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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學有兩義：一為唐宋作為辭章之學的總稱的詞學，一為宋以後興起的曲子詞的詞學。後一内涵的詞學為今人所熟知，然實自元、明以降才開始流行，到晚清近世使用頻繁，並且仍為今天學術界所廣泛使用。[1]本文所說的唐宋詞學，則是指前一種，是唐宋時期流行使用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學名詞。它胚孕於齊、隋之際，成立於唐初，為唐人所廣泛使用；宋、元時代仍然延續使用，至明、清而近於式微。到了近代以後，則差不多成了一個歷史的名詞，以至於其準確的內涵，今人鮮能叙述。以曲子詞的創作批評與研究為對象的詞學，在近世已成一種顯學；而唐宋辭章之學的“詞學”這個概念，則沉晦在文學語義演變的歷史長河中，差不多被近代以來的文學史與批評史的研究者所完全忽略。但是，唐宋詞學概念的形成、流行及其變化，對於瞭解唐代文學的特點及魏晉迄唐宋文學的演變大勢，有著十分重要的關係，對於重新把握中國古代文學的創作觀念與寫作特點也會有所啟發。本文側重從概念及其所指來考察唐宋詞學的分野，為唐宋文學史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角度與方法。 一、 詞學一詞的形成及其背景 詞學又稱辭學，根據現存的文獻，其詞唐初開始流行；但《舊唐書》等文獻在涉及陳、隋人物時，已多記載其在當世以詞學著稱。如《舊唐書》卷七十《格輔元傳》：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德仁，隋剡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繁師玄、羅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為“陳留八俊”。 又《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上《賀德仁傳》： 贺德仁，越州山陰人也。父朗，陳散騎常侍。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贺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 又《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五下《楊瑒傳》： 楊瑒，華陰人。高祖缙，陳中書舍人，以辭學知名。陳亡，始自江左徙關中。 以上數條，雖出《舊唐書》，但所述皆陳、隋間人事。體會其語意，如稱格德仁在隋時“以詞學擅名”、賀德仁與其兄德基及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楊縉(按：馮惟訥《古詩紀》作陽縉[2])“以辭學知名”，都應該是記載陳、隋當代的評論。雖然從今存的陳、隋文獻中，我們還沒有發現詞學一詞的用例。但根據史書評論人物多採用當時人語的慣例，詞學一詞，在陳、隋間應該已經開始使用。唐初人物、文學、言論多直接承自陳、隋，詞學一詞的使用也是這樣，應該是發端於前代，流行於唐初。 初唐及盛唐時期，詞學一詞開始流行。《全唐詩》卷一百七《徐堅》： 凡七入書府，又討集前代文詞故實，為《初學記》。堅與父齊聃俱以詞學著聞。 《舊唐書》卷五十一《上官婉兒傳》： 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赋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 《舊唐書》卷八十七《魏玄同傳》“史臣曰”： 玄同富於詞學(又“魏玄同傳”：“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 《舊唐書》卷九十八《韓休傳》： 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宫，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為乙弟，擢授左補闕。尋判王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為虢州刺史。 《舊唐書》卷九十九《嚴挺之傳》： 時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龄同在相位，九龄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為中書令，甚承恩顧。 《舊唐書》卷一百零二《劉知幾傳》：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胤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赋》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 《舊唐書》卷一百零七《涼王璿傳》： 先天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年，以漸成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令中官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令進膳。又引詞學工書之人入教，謂之侍讀。十王，謂慶、忠、棣、鄂、榮、光、儀、颍、永、延、濟，蓋舉全數。 《唐大詔令集》卷六十三《加王琚等食實封制》： 王琚体融纯粹，鉴激精微，谟猷济时，词学辨政。[3] 此外用例尚多，不贅舉。由上述用例可知，唐人所謂詞學，即辭章之學。