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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和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迄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除唐代有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两部力作外，宋元以后便无专著探讨。到社会生活愈益复杂、史料愈益丰富的明清时代，相比科举制度本身，有关科举和文学之关系的研究，显得尤其缺乏。盖明清以来对八股文的鄙弃和抨击，已使这种文体及其写作难以进入当代的文学史叙述。当八股文这一庞大的写作事实被文学史话语遮蔽时，明清时代笼罩在科举阴影下的文学生态也部分地被遮蔽了。这一缺陷影响到我们对明清文学的整体认识，因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同样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只不过不是像唐代那样激励了文学技巧的钻研、文学才能的磨练，而是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八股文以外的文学修习。清初黄生曾说：“谈诗道于今日，非上材敏智之士则不能工。何也？以其非童而习之，为父兄师长所耳提而面命者也。大抵出于攻文业举之暇，以其余力为之，既不用以取功名，博科第，则于此中未必能专心致志，深造自得，以到古人所必传之处。”［1］这还是从用心之专的角度说的，施闰章更从教育到出版，对当日的文学写作表达了近乎绝望的无奈。他说： 才之相去，古今人不甚远也。古人之取之也博，用之也约，其学不惟诗歌文词也，而所为乃绝工。商周以下洎乎魏晋之作者，可考而知也。唐以诗为业矣，李杜数家而外，以集名者，卷帙不多。以彼一代之制，竭其平生之勤，存者不逮什一，又不取备体，其矜慎如此。今人束发受举子业，父师之所督，侪友之所切磨，胥是焉在，犹患不工。及壮长通籍，或中年放废，始涉笔于诗，稍顺声律，便登简帙。以不专之业，兼欲速之心，弋无涯之名，怀难割之爱，固宜出古人下也。［2］ 今人考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包括我自己，往往从文体表现机能的演进及文体资源的开掘来审视文学发达的可能性。然而文学在不同时代，还受到各种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总体上决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决定了人们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写作，它和社会的普遍需求是什么样的关系。参照我们亲历的当代文学史，我们不难体会政治环境和商业氛围对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而在明清两代，对文学生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环境因子是科举。围绕八股文而形成的一整套科举文化体系，构成一种文化环境［3］，文学写作在它的巨大压力下扭曲变形。从黄生、施闰章的议论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是多么深刻感受到，举业如何给文学创作造成极大伤害，甚至从根本上褫夺了人们在文学上取得伟大成就的可能。他们的感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当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们又怎么看？这关系到如何看待明清时代的文学生态及文学写作的命运。弄清这一点，对我们整体把握明清文学的历史特征至关重要。 明清科举的时代特征及对士风的影响 科举是从隋代正式形成的考试选拔制度，历唐宋愈益完善。明朝开国不久，即于洪武三年（1370）诏令开科举，翌年二月正式举行首次会试，从此确立明清两代科举的制度形式。其考试科目，“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4］。考试文体的变化只是表面现象，明代科举不同于唐宋的实质在于相应的官吏擢用制度。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明史》卷七十）这就彻底堵死了往代所有的其他出仕途径，将士人统统驱赶到科举一途上来。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看，明代一科取进士少则几十名，多也不过三百余名，清代略同。两朝人口较唐宋时代剧增，而取士名额不增反减，使得本不宽敞的科场变得更加拥挤，竞争也格外地残酷。袁枚说“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无甲乙，无目，其途甚隘。古进士多至八百人，今进士率三百人，其进甚难”［5］，这的确是明清科举的实情。 洪武十七年（1384），朝廷颁布《科举成式》，规定经义所据注解，调整考试科目，二场在原有的论一道上又增加了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由原先的策一道变为经史时务策五道，明显增加了实用文体的分量。这样，除初场试经义四道、四书文三道外，后两场主要考察的是公文写作和综合知识，加强了科举的务实倾向。这种改革原出于崇本抑末的动机，所谓“先之经术以询其道，次之论判以观其学，次之策时务以察其才之可用。诗赋文辞之夸乎靡丽者，章句训诂之狃于空谈者，悉屏去之”［6］。但对举子来说，最关键的仍在于首场的八股文，钱大昕说明代“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考官阅卷也只看首场三篇四书文［7］。清代照旧，“名为三场并试，实则首场为重，首场又四书艺为重”（《清史稿》卷一百八），首场不售，后两场再好也白搭。而八股文体式之严、考试之难，诚如彭蕴章所说： 前明以制艺取士，立法最严。题解偶失，文法偶疏，辄置劣等，降为青衣社生。故为诸生者，无不沉溺于四书注解及先辈制艺，白首而不暇他务。［8］ 更兼八股文的写作过程缺乏抒发性情和随意挥洒的乐趣，故人称“磨难天下才人，无如八股一道”［9］，而八股文的学习对士人来说就成为人生莫大的痛苦： 人生苦境已多，至我辈复为举业笼囚。屈曲己灵，揣摩人意，埋首积覆瓿之具，违心调嚼蜡之语，兀度兰时，暗催梨色，亦可悲已。