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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来就是人类创造的整体知识中的一部分，就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知识。不过本文所说“文学的知识化”，是文学将知识直接当作写作的重心和目标，文学成为展示知识的载体。这是在文学史上很少见的一种特异现象。汉代文学突出显示了“知识化”的倾向，以致成为一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以汉代文学的主流文体——辞赋为中心，讨论文学的知识化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汉代的“博物”观念及其发生渊源 在“体国经野，义尚光大”[1]时代精神熏染下，汉代在文化上形成了“博物”风尚。“博”是“大”在文化知识领域中的代名词，“博物”就是尽可能多的拥有知识，就是“义尚光大”的文化诠释和表征。“博物”作为一种文化知识观念，其源甚早。至少我们从孔子那里可以见到权威的说法。他很重视“博学”：“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郑玄注曰：“‘弗畔’，不违道。”[2]又孔子本人亦以博学闻于当世：“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郑玄注曰：“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此党之人美孔子博学道艺，不成一名而已。” [3]可见在孔子心目中，“博学”是“君子”的品格，是“不违道”的必要前提。由此博学也成为儒家的重要文化传统，而“博物”只是博学的自然结果。 汉代“博学”、“博物”风气得到传承并发扬。为了与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军事社会相匹配，汉代致力于建设“博物”文化。这首先是与汉代最重大的文化学术事件——“经学”的兴盛和繁荣，有着直接关联。从汉初开始，朝廷陆续设立 在汉代广大士人心目中，“博物”是一种崇高品格，“博物”者是社会精英。对此司马迁曾正面论述道： 二十五年，郑使子产于晋，问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实沉、台骀为祟，史官莫知，敢问。’对曰：‘髙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由是观之，则台骀，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不时，禜之；若君疾，饮食、哀乐、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厚为之礼于子产。”[5] 司马迁通过晋平公、叔向之口，以“博物君子”来赞誉郑国子产，而“博物”与“君子”品格相连结，沿袭了孔子的思路。审视子产本节谈话，则内容颇广泛，包括历史、传说、“山川”、“日月星辰”、“饮食”“哀乐”等，还有关于“疾”的知识。这些知识，实际上已经涉及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的诸多领域，它们合起来，构成“博物”的完整内涵。 季札是又一位被司马迁誉为“博物君子”的人物。季札聘鲁请观周乐，发表一系列关于音乐、文学、历史、各地风俗的经典性评论，这是文论史上一件大事。司马迁遂认为“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6]。司马迁两次对历史人物作出“博物君子”的评论，表明司马迁心目中“博物”是一种崇高境界，代表了他的正面文化取向。 班固继而亦曾言及“博物”人物。他在《汉书·楚元王传》中又开列出一个名单，这些人物除孔、孟、孙（荀子）之外，大部分是汉代人，有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等，说“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於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固在批评嘲讽司马迁同时，也不得不肯定他具有良好“博物”优势：“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此外，班固在写到司马相如、桑弘羊时，也说他们“多识博物”、“博物通达”等，见相关传文。范晔《后汉书》中写及的“博物”人物更多，他们有谷永（“前世博物道术之士”）、夏贺良（同上）、伏无忌（“博物多识”）、曹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郑兴（“好古博物，见疑不惑”）、贾逵（“博物多识”）、胡广（“博物洽闻，探赜穷理，六经典奥，旧章宪式，无所不览”）、周兴（“蕴椟古今，博物多闻，三坟之篇，五典之策，无所不览”）、孟光（“博物识古，研究典籍，锐意三史，多识汉家旧典”）等。 班固和范晔所列举的“博物”者，基本上也都是一代文化学术精英，与司马迁所说“博物君子”性质相近。对于“博物”人物的社会定位，莫过于《后汉书·崔骃传》中一节文字：“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这里将“皋陶”“伊、箕”等人，既说成“明哲之佐”，又誉为“博物之臣”，前句突出的是政治能力，后句强调的是学识，可知学识备受尊重。正因此，汉代文士们在“博物”信念上表现十分坚定，它不仅是一种学识修养，更是一种光耀史册的人生荣誉。 两汉四百年尽管博物之风盛行，却尚未出现以“博物”命名的著作。张华《博物志》撰成于汉亡以后半个多世纪的西晋，不过此书的撰写理念，显然来自先秦两汉，“博物”一语无论出处还是含义都受到汉人影响，亦无问题。张华自谓“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卷首），可知作者是要对上古以及汉代各种典籍，做拾遗补充。所以他沿用先秦、两汉人的概念，以“博物”者自任。观《博物志》中所写内容，极为庞杂，按照今本各卷内容分布，有 “山”“水”“五方人民”“物产”（以上卷一）“外国”“异人”“异俗”“异产”（以上卷二）“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以上卷三）“物性”“物理”“物”“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以上卷四）“方士”“服食”“辨方士”（以上卷五）“人名考”“文籍考”“地理考”“典礼考”“乐考”“服饰考”“器名考”“物名考”（以上卷六）“异闻”（以上卷七）“史补”（以上卷八）“杂说”（以上卷九、卷一〇）。如此杂乱面貌，固然有后世版本散轶淆乱因素，但不可否认它本来就内容丰富，体现着儒家博物本义。以近代学术系统分析审视，则其内容所涉及学科，大抵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产业地理、民族、民俗、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医药、上古历史、神话、民间传说、养生术、长生术、礼制史、音乐史、服饰史、词源学、版本学、文字学等等，最后二卷“杂说”上下，甚至还包括育儿生理学之“胎教之法”。学科范围涉及社会、人文、自然等众多门类，简直是“全科著作”，这实际上也表现了先秦两汉以来所蕴育出的“博物”理念的广泛内涵。张华作为当时一政治家、文学家，他在著作中陈述人文社会知识，当属正常，毫不奇怪。多少出人意表的是，他在书中说及大量自然科学知识，另外语言文字学也占有很重分量。