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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夙稱名篇，歷來為學界所重點關注，在寫作背景及思想內涵文章特色等各方面，古今論者頗多闡釋，幾無剩義。然而文章仍有一些重要問題有待澄清。作為文章基本背景的嵇康與山濤“絕交”問題，亦即文章寫作目的、文章篇名，竊以為即頗存疑義，值得重新審視並加討論。 （一） 我首先從閱讀直覺出發提出問題。篇名既題作“絕交書”，文章性質當與“絕交”相關。但認真讀過全文，未見文中有明確絕交言論及語氣。文章作為書函，其對象蓋為山濤無疑。然而觀文中所有關於山濤言辭，難以得出作者有“絕交”意向。為此不能不自原文說起。按嵇康“絕交書”，開首即致意山濤，其云：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頴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膻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 此段文字，向對方申說本文寫作意圖，意指甚明。先敘在“昔”嵇康曾以為對方“謂之知言”，即曾經以為暸解自己，並且當時即頗以為“怪”，所怪者對方對於自己的瞭解“何從便得之也？”但自“前年”之後，因“阿都”說起山濤“以吾自代”事，嵇康便明白山濤對自己“故不知之”，原來只是“偶與足下相知耳”。然後便述“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這裏說及目前所面對現實問題，即山濤即將升遷，嵇康惟恐對方“引屍祝以自助”，再來勸說自己出仕，“以吾自代”，遂不得不向對方說明自己真實想法，“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可知本書之作，非為他，蓋向山濤解釋不願出仕之事由也。文章態度，既說不上親切友好，亦無明顯強烈敵意。而此段文字之中，並無“絕交”用語，亦無類似意思之表達意圖，則是十分明確的。 文章在此開首部分之後，即進入“具為足下陳其可否”部分，亦即此書之主體部分。作者以大段文字，包括“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等著名段落，向對方“陳其可否”。其中所說，雖頗有激烈言辭，但對象所指並非山濤個人甚明，而是針對“禮法”“名教”等政教道德規範，是以社會思想觀念之批判為主，而非對於山濤個人發出的貶斥，故而與“絕交”亦基本無涉。所謂“陳其可否”，是論述本人仕進之可否，而非其他人事關係，更非與山濤之間關係之可否。 文末部分，又轉而對山濤個人表示意見。其云： 今但願守陋巷，敎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此，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益，一旦廹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嵇康白。 “但願”云云，基本上仍是自述人生志向，再次申說自己希望過百姓普通生活，“志願畢矣”；嵇康在此自述既非“俗人”，亦非“長才廣度”，又謂“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希望山濤理解。對於山濤，文中有將他視為“俗人”“野人”之傾向，但也只是以譬喻出之，並無直接指稱，只是說“願足下勿似之”而已。“足下若嬲之不置”等，是說山濤過份堅持要求自己出仕，成為對自己的精神騷擾。嬲，李善注“擿嬈也，音義與嬈同”，為糾纏、煩擾之義。末數句甚可注意：“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嵇康白。”這是概括全文，表明最後態度，而“解足下”者，向對方作解釋、解析也；[1] “別”為道別、離別之意，[2] 江淹《別賦》曰“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又云“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別”字固不可遽作“絕交”解。要之，觀嵇康“絕交書”全文，自“康白：足下昔稱吾於頴川……”始，至“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康白”止，只是以剖明心志為主，兼說對方不能理解己意。文末所云“野人”等數語，再次表示不願出仕之堅決態度。即使如此，在“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歡益”等語氣中，還顯示出嵇康對山濤的“自代”建議，理解到其中含有一定世俗的善意。所以從嵇康此書中，實在很難看出有何欲與對方斷絕一切個人關係之“絕交”意向。 總之，嵇康寫作此“絕交書”之意圖，自上引首尾二段文字，以及中間大段陳說“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等文字中，已經自述明白清楚。他撰寫此書主旨，就在於“陳其可否”，陳說自己對於出仕的態度，文章一切皆圍繞其出仕之“可否”問題展開，而非陳說與山濤之個人關係。所以他的態度雖是明確決絕的有“否”而無“可”，卻皆與“絕交”問題無涉。 （二） 以上所論，只是對一篇文章文本的分析，對原著內容主旨的體認。然而一篇文章內容，未必完全能夠反映全部歷史事實，故而需要再考察嵇康、山濤二人關係經歷始末，來對二人是否曾經“絕交”問題作進一步認識。 嵇康與山濤個人關係，當然首先是竹林之友，彼此相契甚早。