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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所谓的“翻案”，主要指利用咏史诗、史论、历史剧等各种体裁形式，以及诸如翻案法等多种艺术技巧，来推翻前代或同时代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定评和共识。由此而产生的翻案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它最早可追溯至西晋陆机，中晚唐时经过韩愈、杜牧等人推波助澜，到了宋代开始蔚为大观。一些著名的文坛作手，如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杨万里等，均撰有为数众多的翻案之作，而其中尤以王安石最为出类拔萃。其翻案作品数量既多，名篇亦夥，在后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也远远超出文学史的蕃篱。 有鉴于此，历代选家、通行的各类文学史教材以及诸多文史名家，均曾对《读孟尝君传》、《明妃曲》等个别翻案名篇做过详尽而精辟的阐述。[1]只是细加寻绎，不难发现，与以上个案研究视角相伴随的是，他们的论述往往或者偏于性格决定论——以个人性格因素来解释王安石翻案文学的缘起；[2]或者仅注重其翻案文学中的某种技巧——翻案法。钱锺书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对王安石的翻案创作予以尖锐讥讽：“公在朝争法，在野争墩，故翰墨间亦欲与古争强梁，占尽新词妙句，不惜挪移采折，或正摹，或反仿，或直袭，或翻案。生性好胜，一端流露。”[3]至于将翻案作品从王安石文集中拈出予以专门探讨的，仍未多睹。以下本文拟从王安石独特的史观出发，结合他对“为士之道”论述，从整体上探讨其翻案文学的政治内涵、思想机制、艺术风格等。 一、 翻案的前提： 独特史观 翻案的前提之一，是对已有定谳的古人古事乃至奉为神圣的古代经典，要敢于怀疑，而非盲从。北宋自仁宗庆历以后，学统四起，士风渐趋活跃，一改宋初三朝的因循守旧之习。发韧于经学研究中的疑传、疑经之风，以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度和蓬勃兴起的私人讲学等为媒介，逐渐向整个士林弥漫，最终在嘉祐年间汇集成一股强劲的时代怀疑精神；[4]同时日趋积淀、内化为士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有意无意地移植到史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中。[5]王安石适逢其会。他曾明斥儒家经典中与史学最近的《春秋》三传“不足信”；[6]又曾怀疑《尚书》中关于“尧举鲧”一事的真伪，以及《周易》中“黄帝、尧、舜垂裳而治”的记载，“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7]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的翻案文学，脱离不开时代风气、时代精神之熏染。 至于王安石之所以能“把翻案精神推向了极端”[8]，创作出《读孟尝君传》、《明妃曲》等不朽经典，一方面固然由于他倔强执拗的性格，务求与人相异的思维方式[9]；但另一方面，也与他深受时代风气影响而形成的独特史观息息相关。王安石并非史学家，他二十几种著述中没有一部属于史学[10]，但他的史观却颇为深邃新颖，从理性认知层面上激发了他动辄便翻古人之案。简而言之，王安石对历代史书记载的真实性，以及附加其上的价值评判，持有一种深深的怀疑；进而对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也缺乏足够的尊重：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儁烈，道德满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不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不，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栗，讪在后而不羞，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邪？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如此。[11] 王安石之父王益是一位“良吏”，“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因官小言微，去世之后，事迹湮没无传。张殿丞熟悉他知邵州的政绩，致信告知，于是王安石便写下这封书信答谢。信中用语略有偏激，却集中反映出了他的史观。在他看来，历史记录以三代为界，可分为二个阶段。三代之前由于“国各有史”，史官能够尽忠职守，所录可信，“皆可考据”。三代以下便截然不同了。首先，在史料的取舍上，史官所载都是“尊爵盛位”，取材范围相当有限。其次，作史之人缺乏“史德”，难以做到客观公正的对待史料，在史料选取上渗透着过多个人好恶，“苟以餍其忿好之心而止”。再次，在价值评判上，史官也往往出于个人私意，蓄意颠倒黑白，甚至“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以成谤史。在此，王安石主要从史官的角度，由史官的道德修养、职业素养进而怀疑史料，从而产生了对历史记录的怀疑。他不相信仅仅通过史传记载，人们能够获得古人古事的真正面貌，因为记载史传的史官，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也不可能忠实地将历史的原貌记载下来，更毋论对人物、事件的褒贬。[12] 表面上看，王安石对历史记录的怀疑，颇类似于今日的后现代史学：现存的历史记录，都无可避免地烙有记录者的主观情感、立场、价值观，以至于无法传递真实的过去。[13]不过，尽管二者都关注史学的真实性问题，但彼此所处的学术脉胳、语境则迥然有异。王安石并没有走向后者的极端，就此而否认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与普遍性，认为历史不可能完全得以重现，没有一种记述方式足以真实地反映过去。他的怀疑，仍然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直笔实录”与“义理褒贬”的对立中展开的，最终归结于直书的实践上。