當時擅長辭章寫作之人，即被稱為“有詞學”、“詞學見長”、“富於詞學”。朝廷文學侍從之臣，則被稱為“詞學之臣”，又簡稱為“詞臣”，如《新唐書·張昌宗傳》“詞臣爭為赋詩以媚后”。又《舊唐書·職官志二》叙唐初翰林院待詔中，亦有“詞學”一職： 翰林院。天子在大明宫，其院在右銀台門內。在興慶宫，院在金明門內。若在西內，院在顯福門。若在東都、華清官，皆有待詔之所。其待韶者，有詞學、經術、合練、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别院以廪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許敬宗、褚遂良。永徽後，有許敬宗、上官儀，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鬥候進止，時號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韋承慶，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崔湜，又代其任。玄宗即位，張說、陸堅、張九龄、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聞當代四人，以備顧問。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出。尤擇名士，翰林學士得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已後，為學士承旨者，多至宰相焉。 由上述可見，詞學與翰林學士、北門學士，是相通的概念。但翰林學士、北門學士等是官名，是從官職方面來講的。詞學則是一個學科的名詞，是從專業内容來講的。唐代翰林學士後世又稱“翰學”，其義與詞學相近，但比詞學更加專狹，是專指翰林學士的詞學。又《翰林故事》記開元中事，有云：“由是始遷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居翰林。”“詞藝”一詞，與詞學涵義基本相同。 詞學作為一個詞在使用上的流行，與朝廷及官方機構對文學的崇尚及相關措置文學人才的機構的確立、文人在官方職志上的明確化等方面的因素直接相關。宋人葉適論云： 自北齊至隋，詞學匯興。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名章俊筆，相繼而起。後世乃謂東漠以來道喪文敝，房、杜、姚、宋不能救，而古文由韓愈始復振。此論固不可易。本朝繼之以歐、王、曾、蘇，然雖文詞為盛，往往不過記叙、銘論、浮說、閑語，而著實處，反不如唐人遠甚。[4] 所謂“北齊至隋，詞學匯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興盛的意思，而是指官方對設立文館、提倡文事，包括修撰史書、類書及文章供奉諸事，這些其實也正是後世官方詞學的主要的内容。葉適特別强調“北齊至隋”，是將唐初朝廷右文政策直接追溯到齊、隋，具體來講就是北齊設立文林館、隋設文林郎等舉措。《北齊書·文苑傅序》記載北齊後主愛好詩赋，重用蕭慤、蕭放、顏之推等人，謂之館客。“放及之推意慾更廣其事，又祖頲輔政，愛重之推，又托鄧長颙漸說後主，屬意斯文。三年，祖頲奏立文林館，於是更詔文學士，謂之待詔文林館焉。頲又奏撰《御覽》，詔頲及特進魏收、太子太師徐之才、中書舍人崔劼、散騎常侍張雕、中書監陽休之監撰”。文林館待詔多達五六十人，齊、隋之際最重要的文學家如盧思道、薛道衡、李德林等人都列名其中，開啟唐宋時期朝廷崇尚詞學、重用詞臣的風氣。文林館制度在其後的周、隋有無延續，不得考知，但隋煬帝愛好文學，多招南北文學之士。又《隋書·百官志下》記載秘書監屬宫，除著作郎、校書郎等官外，又置“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這正是北齊後主置文林館待詔學士制度的一種延續，衹是不像北齊文林館待詔學士地位那麽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時主好文，形成各種以君主、或權要為東道主的文人團體，齊、梁時期此風尤盛。北齊設文林館，正是這種風氣的發展。北齊之前，漢靈帝鴻都門學、魏明帝崇文館、劉宋明帝所設的儒、玄、文、史四學中之“文學”，都是官方設立的文學機構；但文林館出現於朝野士庶競相崇文之風達到高潮的南北朝後期，其規模與影響都比它們大得多。尤其是齊文林館、隋文林郎等制度離唐朝最近，直接影響了唐初太宗設立文學館的舉措。至少在制度的層面上，我們可以將北齊文林館視為唐代官方詞學機構的一個直接的起點。葉適的上述議論，正是客觀地概括了這一歷史事實。上面我們指出過，詞學一詞的生成，應該是齊、隋或陳、隋之際，這與南北朝後期的崇文風氣有直接的關係。 葉適所說的“太宗又置文學館，收拾時彥”，指唐太宗朝的崇文舉措，《舊唐書·本紀第二·太宗上》記載唐高祖武德四年秦王李世民設立文學館之事： 於是海內漸平，太宗乃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為學士，每更值閣下，降以温顏，與之討論經籍，或夜分而罷。 李世民《置文館學士教》稱諸人“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咏風雅”[5]，可見文學館所重在於詞章，正是唐代朝廷重用詞學之臣的開端。太宗的右文政策還表現在選舉制度上，《舊唐書·本紀第三·太宗下》記載貞觀十一年四月： 丙寅，詔河北、淮南舉孝悌淳篤，兼閑事務；儒術該通，可為師範；文辭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政體，可委字人；並志行修立，為鄉閭所推者，给傳詣洛陽宫。 太宗此舉，仍是使用漢魏以來施行的鄉舉里選的方法，可以說前代制度的延續，但在上述幾項選舉内容中特別設立“文辭秀美，才堪著述”的一項，卻是選舉方面的新内容。