記載此事者，有東晉初孫盛： ……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3] 此處明確提出“竹林七賢”稱謂，以嵇康為首，而山濤名列第三。其後有劉宋劉義慶：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鹹、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4] 這裏將七人略分為兩部分，前一部分為阮籍、嵇康、山濤，後一部分為餘四人。後四人既稱“預此契者”，則前三人是核心“契者”甚明。又其後《晉書·嵇康傳》亦載其事： ……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這裏說“竹林七賢”，亦以嵇康為敍述核心；同時也說出六位“林友”與嵇康關係之不同：六人亦分兩個關係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與神交者”，第二個層次是“預其流者”，其分界與《世說新語》全同。可知在竹林七賢內部，山濤也是與嵇康關係最密切之人，屬於“神交”之列，非一般友人所堪比擬。《晉書·山濤傳》又載： ……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隠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遊，著忘言之契。 “忘言之契”與“神交者”，二處所寫，意思略同。可知山濤與嵇康、阮籍關係之密切程度。而他與嵇康相交，還在阮籍之先。嵇康在“絕交書”中稱山濤“吾常謂之知言……”、“足下舊知吾……”，儘管含有婉轉批評之意，卻仍是老友口氣。需要注意的是山濤還與呂安“善”；而呂安也是嵇康的摯友，與嵇康一樣，具有叛逆性格，他們最終還同被陷害。由此亦可知，山濤與嵇康關係，不是偶然相交，而是深層次的“神交”。此外尚有若干文獻敘嵇康山濤間情誼，如：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惟此二生耳。……”[5] ……（山）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逺，心存事外，而與時俯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6] 嵇康譙人，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濤及兄巽友善。[7] 這就是嵇康與山濤二人在“絕交書”撰寫之前的一般關係，那是“神交”、“忘年之契”、“契若金蘭”的關係，可以說毫無“絕交”之痕跡或朕兆。 至於“絕交書”出現之際的二人關係，最早的敍述者也是孫盛，其云： 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8] 孫盛所說“康答書拒絶”，自上下行文看，嵇康“拒絕”的是山濤“舉康自代”之事，而非山濤其人甚明，所以其“拒絕”之說並不意味著“絕交”。孫盛為東晉初著名史家，上距魏末約半個世紀，撰有《魏氏春秋》《晉陽秋》等著作，“《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9]所說可信度高。此後又有劉義慶，其謂： 山公將去選曹，欲舉嵇康，康與書告絶。[10] 同時又有裴松之謂： 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絶，事之明審者也。[11] 又有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康別傳》云: 山巨源為吏部郎，遷散騎常侍，舉康。康辭之，並與山絶。豈不識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耶？亦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乃答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之。[12] 按劉義慶所雲“康與書告絶”，裴松之雲“康書告絶”，行文中皆未明言“絕交”。體味其意指，基本上並未改變孫盛所說要點，即：嵇康“告絕”之“書”是針對“舉康（自代）”之事而發，並非針對山濤其人。所以諸說嵇康之“書”“告絕”或“絕”，如理解其含義為“拒絕”，則大體不謬；若解為“絕交”，則未免有誤，是一種不準確的推衍。劉義慶、裴松之的時代，上距魏末已近二百年，可知當時尚無“絕交”之說正式出現，此亦“事之明審者也”。不過《康別傳》中所謂“康辭之，並與山絶”，語意含糊，一個“並”字，一個獨立的“絕”字，已經潛伏著向“絕交”說過渡的可能。《康別傳》作者不明，其書當出於兩晉間。 嵇康之死，是受鍾會之譛被司馬昭所加害。有說山濤亦有所牽連。此即郭頒《世語》所載： 毌邱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13] 而《晉書》亦寫道： ……（鍾）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于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譛“康欲助毌丘儉，頼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14] 鍾會之說，固是私下譛言，是否屬實，頗可懷疑。但《世語》是正面記述，不可不認真對待。設若此事屬實，則表明山濤與嵇康二人，曾經討論過當時極其重要而敏感的政治軍事事件，而山濤對於嵇康的政治取向發生過影響，使他沒有去“助毌丘儉”。