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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春军
从表中可以看到，前3辑《丛刊》共收书33部，其中书名为日记的有17.1部；又，三辑共收著作59种，其中日记有33种。因此，无论从书名还是种类而言，日记已然成为《丛刊》的品牌和特色。又或许是3位主编都是文学研究者的缘故，《丛刊》所收的日记大多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韵味，对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而言亦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郁达夫指出：“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2]本文试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对《丛刊》第3辑所收11种日记略作探讨，以揭示其作为近现代文学史料的文献价值。 一、文学作品的“聚宝盆” 张可礼先生认为：“在文学史料中，文学作品居于核心地位。”[3]《丛刊》第3辑所收11种日记，除个别篇幅较小的日记如佚名《乙亥年日记》外，均不同程度地记录了作者的文学创作，所涉及的文体主要是诗词和文章，另有楹联、挽联、尺牍、公文等应用文体。这些日记的作者，有些人有诗文集传世。比如《蟫庐日记》所附《北上日记》原是一部佚名作品，其中记录了不少作者自南昌往返京师途中的诗作。经整理者考证，这些诗歌有收入周长森《甘菊簃诗集》者，再参合日记中其他线索，可以进一步确定这部日记的作者为周长森无疑。由此可见，佚名日记中的文学作品对作者的考证有一定的帮助。此外，如果将日记中的作品与诗文集互相参照，或可以校异文，或可以辑佚作，或可以系年月，这对于作者诗文集的编校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整理者卢康华先生在《北上日记》的前言中所言：“日记中所载的这些诗作，可为学者研究诗歌创作的文本背景提供具体个案，亦可备他日编校周氏诗集提供参考。”[4] 对于那些没有诗文集传世的作者，甚至是无名氏作者而言，日记便成为了解其诗文创作的唯一途径。比如孟宪彝，据其民国七年为父所撰《行述》有云：“宪彝十四岁读十三经讫，乃为文……每于下学归来，先严日日必命题，或令为试帖诗，或为时文数段。”[5]又云：“彝十八岁入邑庠，先严督教有加，间日命为制艺一篇。”[6]可见其诗文写作之良好基础。但是，据整理者彭国忠先生介绍，目前并未见孟宪彝有诗文集传世，因此，日记中所记录的孟宪彝诗文就显得弥足珍贵。更因为日记的特殊形式，日记正文与诗文作品可以相互阐发，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大有帮助。比如民国三年十月廿二日，孟宪彝有枕上口占小诗一首云：“高风忆干木，幽隐怀浩然。古人不可及，劳劳世情牵。浚仪（汴梁、祥符县古郡名）有良友，胡为归黄泉？晨梦一相见，惜哉泪涓涓。”[7]从诗歌文字不难看出这是一首悼友之作，但究竟为何人何事而悼却不得而知，日记的正文恰好为诗歌提供了本事，有助于诗歌的理解：“本日，天初明时，忽梦见故友冯果卿，并对少沧言前说果卿已故，孰知其今尚在耶？以手拍其臂。果卿乃背其背。余乃一痛惊醒。忆十年前到京，与少沧、果卿三人拍一小照，至今尚存。或昨致少沧函，并思果卿，故入梦耶？为之怆然不已。”[8]可知诗当为其亡友冯果卿所作。据吕友仁主编《中州文献总录》卷三十九，冯果卿名汝桓，字果卿，祥符人（与诗中所云“浚仪有良友”合），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9]作者通过日记这一段记梦的文字，不仅交代了诗歌的写作情景，而且更能体现出他与果卿之间的深挚友情。又如宣统二年腊月二十九日，作者被派往长春防治鼠疫，临行前作七绝一首：“帅谕先闻痛哭声，声声为我救民生。灾黎待拯伤心事，除夕征车急北行。”[10]如不读日记正文，便不知句句皆有来历，试将诗句与正文对应如下：