他相信，史家可以凭借广博的知识和道德义理修养，捕捉到历史的真实原貌[14]： 公尝谓：“欧阳永叔作《五代史》。时冯道最佳，有机谋，善避难密，能安主存身，可谓吉士。永叔贬人，甚无谓也。作史难，须博学多闻，又须识足以断其真伪是非乃可。盖事在目前，是非尚不定，而况名迹去古人已远，旋策度之，焉能一一当其实哉！ ”[15] 只要史家博学多闻，“识”足以判断真伪，便可以留下“信史”。在此，王安石强调的是，在对待史料时，先须具备一种史识，再用这种“识”来驾驭、评判史料，便可做到实录。那么，这种“识”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它并不是史学中的“Explanation”，“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而是一种“Interpretation”，“是人所加予历史事实上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上看出了‘世界精神’、‘理性’、‘自由’等。”[16]本质上，这种所谓的“识”，其实只是一种强加在历史上的“主观看法”而已，也即王安石所谓的“理”：“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17]它存在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乃至万事万物之中。学者们通过各种方式，或是格物穷理，或是反求内心，将这种“理”领悟、阐发出来，然后以此来选择史料，辨别真伪，便能留下“一一当其实”的实录和正确的褒贬。这种“识”与“理”，已比较接近于理学家们据以裁断历史的“天理”了。以它为准绳，过去很容易被剪裁成个人的历史。符合自己“识”的史料才是实录，不符合的便是曲笔。施德操《北窗炙輠录》卷上载： 荆公论扬子云投阁事： “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 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 “某亦疑一事。”荆公曰： “疑何事？”东坡曰： “西汉果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扬雄投阁以及剧秦美新等事，《汉书》有着明确记载，也是他遭后世嘲笑的主要话柄。作为心目中的圣贤，王安石为扬雄辨护，本来无可厚非。[18]但他对此事的否定，不是源自于对具体历史事件、人物的考证分析，而是由于《汉书》记载不符合他本人的先入之见：扬雄是孟子之后唯一的大贤。圣贤出处足以为世人效法，进退有据。所以，扬雄不可能投阁、剧秦美新。《汉书》的记载，乃出于史官、汉儒的蓄意诬蔑欺罔。正是在这种史观指引下，王安石对史书上凿凿有征的记载，展开了大胆的质疑，并以诗歌形式将整个翻案过程凝炼地表现出来： 子云游天禄，华藻锐初学。覃思晚有得，晦显无适莫。寥寥邹鲁后，于此归先觉。岂尝知符命，何苦自投阁？长安诸愚儒，操行自为薄。谤嘲出异已，传载因疏略。孟轲劝伐燕，伊尹干说毫。扣马触兵锋，食牛要禄爵。小知羞不为，况彼皆卓荦。史官蔽多闻，自古喜穿凿。[19] 二、 翻案的政治内涵 独特的史观是王安石勇于翻案的前提之一。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三位一体的社会身份和特殊的变革经历，则赋予了其翻案文学深广的政治内涵，使它们与那些一味标新立异、语出惊人的纯文人之作迥然不侔。据李德身《王安石诗文系年》，王安石大部分翻案作品均作于熙宁变法前后。只要细加考证，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大抵有为而发，有着复杂的创作背景和本事。 首先，王安石往往通过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重新评价，以翻案的形式，来申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立场，反驳守旧派对新法的攻击、责难。深入地理解这些翻案的内涵，需要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去阐释，而不宜仅仅停留在技艺分析的层面。比如《赐也》：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 区区老此身。[20] 诗中所咏之事出自《庄子·天地篇》，原意借老叟之口，反对劳心用智、有所作为；而汉阴老叟也在后世成为一任天真、无为而治的典故。据叶梦得《石林诗话》载，此诗作于熙宁期间： 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倒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留诵诗久之，亦不能无意也。荆公它日因题此篇于后。 晏殊为仁宗朝宰相，施政风格趋于清净保守，故其诗发挥庄子原意，借汉阴老叟的无欲无心，来讽刺上竿伎以奇巧淫技取悦旁人。文潞公即文彦博，于神宗熙宁年间曾任枢密使，属于新法反对派。他之所以与王安石行至此诗前“留诵久之”，无非是借题发挥，用这种特殊方式讽喻不要轻事变革，应当学习汉阴老叟。据此，王安石的翻案显然是针对反对派无为而治的观点及姿态。庚寅增注云：“诗意以桔槔何妨于事，以抱壅为空老此身，正与元献晏公相反，殆有深意。”[21] 实际上，新法伊始，一些士大夫便引用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来反对更张变革。熙宁三年正月，司马光致书王安石，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22]对此，王安石先后写下《老子》、《太古》等文，从哲学层面对此加以驳斥，为新法寻求哲学根据。他强调“道有本有末”，“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因此，“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已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23]《桔槔》诗以翻案的形式，重复了上述的观点、意旨，进一步表明了变革法度的决心。 又如《读汉书》： 京房刘向各称忠，诏狱当时迹自穷。毕竟论心异恭显，不妨迷国略相同。[24] 弘恭、石显为汉元帝时宦官，干政弄权。刘向、京房为同时名臣，屡次上书称引灾异，弹劾宦官擅权，世人皆以忠臣许之。王安石却认为，京、刘根据五行灾异之说攻击恭、显，虽然一心为国，但以阴阳灾异附会政事，适足误国误民。