就事理言，此記載倒也符合嵇、山二人的各自個性和行為方式，因為嵇康性格“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15]，而山濤為人作風“平心處中”[16]，要平和穩重得多。綜合關於此事的各種材料看，山濤當時勸阻了嵇康“且欲起兵應之”的激烈行為，但他事後似乎未向司馬氏舉報，使得司馬昭一直不知情。按毌丘儉起兵，發生在正元二年（254），嵇康之死，在景元四年（264），也就是說，山濤為嵇康隱瞞其事達十年之久，表明他並未賣友求榮，並未違背“金蘭之契”。至於嵇康案發後，“康欲助毌丘儉”話題被提出，山濤為何未嘗受到連帶責罰，並且一直得到司馬氏的信任重用？當然與他“與宣穆後有中表親”[17]直接相關。 考察嵇康撰寫“絕交書”前後與山濤的關係，我們不能忽略他在臨終對嵇紹的一句囑咐，此即《晉書》所載： 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18] 此臨終語，份量很重。父死為“孤”，“不孤”即父猶未死。嵇康在此告誡當時僅八歲的兒子嵇紹，自己死後，山濤可以替代自己，充任父親角色。嵇康在政治上拒絕了山濤的“自代”建議，但在臨終卻反過來要山濤在人倫上“自代”兒子之父。這裏表現嵇康對山濤的無間信任，體現真正“忘言之契”關係。嵇康之言為對嵇紹所說，山濤不在場，他如何能有把握山濤將會踐行嵇紹代父角色？若無深厚誠摯的個人友情，這裏的信任便無從產生，此“托孤”性質之語豈能隨便說出？按嵇康被害時間，可以判斷即在“絕交書”撰寫後不久，因書中“非湯武而薄周孔”等語，頗刺痛司馬昭，使之最終認清嵇康不可能為自己所用，自此“大將軍聞而怒焉”，下了殺害嵇康的決心。嵇康被害與此“絕交書”之撰寫既然直接相關，二事先後間隔甚近，不會超過數月，當在同一年（景元四年，264）內。設若嵇康先有絕交山濤之舉，然後不久又有托孤山濤之事，二事互相抵觸若此，發生時間距離又如此靠近，嵇康行事當不致如此悖理也。 再看山濤在嵇康死後的表現，此集中在對嵇紹的態度上。據載： 嵇康被誅後，山公舉康子紹為秘書丞。紹咨公出處，公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人乎！”[19] 時過二十年，山濤在“舉康自代”之後又有“舉”嵇紹之行動。這裏尤其一句“為君思之久矣”，表達了對於嵇紹的長久關心，實際上也流露出內心對於嵇康的情誼始終不曾稍減， “為君”不僅為嵇紹，亦為嵇康也。由此亦可反證，山濤是知道嵇康托孤之意的，其“天地四時”“思之久矣”之言，語重心長，也是對亡友嵇康的生死回應。千年以下，我們尚能讀出其中飽含深厚情義。另一方面，嵇紹在事關出處的人生重大問題上請“咨”山濤，亦可知他對於山濤的信任，非比尋常，他是實踐著嵇康“汝不孤”的遺囑。嵇紹對山濤的信任，當然是嵇康對山濤信任的延伸。 山濤薦舉嵇紹，其時雖嵇康被害已久，西晉皇朝已經相當穩固，但此舉並非政治上毫無風險，據載： 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20] 當時其他選官竟“不敢舉”嵇紹，以致嵇紹二十八歲，尚未入仕，而原因不外是嵇康“被法”事。可見嵇康案在西晉初，因涉及司馬昭殺害名士，仍是一個敏感問題，處理稍有不慎，便可能觸犯司馬氏皇室之忌，當時許多官員都深明此中利害，故而“不敢舉”。可知山濤出面薦舉嵇紹，實非簡單易行，而是存在相當風險。因此，我們看到山濤在薦舉過程中，處理此事亦頗小心翼翼。據載： 詔選秘書丞，濤薦曰：“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也。猶宜先作秘書郎。”詔曰：“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複為郎也。”[21] 事情本來是晉武帝先提出的，他要選一名秘書丞。作為主選官的山濤此時是抓住了一個機會，乘機將嵇紹推薦出來。他在這裏表現出的既是機敏，更有勇氣。但是他還是擔心嵇康事件會對嵇紹有所妨礙，內心對司馬炎將會是什麼態度沒有把握。其實不獨山濤，嵇紹本人也很擔心自己能否被晉武帝接受： 紹懼不自容，將解褐，故咨之於濤。[22] 當時嵇紹面對出處問題，也很忐忑不安，所以他才去向山濤請教。山濤從政經驗豐富，為避免造成薦舉不成的尷尬局面，他精心設計了一個以退為進的方案：一方面要薦舉嵇紹，一方面降低薦舉的規格，只推薦嵇紹任秘書郎。郎位在丞下，如此可減少司馬炎接受嵇紹的心理阻力。山濤作為一名老練官僚，在此真是將他的全套本事都使出來了。而其目的，不外是為要安排故友嵇康的後人，以不負當年“金蘭之契”及嵇康托孤之信任。當然，事情本身進展超乎想像的順利，晉武帝不但爽快同意嵇紹出仕，還說“紹如此，便可為丞，不足複為郎也”，一步到位。但是山濤在整個薦舉過程中既敢冒風險又處心積慮，都讓我們看到了他對嵇康的歷久不渝情誼。 要之，無論從嵇康生前與山濤“著忘言之契”，還是從嵇康臨終前對山濤態度及死後山濤對待嵇紹的態度看，他們二人“林友”關係的深摯，是無可否認的。難以設想，二人曾經“絕交”過。如有絕交之事，則嵇康臨終前對兒子的囑咐，其後山濤對嵇紹的關懷幫助，以及嵇紹對山濤的信任，皆難以解釋。即使山濤出於自身沽名釣譽需要，故作姿態，做出獎掖前友人之子的偽善舉動，以博得“重義”或“尚友”名聲，挽回因嵇康“絕交”事所必然受到的道義名譽上的重大打擊；但作為嵇康親子的嵇紹，他在明知對方是父親“絕交”之人，為何還會在自身重大切身利害問題上，專門往“諮”曾被“絕交”的山濤？在當時士大夫極看重名節的背景下，難道他就不怕得“不肖之子”惡名？再從當時士流對於山濤、嵇紹二人的品評看，魏晉間士大夫盛行品目評論，士人如有醜惡行止，自會受到挑剔，在品目中有所反映，而當時山濤、嵇紹所得品目，皆頗崇高，並未受到任何惡評。如：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23] （王）濟有人倫鑒識，其雅俗是非，少所優潤。