［10］ 明清科举规定只有学校出身的生员才能参加乡试，而生员资格的获取必须经过县、府、院三级考试，再经受岁考和科考，以维持生员资格，才能争取参加乡试的机会。士人自童生为秀才，由秀才考举人，由举人试进士，奔走风尘，白首场屋。铩羽者固然悲叹“年年随计多辛苦，十上风尘竟何补”［11］，即使侥幸博得一第，也是“白首穷一经，得禄未足喜”［12］。对大多数人来说，功名总是晚来，而晚来的功名总不能补偿那为此耗尽的青春岁月。想想最富有生气、性情最为活跃的青春岁月，最终消磨在僵死无用的文字中，这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造力是多大的损失，而对文士的写作能力又是多大的伤害！ 在明代，也许八股文体初创，人们还有一些新鲜感；也许为此付出毕生心血，人们倍加珍视。总之，八股文名家对时文也自视为一种创造。如艾南英《答杨淡云书》说： 弟以为制义一途，挟六经以令文章，其或继周，必由斯道。今有公评，后有定案。吾辈未尝轻恕古人，后来亦必苛求吾辈。使有持衡者，衡我明一代举业，当必如汉之赋、唐之诗、宋之文升降递变，为功为罪，为盛为衰，断断不移者。则兄以为今日置我辈于功乎罪乎？［13］ 纯粹从写作的角度，当然也可以这么说。但问题是八股文究竟何补于世何益于人，没有人能举出有力的结论；相反其脱离实际、无所用于世，却是千夫所指，众口一词。梁份《复贺天修书》写道： 盖制科取士，三百年来，豪杰士亦出其中。然所学非所用，童而习之，以至老死，皆无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真才，而适售其伪。又取之不必公，文运日衰，士气日弱，学校未废而废莫或过之矣。［14］ 周吉《冒辟疆文序》也说，“国家以文章取士，非专重文章也，重乎其文章主人”，因为文如其人——“文神骨棱层者，其人必脂韦不入；文丰致高洁者，其人必风尘不染；文规矩自绳者，其人必波流不迁”。话是这么说，“今日海内操觚家，自负为宗工巨匠不少，然有当于此者寥寥。岂章句之学不足凭，竟貌是精去，而其人卒无所用于世耶？盖圣贤之语，皆是修身仪型、治平药石。吾未能内治其心，而仅图捷售于外；拈一题模空杜撰，而真血脉不存；终身与理远，而徒矜赝质售世：又何怪乎其人卒无所用于世也。况效颦西施，文亦不终日为识者鄙乎？”［15］这番话从科举的意义到实际结果，很典型地表达了明清之际人们对科举的看法，八股文与道德修养、政治才能、性情识理乃至文学创造的相关性被彻底否定。 本来，明代社会经济的发达曾为文化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兴盛的印刷业、成熟的图书流通体制带来图书的极大丰富和普及，这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然而遗憾的是，这一良好的机遇并未带来相应的学术繁荣，以至明人自己对此也叹恨不已： 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而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16］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语出焦竑《笔乘》续集卷三，原是对本朝士大夫侈谈心性、空疏不学的批评，胡应麟这里取以批评科举之士，着眼于八股文的影响。盖明朝士大夫的不学，除阳明心学的影响外，举业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当时沉溺于举业的经生，鄙陋不学已到极可笑的地步。如田艺蘅《留青日札》载，一督学出《诗经》题“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员不知出处，语人曰：“圣经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萨之说？非观世音不能当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举［17］。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八也记宋琬言曰：“幼时读书家塾，其邑一前辈老甲科过之，问：‘孺子所读何书？’对曰：‘《史记》。’又问：‘何人所作？’曰：‘司马迁。’又问：‘渠是某科进士？’曰：‘汉太史令，非进士也。’遽取而观之，读未一二行，辄抵于案，曰：‘亦不见佳，何用读为！’”［18］这由举业与心学共同导致的空疏学风，被清代学者一致认为是明代覆亡的首要原因。清人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推原空疏学风产生的因由，往往将八股举业与心学相提并论，予以无情的批判。 时文与传统文学的价值分裂 考试作为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至今尚无更好的方式取代。但考试是否真能测验应试者的水平，却很早就为人们所怀疑。宋代邱宗卿说“场屋之文如校人之鱼，与濠上之得意异矣”［19］，田艺蘅也说考试“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业未必其相副也。盖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都对考试制度本身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20］。当然，在网罗人才的抽象意义上，人们对科举制度也不无颂扬，尤其是像宋濂《庚戌帝畿乡闱纪录序》、《会试纪录序》这类有关考试纪录的文章。但具体到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教养，明代梁潜就说：“经义论策，以为取士之一端则可也，以为天下教养之格律则不可。”［21］清承明制，殷鉴不远，人们对八股取士的流弊已看得很清楚，于是八股文就成了众矢所集的批判目标。 八股文就其发挥经义的内容来说是一种知识形态，而就其缜密的文体结构及写作难度来说又是一种文学形态，不幸的是八股文的写作实践非但没有光耀知识和文学，反而扮演了反知识、反文学的角色。明清两代学人对八股的批判也因此深入其反知识、反文学的各个层面。如王阳明《重刊文章轨范序》曾指出举业对宗圣向道之志的戕害［22］，其后学黄宗羲的门人郑梁顺理成章地推导出“科举兴而圣学亡”的结论［23］。陈瑚《同学会艺序》揭示八股取士制度对知识和才能取向的总体影响［24］，顾炎武在《生员论》中论述举业对士人器识的销磨［25］，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从古今教育体制的不同指出举业对学问的排斥［26］，言之无比沉痛。