这两大领域的知识，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由此可证，“博物”不仅是社会人文知识，也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汉代尚“博”的原因，除了对接大帝国时代精神、传承儒学观念之外，还与当时文化学术发展的大背景相切合。上文已说及儒学昌盛背景下各学科知识受到重视。事实上，汉代在知识和学术领域，进入一个大整合、大发展的时期。这种整合发展表现在各个领域。首先在与经学关系最密切的思想哲学领域，政治伦理及道德领域，社会制度规章仪典领域，历史文化领域，以及古籍整理和研究等等，都在整合先秦思想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进汉人的理解，形成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例如在思想哲学方面，整合了先秦道家、阴阳家的思想资源，建立起了完整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想体系。这在董仲舒的天人关系理论中表现最为明显[7]。又在制度文化领域，整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的思想资源，建立起皇权天授、“三纲五常”等政治生活、人际关系的伦理规制体系。在历史文化领域，整合了先秦儒家、阴阳家等思想资源，建立起五德终始的历史循环发展观，对上古以来历史作出清理，为当代皇权的合法性寻找神圣依据，编写出皇家史学著作等等。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大帝国空前物质基础和皇权的支持下，通过对先秦时期各学科所取得成绩的整合，汉代更有综合性的发展，水平领先世界。 大帝国“义尚光大”精神的感召，对儒家“博学”传统的继承，经学昌盛的“溢出效应”，还有自然、社会、人文各知识领域和各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些都促成了汉代“博物”观念和风尚的形成，及其文化强势地位的确立。缘此，“博物”遂成为体现汉代主流文化观念的重要表征。 汉代“博物”风尚对文学的影响和渗透 同时代两种文化要素之间发生交流和彼此影响，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汉代发生的情况，正是“博物”风尚对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以颇为强势方式，浸润并介入了当时的文学写作，改变着当时的文学面貌。在此我们要进一步讨论：博物风尚是如何影响汉代文学的？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其后果和意义如何？ 文学被某种特定文化观念和风尚改变，在文学史上并不稀见。不过发生这种事态，除了作为影响方的观念和风尚相当强势和流行，足以撼动和渗透其他文化品种的生态状况之外，那被影响方也必定存在某种好尚趋势，导致它无法抵御甚至积极迎合强势方的浸润和渗透。而汉代的文学正是如此，它本身在观念上存在明显的好尚倾向，使之在“博物”强势社会文化风尚面前，甘愿接纳其影响，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身的体质和面貌。汉代文学观念上的主要倾向性，一言以蔽之曰：功利性取向。从文学的性质到功能，都强调其实际功用，特别是在社会政治和道德伦理方面的效用。关于对文学的实用功利性理解，可以溯源到孔子，他有经典名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8] 这里除了“可以兴”“可以怨”中含有一些表达情绪的文学固有功能外，其他说的多是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而末句“多识……”是说学习知识的功能，应当算是第三重功能了，但也是实用性质的，而非文学的固有功能。孔子将“诗”的功能分解为三大类，其说本不能算錯，但存在偏重实用功能的倾向。它使得文学的社会实用功能（即社会政治道德性功能加上知识性功能）负载太重，而对文学本性即第一重功能的发挥重视不够。时至汉代，独尊儒术，经学发达，经学掩盖了其他学问，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也被重新定位。当时的主导观念就是：“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9]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10]对于文学艺术的性质，虽然能够理解为“生人心者也”，但对于其功能，则全都归结到“政”上去，结论是“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仅仅是与“礼”“政”“刑”联动的“四达”之一，目的在于推行“王道”。又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得失……”[11]文学艺术固有的精神调节作用，感情抒发作用，生活娱乐作用，几乎全都被无视了，而“正得失”等等“教化”作用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就是汉代经学家心目中的“诗”学。要之政治道德功利主义盛行，使得文学观念受到扭曲，严重地偏向社会实用，而忽略其固有的文学本性。可以说，汉儒放大了孔子学说的偏颇。所以后来曹丕索性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完全是社会政治性质的。不过在汉代的实用主义文学观中，虽然文学的个人性情功能基本被轻忽甚至抹杀，那作为文学第三重功能的知识性功能，却并未被忽视。孔子“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的教导，还被谨记着，我们看到不少汉儒解说“六经”的文字中，对于这些“名物”的“训诂”做得相当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汉儒“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在做“多识”或“博学”的功夫。汉代“小学”著作《尔雅》中“释天”“释地”“释山”“释水”之后，便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等，这里对各种知识门类的先后顺序，都大体按照孔子论“诗”的原话排列。皇侃根据汉儒的意思诠释“诗”的“多识”功能说：“《关雎》、《鹊巢》，是有‘鸟’也；《驺虞》、《狼跋》，是有‘兽’也；《采蘩》、《葛覃》，是有‘草’也；《甘棠》、《棫朴》，是有‘木’也。诗并载其名，学诗者则‘多识’之也。”（《论语集解义疏》卷九）可知汉儒的思路仍然谨守着孔子所阐述过的“多识于鸟兽草木”经典言论。 本来“博物”需要书面载体，这理应是科技或社会人文学术论著这些“纯”知识性文体的任务，它们是正宗“博物之文”。汉代产生的各门类著作不少，如《许商算术》、《杜忠算术》（数学），《律历数法》、《日月宿历》、《海中二十八宿国》、《图书秘记》、《灵宪》（天文历法），《水经》（地学），《宫宅地形》（建筑学）、《神农教田相土耕种》、《种树臧果相蚕》、《董安国》（农学），《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妇人婴儿方》、《仓公》（医学），《盐铁论》（经济学），《史记》、《汉书》、《帝王诸侯世谱》（历史学），《李将军射法》、《杂家兵法》（军事学），等等。它们或者“特极阴阳之数”（陆绩《述玄》），或者记载天地社会各类物象事态，或者阐述事物性状及运转机制等等，无疑都是科技史或思想史上的要籍。扬雄的《太玄》，是汉代重要学术著作。