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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论章表，有如下的一段话：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 这一段话是他对于章与表这两种文体提出的基本要求。其中“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一句，研究者有不同之解读。而此一种之不同解读，实关乎刘勰之章、表观，且最终与他的杂文学观有关系。 一 我们先来大略了解学术界对“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的解读。 李曰刚解“风矩”，谓：“犹风范，谓风格矩范也。”［1］詹锳同此解［2］。对于“骨采”，李曰刚称：“骨谓事义，《风骨篇》论之；采，文采，《情采篇》论之。”［3］ 詹锳则解“骨采”作辞采，谓：“《风骨篇》：‘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骨采’为具有刚性美的文章辞采。”［4］ 赵仲邑译“风矩”为风格，“骨采”为文采［5］。 牟世金注：“风，教化。矩，画方形的器具，引申为法则。”而译此句为：“把谢恩的表送到朝廷，感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情的表呈上皇宫，骨力辞采应该显耀。”［6］ 王礼卿解此句为：“章以造阙廷陈谢，故风度矩矱，应主光明；表以达宫禁陈请，故骨力文采，宜于照耀。”［7］ 王运熙、周锋释此句为：“风矩，风格和感情的表现方式。”“骨采，骨力劲健而有文采。”［8］ 林杉释此句，称：“风矩，风姿和矩式。矩，规矩、矩式。”风矩应明：“风姿和矩式应当明朗。”骨采宜耀：“骨力和辞采应当显耀。”［9］ 周振甫释“风矩”为“风格规范”［10］。 郭晋稀释此句，称：“风矩与骨采为对文，风应指作品风情倾向，矩应指仪态。骨应指事义，采应指文采。”［11］ 上引诸家之解读，对于“风矩”的解释可分为三类：一是理解为风格矩范，如李曰刚、詹锳、赵仲邑和王礼卿（与此种解读相近的是林杉，不过换风格为风姿）。 二是理解为风教，如牟世金。 三是理解为风情仪态，如郭晋稀。 介于第一种与第三种之间，既取风格，亦取感情的是王运熙。 而对骨采的理解，也有三种：一是指事义文采，如李曰刚、郭晋稀。 二是指骨力辞采，如牟世金、王礼卿、林杉、王运熙。 三是指文采，如赵仲邑；詹锳则特指具有刚性美的文采。 以上诸家之解读，何者更符合于刘勰之原意，似可讨论。 二 我人先从刘勰在《章表》篇中“选文定篇”之取向，来窥测他对于章、表这两种文体所提出的理想写法，从而来了解“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之真实含义。 刘勰首先举出左雄与胡广的章奏。但是这两处，他都并没有展开论述他们的章奏有何特点，美在何处。他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是指左雄每有奏议，宫中以之为法式。他说“胡广章奏，天下第一”，这其实是汉安帝说过的话，刘勰只是引用而已。此两处，只不过是说他们两人长于章奏，并未就他们的章奏写法作出评论。他举曹魏之章奏，始论及特点： 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 孔融《荐祢衡表》，以其气势之壮大，为历代论者所赞许。此表开篇“臣闻洪水横流，帝思俾乂”一句，历代论者，多以其口气之大而惊愕。以禹之治水拟祢衡之才能，有拟于不伦之感。但是接下去列举祢衡之才能，论其天资，则称：“目所一见，辄诵于口；耳所暂闻，不忘于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论其道德操守，则称：“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雠。”论其能力，则称：“鸷鸟累百，不如一鹗。使衡立朝，必有可观，飞辩骋辞，溢气坌涌；解疑释结，临敌有余。”最后说朝廷不可不用祢衡：“钧天广乐，必有奇丽之观；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宝。”这一系列极尽赞美之辞，以强烈的感情耸动视听，使人不得不为之动心。清人何焯论《荐祢衡表》，谓：“章表多浮，此建安文敝，特其气犹壮。”［12］“多浮”指其夸张辞语。“气壮”，亦刘勰所说“气扬”之意。气扬，指感情激越。“采飞”，则指其辞语极强之动感与节奏。从刘勰对《荐祢衡表》的评价中，我人可知他论“表”，是并情感与辞采而言的。 他对《出师表》的评价，亦兼指情思与辞采而言。“志尽”，是说言尽其意。《出师表》之所以感动千载，在其一片至诚，反复陈辞，从形势危殆，非北图中原不可；到亲贤臣远小人的劝告；到宫中内外事务，人事安排，恳切周至，无所遗漏。如浦起龙所说：“似老家人出外，叮咛小主人，言言声泪兼并。”［13］“志尽”是思想与感情均无所保留。“文畅”，则指其辞采之质实无华，而感情容量极大。苏轼论《出师表》，称其：“简而直，尽而不肆，大哉言乎！”［14］《出师表》质实，《荐祢衡表》华美，刘勰说“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 刘勰论曹植之表，着眼点有三，一是“体赡而律调”，二是“辞清而志显”，三是“随变生趣”。