在清代的文集、书信中，常见对幼年“馆塾不令读八股之外文”经历的回顾［27］，无奈中不乏解嘲的味道，就像魏象枢所深慨的：“只因八股文章，担阁了多少学问！”［28］焦袁熹答曹谔廷书说：“弟自幼不曾读书，虽本经正文未必字字看到，无言熟也。用功稍多者惟八股耳。”［29］在经学最盛的清代，一个著名文人竟然连本经正文也没通读，多么不可思议！八股试题虽出自经书，但八股文却排斥经学本身，更不要说其它学问了。所以阎若璩反思明代历史，会说“三百年文章学问，不能直追配古唐宋及元者，八股时文害之也！”［30］魏世俨说“甲申之变，公卿束手屈膝，绝未尝如汉、宋之断而复续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31］，更将明代灭亡的惨痛教训与八股联系起来，表明时至清初，人们已彻底看清了八股取士的恶果及其所主导的教育的失败。钱谦益斥八股为“俗学”［32］，郑梁嗤之为“灰尘”［33］，李雯斥之为“误国之物，无用之具”［34］，庞天池断言“今之必不能传于后者，八股也！”［35］批判和抨击八股文的声浪在清初达到了顶峰。 对八股文体裁僵化、困人神智的普遍憎恶，使得诗古文作家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时文作家区分开来，于是能文之士明显地划分为时文作家与文章作家（包括诗文赋词曲）两个阵营，诚如刘绎所说：“文无所谓今古也，盖自制义兴，而风会趋之。学者习乎此，则纡乎彼，于是遂视如两途。”［36］但由于科举主宰着仕途，人们面对八股文显出万般无奈的矛盾心理。道光间山东作家王晓堂有诗云：“菟册思将坚处钻，求工八股学寒酸。固知此物原无用，不到名成弃转难。”［37］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早将门敲开，好快点丢掉敲门砖，专心治古文辞之学。袁枚《答袁蕙纕孝廉书》说“仆科第早，又无衡鉴之任，能决弃之，幸也；足下未成进士，不可弃时文”［38］；古文名家朱仕琇说“近世李西涯、王济之、何大复、高子也、王道思、唐应德、王贻上、李厚庵俱早宦，何病于学？若储同人以老诸生，自述科举败其业，尤甚病也”［39］，都是这个意思。为此家族长辈谆谆告诫后学：“做举子业，宁苦三年，不苦一世；若不肯苦三年，则苦一世，终无有成。”［40］这种现实策略，使时文和诗文两种文体不是到作家扬名立万之日才分疆划畛，而是在幼学启蒙时即已分道扬镳。李绂《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有云： 今人以应科目八股之文为时文，以古人论议序记碑铭之作为古文，判然若秦越。其甚陋者，以学古为戒，切切然若厉人生子，惟恐其肖之，以为妨于科目也。［41］ 毛奇龄《吴应辰诗序》亦云：“旧习举义者，戒勿为诗；而为诗者，谓为举义家，必不工。”［42］在这样的教育中长成，两种文体在士人心目中常判若泾渭，势若水火，“工于时艺未必长于古文，或好古之士，又以八股为不急，往往略焉”［43］，甚至出现汪懋麟《雄雉斋选集序》的更绝对的说法：“方今制科取士，专试时文，士皆斤斤守章句，习程式，非是则目为外道，而于诗尤甚，曰旁及者必两失。然则诗非绝意进取、山林穷僻之徒，未有能专工者也。”［44］不仅如此，两派作者还从各自的价值观出发相互轻视。“好古者每薄视时文，为时文者亦笑其违时而取困。”［45］其相轻的理由不只在对方不切于实用或不切于时用，更在于写作才能此长彼短，一人不能兼擅。蒋汾功《从兄绍孟杂稿序》说：“国家功令在制举业，而诗文之学未尝不见推于世。是故言乎决科之利，则制举业为先，而诗古文为后；言乎行远之功，则诗古文为重，而制举业犹轻。斯二者情相左也，各有所专，遂各有所就，而兼工者难矣。兼其可兼，又利其所利，蕲两得者，益难言之。”［46］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兼工两种文体的作家，那通常被认为是秉赋杰出才能的人［47］。一般人遇到古文、时文兴趣上的抵触，总是先时文而后古文，先取功名后读书。就像曹谔廷说的：“尝考古人大有成就者，皆自弱冠左右即了科举一事。故志欲早得志于场屋，然后一意读书，为古人之所为，以偿其夙愿。”［48］但这显然是个很艰难的历程，不啻是在用青春与科举相博。结果除了像新城王家、武进庄家那样的簪缨世家，家塾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子弟能够顺利取得功名外，大多数士子都不免为输家。老于场屋，白首无成，固然是血本无归；即便侥幸博得一第，而后从事文学，终究也嫌太迟了。 乾隆间古文名家朱仕琇曾自述“生平精神十九耗于时文，以隙治古籍”［49］，古文家方浚颐《答于汉卿书》也称抱诗癖者垂四十年，通籍后始弃帖括而为韵语［50］，四川名诗人彭端淑晚年回顾写作经历则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今已二十五年矣，总计前后所作六百余篇。”［51］至于中年绝望于科举而走上文学道路的，如陈栩《栩园诗话》载沈宗畴“幼习举业，未尝留意诗词，三十后两耳聋废，绝意仕途，乃纵情诗酒”［52］，则出于一种庆幸之情，夹杂着憾恨和无奈。钱谦益《复徐巨源书》中，谈到古人分年读书之法，感叹“自少及壮，举其聪明猛利、朝气方盈之岁年，耗磨于制科帖括之中。（中略）侵寻四十，赁耳佣目，乃稍知古学之由来，而慨然有改辕之志，则其不逮于古人也，亦已明矣。”［53］陈玉璂《徐竹逸愿息斋文集序》和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也提到古人的读书分年法［54］，这显然是清人的一个情结，对自身启蒙教育深感不满和无奈的情结。他们对个人乃至本朝文学总体上无法与前人竞争的所有憾恨，都可以追溯到这一点。 八股文作为仕途的敲门砖，对科举及第者固然是已陈之刍狗，在科举绝望者也弃若敝屣。这决定了它在价值上面临永恒价值与社会评价的分裂。时文可能有一定的社会评价，但肯定与永恒价值无缘。韩程愈《明文潭抄序》写道： 明朝以八股开科取士，士之喜功名而爱富贵者，争尽心趋之。自头童至齿豁，无论薄海内外，其不专心致志者寡矣。（中略）其应功名应富贵而少借径于八股者，自不得不为之；而功名富贵既得，与终不可得之人，则学士大夫多不肯俯首就缚而终于一八股已也。是则八股者，取功名取富贵之瓦砾也。（中略）大明三百年养育栽培，人文辈出，其间道德性命、经济闲适之士，咸奕奕赫赫，落落磊磊，而量其本心，似皆不欲以八股独见重于后世也者，其轻重盖可知已。［55］ 钱谦益像庞天池一样，也断言时文必不传［56］。在与人书中又说： 余观唐末尝录有名儒者方干等十五人，赐孤魂及第。每念瞿元初（纯仁）、邵茂齐（濂）、顾云鸿（郎仲），辄泫然流涕。唐以诗取士，如干者虽不第，其诗已盛传于后世。而三君子之擅场者，独以时文耳。呜呼，今之时文有不与骨肉同腐朽者乎？三君子之名，其将与草亡木卒，澌尽而已乎！［57］ 我所见到的最深刻地阐述时文与文章的价值对立及其根源的文章，是陆庆曾《冒辟疆文序》。