貞觀十六年，又詔舉天下諸州人才，其中也有“文章秀異，才足著述”一項。其對唐初朝廷重視詞學的風氣與制度的形成及其科舉的進士科、制舉博學宏詞科有直接的影響。《舊唐書·文苑傳》的作者看到了這種情況，其述貞觀文學風氣云： 爰及我朝，誕生賢俊，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蛇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缛句。韻諧真奏，詞炳丹青，故貞觀之風，同乎三代。 太宗朝立文學館之事，則文學史家論之甚多。武則天對詞學的崇尚，比之唐太宗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唐沈既濟著《詞科論》論述唐人重視詞章之學風氣，就特別强調高宗、武后時期武則天崇文的作用：“初，國家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參決聖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遐久浸以成風。”[6]又中唐獨孤及《唐故朝議大夫高平別駕權公神道碑》述開元十八年事云：“於時，天下無兵百二十餘載，縉紳之徒用文章為耕耘。登高不能賦者，童子大笑。”[7]以修辭比事為核心觀念的唐代詞學，正是在初唐至盛唐這種崇文風氣的背景下趨向極盛，而詞學一詞的流行，也與密切相關。 在上述背景下形成的唐人詞學一詞，具有濃厚的官方文學的内涵，或說詞學一詞的流行，兆端於官方對文學及文學人才的重視。文章本屬“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向被視為一種技藝；但魏晉以降，文人文學發達，歷代君主及王侯顯貴，多躬事文學，並多招集文學之士，向來被視為與俳優與女工绡縠相提並論的辭章之藝，其地位較之兩漢時代有了很大的提高。詞學這個概念胚孕於六朝、產生於陳、隋與初唐之際，正是辭章藝術地位提高的一個標誌。這裹我們要分析“學”這個概念在中國古代語境中的內涵，其中之一就是帶有官方學問的性質。某一門類的學術或藝術被稱為“學”，在很多場合是標誌著官方對其承認。另一方面，一種學問或藝事被稱為“學”，從其主體即該學的持有者來說，則須具有道與術、道與藝相結合的士君子的身份。最早被稱為“學”的，是漢代經學及其各個分枝。其後南朝劉宋明帝時期，立文、史、儒、玄四學，也促成了文學、玄學、史學等學問名稱的成立。唐代國家學校所設博士中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等博士，北宋徽宗重繪畫，則設“畫學”。這都說明，中國古代的學問藝能被稱為“某學”，往往起始於官方的設立。由於官方的設立，使得不少原本衹被視為技藝甚至被視為雕蟲小技的專業，陸續被增入“學”的行列。尤其是象繪畫、書法、算術等被稱為畫學、書學、算學，就是由於官方設立相應學科門類的原因。詞學一詞的出現，其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於辭章之藝被列為官學之一種。“學”的另一重要含義是某種學問在内容上是有本有末，有道有體，並且其學問與藝能的主體被認為是有道有藝的士大夫、士君子，即學為君子之事。蘇軾《書吳道子畫後》：“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秦漢至唐而備矣。”[8]可見被稱為“學”的，其主體為君子，而百工之掌衹能稱為“技”。相對“學”的前一内涵即官方正統的學問與藝術來說，學的後一内涵即學為士大夫、士君子之事這一點，比起前一點更為重要。衹要“學”的主體是士大夫，那麽縱使其學術、藝能並沒有進入官方的正統的體系，但仍具有一種尊嚴與合法的地位，這就是官學之外，還有在野士大夫、士君子的私學，與朝廷及政府的官學相對應。 從上面論述可知，唐代詞學一詞的發生，與六朝以來統治者重視辭章之學、朝廷文學侍從制度的日趨完善，以及科舉、制舉的重視文辭藝術的風氣都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說，唐代詞學的形成，是文學的官學的成果，因此其所反映的也是一種官方文學的文體觀念與文學理想。 二、 詞學概念的内涵與唐代詞學的傾向 詞學，顧名思義，為文詞之學，後人亦常稱辭章之學，即撰寫文章的學問和能事。東漢中晚期以降，辭赋創作興盛，且其地位比之西漢有很大的提高。至魏晉，更加上文人詩歌創作風氣的發展，其他公私應用文體如章奏、書翰、銘、誄、箴、頌之類也日趨唯美化，甚至史傳寫作也明顯地趨於美文化。當時人視為文學之能事者，實有兩道：一為屬詞，具體表現為摛文擅藻，至齊、梁以降，又重以聲律；一為比事，即數典用事。這兩種風氣，使得六朝人在認識文學的性質時，又將它與博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史書評論文章之士，例以“博學善屬文”為詞。其例始自班固《漢書》，如卷六十四《終軍傳》：“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至范曄《後漢書》受南朝崇文風氣影響，博學、善屬文之類的評語使用得更多，如《後漢書》卷三十一《蘇章傳》：“章少博學，能屬文。”卷五十二《崔駰傳》：“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卷八十《邊讓傳》：“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赋》，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又《後漢書》卷二十八《周邑傳》章怀注引《東觀記》曰：“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可見尚修辭博辨的文學觀念，正可追溯到東漢中期的尚詞、宏博的創作傾向。