又如《辛卯年日记壬癸避难日记》的作者陶兆麒，与其他日记的作者潘道根、孟宪彝、刘承幹、王祖询等相比，实在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诗文集更不得而知。日记所录的几篇文章如《先府君行略》《先太孺人行略》等，或许是作者存世寥寥的作品。这些作品提供的信息又极为丰富，比如作者在《先太孺人行略》中称“在癸亥之岁，不孝生十九年矣”[11]，据此可以推定作者的生年。 第3辑的几部日记中所收作品最多的当属《潘道根日记》，据整理者介绍，仅潘道根本人所作诗篇就有数百首，还有相当数量的唱和之作。日记的摘录者王德森所撰《凡例》云： 文已见于《徐村老农自订文稿》者，兹不复录。其有关系者，仍录之。一切寻常酬应之作不尽录，存其目以备考。 书札、诗篇、经说、考证、语录，皆全录之。 遗闻逸事及手抄之书、友朋倡和之诗，亦照录之。 先生师友皆当时有名人物，如王椒畦、吴银帆、吴止狷、顾邵庵、张石耘、张若木、方筱湘、潘顺之、汪石心、王璞臣、钱颐寿、韩介孙、王研云、叶涵溪、徐洪生、富香吏诸先生，皆有著作传世。其笔札诗翰、酬酢往来，择其情文尤挚者，悉著于录。[12] 从摘录者的眼光来看，他对于友朋唱和酬赠之作特别重视，收录亦不可谓不多。虽然这些人物当时皆有著作传世，但如今却未必皆完好存于世间。日记中所辑录的这些唱和之作，可以起到“因诗存人”的效果。 由此可见，近现代日记中保存的这些文学作品，不仅有助于相关文献的辑佚和校勘，而且对于作品的解读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也大有裨益，不啻为近现代文学作品之“聚宝盆”。 二、文学批评的“资料库”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而言，话体文学批评文献固然是主要的史料来源，但是，其他形式的批评资料亦不容忽视。罗根泽先生曾说：“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文学批评史之山铜为诗话文论，而文集笔记则为沙金；因彼开卷已得，此必排简始见也。”[13]指出文集笔记等其他散见文献同样具有文学批评的史料价值。这一类批评史料，又因为分布相对零散，所以必须经过认真仔细的排摸和筛选才能为批评史所用，日记亦不例外。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并没有严密的体系，可能是著名人物的零散言论，可能是以感言方式书写的诗话、词话，可能在与友人之间的通信或自己的随笔、日记中集中表达，也可能零星存在于带有价值判断的具体文学作品之中。”[14]在近现代学人日记中，亦不乏这一类带有文学批评史料性质的学术日记，如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张充和先生的《昆曲日记》等，均具有重要的文论价值。 《丛刊》所收日记，虽然没有夏承焘和张充和这样的专科日记，但其中保存的批评史料似有过之无不及。以《潘道根日记》为例，就记录了潘道根大量的批评言论，特别是他为友朋所作的几十篇题跋文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念。如《跋徐村文稿》云：“尝闻文章以理为主，以气为辅。而其为说也，尤必有益性情，有功名教。斯真为能立言者。”[15]简要论述了理、气和性情、名教之关系，从中可以了解他的文章学思想。又如《吴紫莼诗稿序》[16]则表达了重视性情的诗学观念，这与他的诗歌创作是基本一致的。在这些题跋文字中，亦不乏一些形式特殊而吸引眼球的批评史料，如《读韩昌黎诗漫题八首》[17]，采用论诗绝句的形式对韩愈的诗歌艺术和诗史地位作出了评价，是研究清代韩愈接受史的珍贵史料。日记中除了潘道根本人的批评史料，也记载了他人的评论资料。特别是他保存的张尔旦（字眉叔）手书《怀旧摘句图十六跋》，对同时代的16位诗人作了一一评述，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潘道根在日记中对此文献的来源亦有所交代： 辛丑春，余识虞山张先生眉叔，即索余诗稿读之。又承以学佛为属，既而以《怀旧摘句图十六跋》，属余书入册中。此稿乃先生手书，因留余处。丁未谷日，翻书得之。手迹如新，而先生已于昨秋下世矣。所著《种玉堂诗》，已刻行世。感念知己，手录于此，以备遗忘。[18] 张尔旦（1792—1845），字信甫，号眉叔，江苏常熟人，著有《种玉堂集》6卷。据潘道根所言，张尔旦的这16则诗论，既是稿本，亦属孤本。笔者翻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74册影印咸丰五年赵氏铁如意斋重刻本《种玉堂集》，这16则诗论确未见载，全赖潘道根的日记得以留存。张尔旦在跋文中先后评论了孙子潇、毛琛、方文燮、单师白、毛岳生、季士䜣、周僖、蒋大令、蒋宝龄、钱瑶鹤、邵广鈖、朱绶、赵允怀、赵奎昌、林研庄、胡金瑞等同时代文人的为人与为诗，其中既有对诗法的阐释（如第一则论作诗入门诀：孙子潇师以“妙悟”作诗入门诀，常与尔旦曰：“凡一切草木萌抽甲坼，皆有形声。尝于晓枕，闻盆兰作开坼声。起视，果放一花。因得‘破晓静听花坼蕊’七字，然久无其对。一日，见少女顾影水中，不禁信口而得‘懒春娇似女垂髫’之句。