見（王）湛，嘆服其徳宇。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24] 謝玄讚美山濤欲“少”，王濟嘆服山濤德“上”，可見其時譽確實甚隆，經得起對人“少所優潤”如王濟者的鑒識挑剔，表明其德行至少並無明顯虧缺。 （三） 既然從文章文本及歷史事理多方面看，嵇康與山濤之間都未曾發生“絕交”事態，那麼為何今存嵇康文章之篇名作“絕交書”字樣？而且《文選》及《藝文類聚》等早期文本皆有“絕交”標題，對此應作何解釋？意者理解此問題，當以本文內容與事實為據，至於篇名標題所示，既與文本意義及歷史事實齟齬，則問題出在標題，可能甚大。 為解明此問題，須自古代書記（或“書劄”“書箋”）體制說起。 古代書記發展過程，據劉勰說法，則“三代政暇，文翰頗踈；春秋聘繁，書介彌盛”；“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漢來筆劄，辭氣紛紜”[25]。可知書箋之體，當繁盛於春秋戰國，而大備於漢。劉勰所舉漢代“書記”四篇名作，它們分別為“史遷之報任安，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答劉歆”。然觀四篇作品，其初始文本，篇題皆甚簡單，其中一篇今已不見文本，題目更難以確定，[26]餘三篇則作《報任少卿書》、《報孫會宗書》、《答劉歆書》。就篇題言，皆僅有二構成部分：一為動詞，表明致書主動或被動方式，主動作“與”，被動作“報”或“答”；二為名詞，多是人名或字，表明致書對象。再看《文選》收錄“書”類作品，計得十七人二十二篇。謹將篇目全部鈔錄如下： 李陵《答蘇武書》；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與吳質書》，《與鍾大理書》； 曹植《與楊德祖書》，《與吳季重書》， 吳質《答東阿王書》； 應瑒《與廣川長岑文瑜書》；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與侍郎曹長思書》，《與滿公琰書》；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趙至《與嵇茂齊書》； 孫楚《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丘遟《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在以上所列全部“書”類作品中，題目作“與（或‘報’、‘答’）××” 體制者占二十篇，它們結構相對簡單，題中無任何內容提示或指向性文字。例外者惟二篇，即孔融、嵇康所撰作品。其特別之處，是結構相對稍複雜，即它們在篇題之中有內容提示或指向性文字——“論盛孝章”、“絕交”等字樣。然而這兩篇特殊標題，其實在體制格式上都各自存在特殊情況，需要細加考察說明。 先說孔融之書。今所見最早言及此書文獻，為《文選》李善注引虞預《會稽典錄》，其云：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征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可知孔融文章在初始出現的文獻中，其篇題惟作“與曹公書”，並無“論盛孝章”等字樣，此篇題構成情況，正與漢代一般書記篇名同。故“論盛孝章”等四字，當是後人據文意所加。原書中確有贊論盛孝章內容，如“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等，加入四字，並無不妥；但體制上已非原有篇名。虞預其人，東晉初人，任朝廷著作郎、散騎侍郎等，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録》二十篇，《晉書》有傳，生活時代早於蕭統將二百年，其對於孔融書箋的稱謂，自然也更加接近於原始狀態。至此可以基本確定，孔融文章，本作“與曹公書”，其體制並未突破傳統一般格式。“論盛孝章”四字，當是虞預之後某人所擬加。至於擬加此篇名者為誰？或即《文選》編纂者昭明太子蕭統乎？千年之後，苦無證據，懸測而已，莫能定也。 至於嵇康“絕交書”之篇名流傳，上文已說及亦始見於《文選》，此外尚有《文心雕龍》，雖未引出全文，但言及“嵇康《絶交》，實志髙而文偉矣”（《書記》）。蕭統、劉勰，生活時代略同，故二人並為“絕交”標題之始著錄者。更早則再無文獻記載該篇作品有“絕交”篇名。 而在蕭、劉二人之前，早有東晉初孫盛在《魏氏春秋》中記載嵇康之書，而並未言及“絕交”二字。其原文已見前引，作“及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說……”云云。孫盛在此則文字中，記載了山濤“舉康自代”與嵇康“答書”的事實，但未說出嵇康之書的篇名，只是說“答書”的性質為“拒絕”。孫盛上距嵇康時代僅五十餘年，下比蕭統、劉勰早約二百年，又加“篤學不倦”，號為“良史”，他對於嵇康著作情況瞭解，應當比蕭統、劉勰更加清楚，其表述亦更可信。孫盛所謂“答書拒絕”，觀上下文義，不難理解，當指嵇康“答書”山濤，“拒絕”其“自代”建議。此“答書”所“拒絕”者，非山濤其人，而是山濤所建議之事。嵇康文章本身，固無絕交內容及意向，已如上述；所以孫盛以“拒絕”概括全文，不言“絕交”，其表述準確，為可以采信之說。 另外裴松之於此問題上態度，亦頗說明問題。其上《三國志注》時間，在劉宋元嘉六年（429），裴氏寫作態度比較客觀少偏向，收集資料亦很廣泛。其生活時代，在孫盛之後又將百年，當時所見有關魏晉史書甚夥，總有數十種，凡魏晉史事有異載岐說者，多並見收錄，故紀昀等謂其“雜引諸書”、“詳其委曲”、“補其闕佚”[27]雲。