魏晉以降，這種風氣進一步發展，尤其辭赋、駢文及詩歌數典用事技巧寫作特點的逐代增重，藻彩與用事成了人們認識文學性質的要點。詞學一詞，也正是在上述的文學背景中孕生的，它所體現的是一種尚詞的文學觀念。日本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中有“南北朝的修辭主義”一說[9]，雖然不是什麽高深的見解，但卻用了一個概括得比較準確的現代詞。“詞學”正是由“修辭主義”的文學觀所產生的一個文學術語。唐宋選拔辭章之士的制舉科以“博學宏辭(詞)”為名，正是這種文學觀念的延續。而這兩者也構成了詞學的基本内涵，並且代表了六朝至唐代文人文學的核心觀念。這種尚辭的文學觀，與我們所理解的尚情志的文學觀有很大的差異，它以詞(即修辭)為一切文體根本要素，所以不僅是純文學歸在詞學的範疇内，而且應用文學也屬於詞學的範疇。非但如此，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由於詞臣的職能所在，唐代詞學的重心，正在於製作典章誥制及各種公私文翰。詞臣及預備成為詞臣的文人，也以此為詞學的主要修習内容。如唐代詞學考試中，不僅詩赋策論屬於詞學，書判之類也是詞學的重要構成部分。杜佑《通典》卷十五《選舉三》叙唐制云：“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可見無論是試博學宏詞與書判拔萃，都是以“詞美”為最重要的判斷標準。不僅如此，應用文體由於缺少情志景物等其他美感因素，在造成美感功能方面所依賴的衹在屬詞比事，某種意義上更能突出“詞學”的基本功能，所以唐、宋兩代的文人，多以此為衡量詞學的尺規。而詞學的一詞的內涵，也越來越傾向於公私應用文學方面。 在詞學一詞流行之前，六朝人用來指稱文章藝事，還是用“文學”一詞，如前述《北齊書·文苑傳》叙述文林館之事，仍用“文學”一詞。然而，此時的“文學”一詞雖然在實際的使用上已經侧重於文章學方面，但其中的儒學、經籍之學的内涵，畢竟還是存在的。就文學這個概念來講，在整個中國古代的文論語境中，近代以前，始終沒有完全演化成與我們今天使用文學一詞完全相同的內涵。而詞學一詞，則是專指文學創作而言，是與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文學一詞内涵上最為接近的一個詞彙。從這一意義上說，詞學一詞的出現，標誌著文學創作的進一步自覺化與獨立化。所以，“詞學”與比它更早出現的“文學”的關係，不是簡單的取代，而是從其中進一步地提純出文章之學的内涵。在詞學之前，六朝用以總稱文學的詞彙，有“文章”、“翰林”等詞，但都不如詞學之明確與規範。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唐、宋時期使用的詞學一詞，是否與我們今天所使用與文學一詞在内涵上完全叠合呢？换言之，唐宋詞學能够概括唐宋文學的全部呢？並且，詞學它所指向的文學觀念是否能够唐宋文學的主流觀念呢？這其實是一些關涉到唐宋文學體系的很復雜的問題，需要進行認真的勘辨。 在唐人的許多用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詞學與文學尤其是文人文學的整體是基本叠合的。歐陽行周《與王式書》稱： 自晉宋齊梁，則有若陸機、鮑昭、謝朓、江淹亦以登庸，雖道德器用不及曩辰，而詞學、詩流為一時之秀。[10] 《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貢舉·王維》條： 岐王因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文乎？”維則出獻懷中詩卷呈公主。 孫逖《授賀知章太子賓客等制》： 贺知章等衣冠耆舊，詞學宗師。[11] 劉禹錫《和州謝上表》： 臣業在詞學，蚤歲策名，德宗尚文，擢為御史。[12]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元稹傳》載： 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辭學，謂稹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 從以上各條可見，唐人所說的詞學是指各種文體寫作的辭章藝術，也包括詩歌創作在内，如《太平廣記》叙王維之事一例明顯可見。這種使用的情況，在宋代仍有延續。如《歷代名臣奏議》載韓駒上論有云：“太宗始尚文教，則士有王禹偁、蘇易簡倡其風；真宗敦好詞學，則有晏殊、楊億為之冠。”[13]又《宋史》卷二百九十三《王禹偁傅》：“禹偁詞學敏赡。”鄭俠《和孔義甫送謝丈致仕》：“公本神仙人，眸子如點漆。少年富詞學，胸府羅星日。”[14]僧參寥《送伯言赴姑蘇上幕》：“都城公子海，賢否良難會。從容翰墨場，班班知所詣。超然三四公，詞學昔人配。源流出蘇黃，汲引功豈細。”[15]黃庭堅《與元陟贊府書》：“頃者與圜明欵曲，極道足下詞學之美。”[16]這幾例尤其是僧參寥使用的這一例，一邊稱“詞學昔人配”，一邊說“源流出蘇黃”，可見其所說的“詞學”仍指包括詩文辭赋在內的一切修辭藝術。由這些用例可見，北宋人所說的詞學，仍是概括辭章文藝之全部，即文人的詞章之學。 但是，詞學一詞所包含的文學觀，是明顯地延續以屬詞比事與核心的六朝文學傳統，而其在文體方面，又是側重於駢儷辭章與官方的純雜文體。這是因為六朝的文學，我們今天雖然最重視其詩歌，但在當時文人的創作觀念中，辭赋實為其中心。詞學一詞，正是這種以辭賦為中心的文體觀念所派生的；它與詩學中重視言志、抒情、吟詠性情的文學觀有一定差異。也正因為這種原因，詞學一詞在詩歌創作的領域並不流行。另外，詞學因為以修辭為文學的第一要義，所以其概括的对象，基本上不出文人文學的範圍，我們現在所重視的如像變文、曲子詞、話本等民間性質及音樂娛樂性質的文體基本不包括在內。