作者首先提出朝廷科举和民间月旦两个评价体系的并存、对立及其舆论力量：“科目之权在上，文章之权在下。在上者重之而适以轻，在下者轻之而适以重，其势然也。”在这种形势下，科目之士和文章之士的现实成功与实际的成就感产生极大的反差： 缙绅先生掇巍第者，其业既效矣，出其文章悬诸国门，罔不家拱璧而人灵珠也。而海内有意之士一寓目而窃议者什之九，以为若辈幸而获耳。夫居温食厚，不堪留名人之一盼；纡青紫于万夫之上，不考以服蓬室陋巷之寒儒。当此时，王公大人亦复志气摧阻，穷愁卑贱之不若，安能以富贵骄人哉？今若夫高古淹博之流，虽遭时不偶，而挥洒翰墨之间，娱玩篇章之圃，内有性情之乐，外有朋友之助，即小得失庸何伤？故礼俗之家嫉之若仇，而风声日远。［58］ 这种反差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由否定时文价值进而对科举能否测验写作才能产生怀疑。周镐《汪恬庵先生时文序》云：“自世以科名为轩轾，而文无定评。其得者必不肯曰天也幸也，文之功也，其失者亦不敢曰天也屈也，文之罪也。”所以究竟“科第重文章耶，文章重科第耶”就成了让人困惑的问题。顺理成章的结论是两不相关，所谓“科第不足重文章，即文章亦何足重科第？”［59］这一方面令“工为制举业者必兼为诗，即上不以此取士，又无人督之使必为，而士若非此无所容于世者”［60］，另一方面让人产生“古之取士以经史词赋，故文学与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义，故文学与名位常相离”的印象［61］。这种印象甚至波及试帖诗，导致试帖诗在人们观念中也产生价值的分裂。陶元藻《唐诗向荣集序》说“有素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亦有素不以诗名而工为是诗者”，这就是说试帖诗与诗才并无直接的关系。 基于这种价值观，作者对时文、试帖与诗古文辞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云：“书记序传之文切于人事，人自不能废也；诗歌声韵之文，无益人事而人自乐为之者，性情之业。独时文一道不切人事，无益性情，苟非设科取士，则无一人为之矣。”［62］时文结构之复杂与表现技巧之简单，令写作者享受不到创造的乐趣，惟余愤怒和无奈。陈文述为厌薄举业的侄子葆鲁选时文，题两句告诫道：“切莫横行学螃蟹，只须依样画葫芦。”［63］时文的这种德性让人说不出的厌恶，又让人哭笑不得，以至有人戏拟为画中之猪。或骇然问其故，答：“牛羊犬马各有专家，曾见有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所流传字幅，诗文辞赋以及杂言小说，无不可书之屏幛，曾见有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64］所以同样是写作，在诗古文辞和时文之间，作者的学习态度和写作目标遂有崇高、苟且之分。罗孚尹《与罗元玉》有个通俗的比喻：“吾辈作时艺，如业履然，履无十日之寿，而业之者亦只计其售耳，不问之十日以外也。作诗作古文辞，若铸宣铜，虽售只一时，而作者之心则无有不欲其久远者。”［65］惟此之故，人们对作品的珍惜程度也全然不同：诗古文辞，零章片楮必加收拾；举业程文，则塞向覆瓿，弃之恐不及。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试帖诗也不入诗集，少数名家工为此体，不忍自弃，或坊贾射利，往往单行其书，如王鏊《守溪文稿》、吴锡麒《有正味斋试帖》之类，但那也要做得好到超过或不亚于作者的古近体诗才行［66］。 举业对文学写作的具体影响 从明清两代对八股取士的批判及时文与文章的分流来看，社会普遍的价值观显然更重视诗古文辞写作。然而现实中影响力更大的是科举，它所造成的彻底排斥学问和文章的结果，恰好产生与唐代科举相反的作用力——不是刺激文学繁荣，而是对文学发展造成阻碍和伤害。这种负面影响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显示，只能由当时人的自述窥见一斑。 正如前文所引黄生、施闰章语所示，清人论及举业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大抵是与前代相比，因而自伤或自嘲。如清初作家熊伯龙曾说：“今之学者干禄之余，翱翔声韵，既未尝以全力深思六义，而又非天地间生，如宋之眉山、明之虞山，能以一人之身，古文诗赋众体兼尽。故虽有志者，或不能责其如古专家之学。”［67］叶映榴也说：“吾辈少习举子业，穷年矻矻，何暇问诗古文辞耳。即颇能旁及者，大率习之不专，则所致亦浅。”［68］他们都强调本朝人从事文学，乃是以习举业的余力为之，根本不可能与古人争长。潘耒则就明清易代之际的特殊情形，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 吾邑固多人材，然有明三百年，其卓然可列于儒林文学者，盖亦无几，则科举之学驱之使然。沧桑以还，士之有才志者多伏而不出，尽弃帖括家言而肆力于学，于是学问文章彬彬可观。［69］ 与前文所引不少材料一样，清初人眼中反映的科举，实际多为明代历史经验。这里以地方知识呈现的世道治乱、科举兴废与文学盛衰的相反相成关系，更可以追溯到宋代。宋末黄庚《月屋漫稿》自序有云：“仆龆龀时习举子业，何暇为诗。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70］后来王崇简《学古堂集序》论西北诗歌的传统，谈到“公车制举之言或终岁弗及于境，士大夫世其学者惟左国班马及王孟李杜诸书”的情况，也得出“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的结论［71］。这一命题从反面说明了科举对文学的压抑，对于明清两代文学史可以说具有一般规律的意义。 明清士人切身感受到的举业对文学的负面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他们对这些感受的表达也具体到各种文体。宋濂虽从网罗人才的角度肯定了科举的意义，但涉及到对诗歌创作的影响，他也不得不指出：“自科举之习胜，学者绝不知诗。纵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蜡，较之金头大鹅、芳腴满口者有间矣。”［72］罗万藻《西崖诗序》曾指出“入明以来，学士大夫往往以全力用之制艺，而以其制艺之余及诗”的现实［73］，郑梁《野吟集序》则说： 三四十年来，人士之没溺于科举者，不知何故以诗为厉禁，父兄师友摇手相戒，往往名登甲乙，而不识平平仄仄为何物。［74］ 毛奇龄《金子上山下考诗集序》、蔡方炳《尺牍友声初集序》、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彭维新《汉阳劳尊三诗序》、林昌彝《海天琴思录》卷七等，都有相似的说法。