陳壽所寫嵇康事蹟，僅見于《魏志·王粲傳》中附傳，文字甚略，僅有二十七字；裴注文字則多達一千二百餘字，幾五十倍陳志。裴注“雜引諸書”頗詳，然而于嵇康、山濤二人關係，注中卻僅引述孫盛之記述，而無一字引及有關“絕交”之說。可見裴松之當時，尚無“絕交”之說流傳，松之無從采擇。即使當時已有“絕交”之類說法，因其不合史實，故斥而不取。 此後，亦續有采信孫盛“拒絕”之說者，《晉書》即其一： 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絶，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 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28] 唐初房玄齡等奉旨撰寫《晉書》，因時代暌隔，必然參考前代相關著作。他們面對前人關於嵇康文章的兩種既成說法，即孫盛之“拒絕”說，劉勰、蕭統之“絕交”說，在記敍此一事件時，實際上採用孫盛之說，故而其文字與孫盛基本相同，篇中惟言“康乃與濤書告絶”，而全書未寫及嵇、山二人“絕交”。所謂“告絕”者，觀其上下文義，蓋即“拒絕”山濤“舉康自代”之事，非謂與山濤“絕交”也。所謂“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亦言嵇康之“書”“既出”，其“拒絕”出仕心志，已經表述明白無誤，故司馬氏“知其不可羈屈也”。這裏的敍述思路，明顯沿著“拒絕”說展開，而與“絕交”說無幹。 要之，嵇康與山濤並無絕交史實；《與山巨源絕交書》無絕交內容，“絕交書”並非絕交之書。文章篇名，原當作《與山巨源書》，與當時一般書函體制格式無異。篇題中“絕交”之語，蓋後人所擬加。至於“絕交書”及“絕交”說之出現時間，當在南朝劉宋之後，或在蕭梁時期。始作甬者為誰？莫之能明，然蕭統、劉勰二人，可能性不小。又因《文選》《文心雕龍》二書影響巨大，嗣後遂沿誤其說，流傳千數百年。 關於《與山巨源絕交書》性質及篇題問題，至此辨說完畢。以下附論嵇康另一篇絕交書，即《與呂長悌絕交書》。 此書性質頗為昭然，觀其文義，即知確實含有絕交意向： ……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複何言哉！若此，無心複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絶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嵇康白。 書中所寫，義正詞嚴，激烈憤慨，指斥對方“苞藏禍心”，且直接說出“絕交”之語，“無心複與足下交矣！”是皆《與山巨源絕交書》中所無，是真正絕交書無疑。然而本文篇名中“絕交書”字樣，竊意仍是後人所擬，未必嵇康撰時即作此題。如上所述，漢魏時文士作書，一般仍沿襲當時文章體制慣例，作“與××書”者，此慣例至西晉末尚未完全改變。觀今存書函作品較多者如陸機、陸雲兄弟，皆如此。陸雲書函最多，而題目皆作“與××書”，絕少例外。雲與乃兄陸機親密友于，情好無間，世所公認，其致兄書有數十通之多，書中各篇所敘，內容不一，世事文章，無所不包，而題皆作《與兄平原書》[29]，可謂百篇一律。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篇題亦同為後人所擬者也，不過所擬之題，正合乎原著性質及文義耳，此與《與山巨源絕交書》異。比較兩篇“絕交書”之同異，更可以證實《與山巨源絕交書》非絕交之書。 注释： [1] 蕭統《文選》六臣注：“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七O册1331-154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2] 《楚辭·離騷》王逸章句曰：“離，別也。”是“別”即“離”義。見《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一册1062-3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3] 陳壽《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新標點本“二十四史”《三國志》606頁，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版。 [4]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72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5] 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6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6] 劉義慶《世說新語·賢媛》劉孝標注引《晉陽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6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7] 蕭統《文選·思舊賦》李善注引干竇《晉書》。 [8] 蕭統《文選·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引《魏氏春秋》。 [9] 房玄齡等《晉書·孫盛傳》。新標點本“二十四史”《晉書》2148頁，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 [10] 劉義慶《世說新語·棲逸》。