李壁注云：“房、向各以言灾异下诏狱，盖汉儒《五行传》必以某异应某事，识者多非之。公素不喜，疑所称‘误国’，指此也。”[25]此类翻案可谓惊世骇俗，严复评道：“此意真无人道过，盖前人只说小人误国，而不知君子之可以迷邦也。”又谓：“于此等诗最觇此老识力，涑水、眉山岂能望其肩背？”[26]诗中议论并非故作危言，哗众取宠，而有着学理上的根据和政治意图。王安石“最不喜刘向诸儒《洪范传》傅会灾异之说”。[27]熙宁期间，反对新法的官僚屡屡以天人感应说来攻击新法。熙宁三年（1070) 正月，范镇上疏，认为“天雨土，地生毛，天鸣地震”等自然灾异皆因新法而致，要求神宗罢去青苗法。[28]熙宁八年（1075) 十月，慧星出轸，旧党借此要求废除新法，王安石上奏云：“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慧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人道迩，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己，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29]所以，《读汉书》其实是王安石借翻古人古事，抨击那些以自然灾异为理由反对新法的大臣，名为爱民，实为误国。 其次，熙宁变法期间，神宗与王安石经常在讨论政事之际，提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或藉以暗示自己的态度，或趁机征询对方的立场，又或者援引前例以增加自身的说服力。这种引述过去的方式，并不是试图更深入地理解过去本身，而是利用共有的知识体系，帮助彼此间沟通理解。[30]在这种君臣交流的语境中，王安石往往借助于古人古事，来隐喻自己与神宗间的关系，以及政治上出处进退的原则，表明自己以道自重、轻爵禄蔑功名的襟怀，曲折委婉地传递个人的心曲。《贾生》：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故来何啻万公卿。[31] 自汉代以后，贾谊已成为骚人墨客笔下士之不遇的典型。[32]此诗却一反前人的陈词滥调，指出君主用士，不仅要以爵禄养之，更重要的是听其言、任其行，使其尽施所学。由此而言，贾谊虽未为公卿，其谋略议论已尽为汉廷采纳，故汉文待贾谊不薄。今按，熙宁变法之初，神宗对王安石几乎言听计从，反对者为之气馁。“（熙宁三年九月庚子)苏轼尝从容责（曾)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33]但随着变法深入，二人间的分歧也越发明显，乃至王安石复相以后，曾慨叹神宗“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34]细细体味，王安石此诗论调表面上化自《贾谊传·赞》[35]，但其实是以古喻今，隐喻自己政治上出处进退的原则，希望神宗能尽用其言，而不介意功名爵禄。 又如《读蜀志》： 千载纷争共一毛，可怜身世两徒劳。无人语与刘玄德，问舍求田意最高。[36] 诗中所翻之案，出自《三国志·魏志》卷七《陈登传》：“（刘)备曰： ‘君（许汜) 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舎，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縁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诗意盖谓澄清天下，不如独善其身。按，王安石早年曾以贾谊自况，高度认同他出仕救时之举，明确否认鲁仲连式的独善其身。[37]《读蜀志》中的翻案，应是他经历变法纷争之后，身心疲惫，有感而发。据吴聿《观林诗话》载，王安石退居江宁后，“晩年所至处，辄书窗屏间云：‘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盖痛悔之辞。”“痛悔之辞”言之过重，但他对新法的推行及相关人事纠纷、个人出处的反思，容或有之。理性的反思与情感的悲愤，纠结在一起，最终以翻案的形式表现出来。[38] 三、 翻案的思想机制 针对王安石翻案文学研究中的性格决定论，台湾学者夏长朴曾指出：“王安石诗歌多议论，咏史诗多翻案之作，并非偶然，其中有道理在，绝不能以简单一句话解释清楚。”这是一个十分敏锐的观察。但夏长朴转而将其中的“道理”，解释为王安石“执着于求真的态度”、“在求真的信念下不得不辩”，[39]仍属未求甚解。在笔者看来，王安石的翻案文学，除了深广的政治内涵外，整体上还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机制，即为士之道。简而言之，他往往以一种理想的“为士之道”，来看待前代的人物、事件，并由此推翻前人定评，得出振聋发聩的论断。“为士之道”渗透到他的翻案文学中，成为作品内部的有机肌理。曾巩谓：“介甫非前人尽，独黄帝、孔子未见非尔。”[40]这不仅是倔强好异的个性和善疑、多议的时代风气使然，不妨说，理想的“为士之道”作为他翻案文学的一个内在思想机制，决定了其翻案的最终指向。[41] 为士之道，即王安石对科举社会中士人所应恪守的一系列行为准则的阐述。[42]大致上，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士人的培养与应当具备的道德修养、知识能力。尽管出身于进士高第，王安石对北宋士人产生的主要渠道——科举考试，并不以为然。他批评进士科以诗赋取士，“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批评明经科“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从而导致士人知识结构能力的严重欠缺，不适于用。[43]进而，他批评科举制度，将士人的进身系之于有司之好恶，导致士人在进身之初，便枉道从人： “诚有豪杰不世出之士，不自进乎此，上之人弗举也。诚进乎此而不应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进乎此，皆所谓枉己者也。孟子曰： ‘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44]在他看来，科举制度是导致士风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导致士人的道德和知识结构两方面的严重缺陷。要解决这一困境，最好的途径是实行先王学校养士之法。