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无不相同”。他们兄弟的性格差异甚大，并影响到他们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苏轼兄弟的研究成果很多，我也撰有《苏轼兄弟异同论》，兹从略。 从嘉祐二年贡举看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 嘉祐二年贡举集中反映了宋代文学的地域性、家族性。权知贡举和同知贡举共五人，只有韩绛一人为北方（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其他四人皆为南方人，欧阳修籍贯江西而生于四川绵阳，王珪、范镇皆为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梅挚为成都新繁（今四川新都）人。 嘉祐二年贡举各科及第者的事迹多已湮灭无闻，甚至连姓名都已失传。幸好中国方志往往是对正史的重要补充，有些方志以“章衡榜”领起，记载了此科的进士及第者，可惜不是每种方志都有这类记载，故很不全。各省《通志》所列项目也不尽相同，一般只列进士，但《福建通志》还列有诸科、特奏名。从记有章衡榜进士的方志，也可看出宋代文化与文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家族性。北方各省仅《陕西通志》卷三〇载嘉祐二年章衡榜进士两人：吕大钧（蓝田人，中乙科）、张载（郿人）。《山西通志》卷六五载“嘉祐二年進士”一人：“蓋抃（長治人）。”南方各省则多得多，《江西通志》卷四九所载多达三十三人；《浙江通志》卷一二三所载多达三十九人；《福建通志》卷三四所载章衡榜进士二十四人，诸科十七人，特奏名三十人，共七十一人；仅福州一地就多达十六人。《四川通志》卷三三未列章衡榜，也未列嘉祐二年进士，而是统列嘉祐进士。但从苏轼《谢范舍人（镇）书》不难看出，此科蜀人及第者一定很多：“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挚）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 这次贡举还集中表现出宋代文化与文学的家族性，无论考官还是进士不少都是文学世家。如权知贡举欧阳修及其子欧阳发、欧阳棐，权同知贡举王珪及其子王仲修。特别是权同知贡举韩绛，其父韩亿官至尚书左丞；兄弟八人，长兄韩纲官太 打击“太学体”改变了整个宋代文风 在嘉祐二年贡举中，欧阳修罢黜务为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推崇“以西汉文词为宗师”，造语平淡、议论中理的苏轼兄弟，改变了整个文坛的风气，基本上结束了宋初文坛长期存在的文道之争、骈散之争、难易之争，形成了以平易流畅为特征的宋代文学风格，奠定了整个宋代乃至元、明、清各代文学发展的基础。这是欧阳修权知嘉祐二年贡举的最大贡献。 太学体是石介在太学任教时所逐渐形成的文体。他庆历二年（1042）为国子监直讲，以师道自任，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他是反西昆体的急先锋，尝著《怪说》力排杨亿：“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巧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石介对杨亿的批评显然太过激了，欧阳修《与石推官第一书》谓其“自许太高，诋时太过”。矫枉易失于过正，但不过正也难于矫枉，石介对杨亿的猛烈攻击，实际上结束了西昆体的统治地位。朱熹云：“有杨亿、刘筠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为孔门之大害，作《怪说》三篇以排佛、老及杨亿。于是新进后学，不敢为杨、刘体，亦不敢谈佛、老。后欧、苏复主杨大年（亿）。”（《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一○） 张方平在欧阳修之前，于庆历六年二月所上《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就猛烈批评以石介为代表的太学体说：“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朝廷恶其然也，故下诏书，丁宁诫励，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这就是太学体的特点。自庆历六年至嘉祐二年已逾十年，但“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直至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才给太学体以致命打击。为了纠正古文革新中的上述不良倾向，他在嘉祐二年知贡举时采取了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把“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苏轼兄弟置之高等，另一方面就是对凡为险怪奇涩之文者皆黜，飞声场屋的刘几亦落选。苏轼在进士及第后作的《谢欧阳内翰启》中说： 轼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质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 苏轼这段话很重要。所谓“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浮巧轻媚丛错彩绣之文”，即指西昆体。所谓“圣上慨然太息”，“明诏天下”，即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中所说的“天圣中天子下诏书敕学者去浮华”。仁宗下诏之后，就好的方面讲，诚如欧阳修所说，昆体之风“渐息”；就不好的一面看，又如苏轼所言：“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余风”指西昆体之风；“新弊”就是“求深”、“务奇”、“怪僻”，“转相摹写”的所谓“古文”。欧阳修这次所打击的正是“号称古文”的“新弊”。 韩琦《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云：“嘉祐初权知贡举。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淡造理者即预奏名。初虽怨纷纭，而文格终以复故者，公之力也。”《宋史·欧阳修传》云：“知嘉祐二年贡举。時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文格终以复故”，“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几文风的改变。刘几在太学，屡试为第一人，文风险怪，学者争效之。嘉祐二年应试，为欧阳修所黜。四年，改名刘晖再试，文格迥变，欧阳修称赏之，仁宗擢为第一。杨杰《故刘之道（几）状元墓志铭》云：“先是，皇祐、至和间，场屋文章以搜奇抉怪，雕镂相尚，庐陵欧阳公深所疾之。及嘉祐二年知贡举，则力革其弊，时之道亦尝被黜。至是（指嘉祐四年）欧阳公预殿廷考校官，得程文一篇，更相激赏，以奏天子。天子称善，乃启其封，即之道之所为也。由是场屋传诵，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文，而又服之道能精敏于变也。”