此中三昧，当非粗心人所能梦到。”[19]）也有对诗风的论析（如第四则论单师白师：“丈于诗，才富学博，而不喜蕴藉一种。然五古极多，戛戛独造。”[20]）还有对佳句的点评（如第六则论季士䜣《虞美人》词句：“忆其以《虞美人》词见示，初则云‘更无人处夕阳红，如画仙楼，飞絮落花中’。后以‘如画仙楼’四字未惬，改为‘荡漾春愁’，予亟赏之，谓空灵有味，殊胜原本。”[21]）可谓内容丰富，评论中肯，有助于了解这些诗人的生平经历和艺术风格。 除了《潘道根日记》中这些比较成规模的论诗文字，零星而散见的批评史资料在各部日记中可谓俯拾皆是。论诗如王祖询《蟫庐日记》1907年2月15日记秦绶章跋反正体诗：“佩老（秦绶章）出示二律，其跋云：‘偶阅《春在堂集》，有反正体诗，谓是章一山庶常梫自出新意，取篆文反正如一之字云，亦诗中之别格也，戏效其体。’”[22]指出反正体诗首创于俞樾，其本质在于字形对称、正反如一。论文章者如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1910年正月廿七日评梅曾亮古文：“夜间阅梅伯言古文一卷，其佳者以朱笔圈之。此公乃桐城派古文家， 为姚姬传弟子，故其文渊茂有馀，华贵不足，大约余学问未至，无由辨其优劣为月旦定评耳。”[23]刘氏对于梅曾亮的古文评价不偏不倚，显示出独到的眼光和见解。论小说如周长森《北上日记》1867年5月2日读《粉妆楼》：“复出野史〈粉妆楼〉一部，俚鄙无可采者，然其剖别贤奸，取义惩劝，亦作者之志也，惟不经之谈为可哂耳。”[24]《粉妆楼》又名《续说唐志传》，题竹溪山人撰，是一部英雄传奇小说，然情节纯属虚构，日记作者所论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此外，如《孟宪彝日记》中还记录了作者观戏以后的感想，“有时发表他对戏剧的认识，体现了他的戏剧观念”[25]。 钱锺书先生指出：“诗、词、笔记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26]正如钱先生所言，以上这些日记中散见的文学批评史料，涉及到诗歌、文章、小说、戏剧等各种文体，内容丰富，水平参差，时有见地，读者如能披沙拣金，必有所收获，亦可作为近现代文学批评史料的有益参考和重要补充。 三、文学生态的“记录仪” 《丛刊》第2辑《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曾收录蒋阶的《苏余日记》一种，其史料价值正如整理者所言，在于“保存了清代中叶这一区域内（淮安府署所在地山阳）文学生态的剪影，这是一丛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27]。所谓文学生态，“乃是以文学为纽带，由政治局势、经济环境、地域空间、学术思想、士人活动、作家经历、作品文本等多层面文化因素所构成的动态系统。它所强调的，是在历史图景还原的基础上，探讨各种文学因素的互动关系”[28]。文学生态强调场景的还原，而日记文献的私密性和真实性，恰好有助于我们考索事件的细节，重现历史的场景，勾勒文学的生态。 第3辑所收日记中，《嘉业堂藏书日记抄》记录了著名藏书家刘承幹从宣统二年（1910）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20余年间购书、读书、藏书楼建设与管理、刻书、抄书、编书、售书等等活动之史料，期间交往过从者不计其数，特别是与缪荃孙、朱祖谋、潘飞声、周庆云等晚清遗老的淞社雅集，反映了民国时期沪上遗老的文学空间和学术生态。淞社之名，据刘承幹1913年4月初8日记载：“傍晚偕醉愚出至四马路一家春宴客，余去年与同人结消寒会，至今春二月而竣，尔后屡拟赓续，别定社名，或以同岑，或号淞隐，卒卒未定。昨与湘舲磋议，决定为淞社，即以徐园修禊为首集，展上巳次之，今为第三集。”[29]是为淞社定名之由来，而社名的商定也是屡经周折，从同岑到淞隐，再到淞滨，三易其名，如无刘承幹日记记录，这些细节我们便不得而知。淞社的雅集从1913年一直持续至1925年，据有关学者考证，“淞社自1913年上巳日徐园修禊之始至1925年花朝日周与刘等借学圃为淞社第五十七次雅集活动结束”[30]。当天徐园修禊的场景与细节，刘承幹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 以是日为修禊良辰，又适逢岁在癸丑，余与湘舲作主人，故起身甚早。十一点半钟至梁溪旅馆邀郑叔问，同往徐园修禊。到时沈絜斋、吴子修、陶拙存、潘兰史、杨诵庄、褚稚昭、成昌、余杭人，陕西候补道。沈醉愚、俞瘦石已先在，出书画卷互相传观。未几，钱听邠履樛乔梓、刘聚卿、刘光珊、汪渊若、朱念陶、吴仓硕、许子颂、陆纯伯、缪筱珊陆续来，湘舲亦扶病至。遂入席，稍坐，杨芷夝来。