其内容驳杂，既体现着玄学哲理思考，也凝聚了深厚知识。它被评为“深者入黄泉，髙者出苍天；大者含元气，纤者入无伦”（《汉书·扬雄传》）。堪称是博物巨擘。随着“博物”风尚的强势浸润，文学也接纳了博物内容。文学观念上的这种对“多识”功能的重视，实际上就是预先设置了一条对接渠道，让“博物”风尚进入文学领地畅通无阻。应当说，汉代文学各种文体，在创作上都受到博物观念的影响。但是，受“博物”影响最大的文体就是辞赋。 辞赋受“博物”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楚辞中的屈原作品，占据最多篇幅的是情绪抒发部分，而非对于物类物态的描述。其中虽也有不少知识性内涵，如上古时期神话传说之类，但真正写“物”的部分很少。所以在屈原作品中，博物成分并不浓厚。荀子“赋篇”开始写“物”，但一则篇幅有限，二则写法有类谜语，与后世辞赋实有距离。入汉，贾谊作品中“物”的成分增多，如《鵩鸟賦》以鸟为題，但叙述中心仍在人情，而非物态。可以说有“物”而未“博”。真正进入“博物”境界的便是西汉“枚、马、王、扬”诸辞赋大家。《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等篇，以大量文字详细描述地理形胜、山川城池、飞禽走兽、土石草木等等，其“博物化”的面貌呈现无遗。其后，辞赋写作中的“博物”风气长盛不衰。 对于汉代辞赋的写作特征，古代文论家早有评隲。有“骋辞”、“体物”等说法。前者出自王逸，其云：“……至刘向、王褒之徒，咸嘉其义，作赋骋辞，以赞其志。”（《九思·序》） 这里将“作赋”与“骋辞”连写，明示“骋辞”即是“作赋”的基本特点。“骋辞”之“辞”，其含义不仅指语词、词汇，而是包括语词、辞藻的各种变化和技术性应用（即所谓“修辞”）；“骋辞”则是展示丰富的辞采、以文辞或修辞取胜。后者出自西晋陆机：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12] 陆机在这里“区分”当时各类重要文体的体式特点，以“赋体物”与“诗缘情”“论精微”等对举，显然他认为“体物”就是赋的最重要写作特征。何为“体物”？李善注曰：“诗以言志，故曰缘情；赋以陈事，故曰体物。”（《文选》李善注卷一）李周翰注曰：“诗言志，故缘情；赋象事，故体物。”（《文选》“六臣”注卷十七）照二李的解释，“体物”与“陈事”相通，“物”可以包含“事”。故而陆机所谓“体物”，是指作品对于“物”（包括“事”）的一种体察和描述；通过这种“体物”，可以取得使描述对象更加“浏亮”的效果，亦即使得对象给人印象更加鲜明突出。应当说，“骋辞”“体物”，基本上都符合辞赋体式的实际特征。它们说法不同，实质上意思相通，前者说在辞赋写作中要使用美丽繁缛的文辞，后者则说要尽量体察、体现描述“物”的丰富内容和面貌。前者主要说手段，后者主要说目的，要旨都可以归结到“博物”。后来刘勰又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整合了两种说法，实际上也认可了辞赋写作中的“博物”特征。至此，辞赋的“博物”特征得到确认，无论是“骋辞”说或“体物”说，它们实际上准确反映了辞赋这种文体所具有的“博物”特性。辞赋的这种“骋辞”“体物”写法特征，本来就具有“炫博”“逞博”目的，所谓“极声貎以穷文”、“写物图貎，蔚似雕画”（（《文心雕龙·诠赋》）），都可以通向“博物”；加上辞赋篇幅长，容量大，自然成为“博物”的一种良好载体。自《汉书·艺文志》等典籍著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汉代辞赋作品，它们虽然保留着“赋”的名称，但似乎已经完全以博物为内容，如《杂鼓琴剑戏赋》十三篇，《杂山陵水泡云气雨旱赋》十六篇，《杂禽兽六畜昆虫赋》十八篇，《杂器械草木赋》三十三篇[13]， 等等。应当说，这些是极端的辞赋作品，它们在体质上已经全面博物化了。更多的汉代辞赋作品，则并未发生基本体质的变化，而是在辞赋的原有体制中，或多或少掺入了博物的内容。 汉赋遂循着博物的取向，规制着自身的写作方式。四百年汉代辞赋的写作历程，深深地打上了“博物”的印记。 语言文字学：汉代文学的“博物”印记之一 汉代文学特别是辞赋，作品中的“博物”印记相当明显。从内容上看，“博物”当然是全方位的，涉及领域很广泛。如哲理知识，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还有当时最为盛行的经学知识，等等，皆可入赋而为“博物”之内涵。不过最突出的当属两大知识领域：语言文字学领域，科学技术领域。原因有二：首先是这两个领域的学科知识性最強，尤其是与“六经”本身相比，它们是属于“新鲜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汉代的发展非常強劲，取得了划时代的成绩。它们代表了当代“博物”的新成就，引起“博物”者的更大兴趣。 在汉代的“博物”风尚中，语言文字学为何占据如此显要的位置？这问题需要从秦代说起。秦始皇建立起大一统皇权帝国之后，虽然说“秦世不文”（《文心雕龙·诠赋》），但为了与大一统政治相匹配，消除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潜在文化影响，在整顿语言文字方面曾经下过大力气，具体表现就是推行“书同文”政策。由此，本来只是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文字学，当时被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成为巩固发展大一统皇朝体系的重要政策部分。汉皇朝建立起了更加稳固的大一统政权，所以在语言文字的清理整顿和规范化方面赓续其事，继续推进语言文字的全国统一事业。此事又由于独尊儒术而得到加强，因为儒术的根本在经学，经学的基础部分是“小学”，而“小学”的基干就是语言文字学。为强化儒学影响，必须对儒学经典作出权威性诠释，尤其是那些上古典籍，舍语言文字学别无他途。借助于经学的发达，汉代语言文字学成为官方学术，自身也得到长足发展。所以秦汉语言文字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时产生的语言文字学著作，有秦丞相李斯作《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髙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七章。入汉，有司马相如作《凡将》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一篇，扬雄作《方言》，《训纂》一篇，《苍颉传》一篇，《苍颉训纂》一篇，班固作《续苍颉训纂》，杜林作《苍颉训纂》一篇，《苍颉故》一篇等，此外作为经学重要工具书的《尔雅》，成书于西汉时期。这些都是语言文字学领域的重要著作。东汉刘熙的《释名》，在语义学上取得突出成就；而许慎《说文解字》一书的产生，在语源学、语义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是总结性的成果，标志着汉代语言文字学已经达到很高水准。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使得语言更加丰富、规范、精密、生动，文字表达能力也得到很大增强。汉代的文士们，手中既然掌握了一套全新的功能强大、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工具，他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充分运用此工具，在学习和掌握更多知识方面，在创造各种文化产品方面，去发挥自身才能的愿望。这是所谓“工具的冲动”，对于当时文化创造和知识学术的发达，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于语言文字与“博物”的关联，自上举秦太史令胡母敬所撰书名称《博学》可知，语言文字本身就是“博物”的一个领域。