另外，就文學淵源來講，“詞學”直接來自於六朝，是以六朝文學為中心的，唐宋詩歌創作中以漢魏為旨歸復古詩學及以三代秦漢文章為典範的古文學，也與詞學的内涵有相當的歧異。上文引述的葉適之論，認為“詞學匯興”而“道喪文敝”，雖賢如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古文由韓愈始復振”，可知唐宋人所說的詞學，是側重於指六朝以來講究藻飾、用典、聲律等修辭因素的文學技巧，也就是以與古文相對的駢儷文為中心的文體范疇。這種文學風氣與文體系統，其成熟並臻至高峰，正是在南北朝後期到初唐時代。而這個時期，在文學發展的機制上，又是廟堂、宫廷起主要的作用的時期。上述崇尚詞學的風氣，與君主及貴族的文學趣味正好合拍。由此而言，所謂“詞學”，可以概括為以宫廷的修辭趣味為核心的一種文學。這種詞學在唐代屬於“官學”，其文學的淵源，唐人多追溯至六朝。元稹《唐故工部員外 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聲勢，謂之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矣! 所謂“官學”，從制度屑面上講，包括官方設立文史機構、推行右文政策、崇獎與重用文學人才；從文學本身來講，就是沿承齊梁以降的修辭主義的文學傳統。其中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律詩與駢文。 作為宫學化的詞學的主體，有兩大的部份，一是我們今天稱為文學侍臣的詞臣們的寫作，也包括公府、幕府的同樣帶有“御用”性質的一些寫作；一是唐代進士及制舉中的詩賦策論的寫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種應試文學的學習與創作的風氣。 從文學審美傾向來說，唐代詞學是以廟堂與宫廷的文學趣味為核心的。對於有唐一代的大多數文人來說，為朝廷製作文章、以文學供奉君主，是被他們視為文人的正業。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最有價值的文學創作，也是供奉朝堂、潤色鴻業的文學。初唐文學家李峤在呈獻给皇帝的《自叙》中說的一番話，就代表了當時文人的普遍的理想： 倘得參名芸閣，假迹蓬山，探石室之秘文，覽金版之遗籍，聽歌探頌，以觀四方之風，講藝論詩，以崇三代之式，第其科目，載之簡編。大以薦陳郊廟，報享成功，小以敷布樂章，潤色鸿業，使宏勳播於金石，盛德流於舞詠。光濟於當日，洋被於來葉。然後退沒草澤，下入幽泉，猶生之年也。[17] 這種文學觀，在廟堂與宮廷的應制文學盛行的初唐時代，尤其普遍，可以說代表初唐文學家的基本理想。進入盛唐之後，在野的文學更加的發展，文學家才更多地擺脫這種以御用為宗旨的文學價值判斷，追求更加個性化、情性化的文學。但即使是在這個時期，盛唐的文學家也沒有完全放棄上述李峤式的文學理想，王維、杜甫等人在安史之亂後所作的早朝大明宫的雅頌體七律就是一個例子。同樣，李白也曾做過短期的御用文人。儘管從今天的標準的來看，李白擔任御用文人時所創作的詩文，決非其精華部分，但李白本人是以此為榮的，唐宋時代的一般的文人，對於李白的這種經歷也是艷羨多於否定的。現存的明刻仿咸淳本《李翰林集》，每卷之前，都寫著“翰林供奉李白”[18]，就反映了這種情況。詞學這一文學範疇的基本指向，就是這種以君主(或霸府、幕府)為对象各種應用與應制的文學，即從詔誥文書到雅頌歌咏。這一在我們現在的文學史研究與文學叙述中被邊緣化甚至被否棄的純文學或雜文學的寫作，在唐代卻是文人趨之若騖的文章正道。伴随著詞學一詞，還衍生了像“詞宗”、“詞林”、“詞苑”、“詞場”這一類詞語。其中詞宗是指朝廷製作文章的巨匠，初盛唐之際的李峤、張說與張九龄，都曾被稱為“詞宗”，徐浩《張九龄神道碑》：“中書令李公，當代詞宗。”李隆基《命張說兼中書令制》：“當朝師表，一代詞宗。”“詞林”之義與“翰林”相近，《舊唐書·許敬宗傳》載許敬宗撰有《文館詞林》(今存)，又《舊唐書志第二十七》載《小詞林》五十三卷。“詞苑”《舊唐書·志第二十七》載康明貞《詞苑麗則》二十卷，《新唐書·志五十》載康顯《辭苑麗則》三十卷，疑是同書。于邵有《詞場箴》，其中云：“惟士立德，必先修詞學，猶殖也，問以辨之。古有明訓，守而弗失，質豈勝文，文其猶質。”又云：“文之為大，言不可已；上應天光，下符地理。”復云：“耽耽公府，秩秩德音；文苑重式，詞場以箴。側陳芻議，敢告翰林。”[19]所反映的正是唐代正統詞學的基本觀念。這些辭彙，都是由“詞學”派生的廟堂、宫廷、公府文學的辭彙群，在内涵上可與詞學相互印證、相互補充。 唐代的文學考試，如進士科、博學宏辭科，都是由六朝崇文政治中發展出來的，無論在制度層面還是内容實質上看，都是屬於“詞學”範疇的，其使用的文體與試律詩、試律賦，典型地反映了以六朝形式化文學為旨歸的文體觀。其中的一些寫作技巧如隸事、“賦得”古人名句等作法，都可直接追源於梁、陳文學。所以，今人研究六朝文風在唐代甚至宋代延續發展的問題，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進士科及各種文學内容的制舉在文體與文風方面所體現的以六朝為旨歸的表現。博學宏詞科與進士科的考試，在文體方面所表現的特點是相近的，王應麟《辭學指南序》即云：“博學宏辭，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即授官，韓退之謂所試亦禮部之類。”[20]所謂禮部之類，即指進士考試。可以說，唐宋的博學宏詞科，正是進士科考試的延伸。從文體來講，是帶有時文與今體的特點的。宋人多稱博學宏詞為詞學，其使用習慣實可追溯到中晚唐之際。 魏晉以降，屬詞比事的風氣日趨濃厚，與此風氣相應的是駢文文體的形成以及類書編纂風氣的流行。這兩者都包括在詞學的範疇裹面的，並且是構成唐宋詞學的主體。因此，唐宋詞學的淵源，不僅可追溯到六朝屬詞比事風氣，還應追溯到與此文學風氣桴鼓相應的魏晉六朝的類書编纂之學。