酒半，至中庭摄影，李梅庵适至，与焉。然梅庵不先不后，恰在摄影之时，举动之间，若有前定，可见饮啄之说，殆非诬语。照毕，重入席，畅饮而罢。……是日之举，酒肴连照相费共洋七十元光景，此款余与湘舲对认耳。[31] 当天的活动包括赏画、饮酒、摄影等环节，共花费70元大洋，由刘承幹和周学圃（字湘舲）分别承担。拍照合影时，李瑞清（字梅庵）恰好赶来，不早也不晚，似乎有所注定，这一插曲因刘承幹日记而为读者所知，可见日记对于细节的描述是其他史料所无法比拟的。 至于1925年花朝日的最后一次雅集则是第59集，而非57集，见刘承幹1925年2月12日日记（页519）。淞社每一次雅集的时间、地点、所到人数、缺席人数、吟咏题目等，刘承幹都在日记里作了详实记录，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淞滨吟社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比如1917年8月26日第32次雅集，有两位重量级人物加入诗社： 晚为淞社三十二集，社友如章一山、杨芷夝、陶拙存、张让三、缪小珊、朱砚涛、徐积馀、唐元素、周湘舲、恽季申、瑾叔、潘兰史、张砚孙，新邀入社者况夔笙、王静安二人陆续来，小谈片时，遂邀入席，计两桌。淞女即请小珊开荤席。散后分发各题，即以去年所得之法梧门祭酒式善之诗龛居士续西涯十二咏图为罗两峰所绘者，即请诸公题咏，并将该册页交各人阅看，良久而别。[32] 这两人分别是况周颐和王国维。当日雅集的活动则是即席题咏，题目是题罗聘为法式善所绘续西涯十二咏图。目前关于淞社的文献资料，主要有1915年刊刻的《淞滨吟社集》甲乙编。《吟社集》辑录了淞社雅集的诗歌作品，但不能反映每一次雅集的活动经过，刘承幹的日记则从参与者的角度为我们还原了淞社雅集的历史场景。如果说诗集提供作品，那么日记则是还原现场，两者互相观照，可以呈现更为全面而立体的文学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刘承幹日记抄的性质当为藏书日记，所以日记中有关书籍刊刻和流传的记载对我们了解当时的文学生态亦十分有用。比如文学与经济的关系，可以从杨钟羲《雪桥诗话》的刊刻过程而窥见一二： 民国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午后吴石潜来，先是杨君芷夝以自著《雪桥诗话》十二卷见示，其中非但月旦之评，颇亦言中有物，余极赏之，许其付石印，石潜现办西泠印社，创设仿宋活字版排印，甚精致，余拟将《雪桥诗话》授之印行，乃与计算，约共八百纸，其印例以纸数计算，索价每纸一元，然以九角大洋计算，除纸价外排印费约须七百馀元耳。[33] 二十九日 前杨芷夝所著《雪桥诗话》十二卷，余允任剞劂之资，初拟由西泠印社排印，以价贵而出滞。复拟托商务印书馆石印，及开价目与授梓相较相去不远，乃刻本究可久长，还是刊雕合算。兹与文海订定，决计开雕，约需工资七百馀元，加以纸张印订，亦不过共费千馀金耳。[34] 民国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夜阅《雪桥诗话》，为校出讹字不少。[35] 民国三年十一月初四日《雪桥诗话》已经印订，是夕消寒会同人各赠一帙。[36] 《雪桥诗话》可能是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诗话，已故《丛刊》主编张晖曾有专文论述其价值。[37]从《雪桥诗话》的刊印方式来看，先后经历了西泠印社排印、商务印书馆石印以及嘉业堂刻印的艰难选择，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刊印的价格。最后，刘承幹综合纸张成本、人工费用、保存时间等各方面因素，决定选择版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嘉业堂丛书》本，也是《雪桥诗话》的唯一版本。由此可见，文学的生产过程与经济因素有密切联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信如是也! 四、文人轶事的“档案馆”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作家的生平资料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进一步理解作品的依托。传记、年谱、墓志、行状等固然是主要的文献资料，但是，掌故轶事等野史资料也不容忽视。胡朴安、胡怀琛在所著《唐代文学》中尝谓：“要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须知道一个时代的作者；欲知道一个时代的作者，就要读他们的小传。”