不过从根本上说，语言文字应当是知识的起点，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灵长动物中脱颖而出，建立自己的知识系统，作为认知工具的语言文字是必备的前提条件，它的重要性与一般人文学科不能同日而语。魏张揖说《尔雅》内容谓：“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张揖《上广雅表》）晋郭璞评论扬雄《方言》一书功效，谓“可不出户庭而坐照四表，不劳畴咨而物来能名”（《方言注·序》），又说“俾后之赡涉者，可以广寤多闻尔”。他们所谓“纲纪”、“赡涉”，所谓“包罗天地”、“广寤多闻”，都是说语言文字的巨大认知功能，是其他任何学科不能取代的。在汉代经学昌盛时期，语言文字学往往表现为“训诂”的应用，对此宋代朱质说： 汉儒训诂之学惟谨，而扬子云尤为洽闻。盖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学详说，将以反约。凡其辨名物、析度数，研精覃思，毫厘必计，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语，莫不推寻其故而旁通其义……（《跋李刻方言》） 将“汉儒训诂之学”推崇为“君子”“博学”的代表。又汉末许冲在推介其父许慎《说文解字》一书时说： （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贾）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上〈说文解字〉表》，《说文解字》卷十五下） 所说该书内容，“天地、山川……莫不毕载”等等，既指文字，亦言事物本身，要之《说文解字》不仅是文字著作，也是内容饶富功能强大的“博物”之书。汉代语文工具著作发达，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语言文字领域知识化风气的高涨，也为“博物”活动和写作的展开提供了实际帮助。 关于语言文字学与文学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就是语言艺术，这两种学问本来就是亲密近邻。在汉代文学家中，有不少精通语言文字学，当时儒者心目中，儒学或称“文学”；而儒学中的重要部分就是“小学”，刘歆《七略》“诗赋”自成一“略”，而“六艺略”中含“小学”。两种学问的沟通和结合，是自然趋向。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流文学家，都兼通语言文字学。扬雄为撰作《方言》，“二十七岁”之间“以问其异语”[14] ，用功极深；然而他又自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答刘歆书》），他既博学，又好丽文，是一位兼综两个领域的人物。做语言学家，当文学家，都是他志尚的构成部分。看他在《方言》中，蒐集了众多的同义文字，就可以知道他在语文领域的学问和功夫多么博大深邃。“娥、㜲，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闲谓之㜲；秦、晋之闲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闲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闲曰姝，或曰妦；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语也。”（《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卷一） 一个“好”字可以拥有许多同义字，而对它们的分辨又如此精细，难能可贵。既然拥有如此知识条件，他在辞赋写作中展现一二语文才华，也是自然必然之事了。刘熙谓：“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卷四） “文”“字”“辞义”的关系，在这里被辨析得十分精细，显示了汉代文士在语言文字与文学关系问题上的自觉。“会集众彩”、“会集众字”，既是语文功夫，也是文学手段，何不同时展现，一举两得。所以我们看到汉代许多辞赋作品，炫耀丰富语汇与展示巨量文辞，成为它们的功力所在。 关于辞赋中展现语言文字知识和技巧的文例甚多，几乎大部分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此表现。刘勰“赋者，铺也”的概括，不是针对个别文例。屈原、荀子以下，宋玉在“骋辞”方面实开其端，其《大言赋》、《小言赋》等就是专门为展示某一类语词的丰富性而作。汉代辞赋的早期开拓者陆贾、贾谊等人，即已走上“骋辞”之途，如《旱云赋》、《鵩鸟赋》等。不过将“骋辞”写法推进到高潮状态的当属枚乘。《七发》是第一篇淋漓尽致地“会集众彩”“会集众字”的辞赋代表作。所叙“音乐”“美食”等七事，皆文字纷纭，绘声绘色，极言其“至悲”、“至美”、“至骏”、“至壮”、“怪异诡观”，其奇字怪语，僻文冷词，联翩而下，不一而足。骋辞达到最高境界者，还推司马相如，所撰《子虚赋》《上林赋》等，其中文字藻采的丰富性，那种“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等全方位的多视角描写，又超越《七发》等篇。其后辞赋作者，不断步趋枚、马，甚至变本加厉，后来居上，尤其是以“体国经野”自任的一些“大赋”作者，如西汉王褒、扬雄、刘歆，东汉冯衍、杜笃、崔骃、班固、张衡、马融等，皆是遣字措词高手，他们作品的光采，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变化多端。以两汉时期撰写“七”体之作为例，傅毅《七激》、刘广世《七兴》、崔骃《七依》、李尤《七款》、张衡《七辩》、崔瑗《七苏》、马融《七厉》、崔琦《七蠲》、刘梁《七举》桓麟《七说》、桓彬《七设》等等，如此众多作品，所撰体例无异，所设人物相近，作意更是雷同，无不模仿枚乘《七发》。这些公然仿制之物，它们以什么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能够立足于文苑而不被唾弃？无它，只有别出心裁的语言文字的大量运用和不断“出新”！汉赋中不同作者撰写同題作品是常见现象，如《甘泉赋》，王褒、刘向、扬雄诸人先后皆有所作，又如《扇赋》，班固、傅毅、张衡、蔡邕诸人先后亦皆有作，类似于“七”体和“扇”、“甘泉”之类辞赋，还有众多“京都”辞赋，这种主要以丰富变幻的语言文字来维持生命力的作品，在两汉时期正复不少。它们共同营造出一种风气，那就是“骋辞”风气。它们得到当时文坛的赞赏和推奖，被认为是文学才华的表现，于是我们看到竟然有众多作者，蜂拥投身其中，不避重复，竞相撰写这些“骋辞”之作，形成一股热门“潮流”，而“骋辞”手法作为辞赋文体的固有特征，也进一步得到作者们的认可。语言文字知识技巧与文学写作的奇妙结合，遂在这里得到充分实现。刘熙撰作《释名》，在语言文字领域中以“答难解惑”自任，他同时又自诩为“博物君子”（《释名·自序》）。可知在他的理解中，语言文字知识当然是“博物”所包含的内容；辞赋“骋辞”，遂成为汉代文学中的“博物”印记之一。 科学技术：汉代文学的“博物”印记之二 两汉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合发展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萌发期在先秦，当时士人阶层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创造活跃，思想文化学术领域，家派林立，百家争鸣，奇思妙想，层出不穷。秦汉大帝国建立，虽有焚书坑儒、罢黜百家事件发生，士人被权力所制约，思想受到一定限制，但对于科学技术领域，影响并不很大。