[45]由此培养出的士人，庶几可以做到“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或者“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46]其中的“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47]至于士中的精英，则为圣为贤。他们精通万物之理[48]，具备高尚的道德，同时合圣、神、大三者于一体，“仁济万物而不穷，用通万世而不倦”。[49]由此，他们拥有崇高的地位：“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50] 以这种理想的士人形象为标准，王安石指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他并没有考虑到，春秋战国之际，士本有儒士、方士、游士等多种类型，未可一概而论；而从战国游士至北宋科举之士，中间的历史演变复杂之极。他只是以上述“为士之道”的崇高理想，来衡量臆断复杂情境、场域中的历史人物，并振振有词地反诘：“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51]除非我们首先认同他的为士之道，否则文章不免强辩之嫌。 这种理想之士，当然是国之栋梁砥柱，忠臣嘉士； 甚至其一举一动，一生一死，直接决定国之存亡：“然吾闻国之将亡，必有大恶，恶者无大于杀忠臣。国君无道，不杀忠臣，虽不至于治，亦不至于亡。……然则忠臣，国之与也，存与之存，亡与之亡。”[52]所以，他质疑徐铉《江南录》对南唐潘佑之死的记载，并对历朝普遍持有的女色亡国、红颜祸水之论，明确不以为然。如《宰嚭》：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诛宰嚭，不愁宫里有西施。[53] 国家安危所系，在于持国的重臣，而与女色无关。试与晚唐罗隐《西施》相较：“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尽管两诗都针对女色亡国的陈词，但翻案的基调显然不同：罗隐将家国兴亡完全付之于时势，反映了晚唐士人中普遍流行的时运观，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而王安石的翻案却以士人对国家的重要性为基准，由此得出更为警省的结论。 其次，士人应当承担终极的价值关怀。在北宋儒学复兴的氛围中，王安石继承了先秦儒家“士志于道”的理想精神，并发扬中唐古文家们以“官以行道”、“文以明道”为士人出仕所作的合理性论证，明确指出，行道、明道是士人的主要职责： 呜呼！ 道之不明邪，岂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呜呼！ 道之不行邪，岂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盖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谓士也。士诚有常心，以操圣人之说而力行之，则道虽不明乎天下，必明于已；道虽不行于天下，必行于妻子。内有以明于已，外有以行于妻子，则其言行必不孤立于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扬雄之徒所以有功于世也。[54] 士人应当以儒家仁义之道，来批判、指导并改造社会政治秩序；在君臣关系上，则坚持“从道不从君”的古训。[55]由此，他批评被司马迁誉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曲学媚世，以儒术媚合高祖：“先生秦博士，秦礼颇能熟。量主欲有为，两生皆不欲。草具一王仪，群豪果知肃。黄金既遍赐，短衣亦已续。儒术自此凋，何为反初服？”[56]讽刺素有亚父之称的范增，只用诡计权谋，不行仁义，反不如外黄小儿：“鄛人七十谩多奇，为汉殴民了不知。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57]而最出人意表的则是力辨伯夷未曾谏武王伐纣： 且武王倡大义于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独以为非，岂伯夷乎？ 天下之道二，仁与不仁也。纣之为君，不仁也；武王之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纣，以待遇仁而后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则伯夷何处乎？ 余故，圣贤辩之甚明，而后世偏见独识者之失其本也。呜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58] 据《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左右欲兵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后世把他们当作忠臣义子加以表彰颂扬，“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矣。”[59]王安石对这一公案提出质疑。他认为武王伐纣时，伯夷、叔齐已经去世；并进一步断定，如果当时二人尚在，不仅不会阻止武王，反而会和太公一起辅助武王讨伐纣王，这才是真正的伯夷。在此，王安石并非强词夺理，而是认定，一个真正的士人，其出处必须以“仁义之道”为依归，“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既然武王是仁义之君，那么，伯夷、叔齐理应出仕辅助武王，以有道伐无道，讨伐残暴的纣王，以伸仁义之道。这一翻案没有任何史料依据，只是以他理想的“为士之道”为逻辑起点，步步演绎，来评断古人古事的真伪。 第三，在出处进退上，士人应当“修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时”。[60]行道、明道固然是士人份内事，同时，他也须对“时”和“命”有着透彻了解。行道的关键，在于能否“遭时”，能否“得君”：“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61]“时未可而进，谓之躁，躁则事不审而上必疑；时可进而不进，谓之缓，缓则事不及而上必违。”[62]但道之行否，世之兴衰，又有天命注定，并非完全由人力所能掌握。因此，士人只要能够做到“进退之当于义，出处之适其时”，便无需为此悲戚愉悦，计较穷达荣辱。此之谓“知命”、“天民”。[63] 以此，王安石一反司马迁之论，批评孔门高足子贡不知命，迹似战国纵横之士：“一来齐境助奸臣，去误骄王亦苦辛。鲁国存亡宜有命，区区翻覆亦何人？”