曹魏時期编纂的《皇覽》，向來被認為是類書的開端，而作為编纂之基本條件與背景的，正是曹魏文學創作的繁榮，尤其是初步呈現的宏博之氣，駢儷之體的曹魏文風。《三國志·魏志》卷二《文帝紀》載曹丕：“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随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據同書卷二十一《衛覬傳》載王象與衛覬都是以文章顯：“黃初時，散騎常侍河内王象亦與覬以文章顥。”曹丕委託一位文學家編類書，正是反映了類書的编撰與屬詞比事風氣的密切的關係。其後隋唐各代的類書编纂，也一直是由歷代代表性的文學家承擔的。所以，唐人所謂詞學，是包括類書编纂之學在内的。《全唐詩》卷一百七《徐堅小傳》：“凡七人書府，又討集前代文詞故實，為《初學記》。堅與父齊聃俱以詞學著聞。”《大唐新語》卷九載： 玄宗謂張說曰：“兒子等欲學綴文，須檢事及看文體。《御覽》之輩，部帙既大，尋討稍難。卿與諸學士撰集《要事》並要文，以類相從。務取省便，令兒子等易見成就也。”說與徐堅、韋述等編此進上，以《初學記》為名。 玄宗稱作文為“綴文”，並將“檢事及看文體”視為兩大要點，這正是唐人所謂“詞學”的基本内涵：一為熟悉各類文體，二為掌握足够驅遷的事類、典故。類書就是為這兩個目的編纂的，即一為提供各類辭章的標準文體；一為提供各種主題與題材的豐富事類。所以，唐代類書编纂實為唐人詞學的重要構成部分。唐玄宗所說的《御覽》為北齊文林館學士编的大型類書(見上引)，前述宋人葉適將唐初詞學追溯至北齊，當然也包括《御覽》對初唐類書编纂的影響。唐宋詞學作為一種專學的全部，是同時包括擅長辭章、熟知文體、熟稔事類這些内容在内，這些内容同時構成唐宋時期判斷一位學者是否擅長詞學的標準。則像宋代學者王應麟，雖然在我們今天不被視為當時文學的代表，但编纂大型類書《玉海》，並附為準備博學宏詞科考試的人做教材用《辭學指南》，又有《詞學題苑》，正是被視為詞學巨擘式的人物。同樣，理學家真德秀也是以詞學見長的。由此可見，詞學以博學與巨集詞為修養的目標，其淵源應該追溯到魏初编《皇覽》的王象諸人。他們正是後來唐宋詞臣之先驅。長期以來，我們都沒有為類書编纂尋找基本的學術依據，現在我們認識到其為唐宋詞學之一部分，就能對其功能與性質作出更全面、合理的解釋。 三、 唐宋時代的博學宏辭科 初唐重視詞學與詞學人才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制舉中博學宏辭的出現。博學宏詞科的出現，標舉著唐代詞學科舉的成熟，此前唐代選舉與制舉中，如的名太宗貞觀十一選舉中的“文辭秀美，才堪著述”、高宗乾封二年的“詞赡文華科”、上元三年的“文學優赡科”，儀鳳二年有“下筆成章科”、儀鳳四年詔令諸州明揚仄陋，有“藻思宏麗，詞擅文宗”一項[21]，中宗嗣聖元年“策詞標文苑科”[22]，武則天大足元年有“文擅詞場科”[23]，中宗景雲三年有“藻思清華科”等等，都可以說是博學宏詞科的前身。至唐玄宗開元五年，才開始用“博學宏詞科”這個名目，然據徐松考證：“博學宏詞置於開元十九年，此猶制舉也。”[24]徐氏之言良是，因為此後開元六年尚有“博學通藝科”、開元七年有“文詞雅麗科”，開元十年有“文藻宏麗科”，至開元十九置“博學宏詞科”，才為歲舉的之制。《舊唐書》卷一百四十六《蕭昕傳》載：“開元十九年，首舉博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實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遣。”這是唐宋博學宏詞科的開始。王應麟《辭學指南序》總結唐代的詞科考試云： 博學宏辭者，唐制也。吏部選未滿者，試文三篇(賦、詩、論)，中者即授官。韓退之謂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然名相如裴、陸，文人如劉、柳，皆由此選。制舉又有博學通議、博通墳典、學兼流略、辭擅文場、辭殫文律、辭標文苑、手筆俊拔、下筆成章、文學優贍、文辭秀逸、辭藻宏麗、文辭清麗、文辭雅麗、藻思清華、文經邦國、文藝優長、文史兼優之名。 上述以博學宏詞為中心的唐代辭章之學的考試，與進士試詩賦雜文一起，構成了唐代的文學考試制度，正是促使唐代詞學繁榮的重要機制。還有，即使僅從各種制舉的科目名稱，也可以看出以宏博與藻麗為主要趨向的唐代的文學觀念。這種文學觀念正是六朝屬辭比事文章學的發展。 宋代制舉，以博學宏詞科為最盛。《宋史·選舉二》： 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傑，天于每親策之。然宋之得才，多由進士，而以是科應詔者少。惟召試館職及後來博學宏詞，而得忠鲠文學之士，或起之山林，或取之朝著，召之州縣，多至大用焉。 可見博學宏詞是在進士科之上，進一步選拔文才卓異之士的一種制度。其應試者多已經成名、立於朝列的文士。與此相類的則是選拔館閣人之才的館閣之試，即上文中所說的“召試館閣”。這兩種考試，都是屬於詞學的範疇的。即注重記誦與駢儷文的寫作能力。但在北宋是復古文學思潮占主流的時期，駢儷文體漸衰，衹是朝廷的文書仍沿用駢儷之體，而北宋著名的文學家如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都是以古文見長的，所以詞學一門頗受輕視。王安石改革科舉，更是以經術為主，辭章殆廢。但北宋後期的紹聖年間，為補救以駢儷為體的朝廷文書寫作人才的選拔。置宏詞科。開了南宋崇重詞科的先例，《宋史·選舉二》： 紹聖初，哲宗謂：“制科試策，對時政得失，進士策亦可言。”因詔罷制科。既而三省言：“今進士純用經術。如詔誥、章表、箴銘、賦頌、赦敕、檄書、露布、誡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闕，且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遂置宏詞科，歲許進士及第者詣禮部請試，如見守官則受代乃請，率以春試上舍生附試，不自立院也。