相反，在强大经济物质基础及士人稳定生活环境中，加上主流文化形态的儒学本身也重视知识的学习和开发，鼓励实用性基础性的科技发展，所以此时科学技术有了进行大整合的可能。汉代科技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包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应用技术等。详细介绍当时科技成就非本文主旨，这里仅举其大端，表明它们在当时文化领域拥有重大分量，并且对于“博物”风尚的盛行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中国古代最早的重要数学著作当推《九章算术》。书中汇聚九大类246个各种类型数学题，逐一予以开解，其中涉及“方程”“勾股”等问题，在人类数学史上第一次使用正负数的概念等等，创见甚多。三国时刘徽曾为之作注，谓“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书，经术散坏，自时厥后，汉北平侯张苍、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皆以善算命世。苍等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九章算术注·序》），基本上可以确认，《九章算术》是汉代学者张苍等人的“整合”之本。对于本书的性质，刘徽说“虽幽遐诡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详而览焉！”它被归入“博物”之书，是“君子”所览，这是沿袭了孔子的思路。中国天文学起源很早，在天体构成问题上，最古老的有产生于商周时的“盖天说”，稍后有“浑天说”、“宣夜说”，汉代学者未尝提出新的说法，但在天象观测领域，却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创造。尤其是张衡，他制作了“水运浑象”仪器，以演示天体运动轨迹，标示日月星辰和地球的相对关系，比较直观地解决了一些天文学难题，代表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崔瑗曾赞誉张衡“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张平子碑》），即谓其天文学领域的科技成就臻于神妙之境。与天文学相联系的历法学，在汉代也进入新的阶段。上古历法多变，有“黄帝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等。秦用“颛顼历”，汉初仍之不变，武帝元封七年（前104）朝野学者公孙卿、壶遂、司马迁、邓平、司马可、落下闳等经反复观测、计算、讨论，拟定新的历法，即“太初历”，它包括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在精确性和合理性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延用二千余年至今不废。后来刘歆又著《三统历谱》，这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年历模式，包含了近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原理，其科学性得到后世学界广泛认可。汉代的气象学也有明显进展，董仲舒、王充等人都曾论及相关问题，《论衡》中就有关于云雨雷电等气象的解释，所说原理基本正确。地理学与人类生活极为密切，故而最早受到学者重视。与秦汉统一大帝国的建立和拓展同步，朝廷对“天下”疆域的关心和了解，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展开，也都刺激着地理学的迅速发展。汉代对“舆地图”测绘和管理高度重视，《汉书·地理志》的编撰，具有总结性意义；而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幅帛绘地图（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都是准确精致的西汉文帝时期地图作品。中国自上古就生长出了独具体系的医学，汉代是传统医学发展公认的奠基时期，《汉书·艺文志》著录医学（分“医经”“经方”两类）著作多种，确认为汉代的有十余种，可见其盛。中国第一部本草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成书于西汉时期，此后历代的医者无不奉之为不刊经典；淳于意、马长、冯信、杜信、唐安等，都是著名医者，“医圣”张仲景是东汉末人，他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兼备的临床辩证诊疗专著；“神医”华佗也是汉末人，他在外科领域创造了许多传世奇迹。此外，汉代在化学、冶金学、农艺学、建筑学、纺织学、造纸术等诸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显着提升了中国的总体科技水平。 汉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划时代的成就，它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后期）和罗马帝国（前期），形成东西两大文明中心，引领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发展。汉代科技的发迖，是朝野众多“博物”者潜心钻研的成果，它代表着文士普遍知识素质的提升，也标志着当时文化总体结构的改进。这种提升和改进，还影响了文士们的立身行事方式和生活态度。例如两汉之间图谶之学在统治者中盛行，当时有一些不佞之徒为谋取私利赞成其事，怂恿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等等，而同时也有若干“博物”之士如桓谭、王充、尹敏等，甘冒风险，作出正面抗争，揭露这种神学迷信的虚妄本质。他们除了具有正直人格外，对基本科学知识的坚强信念也是重要的心理支撑力量。总之，科技知识在汉人心目中占据着极其重要地位，而且它也不仅是一部分“高端”知识者感兴趣之事，当时社会上其他人士甚至一般民众也有一定科技知识。连僻处禁苑中的皇家后宫仕女，也学习科技。史载和帝时“贵人”邓氏，就曾“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后汉书·邓皇后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就是“博物”的时代。 对于文学写作来说，科学技术与语言文字有着很大不同。首先科学对于文学来说，它不具有工具性，因此二者不存在“天然”的亲密关联。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汉代的文士在儒学“六艺”的影响下，大多拥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他们的“学问”也往往是综合型的，其中不乏“文理兼综”人才。那些被我们认为的“文学家”也好，“科学家”也好，其实大都很难判断其知识分野，他们知识面一般都很广阔，许多科技人物具有良好的儒学——文学修养，有些杰出科学家就是优秀的诗赋作家、文章高手。总之，他们都是一些“博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他们都是天文历法专家，但也是重要文学家、史学家。张衡更是范例，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作出伟大贡献，在文学方面也是位杰出诗人、辞赋作者。浓厚的时代“博物”风尚，以及文士们自身的知识结构，还有“博学”“多识”的文学观念，决定了科学与文学是要发生关联的，互相渗透、交互影响是必然取向。 