“我以为最能表现各人个性的，不是成篇的传记，而是零零碎碎的轶事。篇幅既不多，而效力又甚大。”[38] 由此可见，文人轶事的特点之一就是在于表现文人个性，展示人物性情，这是一般的正史文献和传记资料所欠缺的。在《丛刊》第三辑所收日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文人轶事，其中有些人物个性鲜明，行为怪异，是近现代文学史上的怪才与奇人，却为历史所湮没。比如《潘道根日记》道光二十八年七月初八日记载娄东文人张璆之轶事如下： 娄东张璆，字文玉，别号森庄，善篆、籀、八分及山水花鸟，最嗜酒，醉后得纸笔即书，亦颇为诗。年五十不娶，得钱即付酒家。尝戏谓：我一妻一妾。妻，大砚是也；妾，小砚是也；诗文，我之子孙也。尝醉后堕楼，夷其右肱，又尝附邻舟堕河，皆不死。手辑友人（略）诸君所赠诗文为《留真集》，而自画《清和酒徒小像》于简端。一日，游凤里，为细人所侮，发狂赴水死。余廿年前，曾得君所书楹帖，初不详其为人。今年七月三日，季菊生寄所藏《留真集》来，方悉其事，为记于此。[39] 这位名叫张璆的诗人，自称“清和酒徒”，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嗜酒如命，举止落拓。两次酒醉后跌倒皆大难不死，并以大砚为妻，以小砚为妾，以诗文为子孙，俨然有宋代林逋“梅妻鹤子”之风。正因为其人个性如此鲜明，所以他的死因也颇为荒诞，某一日因不堪受人侮辱以至于发狂投河而死。但是，他的举止行为又不能掩盖其文学锋芒。他颇擅诗歌，又曾辑录友人酬赠之作为《留真集》，集中所收诗人有闻元鸿（葭汀）、陶金润（敬堂）、郁金式（宽涧）等21人之多，足见其交游之广，也反映了当地文学之气象。潘道根曾得到张璆所书楹帖，后来又亲眼目睹了季菊生所藏的《留真集》，可见日记中关于张璆的轶事并非道听途说，这为我们了解张璆本人以及嘉道之际娄东地区的文学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资料。 如果说张璆是一位无名的诗人，那么，《潘道根日记》中记载的另一位文人富生（号香吏）则是当地鼎鼎有名的人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三日云：“与富山人连榻，说至夜分方寝。明日，候富山人至梅心相宅。富山人自题《秦溪渔隐图》：风月闲人难做，侬自叹谋生计左，钩利都虚，饵名亦误。平地风波更大，只有耕樵堪合伙。赤脚夫妻两个，顺水推舟，逢滩便宿，换作水仙亦可（秦溪在浙之硖石镇。山人号‘香吏’，自浙来隐于昆之北乡，能文，有术数，以赤脚著名。“富赤脚”之名满于吴中，人皆敬礼之）。”[40]着重表现出富生闲散的个性，并重点突出其“赤脚”的特点。至于富山人自题的那首《秦溪渔隐图》，非诗非词，近乎歌曲民谣，与其闲散的个性颇为吻合。 如果说上述两人仅仅是文学史上的边缘人物，那么，《丛刊》日记中对重要人物的轶事记载就更加值得注意。比如王祖询《蟫庐日记》1907年2月7日记载了近代学人俞樾的死亡原因：“俞曲园先生于前日作古，寿八十六，病由食滞，误服猛剂，滞下而元气不复。从此海内失鲁灵光矣!闻其今岁梦一僧约之，易箦时，书一绝而逝。殆生也有因，故来去了然若是。其诗云：‘七尺桐馆三尺土，此种埋却万言书。’”[41]这一条关于俞樾死因的记载，未见于徐澂所辑《俞曲园先生年谱》，应该是王祖询当时所闻。这则轶事由虚实两部分内容组成，前者叙述其主要病因，“病由食滞，误服猛剂，滞下而元气不复”，主因在于用药过猛而大伤元气；后者述其梦境，暗示死生有因，来去了然，为俞樾之死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又如刘承幹在沪上交游甚广，其人又多为晚清遗老，故其《藏书日记抄》中关于缪荃孙、潘飞声、朱祖谋等文坛巨擘的记载可谓丰富而信实。如果查阅全本《求恕斋日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可能更加丰厚，这对我们了解民国初期海上文人的日常生活将大有帮助。 正如学者谢泳所言：“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42]这种说法虽然有些片面，但却道出了日记的价值。日记作为文人轶事的“档案馆”，从中可以发现许多鲜为人知的趣闻和密事，从而有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和思想，这可能是传记和年谱无法比拟的。 郁达夫在《日记文学》一文中便指出日记是文学的重要分支，他认为：“日记的有功于考据，使历史家于干燥的史实之中，得见到些活的关于个人关于当时社会的记载，原是不可淹没的事实。”[43]由此可见，日记见载的文学史料可以使文学史“活”起来，换言之，一部“活”的文学史也离不开日记史料的支撑。