曹植今存章表三十八篇（章二，表三十六，其中不少为残篇）［15］。“体赡”，指义理周备［16］。这里的“体”，指理体；“赡”，充足。通篇说理充足。“律调”，指音调谐和。从今存曹植之章表看，长篇如《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士息表》均反复申说，以理之圆融取胜。《求自试表》先从形势立说，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正是用人之秋。既举历史上忠臣为说，谓凡忠义之臣，必捐躯济难，以功报主。又言自己的忧国之心与立功之志，既说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必效须臾之捷，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他说他之所以自荐的原因，是因为与国家分形同气，忧患与共。他说他“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通篇情理周至，这就是“体赡”。 曹植之表，不论长篇短章，都以事理明白表述为特色，长篇则逻辑严密，短章则简明扼要。既有像《求自试表》与《陈审举表》那样近千五百字的长篇，也有《上银鞍表》那样只有十九字的短章。长篇反复论证，短章寥寥数语，而用语均明白晓畅，除极少篇外，虽用典亦毫无晦涩之感。这就是刘勰所说的“辞清而志显”。 由于用意不同，曹植之表的表现方法亦时有变化。如《上牛表》，类于游戏。给曹丕送上一头牛，通篇骈俪，六十四个字，用了四个典故，除了“形少有殊”四字具实质意义之外，其他则说了等于没有说。这就是刘勰所说的“应物制巧，随变生趣”。 彦和论曹植之表，从义理至辞采都加赞许，既赞其平正晓畅，亦赞其变化。所以说他“独冠群才”。从行文之次序看，群才所指，当属曹魏范围。 《章表》篇选文定篇涉及两晋时，举张华、羊祜、庾亮、刘琨与张骏为例。论张华，称赞其《三让公封表》：“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该表已佚，今存《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诗表》亦残篇，无从知张华章表写法之特色。羊祜《让开府表》，刘勰称其“有誉于前谈”；庾亮《让中书令表》，刘勰称其“信美于往载”。两表合论，称：“序志联类，有文雅焉。”两表今均存《文选》中。《让开府表》让开府而联及用贤；《让中书令表》让中书令而联及重用外戚之为害。“让”是明志，联类所及，是从大局出发论得失，所以说“有文雅焉”。论刘琨《劝进表》与张骏《自序》，称其文致耿介，有陈事之美。刘琨《劝进表》一种系念国家的激越感情与忠诚并存，康熙论此表，谓：“劝进一表，辞意慷慨，志气纵横。”［17］所谓“文致耿介”，当指慷慨激越之忠义之情，“致”，情致。张骏《自序》或指其遣麴护上疏［18］。今存疏不全，难以论定。 从上述刘勰所举他认为有代表性的优秀章表看，他的评价，是并思想感情与文采而言的，而且，思想感情还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他所说的“风矩应明”与“骨采宜耀”，显然并情思事义与辞采而言。在“风矩”“骨采”之后，他进一步论章表，称：“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如前所言，在选文定篇中他举左雄、胡广为例，而对他们的章的特点并未详论，无从知其所指。而此处则分明以义理与写法并提，来要求理想的章。所谓“章式”，是指章之为体。“炳贲”，是光明灿烂。这显然是指“章”的体式应该是整体光华。整体光华非仅指文采一端，当亦兼指情思义理。也就是“风矩应明”的“明”，情思应该正大光明，文采应该斐耀。“志在典谟”，是说章应该追求典谟的范式［19］。写法上应该“要而非略，明而不浅”，简要而又完备，明白而又深刻。对于章的这一要求，可说明“风矩”的“风”，是就情思说的，非指风范、风格、风姿。“风矩”的“矩”，指矩式。犹《议对》篇“标义路以植矩”的“矩”。“风矩应明”是说章所表达的情思与辞采都应该光明照耀［20］。对于理想的表的要求，更为明确的是兼指情思义理与辞采。“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用来进一步说明“骨采宜耀”的内涵。“雅义”指骨，我人知道，风骨论的骨，是指严密的有说服力的义理。加一“雅”字，亦宗经之意，骨采事义应该雅正。雅正的事义而能扇其风，亦风骨并重之意。他在选文定篇中所举例之“表”，也多情思义理兼指。可见，“骨采宜耀”说的是风情义理均应具光明之气象。不过“风矩应明”偏重在风；“骨采宜耀”偏重在骨。两者都兼及词采，与《风骨》篇中所要求的风辞融，骨采练的用意相似。这正是他论文所持的基本准则在论章、表中的反映。骈体文常有互文见义的表述方法，此处似亦有此一种之意蕴。 三 从刘勰论章表，我人可以清晰看到他对这两种实用文体的要求，除了讲明其实用性质之外，还提出了属于感情与文采之美的条件。这两种文体，在他的分类中，是属于“笔”的。对属于“笔”的文体提出属于文学性的要求，这就说明，在《文心雕龙》中，“文”与“笔”，都属于他的杂文学观的视野之内，本身并无区别。