汉赋在科技知识方面的“博物”印记，所涉作品甚多，形态和方式也总杂不一。以近代眼光衡量，其学科分布面很广泛，几乎当时所有科技知识，包括社会学科，都可以写进辞赋作品中来，用以“炫博”。从“博物”之赋的表现形态言，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作品所写主题比较专注，涉及知识有一定限制，可以说是一些专题的“博物”作品，如数量众多的“咏物”（包括咏“事”）之赋即是。今存最早的一批汉赋如陆贾《孟春赋》、贾谊《虡赋》等皆是。此类作品一般围绕主题，专注于描述某个对象，层层发掘，“写物图貎”，务求真切。不过此类作品因其题材专狭，故而篇幅相对短小，只能算作“咏物小赋”，其“博物”的特性，主要在于深入细致，以某一事物为主题，描述穷尽作者之所知。另一类作品则内容弘富、篇制鉅大，往往寓含某一大领域或者是多学科的知识，显示出综合性“博物”特性和品格。例如那些“京殿苑猎”之赋，往往跨越多种知识领域，它们既是文学巨制，也是知识府库。作品重点描写何种知识，则与作品题目特别是作者个人知识涵养有极大关系，并无定制。至于作者作品之例，这里只能略以时代先后为序，举其荦荦大者，以示其“博物”端倪。 首先是枚乘《七发》。本篇开首即曰：“楚太子有疾”，然后写“吴客往问之”。吴客探视太子之后，开出治疗方案：“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全篇主旨，即在治楚太子之疾。所以本篇所写以治病为主。篇中对太子疾病的具体诊断是：“久耽安乐，日夜无极，邪气袭逆，中若结轖……”；“纵耳目之欲，恣支体之安者，伤血脉之和。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今太子肤色靡曼，四支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这些描写，传达出传统医学领域的知识系统；所说“阴阳”“邪正”“血脉”“寒热”等，正是中国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本支点，这是本篇“博物”的第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则跳出医学，叙说各种社会游乐项目。针对太子症状，“吴客”放弃“药石针刺灸疗”等手段，转而提出以“要言妙道”为治疗之方。而能够以“要言妙道”进说者，必须由“博见强识”的“君子”来担任，这就正面规定了本篇的“博物”性格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以下“吴客”便说以音乐、美食、骑马、游览、校猎、观涛、方术等七事。此七事皆为发挥“博见强识”而设立，且都有详尽丰富的细节，其中也蕴含了不少科技领域知识，构成本篇“博物”内涵的重要特征。总体说，《七发》从医学入手，展开多领域的“骋辞”“体物”描写，与此前的屈原《离骚》、贾谊《鵩鸟赋》等比较，表现了更多的知识性成分和“科技含量”。枚乘初步体现了辞赋博物化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关联性。 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的写作在《七发》之后，而其“博物”色彩也更加浓重。与篇幅的扩展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的比物属事更加丰富，而物类物态描述，也愈加精细繁多，体现了追求知识方面务求广博的品格。具体知识领域，则涉及地理地貌、山川分布、气候气象、城郭规划、历代建筑、动物植物物种，还有国家仪典、朝廷制度等等，知识容量很大。而每一类知识，也往往罄其所知，大量展示，山堆海积，络绎不绝；加上藻采绚丽，令人目不暇接。如“子虚先生”说“云梦之事”，“子虚先生”所说云梦泽中“众物”，“乌有先生”所说齐国“渤澥”之中“俶傥瑰玮，异方殊类；珍怪鸟兽，万端鳞崪”，“亡是公”所说上林苑之“亭皋千里”、“万物众伙”等等，种类繁多，名称冷僻，无论是草木或者鸟兽，多是珍稀奇特物品，普通读者大多需要参阅注解，才能领会。这标志着作者将“骋辞”“体物”功夫发展到极致。而论其实质，就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学科的诸多门类知识，海量地向读者推出，体现着知识在量方面的扩张。此是其一。其二，作品在描述和叙述对象时，往往作多维度的视角转换，如《子虚赋》中一口气说“其山……”、“其土……”、“其石……”、“其东……”、“其南……”、“其高……”、“其卑……”、“其西……”、“其北……”、“其上……”、“其下……”、“其中……”等。这种多角度叠加式的描述，固然体现着向更广大、更细密的知识领域展开，同时更意味着在认知方法上的进步，即自觉运用多层次的、立体的、综合的方法，来弥补平面的、单向度的认知方法的不足，从而在知识的体系性上有所加强。 扬雄也是一位辞赋“博物”大家。他的《甘泉赋》《蜀都赋》等，基本写法沿袭司马相如，在“博物”方面亦自成一家。尤其是他的《太玄赋》，集中写宇宙哲理、天道观，颇为玄奥，实际上是本体论哲学专论，可谓另辟辞赋“博物”之蹊径。 但是自“博物”境界看，东汉作者的功力更加雄厚深湛。此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为代表。班、张等人之赋，篇幅更加宏大，场面更加壮阔，所写物类则更加繁多，物态更加精细，辞采更加绚丽，“博物”更加丰富，而其中的自然和科技知识含量也更加浓厚。 班固《两都赋》中写西都长安“穷泰而极侈”，更甚于《上林赋》，写其宫馆，有“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又有承明、金马，著作之庭”，“张千门而立万户……”；形容出猎，则“绕酆鄗、历上兰，六师发逐，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复”，门类繁多，文字迭耀，气势磅礴。在描述城市建设及风光，亦即在展示城市地理学知识方面，其功力又驾于西汉赋家之上。至于《东都赋》中写洛邑“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重心转而描述制度文化，“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等等，在“王制”与“经术”中尽情发挥，在另一个前贤辞赋涉足不多的知识领域里长篇大论，展示才情，表现其“博物”功力。 稍后有黄香，他的《九宫赋》在博物领域亦颇别致，它既无“润色鸿业”意图，亦非个人忧思寄寓，只是专门阐述作者“象数之学”感悟，而其阐述过程则融入古代传说神灵故事，以及不少天文、地理知识。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博物叙述重心由地理形胜、四方物产，转向更加玄奥的宇宙天文。如： 伊黄灵之典度，存文昌之会宫[15]；翳华盖之葳蕤，依上帝以隆崇。握璇玑[16]而布政，总四七而持纲[17]。和日月之光耀，均节度以运行；序列宿之焕烂，咸垂景以煌煌…… 这些都是关于上古传说结合天象的描述，所使用的术语如“会宫”“璇玑”“四七”等，都具有相当的科技知识专业性，非一般文学作品所适用。但本篇却将它们组织进了辞赋篇章中，置于核心部位。 无独有偶，张衡在上疏提出主张禁绝图谶、反对神学迷信时，也说到“九宫”等问题。《后汉书》本传载其事曰：“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衡以图纬虚妄，非圣人之法，（衡）乃上疏曰：‘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或观星辰逆顺，寒燠所由；或察龟策之占，巫觋之言。