在煌煌32卷的《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日记和书信便占有一席之地（两卷），这足以说明《丛刊》的学术眼光和选题思路。然而，《丛刊》所收的近现代日记仅仅是沧海一粟，正如两位前辈大师郑逸梅、陈左高所言：“在近代文学的八十年跨度内，留存的日记数量宏富，除传刻本外，还有大量稿钞本，有待向公私藏家搜访商借选辑。”[44]在此，衷心祝愿《丛刊》在三位主编的轮流领导下，坚持“日记”这一选题传统，为我们提供更多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稀见日记，以此来推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研究进程。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新书发布会”召开》，中国文学网（http：//www.literature.org.cn），2014年5月6日。 [2]郁达夫：《日记文学》，来凤仪编：《郁达夫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3]张可礼：《中国古代文学史料学》，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4]卢康华：《蟫庐日记（外五种）前言》，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5][6][7][8][10]孟宪彝：《孟宪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43、343、118、118、2页。 [9]吕友仁主编：《中州文献总录》（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6页。 [11]陶兆麒：《壬癸避难日志辛卯年日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12]潘道根：《潘道根日记·凡例》，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 [13]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4]赵婧：《漫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性质与古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吴兆路等主编：《中国学研究》，第十五辑，济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5][16][17][18][19][20][21][39][40]潘道根：《潘道根日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01、453、467、289、286、286-287、287、318、181页。 [22][24][41]王祖询等：《蟫庐日记（外五种）》，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25、140、123页。 [23][29][31][32][33][34][35][36]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82、78、327、133、135、197、205页。 [25]彭国忠：《孟宪彝日记·前言》，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26]钱锺书：《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27]朱德慈：《潘德舆家书与日记（外四种）·前言》，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28]侯体健：《刘克庄的文学世界——晚宋文学生态的一种考察·绪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30]罗惠缙：《民初遗民对晚明历史的文学表达——以〈淞滨吟社集〉为中心》，《江汉论坛》，2008年第9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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