他论文体的二十篇，对各体的要求虽各有不同，但是有两点我人必引起注意： 一是他对于其中大多数文体，都有类似于对待章表那样的属于感情与文采的要求，如： 《赞颂》对颂体的要求：“原乎颂惟雅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虽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这是说颂除了要含意深广之外，还要有清铄的辞采和如赋般的铺写。 对于“赞”的要求：“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也是情、文并举。 《祝盟》对盟的要求：“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大同也。”感激是情的活动，重视盟的真诚激越的感情，所以他举的例文说：“若夫臧洪歃辞，气截云蜺；刘琨铁誓，精贯霏霜。” 《铭箴》对铭与箴的要求：“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确切与弘润，都是就体貌说的，一是用辞准确，一是宏大而温润。弘大指其立意之典重，非指其规模；温润指其用辞之特点，从容平和。对铭箴的这种要求，也反映在赞中：“义典则弘，文约为美。” 关于铭箴这两种文体应具之特色，陆机在《文赋》中也有表述：“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他也已经注意到此两种应用文体应具之艺术表现特色。 《诔碑》篇对诔的要求：“详夫诔之为制，盖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他所赞赏的优秀的诔，如赞柳妻之诔惠子，称其“辞哀而韵长”，亦重情之意。 对碑的要求：“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记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例文中说到蔡邕的碑“骨鲠训典”，“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并风骨辞采而言之。 《哀吊》篇对哀文的要求：“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他对于潘岳的哀辞，给了很高的评价：“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模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悲苦之情，诗的语言，传之叙述写法，全是从艺术表现特点上着眼了。 《史传》论史书写法，而所论重在传体。彦和之所论，除涉及史识外，还注意到史书的文学色彩问题，如论班固《汉书》，称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 诸子为入道见志之书，昭明《文选》，明确说不在选录之范围。而刘勰列入论文之内。不惟列入，专立《诸子》篇，且论及其文学之特色：“研乎荀、孟所述，理懿而辞雅；管、晏属篇，事核而言练；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墨翟、随巢，意显而语实；尸佼、尉缭，术通而文钝。”接下来论鹖冠子、鬼谷子、文子、尹文子、慎到、韩非子、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等，也都论及其义理情辞表现之种种特色。 《诏策》篇论诏策：“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存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檄移》篇论檄：“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他说檄应该“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他举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称其“壮有骨梗”。他又举钟会的《檄蜀文》和桓温的《檄胡文》，称其“并壮笔也”。壮笔，也就是“壮有骨梗”之意。可见他认为檄应该具有风骨才好。 《封禅》篇论封禅文，称：“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举例文时，举了扬雄的《剧秦美新》，说：“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按照刘勰宗经的思想，对《剧秦美新》本不应肯定。他说《剧秦美新》影写长卿，是说他与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一样托符命以说事，兼包神怪。但是它义理与辞采的组织都很好。“骨制靡密”，是说义理组织严密；“辞贯圆通”，是说辞之联缀圆融顺畅。此二句之意，亦如《风骨》篇所要求的风辞融，骨采练，是属于写作技巧的成就方面的。从文学技巧的角度入选，说明着文学思潮的影响。昭明《文选》，也选《剧秦美新》，同样反映着其时重视文学艺术特色的思想的影响。四库馆臣选录宋人曾协《云庄集》，在提要中言及选录之理由，称其“曲学阿世，持论乖殊”。而以其文采有可取处，故选之，称：“姑以文采录之，从昭明《文选》不废《剧秦美新》之例。”［21］宋人洪迈论文，亦论及《剧秦美新》之特点，称：“义不新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22］刘勰之后的各家，论《剧秦美新》，都看到它文采之可取处。