試章表、露布、檄書用駢儷體，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體或駢儷體，惟詔誥、赦敕不以為題。凡試二日四题，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則上之三省復試之，分上中等，推恩有差；詞藝超異者，奏取旨命官。大觀四年詔：“宏詞科格法未詳，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政和增為五人。不試檄書，增制誥，以歷代史事借擬為之，中格則授館職。宰臣執政親屬毋得試。宣和罷試上舍，乃随進士试于礼部。 宋代詞學科考試的常規化，正是開始於紹聖、大觀間宏詞科(詞學兼茂科)的設立。這一制度到南宋時期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高宗立博學宏詞科，凡十二题，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體制一古一今。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外、入貲及犯贓人外，公卿子弟之秀者皆得試。先授所業三卷，博士院考之，披其尤者召試，定為三等。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與堂除，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試同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南渡以來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 南宋博學宏詞科，簡稱詞科，理宗嘉熙三年，又有所改革，直接稱“詞學科”，見《宋史·選舉二》： 理宗嘉熙三年，臣僚奏：“詞科實代王言，久不取人，日就廢弛。蓋試之太嚴，故習之者少。今欲除博學宏詞科從舊三歲一試外，更降等立科。止試文辭，不貴記問。命題止分兩場，引試須有出身人就禮部投狀，獻所業，如試教官例。每一歲附銓闈引試，惟取合格，不必拘額，中選者與堂除教授，已係教官資序及京官不願就教授者，京官減磨勘，選人循一資。他時北門、西掖、南宮舍人之任，則擇文墨超卓者用之。其科目，則去宏博二字，止稱詞學科。”從之，淳祐初，罷。景定二年，復嘉熙之制。 從上面的文獻可知，詞科在整個南宋朝廷的選舉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對南宋一朝學術及文章的影響，實非鮮淺，最直接的就形成南宋時期詞學的興盛。《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類書類》王應麟《玉海》提要云： 宋自紹聖置宏詞科，大觀改詞學兼茂，至紹興而定為博學宏詞之名，重立試格。於是南宋一代通儒硕學，多由是出，而應麟尤為博洽。 除王應麟外，通儒真德秀也長於詞學，《宋史》卷四百二十《王埜傳》真德秀授王氏詞學之事：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蔭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奥也。詞科惟强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 由這一條可見，詞學是南宋時期的一種顯學，也可以說是南宋時期文章學的核心。又王氏《辭學指南》亦多引真德秀之語，如《誦書》篇載：“西山先生習此科，翻閱古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與王器之書》曰：“某於此甚留心，獨恨吏事所纏，不得專心致意。”又《制》篇載：“辭科之文，謂之古則不可，要之與時文亦夐不同，蓋十二體各有規式。”[25]詞學主要的内容就是以朝廷的詔告文書為中心的各種應用文體。其文體使用四六文，可以說就是“四六文學”。實是當時所謂時文的一種，王應麟《辭學指南·制》云：“前輩制詞，謂王初寮、汪龍溪、周益公最為可法，蓋其體格與場屋之文相近。”南宋文章，雖沿北宋，而有很大的變化，總的來說，是古文衰落，時文興盛，這與詞學盛行有很大的關係。與進士科以青年士子為主要对象不同，詞學是進士科之上的更加高级的朝廷文學臣僚的選拔考試，其選拔的对象為已經中過進士做了官的人。這就將大批的文人學士納入彀中，讓他們都去從事“口不輟吟，筆不停綴”的應用性的四六文的寫作。所以簡單地說，南宋詞學興盛是古文衰落的基本原因。另外，“詞學”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博聞强記，即王埜所說的“詞科惟强記者能之”。前引理宗嘉熙三年臣僚之奏中說强調“止試文辭，不貴記問”，也說明詞學實際就是記聞與文辭相加的學問。王應麟是南宋詞學之冠，其治學也是以隸事見長，他編纂《玉海》二百卷，“即為詞科應用而設”[26]，又编《小學绀珠》十卷，“分門隸事，與諸類書略同”[27]。南宋學風，重在博聞强記，詞學可以說一大要因。就兩宋文風來說，北宋古文盛而駢文衰，南宋駢文盛而古文衰，可以說南宋時期是詞學興盛的時代。從這裹我們可以看出來，詞學的内涵，並不等同我們今天所說的文學。 詞學一詞，原為辭章學之總名，其概念從最寬泛的意義來講，甚至可以概括文人文學之全部。但是，到了南宋，由於博學宏詞科修習、應考風氣的興盛，“詞學”成了博學宏詞科的專名。詞學考試在文體上有嚴格規定，為制、誥、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等十二種體裁，其文體則以四六為主。南宋時期修習這種考試科目的被稱為詞學，出現了一批專以詞學文體見長的文學家。王應麟的《辭學指南》，是南宋詞科考試的教科書。