[64]据《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载：“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于是，“子贡说齐以伐鲁，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司马迁赞道：“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王安石则认为，“所谓儒者，用于君则忧君之忧，食于民则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则修身而已。”而且，“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65]《史记》中关于子贡游说诸国的记载，与张仪、苏秦等游士无异，都是为了一己之利，而致使其它几国生灵涂炭。这明显违背了“为士之道”，很可能是《史记》“毁损失其真者”。 “俟命”与“任时”，体现出王安石对历史发展运势的洞察，以及对科举社会中士人处境的深思。“时来天地皆同力”，甚至对于公认的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征等，王安石也认为他们只是中才，由于时来运转，才轻易得成功业：“志士无时亦少成，中才随世就功名。并汾诸子何为者？坐与文皇立太平。”[66]对于汲汲遑遑以进贤为务的中唐古文领袖李翱，王安石则发出“不知命”的苛评：“士之废兴，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为贤，仆仆然忘其身之劳也，岂所谓知命者耶？”[67] 四、 翻案的技巧 首先，揭过法。或许由于体裁所限，上述理想的“为士之道”，在他大部分翻案作品中常常缺乏系统的阐述，而只是作为一种思想预设、抽象原则而潜在，成为翻案的逻辑起点。他往往先用二三数语，简洁地概括前人观点、事迹，然后立刻从这一抽象原则出发，摆出自己的判断。前人评论王安石之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68]，便与此不无关系。如《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 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全文不足百字，分为四层。前二句以世俗之见为论题，语势平缓。第二层突起波澜，以一针见血的断语将上文一笔折倒，予以驳斥。第三层紧承上层所驳，摆出论据，谓孟尝君有强大的齐国作后盾，若能真得士，则应决胜千里，制服秦国。最后翻转定案，归结全文。行文的关键全在第三层，即“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在此，作为逻辑起点的“为士之道”，决定了文章的翻案趋向；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概念阐释，以及具体事件、历史场景的考证分析，导致全篇缓起陡接，“语语紧，笔笔紧”[69]； 再兼以语言干净利落，章无剩句，句无剩字，从而使得文章整体上呈现出瘦硬峻峭、拗折刚劲的风格。这也正是王安石古文的典型风格。 其次，善用假设之笔，作为辅助的论证或引出论点的旁衍。逝者如斯，已往的历史过去本来无从假设。但文人论史，往往驰骋想像，以求自出新解，假设、推测之笔由此构成翻案文学中颇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如杜牧《赤壁》名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即是最著名之例。孙立尧指出，文学化史论共同具有的一大特点，是“论述人物时掺入假设成份。”[70]此法在王安石的翻案文学中也屡见不鲜。除上述《读孟尝君传》“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外，又如《读江南录》：“铉惧此过，而又耻其善不及于佑，故匿其忠，而污以它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观之，其它所诛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谓铉不唯厚诬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71]作者对《江南录》记载的怀疑，缺乏史实根据，完全是建立在自己的假设推测之上：国之将亡，必杀忠臣；忠臣乃一国之所系，关系到国之存亡。李氏之亡，殆由滥诛忠臣而起。史官徐铉由于嫉妒潘佑之忠，因而变乱事实横加诬陷。其他如《郭解》“平日五陵多任侠，可能推刃报王孙？”[72]《乌江亭》“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73]《谢安》“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74]可谓屡用不爽，充分体现了作者犀利的史识与敏锐的诗心。此手法运用到极点，乃至于起古人于九泉之下，强就自己的翻案逻辑。如《伯夷传》中的“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时，其烈岂独太公哉”；《苏秦》听“想君魂魄千秋后，却悔初无二顷田”[75]等等，均是出自这一机杼。 第三，翻案法，即对前人的诗句、典故等反而为之。[76]它包括诗歌章法、句式、修辞上的翻转，最常见的形式是直接套用前人诗句中的意象、语言，“采用逆向语势或否定语势，转换出新的思想境界”[77]，体现出语言艺术上的求新务变。自中唐以后，翻案法已逐渐成为诗歌创作中一项重要技巧。王安石继承了杜牧、李商隐等人在这方面的探寻，“多用翻案法，深得玉溪生笔意”，[78]并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如将白居易《病眼花》“花发眼中犹足怪，柳生肘上亦须休”句翻为“肘上柳生浑不管，眼前花发即欣然”；将古乐府“庭前一树梅，寒多未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翻为“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将陆凯《赠范晔》“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翻为“看取钟山如许雪，何须持寄岭头梅”；将罗隐《中秋夜不见月》“只恐异时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翻为“君看出没非无意，岂为辛勤养玉蟾”；将杜牧《酬王秀才桃花园见寄》“此花不逐溪流出，晋客无因入洞来”翻为“但见山花流出水，那知不是武陵溪”；将王维《书事》“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翻为“静看苍苔纹，莫上人衣来”；将韩愈《北极赠李观》“无为儿女态，憔悴悲贱贫”翻为“更作世间儿女态，乱载花竹养风烟”等等。 