在这一点上，刘勰可以说是开了先河。他不仅取其文采，且强调了义理与辞采的组织手段。 《奏启》篇对奏的要求：“故位在挚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此亦重风力之意。 《书记》篇论书札，有如下的一段话： 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朔之难公孙，杨恽之报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 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优秀的书札，既抑扬乎寸心，亦各含殊采。对于理想的书札的要求，他说：“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仍然是情采并重。 他论笺记，也提到“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笺记而求其文采之美，亦重文之证。 《书记》篇论及多种应用文，其中笺记就包括二十五个细目，而在对书记的总论中，说：“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而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缺，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这些全属事务往来的应用文，文字的表达问题也受到特别的重视。 在二十篇文体论中，除《明诗》、《乐府》、《诠赋》之外，论及艺术特性最多的，就要算《杂文》篇了。在《杂文》所包含的十九种文体中，主要的是对问、七、连珠三种，其余的典、诰、誓、问、览、略、篇、章属于刘勰“论文叙笔”中的“笔”；曲、操、弄、引、吟、讽、谣、咏等属于他“论文叙笔”中所说的“文”。对问、七、连珠之外的十六种，其实可以分别归入其他文体中，例如，诰可归入诏策，章可以归入章表等等，因之对这十六种文体的特点，他未加讨论。他讨论的是前三种。他说这三种文体的产生，是由于“智术之士，博雅之人，藻溢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气”，是发动的强烈的情；藻，是华丽的辞采。这是说，这三种文体之所以产生，缘于才士们有过多的感情辞藻要表达。先论对问，称对问之作，是宋玉含才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列举选文，及于东方朔《客难》、扬雄《解嘲》，称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寔《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对于对问的评论，并重视辞采之表现。次论七体，称“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枚乘《七发》，“信独拔而伟丽”；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伟丽、清要、博雅、绵靡、宏壮，都是讲的语言风格问题。虽然对于七体的曲终奏雅，劝百讽一的思想内容有所非议，却指出其文辞之特色：“艳辞动魂识”。再次论连珠，称扬雄“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明润，亦指语言之风貌而言。 上引刘勰论各体文章时多注意其情思与辞采，其中多涉及文学自觉之思潮起来之后，对于情思辞采之美的要求，虽然其中的不少文体，是属于应用文的范围。从这一点，我人可以了解，在刘勰眼中，他所论及的文体，无所谓文学与非文学之分，他是一以视之的。从这一点，我人也可以说，他的文学观是杂文学观。 与此一点相联系，可注意的又一点，是《文心雕龙》后二十四篇论文术与文学批评，是兼所有文体而言的，他并未区分何者指何种文体，何者与他所论的何种文体无关。此一点证明，把二十篇文体论与后面的文术论批评论分开，认为只有后者才属于文学理论的范围，这种认识是不确的。造成此种不确认识的主要原因，是以现代的文学观去衡量刘勰的文学观，因之将《文心雕龙》分成前后两截。而没有看到刘勰的文学观是一种杂文学的观念。他之所论，前后一体。 四 刘勰的杂文学观念，反映的正是我国古代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我国的古代文学，本来就是一个杂文学的传统。在古代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的眼中，所有的文体都是“文”，不存在一个文与非文的问题，只存在好的优秀的文与不好的低劣的文的问题。 杂文学的传统，不以文体区分文与非文。曾有过文、笔之争，但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彦和论文，亦称“论文叙笔”，而论及文术时，其实亦文、笔不分。在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甚重视文体之特色，对不同文体有不同之要求。但是在区分文体时，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体的界线其实是模糊的。