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6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1] 陳壽《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新標點本“二十四史”《三國志》607頁，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版。 [12] 劉義慶《世說新語·棲逸》劉孝標注引《康別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65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13] 陳壽《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新標點本“二十四史”《三國志》607頁，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版。 [14] 房玄齡等《晉書·嵇康傳》。新標點本“二十四史”《晉書》607頁，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 [15] 《與山巨源絕交書》。 [16] 房玄齡等《晉書·山濤傳》。新標點本“二十四史”《晉書》1224頁，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 [17] 同上1223頁。 [18] 房玄齡等《晉書·山濤傳》。新標點本“二十四史”《晉書》1223頁，中華書局1959年11月版。又《通志》卷一百二十二引作“……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刑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有一字之差。 [19] 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0] 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劉孝標注引王隱《晉書》。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1] 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劉孝標注引《山公啟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又陳壽《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亦有記載，文字略同，作“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啟以為秘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複為郎也。’遂歴顯位……”見新標點本“二十四史”《三國志》607頁，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版。 。 [22] 劉義慶《世說新語·政事》劉孝標注引《竹林七賢論》。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7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3]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13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4] 劉義慶《世說新語·賞譽》劉孝標注引《晉陽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42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25] 劉勰《文心雕龍·書記》。黃叔琳、李詳、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184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11月版。 [26] 黃叔琳曰：“《公孫弘傳》：武帝時北築朔方，弘諫以為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弘不得一。按《東方朔傳》有《答客難》，無難公孫弘事。”黃叔琳、李詳、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187頁，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11月版。 [27] 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二册2-16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28] 房玄齡等《晉書·嵇康傳》。新標點本“二十四史”《晉書》1370至1372頁，中華書局1974年11月版。 [29] 見《陸士龍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册1063-442頁，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