王氏《辭學指南》中《编題》、《作文法》、《語忌》、《誦書》、《编文》等篇，是總論詞學文體的寫作要領與貯材、取法的問題。對我們瞭解南宋時期的文章學有重要的參考作用。接著的主體部分的十二篇，依次詳述前引詞科十二種文體的特點、寫作要領，並在各類下選擇若干範文，施以評點與評論。全書除闡述王氏自己的觀點外，更多地引用兩宋文章家的言論，尤其是南宋詞學家的言論。因此，此書可以說是南宋詞學的集成之作。 從文風方面來講，詞學是以館閣文風為指歸的。《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四明文獻集》卷一百六十五載：“應麟以詞科起家，其《玉海》、《辭學指南》諸書，剩馥殘膏，尚多沾溉。故所自作，無不典雅温麗，有盛平館閣之遺。”由此可見，從文學風格來說，所謂詞學體，就是館閣體。南宋詞學，至元明時期仍有流衍，《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元末文人最盛，其以詞學知名者，又有張憲、周砥、高明、藍仁之屬。 稱元末文人最盛，而又特舉以詞學知名者，正可此時的“詞學”，其内涵已經固定為上述詞科的特定文體的寫作上。又元人蘇天爵《滋溪文集》卷九《元故翰林侍讲学士知制誥同修国史赠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袁文清公墓誌銘》： 在詞林幾三十年，扈從於上京凡五，朝廷制策，勳臣碑版，多出其手，嘗奉詔修成宗、武宗、仁宗三朝大典。 這里的詞林，即指翰苑館閣。清代康、乾盛世的博學宏辭科，仍然是屬於詞學範疇。駢文與宏麗文風自唐至清、近代延續不絕，一直與古文相存相抗衡，歷代的詞科制度可以說是其最重要的支撑點。 小結 詞學淵源於六朝，興盛於初唐，實為同期文學的主流。盛唐之後，文學史發展的主流轉為文人個體的為主的創作，尤其是初盛唐的復古詩學與中唐的古文運動，齊、梁以來的以駢儷與隸事為主的文學風氣被文壇的主流所捨棄，但包括進士試的試律詩、試律赋及各種詞學制舉在内的科舉考試，仍是詞學重鎮。而朝廷的文詔誥的應用文學，則是詞學是真正的實踐的陣地。作為六朝文章學繼承的唐代詞學，正是在上述的條件下得以延續，演化至兩宋之際，形成專門的官方文章學，即南宋詞學，流脈直貫元、明、清三代。本文意在勾勒唐宋詞學的基本輪廓，系統的研究乃至詞學史的编寫，尚有待於來日。 注釋： [1]如：《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八《志一百二十三藝文》所載查繼起《詞學全書》十四卷、秦恩復《詞學叢書》二十三卷。 [2]日本汲古書院平成十七年(2005)影印京都大學文學部部藏嘉靖本《古詩紀》卷一百零七。 [3]宋敏求编：《唐大詔令集》卷六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4]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5]《全唐文》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l5頁。 [6]《全唐文》，卷四百七十六。 [7]獨孤及《毗陵集》卷八，《四部叢刊》初编本。 [8]《蘇東坡全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國書店影印明成化本，1986年。 [9]青木正兒：《中國文學思想史》(日文原版)，岩波書店，昭和十八年。 [10]《歐陽行周文集》卷八，《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1]李昉等编：《文苑英華》卷四百三，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 [12]劉禹錫：《劉賓客文集》卷十四，《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3]楊士奇编：《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五，《四庫全書·史部·奏議類》。 [14]鄭俠：《西塘集》卷九，《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4]僧參寥：《參寥集》卷十，《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 [15]劉琳等標點：《黄庭堅全集》卷十四，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 [17]《全唐文》卷二百四十六。 [18]《李翰林集(當塗本)》，黃山書社影印清光緒劉世珩玉海堂景宋叢書之六“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2004年。 [19]《全唐文》卷四百二十九。 [20]王應麟：《玉海》附《辭學指南》，《四庫全書·子部·類書類》，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1]徐松：《登科記考》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22]同上書，卷三。 [23]同上書，卷四。 [24]同上書，卷五。 [25]王應麟：《玉海》附《辭學指南》，《四庫全書·子部·類書》。 [26]《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玉海》，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27]《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小學绀珠》。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