区分文体时的含混不清，是文体理论不成熟的表现；文学发展实际中文体的含混不清，则是不同文体在发展过程中实际上存在互相渗透的现象。 理论家们区分文体时的含混不清，表现在他们对于文体的分类并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标准。我国古代到底有多少种文体，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当然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新的文体，但是，对于同一种文学现象，体的分类却是差别极大的。刘勰分文体为八十一种，宋人姚铉《唐文粹》分文体为二十二种［23］。吕祖谦《宋文鉴》一百五十卷，则分文体为四十五种，他的分类比姚铉规范一些［24］。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分文体为五十九，其中诗本为一体，他又从中分出古诗、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六体；赋本为一体，他又从中分出古赋与律赋二体［25］。这其实是把不同层级的“体”混在一起了。诗是一个层级的体，而古、律、绝等只是诗中小一级的体；赋也是一个层级的体，而古赋与律赋是赋中小一级的体。把不同层级的体混在一起，体的界定就可能失范。也是明人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的文体分类，亦存在同样的问题。他分文体为一百二十一种，加上所附四十一种，共一百六十二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能成立［26］。也是明人的唐顺之的《文编》，选文只及三十三体［27］。除疏与论两体又细分之外，他的分类还较为整齐。他是一位著名作家，深知为文之用心处，显然他是从文章写法上选文的，用意在于他要为人提供写作范例。这或者是他没有选另外一些文体的原因。但是，即使像他这样的行家，在文体分类上也未能免去层级不清之病，如将“疏”一体又细分为论疏、疏请、疏议与疏四体；将“论”一体又细分为论、年表论断、论断三体。这都说明他辨体的标准还没有明确界定。 要而言之，刘勰之后，文体论在辨体方面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文体的辨析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与文体在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也有关系。对于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互相渗透的这种现象，刘勰似乎已经注意到了。他虽然没有作理论的探讨，没有作理论的表述，但是在叙述各种文体的发展过程时，却时时提到此种互相渗透的现象。刘勰在《祝盟》中论“祝”体，称： 若乃礼之祭祝，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而作也。又汉代山陵，哀策流文；周丧盛姬，内史执策。然则策本书赠，因哀而为文也。是以义同于诔，而文实告神，诔首而哀末，颂体而祝仪，太史所读之赞，固周之祝文也。 这是说，“祝”这种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写法上与“诔”、“哀吊”和“颂”有相似处。《铭箴》篇论及蔡邕《鼎铭》的写法时，说它类似于碑文。之所以说它类似碑文，是因为“溺所长也”。蔡邕《鼎铭》，长篇散体，一改铭用四言韵语的写法。《论说》篇说“论”这种文体，“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由于论说的对象不同，使得“论”体在写法上容易与议、说、传、注、赞、评、叙、引诸体相似，所以他又说：“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议对》篇说：“又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谢策者，探事而献说也。……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彦和已立《诏策》篇，论及“策”之写法，此处又论及对策与射策，且又言其为“议之别体”，可见由于所写对象的不同，“策”这种文体的边界也是模糊的。文体发展过程中这种互相渗透的现象，可能也是造成文体辨析边界模糊之一原因。 文体发展过程中互相渗透的现象，与文体辨析的模糊性，与我国古代杂文学传统的特点有甚大之关系。此一点，似有待进一步深入之研究。 五 从刘勰的杂文学观念中，我人可以看到，我国古代的杂文学观，并不排除文学的艺术特质的要求，感情、文采，文学技巧的追求，都在批评家的视野之内。特别是魏晋以后，此一种之追求，更是十分的明显。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学自觉”一说，稍为有一点文学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否认魏晋之后文学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此一种之变化，伴随着我国文学的发展，虽时有起伏，而一直不断。 