更多的人则通过自己的经历述说幼习举业而致学诗甚晚。如汪师韩《诗学纂闻自序》：“余于诗非童而习之也，少尝偶为之，而未尝学，学在通籍以后。”［75］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自序》：“仆少攻帖括，既通籍，犹孳孳绳墨间，于诗学源流懵焉未悉。”［76］彭蕴章《又书何大复集后》：“余少时学诗服膺何李，顾亦为举业所困，未暇卒业。”［77］黄仲畲《读前人诗偶书所见》：“绮岁困帖括，读书苦不早。”［78］类似的自述真是举不胜举。李佐贤《石泉书屋诗钞自序》道出清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典型心态：“童年爱读唐诗，辄学拈韵。弱冠后习帖括业，此事遂废。壮年通籍，渐有余暇，泛览历朝名作，微窥古人门户，不禁望洋而叹，为之搁笔，自知力薄才疏，于古人无能为役也。”［79］在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已完全丧失了与古人竞争的信心，还怎么能指望他们的诗歌爆发创造力的火花呢？ 科举对古文写作的影响，也是文集序言中经常出现的话题。成城《拙隐斋集序》断言：“自制举业之学兴，一切聪明瑰异之士皆锐意于其中，而古文遂替。”［80］关于明代古文的成就，黄宗羲《明文案序》写道：“三百年人士之精神，专注于场屋之业，割其余以为古文，其不能尽如前代之盛，无足怪也。”［81］方苞《赠淳安方文辀序》、李绂《敬斋文集序》也一致认为明清两代的古文创作深为八股所累，主要是作家不能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古文写作中去。照黎士弘的说法，“时文足以取功名富贵，士自羁丱即已受父师之所督责，其为说甚备而实难工。古文无关进取，非负兼才与贵显自信及山林屏废深思苦学之人，无意为之”［82］。似乎两种文体各有用途，各有其作者群，并行不悖。但现实中两者的作者经常是交叉的，只写八股文或只写古文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家两者兼习，而且两者的写作实际是占据了生命的不同时段。像范泰恒所说的，“少之时，没溺于时文，于古文则肄业及之耳。其壮也，若饮食嗜好之不可离，于古文则笃矣，而场屋之事未终，终不免兼营而并骛”。这样，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不专不精，古人且病之，况今人乎！”［83］这正是科举时代普遍的无奈。不以文得名的，如宋荦固尝言：“余文不足传也。余少游场屋，涉猎举业家言，未遑覃精六艺。及服官中外，案牍纷纭，铅椠疏阔，纵有所作，大抵不别家数。”［84］即便是方苞这样的古文宗师，又何尝不遗憾：“我若不能时文，古文当更进一格。”［85］盖置身于当时的环境中，古文写作难免在时文的强势压迫下发生扭曲。姜宸英曾在《董文友新刻文集序》中以自己的经验述说那种困厄：“余少嗜书，于古人之微辞妙义，亦能时时猎取，涉其藩篱。既奔走于科举之学，十五六年，见时之所谓科举者，非独无借于古文，虽其音节之稍似，则同辈者群指以为哗笑，不待试之于有司而后知其抵牾也。于是姑暂释其所学，随时骫骳，务悦于观者之目，乃学废而所求益以不遂。”［86］这种缘木求鱼的滑稽结果及进退失据的茫然心态，非亲历其境，是难以体会的。 填词在世俗观念中本为小道，其写作因自身的边缘性质和业余状态，似乎较少为举业所殃及。尽管如此，专业词曲作家对举业仍不能释然。李渔《笠翁余集自序》叙述清初的填词状况，说：“三十年以前，读书力学之士皆殚心制举业。作诗赋古文辞者，每州郡不过一二家，多则数人而止矣，余尽埋头八股，为干禄计。是当日之世界，帖括时文之世界也。”［87］显然，在他看来，在帖括时文充斥这个世界，一切文章、学术都遭排斥之时，词曲当然也无法免遭冷遇。由此可以推想，明清时代的作家在别的文体上也都会感受到举业的强势压力，只不过目前我还没有读到有关议论罢了。 实际上，明清两代举业对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只表现在对文学写作的排斥上，还深入到文学的表现层面去。这是需要专门研究的复杂课题，在此无法展开［88］。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却是值得思索的，那就是对于举业和文学的这种尖锐对立以及举业对文学产生的基本是负面的影响，人们除了无奈地消极接受，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反应？有没有人试图用一种积极的方式消解这种对立，甚至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或沟通呢？ 寻求时文与文章的内在沟通 既然科举是出仕的必由之路，既然时文写作是无法回避的，无论是自我解嘲或自大其体，甚至真诚地将它视为一种文学资源来汲取——既然已付出那么多的精力，何必白白浪费呢——人们都需要为八股文寻找一点理由，使它看上去不是那么彻底的无价值，以便使自己为它耗费的精力不至于显得太无聊和可笑。 八股文被称为时文，表明它是相对于传统文体——古文而存在的，正像时尚作为流行趣味相对于传统趣味成立一样。正统古文作家出于维护文体纯洁性的动机，往往在与时文的区别中界定古文。如魏禧答人问古文，曰：“欲知君子，远于小人而已；欲知古文，远于时文而已矣。”［89］或像焦循那样，从文体特征入手，说明“古文以意，时文以形”的异趣［90］。但为八股文辩护的人，则认为两者之间其实并无不可逾越的藩篱。如潘耒《吴楞香制义序》云： 国家设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伟之材，以为当世用。然帖括绳尺之文，每不足以罗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广者，或俯视制举业为不足为，于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浅识谀闻之士，遂谓古学之与时趋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经学古为戒，以速化捷得为贤，则亦过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闳览之士能为彼不能为此者。［91］ 不管这种思路是否有道理，当人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八股文和文学的关系时，马上就发现两者在某些层次上是可以沟通的。有人甚至倡为“时艺古文不二”之说［92］，这当然是很耸人听闻的，没有严密的论证恐怕很难说服人。明代袁宏道《与友人论时文书》写道：“当代以文取士，谓之举业。