《易干凿度》曰：‘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在张衡的思想里，“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等等，是“圣人”所为，是“经天验道”的学问，与“图谶”等的“虚妄”“妖言”绝不相类。这也正是黄香《九宫赋》的写作立场。《九宫赋》在知识的丰富性方面不及班固《两都赋》，但在知识的专业性上却能凌驾其上，因此在辞赋博物化方面做到了别具一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其“经天验道”主张，实质上是以认真考察客观对象来验证人类知识的正确性，这是一种具有实证性质的认识论，属于“朴素的”科学认识论。这里的“道”，已经不是先验的、预设的，而是必须经过人的检验，才能得以确立。在汉代能明确坚持这种科学认识论，诚然难能。而在辞赋作品中能够写出此种精神，更加可贵。 在这种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张衡《二京赋》中写自然山川、城市街肆、宫馆苑囿、名物制度等，既颇丰饶、全面，而且奇丽。可以说，在“博物”之丰富性上，《二京赋》可与《两都赋》并立，班、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但在博物的专业性方面，张衡辞赋则可与黄香比肩，而明显超越班固。《二京赋》描摹山川城郭、百姓生活，涉及不少专业科技知识。如写“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此是古代季候测量学专门知识，郑玄注曰：“土、度也，缩短也；盈、长也，谓圭长一尺五寸，夏至之日，竖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当中也。若影长于圭，则太近北；圭长于影，则太近南。近北多寒，近南多暑，近东多风，近西多雨。”（《文选》卷三李善注）赋又写“上飞闼而仰眺，正睹瑶光与玉绳”；此是星相知识，李善注曰：“《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瑶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文选》卷三李善注）诸如此类的专业科技内容，张衡之外，他人难措其辞。张衡还在赋中展示了他独有的“博物”体系。他作为一位杰出科学家，不但知识丰富，更可贵的是还拥有其他文士所少有的古代“科学性”知识系统。例如关于宇宙论，张衡持“浑天说”。关于此说法，蔡邕尝谓：“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圆体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以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万世不易之道也。”[18]张衡作为“浑天”说的集大成者，在《二京赋》中自然流露出他的天文学系统专业知识。例如赋中有“规天矩地，授时顺乡”等语句，这就是“浑天说”的一种表达。李善注曰：“谓宫室之饰，圜者象天，方者则地也。”又写“清道案列，天行星陈”，这是描述星系运转轨迹及其状况。又写“摄提运衡，徐至于射宫”，这是说北斗摄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星主回转，徐行至于射宫位置，等等。 张衡《二京赋》中的“博物”特色，更在于其知识系统的科学性。最生动的例子就是篇中写到“上林禁苑”时他明确说：“植物斯生、动物斯止。”这是汉语中“动物”“植物”作为名词的最早文例，而其含义竟与近代学科分类完全符合，所以它们不是一般随意用词，而是清晰明确的科学概念。赋中紧接着就分写“植物”与“动物”。植物部分有“林麓之饶，于何不有？木则……草则……”，动物部分有“鼋、鼍、巨鳖，鳣、鲤、鱮、鲖……鸟则……众形殊声，不可胜论”等等。在张衡之前，辞赋家们写及的物类品种已经很广很多，为叙述的便利，它们也做了一定的系统分类；所分类别，一般都以“草木鸟兽虫鱼”之类为纲领，无论枚乘、司马相如，还是王褒、班固，莫不如此；连当时的“工具书”如《尔雅》中也如此[19]。但这种以直观为特点的知识分类法，早在孔子时代即已存在，时隔六、七百年，汉代的“博物”家们仍然沿用这种直观式的知识系统分类准则，未免有些原始和鄙陋。《二京赋》写及物类品种，在数量上并无根本的超越；真正在博物史上具有超越意义的，就是张衡的分类法。“动物”“植物”的分类，看似简单，却大大强化了博物系统的科学性内涵，与“草木鸟兽”分类法相比，在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上显然提升了一个档次，体现了从“古典式”知识系统向近代性的过渡。就“文学的知识化”这个课题而言，张衡的辞赋创作进入了一个独到的巅峰境界。 自然科学知识入赋，使汉赋呈现更加鲜明的“博物”印记，也是文学知识化更令人瞩目的要素。 汉赋“博物”化之魅力及问题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汉代文学尤其是辞赋的知识化色彩是最为鲜明的。汉赋的“博物”化，给它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魅力。首先，它使得原本只是文学体式之一的辞赋，具备了其他文体少见的知识化特征。知识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由于辞赋具备了知识化特征，使得它扩展了文学的属性，并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辞赋的体质。文学作品兼有了知识文章甚至学术文章的某些品格。一些优秀辞赋作品中“写志”与“体物”两种成分配置得当，做到了“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文心雕龙·诠赋》），实现了文学性与知识性兼容，文学性与知识性（甚至是学术性）的联姻，增强了作品的丰富内容和典雅风格，增强了所谓“书卷气”。而叙述逻辑和知识理性在作品中得以提升，又开辟了文学的新境界，造就出辞赋的新魅力。 但是文学与知识，严格意义上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体系，解决好二者的兼容关系，是个很微妙也很困难的课题。知识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当，便容易出现彼此妨碍、互不兼容甚至彼此排斥的弊病。特别是某些“专家”式辞赋作品，虽然在“博物”方面颇突出，作者也往往学识精湛、充满才气，写得十分精致整饬，甚至达到了“专业化”水准，但由于知识性过于强烈，内容过于专门高深，对作品的文学体质反而造成了抑制或销减作用。这样的作品，可以想见难以得到一般文学读者的充分理解和欢迎。它们虽然知识性增强了，但作为文学的感染力却减弱了，所以辞赋“博物”化，文学知识化，也很可能会出现负面影响。这是一把双刃剑。 东汉中叶以后，汉代辞赋在“博物”方面续有发展，有些作品在“骋辞”或“体物”上也显示出若干新的面貌，如马融《长笛赋》，将对象的各方面特征，包括长笛的材质、制作过程、外形象征、吹奏方法、音乐效果、礼乐意义等等，发掘得纤毫无隐，在“博物”功力上也达到很高造诣。还有蔡邕等人的作品，也都写得很细腻精致。不过在写作方法上的创新和开拓，却不再有大的进展。而辞赋写作中文学性与知识性的内在抵触关系问题，也愈发暴露出来。基本问题是，辞赋作为文学之一品种、一体式，它不能不受到文学固有特性的约束，文学艺术要求作品“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嵇康《琴赋》），“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侧重从人之情志出发，围绕情志展开写作。