刘几、刘晖同为一人，两次参加进士考试，仅隔一年，文风迥然不同，颇能说明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严厉打击太学体，对推动北宋诗文革新的作用。 嘉祐二年贡举文星璀璨的原因及影响 与欧阳修同时或早于欧阳修的不少人已在从事诗文革新，为什么只有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才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除北宋诗文革新经多年酝酿、多人努力，到欧阳修时已日趋成熟等共同的时代原因外，还与欧阳修个人分不开。 第一，欧阳修为北宋诗文革新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他反对为文而文，其《答吴充秀才书》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强调诗文要“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在文与道的关系上，其《答祖择之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同时，他也不忽视“文”的作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谓“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他还提出了对文的具体要求，要简而有法，平易自然，反对险怪奇涩之作，反对模拟，强调创新，强调诗文风格的多样性，他托曾巩告诫王安石“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黄氏日钞》卷六三）苏、梅诗风迥异，他对两人都十分推崇，在《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中说：“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他反对昆体四六，但其《论尹师鲁墓志》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并称道杨、刘“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不可”。他提倡诗文革新，但对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对“号称古文”而求深务奇的狂词怪论也毫不手软。正因为他既反对西昆体，又反对诗文革新内部的不良倾向，才保证了诗文革新的健康发展。 第二，欧阳修以大量堪称典范的作品，扭转了当时文坛的风气。欧阳修曾对苏洵说：“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洙），石守道（介），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苏辙《颍滨遗老传》上）欧阳修以前的古文家，其作品还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他们不能完全战胜和取代西昆体的重要原因。欧阳修及其门人之所以能使北宋诗文革新取得完全胜利，并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就在于他们创作了大量完美的足以传世的作品。 第三，欧阳修培养了大批新秀，壮大了北宋诗文革新的实力。宋代文化特别是宋代文学发达的原因很多，奖拔后进成风，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欧阳修之成为欧阳修，与他受人（如胥偃）奖拔分不开，更与他喜欢奖拔后进，造就出曾巩、王安石、三苏父子等一代文豪分不开。 嘉祐二年贡举标帜着北宋古文革新的胜利，宋代文学各体无不受其影响。宋赋虽然诸体皆备，但最有特色的是形成了不尚用典，骈散结合，押韵不严，具有散文化倾向的文赋，出现了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这样的千古名篇。不仅古文家，而且专精四六的骈俪名家，其四六文风格，亦为之一变，形成散文化倾向较浓的宋四六。北宋古文革新对宋诗、宋词的影响也很深远，即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魏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用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尽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 嘉祐二年的考官和进士的诗、词、文，都成了南宋、元、明、清学习的典范，这从明、清所编的大量宋代诗、词、文选本就不难看出。宋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奠定了元、明、清各代散文发展的基础。明代前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汉唐，但明人学宋代诗文者并不少，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提法，虽然宋已萌芽，元已大体成型，但流行正是从明代开始的。 北宋文化、文学对邻国也有广泛影响。除同日本的文化交流远逊于唐代外，同印度以佛教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同高丽的双向文化交流都超过了唐代。秦观《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云：“文章异域有知音，鸭绿差池一醉吟。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节旄零落毡吞雪，辩舌纵横印佩金。奉使风流家世事，几随浪泊海东岑。”前四句热情歌颂了苏轼对日（倭国）、韩（鸡林）的巨大影响。颖士指唐代萧颖士，日本遣使入唐，自陈国人愿以萧夫子为师。乐天指白居易，古朝鲜商人谓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白诗一篇。后四句写苏家自古有出使传统（“奉使风流家世事”），“节旄零落”指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辩舌纵横”指苏秦佩六国相印。秦观此诗作于元祐年间，其实早在元丰年间苏轼已经“辞笔过鸡林”了。出身高丽名门望族的金觐，曾以苏轼兄弟之名为其儿子取名为金富轼、金富辙。 宋代对外文化影响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汉籍的大量外传。宋以前，中国典籍基本上靠手抄，连中国人自己要得到一部书都很困难，对外传播更微乎其微。宋代刻书业很发达，大量图书通过公私渠道流传到邻国和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政权所统辖的地域。宋王朝对此虽有一些限制，但限制未必生效，主要是限制涉及国家机密的诏令、奏议、策论的外传，对邻国索取其他图书，宋王朝基本上是有求必应的。流传到高丽的宋代典籍，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宋以前的中国主要典籍及宋代编印的大型图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蜀版《大藏经》等都已流传到高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