有一种认识，以为一说杂文学，就与感情、文采、声律、技巧无关，就必是枯燥乏味的我人今天视之为非文学的东西。此一种之认识，其实是不了解文学发展、文学批评史实的表现。我们说杂文学，主要是就文体言的。杂，是说各种文体都被包容在文学之内。并不是因其文体的杂，就以为古代的作家、批评家都反对文学的艺术特质。如果我们在面对我国古代文学和文学观念时，以为杂文学就是去除一切艺术特质的非文学，就是只讲实用，毫无艺术感染力的作品，那我们描述的古代文学史，就可能是另外一副面貌。例如，魏晋以后文学发展了，我人当然不能把建安文学写成诸子百家；我人不能无视五言诗，也不能无视骈体文的成就；诸如此类，我人不可能把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写成完全的另一副面貌，比如不写李白、苏轼，而写一些缺乏艺术魅力的作家，认为那才是文学史的真实。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这样的，虽是杂文学，但我人不得不承认，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艺术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过。我人说还原文学发展的本来面貌，就是如实地描述这一发展的过程。 尽量真实地描述文学的发展过程是问题的一面（附带说一句，要绝对准确还原历史的面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一点，我在拙著《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的后记中已有所论，此处不赘）。问题的另一面，是我人对于文学历史的评价。我人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描述文学的发展史，但是我人又不可能按照古人的标准去论列是非。作家、作品的优劣，他们的成就何在？在他们的当时，可能是一种评价，可能是一种定位；但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可能是另一种评价，另一种定位。我们不可能用古人的标准去评价古人。我们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去给作家作品定位。什么是作家作品的真实价值？历史自有它的判断。不论当时如何，历史自会还它的本来价值，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这就又提出一个问题：我们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杂文学的历史。我想，我们应该考虑作家、作品、文学观念的新变化，考虑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新东西。或者说，我们的文学是如何一步步从古代走向现在，它们的内在理路是什么。就以我国古代的文学观念来说，我以为大的发展脉络是两条线，一是工具论，一是回归自我。所谓回归自我，一是指回归文学自身，脱离工具角色，一是回归独抒个人情怀。这两条线都在发展中。无论是工具论还是回归自我，都不是杂文学与所谓纯文学的区别问题。此一问题要复杂得多，牵连甚广，此处不具论。 注释： ［1］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上册，“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年版，第962页。 ［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43页。 ［3］［4］《文心雕龙斠诠》上册，第963页。 ［5］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4页。 ［6］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24页。 ［7］王礼卿《文心雕龙通解》，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428页。 ［8］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9］林杉《文心雕龙文体论今疏》，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页。 ［10］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8页。 ［11］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页。 ［12］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浦起龙《古文眉诠》卷三七，吴书院刊本。 ［14］苏轼《乐全先生文集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三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赵幼文《曹植集校注》，收曹植表三十三篇，又辑佚三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6］“体赡”之“体”，原指乐体。