士虽借以取世资，弗贵也，厌其时也。走独谬谓不然，夫以后视今，今犹古也；以文取士，文犹诗也。后千百年安知不瞿唐而卢骆之，顾奚必古文辞而后不朽哉？”他是从“真”的角度来立论的。在他看来，所谓古文至今已敝极，“愈古愈近，愈似愈赝”，只有出主入奴的模仿，既无真气也无创造性。相比之下，倒是八股文还有些可取之处：“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一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为此他批评那些厚古薄今之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93］中郎对八股文艺术性的推崇，能否得人首肯很难说，但这至少表明，只要换个角度看，时文也有与一般文章相通的特性。因此到清代，站在时文立场的人敢于声称：“到得八股之法讲说既熟，则一切诗古文辞皆可自寻入路。故时文不通，不可以学古。”［94］而站在古文立场的人，也承认八股文的训练是有助于诗古文写作思理清晰的。王渔洋《池北偶谈·谈艺三》载： 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诗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近见王恽《玉堂嘉话》一条，鹿庵先生曰：“作文字当从科举中来。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户也。”亦与此意同。［95］ 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引此文，以为“此论实确不可易。今之作八韵试律者，必以八股之法行之；且今之工于作奏疏及长于作官牍文书者，亦未有不从八股格法来，而能文从字顺，各识职者也”［96］。无独有偶，袁枚《随园诗话》也记载了一段对话： 时文之学，有害于诗，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贯之理。余案头有某公诗一册，其人负重名。郭运青侍讲适来，读之，引手横截于五七字之间，曰：“诗虽工，气脉不贯。其人殆不能时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夸眼力之高。后与程鱼门论及之，程亦韪其言。余曰：“古韩柳欧苏，俱非为时文者，何以诗皆流贯？”程曰：“韩柳欧苏所为策论应试之文，皆今之时文也。不曾从事于此，则心不细而脉不清。”［97］ 这并不是八股时代的神话，因为评论家们的确在时文和诗古文辞间看到某些一致性。比如黄生指出：“律诗之体，兼古文、时文而有之。盖五言八句，犹之乎四股八比也。今秀才家为诗，易有时文气，而反不知学时文之起承转合，可发一笑。至其拘于声律，不得不生倒叙、省文、缩脉、映带诸法，并与古文同一关捩。是故不知时文者，不可与言诗；不知古文者，尤不可与言诗。”［98］他们指出诗歌结构、技法与古文、时文的一致，应该说是有眼光的，当代学者也曾引申焦循《时文说》、江国霖《制义丛话序》的说法，承认八股文体确实融入了诗赋的文体特征和技艺［99］。但他们讥笑别人做律诗、古文不用时文技法，进而断言不知时文、古文者不可与言诗，就值得斟酌了。 这个问题涉及到不同文体在体制、风格互涉时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代的艺术观念中，不同文体间体制、风格的互涉是有方向性的，基本原则是以古入近，以高行卑，即较古的体制、风格要素可行于后出文体，反之则不可。沈德潜说“乐府中不宜杂古诗体，恐散朴也；作古诗正须得乐府意。古诗中不宜杂律诗体，恐凝滞也；作律诗正须得古风格。与写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写楷书宜入篆八分法同意”［100］，阐发的就是这个道理。依据这种互涉原则，古文笔意可入时文，时文笔意却不可入古文。正如徐时夏所论：“古文与时文原迥然不同。今之举人、进士侥幸厕名花榜，便自以昌黎、柳州，辄纵笔为人作序作传作碑铭，而人亦以其举人、进士也，重而求之。殊不知以古文之笔为时文，便妙不可言；以时文之笔为古文，便成笑谱。”［101］职是之故，在古文和时文之间，就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文体策略：古文为保持文体纯洁性，极力排斥时文及其他文体因素；而时文为充实其内涵，却积极引入古文因素。前者如古文家方苞《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劝对方力戒时文；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也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102］后者则如郑苏年说：“八股与古文虽判为两途，然不能古文者，其八股必凡近纤靡，不足以自立。”［103］事实上，明代唐顺之、茅坤、归有光、黄淳耀、艾南英之时文秀出一时，也都与援古文之笔入时文有关。而清代康熙十二年状元韩菼则是这方面最成功的作家，“其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大则鲸鱼碧海，细亦翡翠兰苕，辁才小生，率瞠目不解为何语。及掇取大魁以去，文名震一时，于是一哄之市、三尺之童，无不知有慕庐先生也者。残膏剩馥，沾丐后人；起衰之功，直比昌黎、斗山矣”［104］。此后还有“北随园”边连宝“以古文为时文”［105］，海陵沈龙祥“执以古文为时文之说”［106］，形成清代时文中一股独特的潮流。这种文体学上的价值取向，实际是作者立足于古文立场的反映，表明作者最终是以古文为价值归宿的。 透过以上征引的文献及其分析，笼罩在举业阴影中的明清文学生态已约略呈现在我们面前。生活在明清时代的作者，只有赢得科举的成功或彻底放弃科举，才能走出举业的阴影，步入自由写作的阳光地带，才有酣畅发挥性灵和天才的文学创造。而这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只有极少数人能较快地走出阴影，他们背后往往有着家族或地域文化背景的支持。沿着这一思路推进，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出现在我们面前：文学最繁荣的江浙一带也正是科举最成功的地方。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112科进士，竟有25个状元出于苏州府，常州府、太仓州、江宁府、镇江府还有21人，再加浙江19人，清代一半以上的状元出自江南一带。由此推导出的结论，似乎正与“公车之业损则风雅之事进”相对立，乃是“科第盛则文学亦盛”。