此类诗法翻新，偶尔也以比兴手法，寄寓本人政治上的悲愤和无奈。如将王籍《若耶溪》“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翻为“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以表达对新法异议者的不满：“王介甫初行新法，异论者譊譊不已，尝有诗云：‘山鸟不应知地禁，一逢春暖即啾喧。’又更古诗‘鸟鸣山更幽’作‘一鸟不鸣山更幽’，诚有旨哉！ ”[79]但整体而言，它们在词语、句式、意象等形式要素上，反向模仿的痕迹比较明显，予人以直截生拗之感。 五、 结语 以上结合王安石的独特史观，从整体上探讨了他翻案文学的政治内涵、思想机制和艺术技巧等。必须补充的是，大凡翻案之作，都容易凭借对陈言常调的“陌生化”，标新立异于一时。至于所翻之案能否取得后人一致认可，则绝非易事。语言、句法、意象等艺术因素固然重要，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也往往影响着翻案之作的流传与评价。后世对王安石翻案作品的评价，呈现出文学、史学、哲学等不同维度的多元色彩，纷纭聚讼，自北宋一直延续至二十世纪。[80]无论是揄扬推崇，抑或是抨击批判，这种巨大的影响本身，已足以证明王安石的翻案文学“不废江河万古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王荆公年谱长编”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2CZW057；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成果。邓小南、沈松勤、方笑一、李贵、林岩等先生在 2013 年宋代文史青年学者论坛上，曾对本文提出若干宝贵的修订意见，谨此致谢。） 注释： [1]对王安石的翻案文学，一直以个案研究为主，尤其集中于《明妃曲》、《读孟尝君传》等几篇经典。如郭沫若《王安石的〈明妃曲〉》，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199 页；朱自清《王安石〈明妃曲〉》，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29 页；邓广铭：《为 王安 石 的〈明妃曲〉辨诬》，《文学遗产》1996 年第 3 期；漆侠：《王安石的〈明妃曲〉》，《中国文化研究》1999 年第1期。日本学者内山精也的《王安石〈明妃曲〉考》是这种个案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见氏著、朱刚等译《传媒与真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另外，学界在探讨王安石咏史诗时，也通常将其翻案诗的一部分纳入在内一并论述，如夏长朴：《青史难写是精神——读王安石的咏史诗》，台湾《国立编译馆馆刊》第 24 辑第 2期；李燕新：《王荆公诗探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7 年版。这方面的成果较多，不再一一贅述。 [2]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荆公专好与人立异，其性然也。”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166页。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三： “‘一鸟不鸣山更幽’，自不如‘鸟鸣山更幽’。王介甫好争短长，如此类之小者亦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大都诗贵入情，不须立异，后人欲求胜古人，遂愈不如古矣。”王夫之：《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页。 [3]钱锺书：《谈艺录》七四“王荆公改诗”条，中华书局1999 年版，第 247 页。 [4]陈植锷将宋学精神概括为议论精神、怀疑精神、创造精神、实用精神和内求精神，并指出：“议论之外，怀疑、创造与实用之成为宋学精神，差不多也是各个时期、各个不同派别之宋儒所共有之特征”见《北宋文化史述论稿》第三章第四节《宋学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北宋中期兴起的“文学化史论”，便是尚怀疑、好议论的士风、学风的产物。孙立尧出，此类文章的特点在于“发好奇论，且立论故意与前人相反，这是文学化史论的核心特点”；“一切评论力求与前人不同，前人之定论莫不在宋人手中改写”。他认为，“这与宋人的好议论及怀疑精神有关。”见氏著《宋代史论研究》，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129～130 页。 [6]关于王安石的春秋观及与宋代《春秋》学的关系，可见拙著《荆公新学研究》第五章第二节，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杨新勋《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 年第 2 期。 [7]《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策问》，四部丛刊本。 [8]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年第2期。 [9]方笑一指出，“王文偏爱翻案的倾向”，是由于他“往往竭尽心思地追求新颖奇特的见解”，“久而久之，这种在经典解释中求新求异的学术追求，逐渐内化为王安石本人观察人事的视角与分析人事的思维方式……这种逆向思维方式又与王安石的性格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见《论经术与王安石古文的关系》，《文艺理论研究》2008 年第 3 期。这是很有见地的。 [10]关于王安石的著述情况，可见高克勤《王安石著述考》，《复旦大学学报》1988 年第1期；拙著《荆公新学研究》第2章《荆公新学著述考》。 [11]《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邵州张殿丞书》。 [12]瞿林东认为，王安石对史学记录的怀疑，与刘知几的史学思想颇有相似之处，但他反对用“怀疑主义”来界定王安石的史学思想。见《诗与史思想意境的交融——王安石的读史诗浅议》，《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3]对此，刘静贞有精辟的论述，见《史之为用？——过去在王安石眼中的价值与意义》，《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2008年版。 [14]关于中西史学中求真观念之异同，可见江湄《直笔探微》，《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 3 期。 [15]《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三十九《读史》庚寅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点校本，第 992 页。 [16]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238 页。 [17]释惠洪： 《冷斋夜话》卷六“曾子固讽舒王嗜佛”，中华书局 1988 年点校本，第47页。 [18]关于王安石对扬雄的推崇，以及唐宋间“尊扬”思潮之消长，可见拙文《论唐宋间的尊扬思潮与古文运动》，《文学遗产》2011 年第 3 期。 [19]《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十二《扬雄》，第 295 页。 [20][24][25]《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四，第 1173、1171、1173 页。 [21]《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十四，第1186页。 [2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23]《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八《老子》。 [26]《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卷三十，台湾世和印制企业有限公司 1998 年版，第522页。 [27]《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九，第 1359 页。 [28]范镇：《上神宗论新法》，《宋朝诸臣奏议》卷一百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点校本，第1207页。 [2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九，中华书局1979 年点校本，第6597页。 [30]刘静贞：《史之为用？——过去在王安石眼中的价值与意义》，见《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第87页。 [31][57]《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六，第1248页。 [32]如，李白《行路难》：“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杜甫《久客》：“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李端《襄阳曲》：“贾生十八称才子，空得门前一断肠”；白居易《读史五首》：“楚懐放灵均，国政亦荒滛。彷徨未忍决，遶泽行悲吟。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乃知汨罗恨，未抵长沙深。” [3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十五，第5238页。 [3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七十八熙宁九年十月丙午条注引吕本中《杂说》：“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安石对所厚叹曰： ‘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关于神宗与王安石为政理念之分歧，以及二人关系的详细探讨，可见张元《从王安石的先王观念看他与宋神宗的关系》，《宋史研究集》第23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5年版。崔英超：《论宋神宗在熙丰变法中主导权的逐步强化》，《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5]《前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36]《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六，第1251页。 [37]《王荆文公诗笺注》卷二十四《贾生》：“汉有洛阳子，少年明是非。所论多感慨，自信肯依违。死者若可作，今人谁与归？ 应须蹈东海，不若涕沾衣。”李壁注：“言仲连蹈东海，不若谊仕汉切于救时。”第1251页。高步瀛评道：“寄托遥深，此荆公自喻也。”《唐宋诗举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23页。 [38]王安石晚年屡翻求田问舍之典，很能表明其心态之一面，如《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八《默默》：“默默长年有所思，世间谈笑谩追随。苍髯欲茁朱颜去，更觉求田问舍迟。” [39]夏长朴：《青史难写是精神——读王安石的咏史诗》。 [40]《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八《韩子》李壁注，第1313 页。 [41]笔者并不否认此前学者们强调的“性格决定论”，而只是指出其局限性：它可以解释翻案创作的部分契机，但不足以解释为何王安石将原有的定案，翻成此案而非彼案，以及这些翻案之作何以引起纷纭聚讼。 [42]“为士之道”的提法，笔者借鉴自台湾学者王德权，但具体含义与之不同，见氏著《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湾政大出版社，2012 年版。关于王安石对“为士之道”的阐述及思想史意义，笔者另有专文探讨，此处只撮述要点。 [43]“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损益礼制，更著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九《取材》。 [44][46]《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九《进说》。 [45]《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二《虔州学记》、《慈溪县学记》。 [47][50]《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二《虔州学记》。 [48]《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致一论》。 [49]《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六《大人论》。 [51]《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孟尝君传》 [52][71]《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读江南录》。 [53]《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八，第 1314 页。 [54]《临川先生文集》卷九十七《王逢原墓志铭》。 [55]王安石对君臣之道的详细论述，可见拙著《荆公新学研究》第一章第三节。 [56]《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十二，第 300 页。 [58]《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三《伯夷》。 [59]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伯夷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点校本。 [60]《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推命对》。 [61]《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四《送孙正之序》。 [62]《王文公文集》卷二《上蒋侍郎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点校本，第 26 页。 [63]《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答王深甫》： “以容于吾君为悦者，则以不容为戚； 安吾社稷为悦，则以不安为戚。吾身之不容与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为吾戚，此乃所谓不知命也。夫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彼非以达可行于天下为悦者也，则其穷而不行也，岂以为戚哉？视吾之穷达而无悦戚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 [64]《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八《子贡》，第 1338 页。 [65]《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十四《子贡》。 [66]《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六《读唐书》。李壁注：“诸子，谓房、魏辈，皆王通门人。通讲道于河汾之上，房、魏尝北面，后佐太宗定天下。”第1251页。 [67]《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一《书李文公集后》。 [68]刘熙载：《艺概注稿》，袁津琥校注，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154页。 [69]《唐宋文举要》甲编卷七引沈德潜评，第865页。 [70]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第 129 页。 [72]《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八，第2144页。 [73][74][75]《王荆文公诗笺注》卷四十六，第2092、2050、2042页。 [76]张高评较早论述宋诗中的翻案法，他将宋诗的翻案分为道理、现象、因果、主客、人我、立意、假设七类，有些琐细。见氏著《翻案诗与宋诗特色》，《宋诗特色研究》，长春出版社 2002 年版，第507～508页。 [77]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 [78]顾嗣立：《寒厅诗话》，王夫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版，第91页。 [79]这是苏轼的看法，见方勺《泊宅编》卷一，中华书局1983 年点校本，第3页。关于此诗的具体分析，可见拙著《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第29 ～ 33 页，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80]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主要集中在几篇名作上，尤其是《明妃曲》，故此处不再赘述。可见内山精也《王安石〈明妃曲〉考》。拙文《明妃曲小考》对此也所补充，见《变革的中文人与文学》第 12～27页。 [作者简介]：刘成国，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杭州 31002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