嵇康《声无哀乐论》：“姣弄之音，挹众声之美，会五音之和，其体赡而用博，故心侈于众理。五音会，故欢放而欲惬。然皆以单复高卑善恶为体，而人情以躁静专散为应。……此为声音之体，尽于舒疾；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6页。 ［17］《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三集卷三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晋书·张骏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9页。 ［19］对“志在典谟”的解释，多数研究者认为章应该提供人主施政的轨范。 ［20］这与他在《宗经》篇中提到的“文能宗经，则体有六义”中所说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的说法相呼应，“志在典谟”亦宗经意，章之写作，离不开宗经典。这与他在《风骨》篇中说的“深乎风者，述情必显”的说法亦相呼应，述情显，也近风矩明。 ［21］《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八。 ［22］洪迈《容斋随笔》卷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23］姚铉在《唐文粹》中的分类是：赋、诗、颂、赞、表、书奏（状）、疏、露布、檄、制策、文、论、古文、碑、铭、记、箴、诫、铭、书、序、传录记事。分类并不清晰，如奏中有“奏”，有“书奏”，二者同与不同？奏中有“状”，在其他文论家的分类中，“状”是独立一类的。又如，“文”中，既包括封禅文，也包括哀册文，还包括祭文和通常属于杂文的《送穷文》。他之所以把这些本应属于不同文体的文章通通归入“文”一类，仅仅因为每篇标题的最末一字是“文”字。而“文”之外，又立一“古文”，所谓“古文”，仅仅因为所收者为唐代古文家所作之散体文，而就其性质言，其中有的属于论，有的属于杂文，并非同一类文体。诫之后的铭，既包括器物之铭，又包括墓志铭。而归传录记事为一种文体，也不可解。要之，姚铉的文体分类思想并不成熟。 ［24］四库馆臣称是书分六十一门，不确。实分五十门，计：赋、律赋、诗（其中分四言、乐府、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杂体）、骚、诏、敕、敕文、册、御札、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铭、颂、赞、碑文、记、序、论、策、议、说、戒、制策、说书、书、启、策问、杂著、对问（其中包括两篇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哀辞、祭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神道碑铬、传、露布。 ［25］五十九体是：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册、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辞。 ［26］计：古歌谣辞（歌、谣、讴、诵、诗、辞、谚附）、四言古诗、楚辞、赋、乐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命、谕告、诏、敕（敕榜附）、玺书、制、诰、册、批答、御札、赦文（德音文附）、铁券文、谕祭文、国书、誓、令、教、上书、章、表（笏记附）、笺、奏疏（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奏劄、封事、弹事）、盟（誓附）、符、檄、露布、公移、判、书记（书、奏记、启、简、状、疏）、约、策问、策、论、说、原、议、辩、解、释、问对、序（序略附）、小序、引、题跋（题、跋、书、读）、文、杂著、七、书、连珠、义、说书、箴、规、戒、铭、颂、赞、评、碑文、碑阴文、记、志、记事、题名、字说（字说、字序、字解、字辞、祝辞、名说、名序、女子名字说）、行状、述、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墓表、阡表、殡表、灵表）、谥议、传、哀辞、吊文、祝文、嘏辞、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口字咏、藏头诗附）、诙谐诗、诗余、玉牒文、符命、表本、口宣、宣答、致辞、祝辞、贴子辞、上梁文（宝瓶文说、上碑文附）、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密词附）、募缘疏、法堂疏。 ［27］计：制策、对、谏疏、论疏、疏、疏请、疏议、封事、表、奏、上书、说、劄子、状、论、年表论断、论断、议、杂著、策、辞命、书、启、状、序、记、神道碑、碑铭、墓志铭、墓表、传、行状、祭文。 ［作者简介］ 罗宗强，1931年生。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发表过专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