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矛盾，因为其着眼点各不相同：前者着眼于人们从事写作的专心程度，后者则着眼于文学人才的解放。它们都可以作为带有规律性的假说，引导我们进行明清文学的整体思考，并在更深入的历史研究中重新描写明清两代的文学史。 注释： ［1］黄生《诗麈》卷二，《皖人诗话八种》，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5页。 ［2］施闰章《天延阁诗序》，《施愚山集》，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1册，第141页。 ［3］有关八股文化学术体系的问题，可参看罗时进《论中国明清时代的八股文》，《花园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31号，花园大学文学部1999年版。 ［4］《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693页。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一考，吴伯宗《荣进集》载其明代首科洪武四年（1371）会试中式之文，尚无八股之法，盖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成化以后始定为八股之体也。 ［5］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答袁蕙纕孝廉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册，第1151页。 ［6］茅大芳《希董堂集》卷上《乡试小录序》，道光十五年重刊本。 ［7］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卷十六“三场”条钱大昕注，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8］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十《又书何天复集后》，同治刊本。 ［9］伍涵芬《读书乐趣》卷六，康熙刊本。 ［10］俞琬纶《与客》，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九，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11］张羽《静庵集》卷一《送金秀才归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刘琏《自怡集·遣兴五首之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新钞》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14］梁份《怀葛堂集》卷一，豫章丛书本。 ［15］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水绘园刊本。 ［1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68页。 ［17］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页。 ［18］王士禛《香祖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 ［19］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七，翁元圻注，道光刊本。 ［20］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十七“非文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21］梁潜《泊庵集》卷二《务实学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23］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一《送王文三之钱塘序》，康熙间紫蟾山房刊本。 ［24］陈瑚《确庵文稿》，康熙刊本。 ［25］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26］邵长蘅《青门旅稿》卷三，康熙间家刊本。 ［27］黄中坚《蓄斋集》卷六《与大瓢山人书》，国家图书馆藏钞本。 ［28］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七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46页。 ［29］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 ［30］阎若璩《潜丘札记》卷一，乾隆十年家刊本。 ［31］魏世俨《魏敬士文集》卷一《复外舅曾止山先生书》，道光间刊宁都三魏文集附。 ［32］钱谦益《初学集》卷七十九《答唐训导汝谔论文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1701页。 ［33］郑梁《郑寒村全集·见黄稿》卷二《范国雯稿序》，康熙刊本。 ［34］李雯《冒辟疆文序》，《同人集》卷一，道光重刊本。 ［35］张潮《幽梦影》卷上评语，雍正刊本。 ［36］刘绎《存吾春斋文钞》卷二《笃志堂古文存稿序》，同治刊本。 ［37］王晓堂《历下偶谈》续四，道光十一年自刊鹊华馆三种本。 ［38］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册，第1151页。 ［39］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十七《又与石君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 ［40］彭任《草亭文集·示儿仁方》，民国十三年刊本。 ［41］李绂《李穆堂诗文全集·穆堂初稿》卷三十四《应敬庵纵钓居文集序》，道光十—年阜祺堂重刊本。 ［42］毛奇龄《西河文集》序十，乾隆间萧山书留草堂刊本。 ［43］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二十《许师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44］顾图河《雄雉斋选集》卷首，康熙刊本。 ［45］黄定文《东井文钞》卷一《史耕应时文序》，清刊本。 ［46］蒋汾功《读孟居文集》卷三，乾隆刊本。 ［47］张世炜《秀野山房二集》徐时夏序云：“国朝仍前朝八股取士之法，学者无不争事帖括。父命其子，师教其弟子，舍是莫由矣。而为诗古文辞者，非有兼人之才弗能也。”道光二年重刊本。 ［48］焦袁熹《此木轩文集》卷一《答曹谔廷书》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稿本。 ［49］朱仕琇《梅崖居士文集》卷二十二《又答雷副宪书》，乾隆四十七年家刊本。 ［50］方浚颐《方忍斋所著书·二知轩文存》，台湾联经事业有限公司影印本。 ［51］彭端淑《白鹤堂诗稿·晚年稿序》，同治六年彭效宗重刊本。 ［52］陈栩《栩园诗话》卷三，光绪间刊本。 ［53］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册，第1324页。 ［54］陈玉璂《学文堂文集》序四，康熙刊本。 ［55］韩程愈《白松楼集略》卷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 ［56］康乃心《莘野文集》卷八《论文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抄本《莘野先生遗书》。 ［57］钱谦益《与人》，《赖古堂名贤尺牍三选·结邻集》卷十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58］冒辟疆辑《同人集》卷一，道光间冒氏水绘园刊本。 ［59］周镐《犊山类稿》，嘉庆二十二年启秀堂刊本。 ［60］周亮工《赖古堂集》卷十九《与镜庵书》，康熙刊本。 ［61］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潘饮人诗序》，康熙刊本。 ［62］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清刊本。 ［63］汪端《自然好学斋诗钞》卷十《苏孙侄秋赋归适举一子赋此示之即赠三娣王雪清夫人》自注，同治十二年重刊本。 ［64］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用臣《斯陶说林》卷八，光绪刊本。 ［65］周亮工辑《赖古堂名贤尺牍二选·藏弆集》卷三，宣统三年国学扶轮社石印本。 ［66］吴仰贤《小匏庵诗话》卷五，光绪八年刊本。 ［67］熊伯龙《熊学士文集》卷中《貉唾裳诗序》，乾隆五十一年修补谷贻堂刊本。 ［68］叶映榴《叶忠节公遗稿》卷一《陈广陵诗集序》，乾隆十年刊本。 ［69］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六《格轩遗书序》，康熙刊本。 ［70］顾嗣立《元诗选》初集甲集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册，第251页。 ［71］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六，康熙刊本。 ［72］宋濂《文宪集》卷六《孙伯融诗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罗万藻《此观堂集》，康熙三年刊本。 ［74］郑梁《寒村全集·五丁集》卷一，康熙刊本。 ［75］汪师韩《诗学纂闻》，《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上册，第439页。 ［76］钟骏声《养自然斋诗话》，同治十三年北京刊巾箱本。 ［77］彭蕴章《归朴龛丛稿》卷十，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78］黄仲畲《心字香馆诗钞》卷四，同治六年刊本。 ［79］李佐贤《石泉书屋类稿》卷二，同治十年刊本。 ［80］成城《拙隐斋集》，乾隆二十二年刊本。 ［81］黄宗羲《南雷文案》卷一，四部丛刊本。 ［82］徐釚《南州草堂集》黎士弘序，康熙间菊庄刊本。 ［83］范泰恒《燕川集》卷四《古文自序》，乾隆刊本。 ［84］宋荦《西陂文稿》周龙藻序引，康熙刊本。 ［85］乔亿《剑溪说诗》卷上，乾隆十六年刊本。 ［86］姜宸英《西溟文钞》卷一，《姜先生全集》卷十一，光绪刊本。 ［87］李渔《笠翁一家言·笠翁余集》，民国间上海文会堂石印本。 ［88］详蒋寅《起承转合：机械结构论的消长》，《文学遗产》1998年第3期。 ［89］魏禧《日录》卷二，道光二十五年谢若庭绂园书塾重刊宁都三魏文集本。 ［90］焦循《雕菰楼集》卷十《时文说二》，道光四年刊本。 ［91］潘耒《遂初堂集》卷八，康熙刊本。 ［92］汤来贺《内省斋文集》卷二十《许师六文集序》，康熙五十五年刊本。 ［93］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日本元禄九年京都刊本。 ［94］申颋《耐俗轩课儿文训》，清刊本。 ［95］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年版，下册，第301页。 ［96］梁章钜《制义丛话》，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97］袁枚《随园诗话》卷六，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98］黄生《诗麈》卷二，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87页。 ［99］参看顾歆艺《论科举、四书、八股文的相互制动作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161页。 ［100］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550页。 ［101］张潮辑《友声新集》卷一《与张山来》，康熙刊本。 ［102］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卷一，道光刊本。 ［103］梁章钜《退庵随笔》引，《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册，第1995页。 ［104］郑方坤《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卷二，台湾广文书局1971年影印本。 ［105］戈涛《随园征士生传》，《坳堂文集》抄本，转引自韩胜《南北随园诗论对比研究》，2002年河北大学硕士论文。 ［106］沈龙祥《依归草序》，《海陵文征》卷十九，道光二十三年刊本。 [作者简介]蒋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