至于“物”，人生本身也可以算作广义之“物”，但无论如何，“物”与“情”是两种存在主体。文学不能重“物”轻“情”，甚至取“物”而舍“情”。陆机《文赋》将“情”与“物”分别系于两种文体“诗”与“赋”，这种表述方式将“情”与“物”割裂开来，似乎赋可以不要“缘情”而只需“体物”，是有缺陷的。作为文学之一“体”的辞赋，如果真的消解了“情”的重要地位，“去情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辞赋本身失去作为文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辞赋写作将误入歧途。误入歧途的最明显例子就是西晋左思的《三都赋》。此赋在名物搜集和实事考索上花费巨大精力，所谓“构思十年”（《晋书·文苑列传·左思》）等等，并非虚语。左思如此用功，为的是求博，“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晋书·文苑列传·左思》）。《三都赋》以“本其实”为写作宗旨，在赋序中讥嘲班固、张衡的作品“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挍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同时自我标榜“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謡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刘逵为之作“序”，说作品“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晋书·文苑列传·左思》）。卫权为之作《略解》，称赞《三都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竒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晋书·文苑列传·左思》）。他们下这些赞词的着眼点也都是“博物”。可以说，在博物之项上，左思所下“功夫”（不等于“学识”）已经超越绝大部分前贤赋家。但是他的“博物”努力，显然已经入于误区，《三都赋》不但缺乏张衡那种科学体系性的光彩，而且主要关心的是在描述“山川”“草木”“鸟兽”“珍异”等物象时如何“本其实”、“稽之地图”、“验之方志”，甚至“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结果尽管作品写得十分“典要”，似乎还具有了另一种学术严谨性优点，也掩盖不住“情”“志”的缺失问题。过份强调知识化的结果，就是使得作品与文学的本性渐行渐远，这就是“博物”过度之弊。 必须认识到，如汉代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精神，这样的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两大知识系统大整合大发展的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文学躬逢其时，才有了知识化的蓬勃生长和全盛状态。一旦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减弱或者丧失，文学知识化的进程便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中止。以“骋辞”“体物”为重要特征的辞赋，在汉代臻于高潮之后，后继乏力，甚至不得不转型（魏晋之后辞赋主流逐渐转型为“抒情小赋”，或者努力从“俳赋”“律赋”“文赋”等方向寻找出路），这一史实就是明证，它告诉我们文学知识化是在是特殊时代产生的一种特殊文学现象。 【作者简介】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过专著《魏晋文学史》等。 注释： [1]《文心雕龙•诠赋》：“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2] 《论语•雍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79页。 [3] 《论语•子罕》，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489页。 [4]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册，第3290页。 [5] 《史记》卷四二《郑世家》，第5册，第1772页。 [6] 《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第5册，第1475页。 [7] 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徳也，阴者天之刑也。……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8]《论语•阳货》，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5页。 [9] 《礼记•乐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7页。 [10] 《礼记•乐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527页。 [11] 《诗大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0页。 [12] 《文赋》，萧统《昭明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41页。 [13] 此处所引述诸辞赋作品，皆见《汉书•艺文志》。诸篇于《隋书•经籍志》皆不见著录，可知原文早已遗佚，然而据其赋题，可以大致推知其基本内容。 [14]《答刘歆书》：“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参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八《扬雄集》。 [15] 此所谓“会宫”，既指黄帝等天神会合于文昌宫殿，亦言土、木二星会合之宫度。徐光启曰：“土星一年约行十二度，十二年方行四宫二十六度到乙。木星加四年之行亦到乙，而土星此时又行四十八度至丙。木星追上会合，如前所云，俱在八宫○二度有奇，此时太阳之行已满天周十九次，外又行十宫八度十分矣。内减土、木二星相会宫度，余二宫五度二十八分，是土、木二星，各距歳轮极逺之处也。”（《新法算书》卷四十三“二星会合图”） [16]“璇玑”，即北斗魁第四星。然此处既谓“握璇玑”云云，当指一种玉制测天仪器，即所谓“璇玑玉衡”，亦即“浑天仪”也。 [17] “四七”，为《周易》中“少阳”之数。宋朱震《汉上易传•丛说》：“……若以四位合之，则少阳数七，四七二十八也。”又指“二十八宿”。《隋书•经籍志》著录《石氏星簿经赞》一卷；《星经》二卷；《甘氏四七法》一卷。晁公武《读书志》著录《甘石星经》一卷，注曰：“汉甘公石申撰，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 [18] 范晔《后汉书》志一0《天文上》刘昭注引蔡邕《表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册，第3217页。 [19]《尔雅》全书，分别是“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其知识面虽有扩大，而“天地山水”“草木虫鱼”之类架构并无根本改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