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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的惯常性思维模式中，虎乃凶猛的动物，人们往往谈虎色变，心生畏惧，避之唯恐不及，很难将凶猛老虎与美貌女子联系在一起。唐代小说家于开放的时代文化氛围中，“作意好奇”[1]，展开艺术想像的翅膀，打破思维定式，拓展思维空间，将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人与虎互变创造成艺术世界中的绚丽图画，将匪夷所思的人与虎之间的多重关系，撰写成动人心弦的小说，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种艺术创造的开拓性贡献，值得细致地研究。 考察《太平广记》卷四二六至卷四三三所收入虎类内容者，计有80篇，数量相当可观。因篇幅所限，本文拟着重探讨虎幻化为人且与人有关系的作品，尤以描写虎幻化为人后与人有婚恋关系者为主，其特有的文化意蕴与审美价值，颇耐人寻味。目前专论此类的文章尚不多见，故本文拟从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等角度透视之，着重探讨其在中国小说题材领域的突破性与开拓性意义，进而管中窥豹，在与魏晋南北朝同类题材的比较中，从特定视角观照唐人小说的某些独有特征。 一、虎女形象的人性与物性 唐人小说中雌虎幻化为女子而与男人发生婚恋关系者，成就最高，最值得关注。其中的虎女形象既有女人的共性特征，又有虎女不同于人间女子的个性表现。这是唐代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之一，为中国小说史女性形象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从女人共性的角度说，无论这些母老虎原来的外形如何狰狞可怖，当其幻化为社会上的女人形象后，皆为貌美超群者，皇甫氏《天宝选人》[2]、薜渔思《申屠澄》[3]、陆勋《崔韬》[4]中的虎女形象均如此。这是唐人小说中虎女形象与社会中女子形象的共性特征之一。 共性特征之二，虎女亦如人间女子一样，可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天宝选人》中的虎女与男子结合后，“生子数人”。《崔韬》中的虎女与崔韬结合后，生一男孩。《申屠澄》中的虎女与申屠澄结婚后，“生一男一女”。唐代小说家将社会上女人所具有的生儿育女的生理功能，同样赋予了虎女，而且其所生子女与常人并无二致。这说明作者打破了视虎女为异类的歧视心理，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唐代小说家宏阔的视野、博大的心胸与悲悯万物的情怀。这在与六朝同类题材的比较中愈益明显。《天宝选人》中虎女之语可为佐证： 由此可见，虎女昔日能与此男子同处，关键看重他“能不见嫌”，不以异类视之，这令其感动，为其生子；而今日男人的笑语让虎女感到伤了自尊，故决定离他而去。尽管男子已“谢以过言”，可虎女终究未能原谅他，结果导致婚姻破裂的悲剧。这从虎女的角度说明了视其为同类的重要性。 从虎女个性的角度说，这一系列形象毕竟还有某些虎的物性特征，作者有意识地在适当情节链中点出其个性，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这样，既加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造成某些悬念，也使虎女形象呈现出人性与物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这种虎女的个性，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角度点染出来的。 第一，以虎皮明示其物性特征。这在诸篇中皆如此，具体写来又各有变化，个性有异。《天宝选人》中虎女出现在男主人公眼中的形象即是“盖虎皮”而熟睡。男主人公“掣虎皮而藏之”，引起了虎女的惊惧，因为无皮而难再为虎，这才应允为妻。这显然是作者有意暗示其为虎女，与虎皮关系至关重要。此乃设置悬念，为全文结局做铺垫。结尾处，男主人公在虎女索虎皮“度不可制”的情形下，只好告诉虎女：“君衣在北屋间，自往取。”虎女“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披之于体，跳跃数步，已成巨虎”，最终又回归了母虎的原形，而起关键作用的是有无虎皮。这里女子的怒态与“目如电光”的猖狂神态，亦是虎性的自然流露。 《崔韬》中男主人公眼中初现的老虎是“脱去兽皮”而化为美女。二人结好后，崔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文末虎女“将兽皮衣著之，才毕，乃化为虎”。其人性与虎性的转换界限非常清晰，关键也在一张虎皮上。《申屠澄》的篇首未言及虎皮，悬念设置更加隐晦，但“路旁茅舍”的“孤远无邻”等环境描写，已向读者暗示着女主人公的某种神秘性。篇末则明白写出虎皮的特殊作用： 于壁角故衣之下见一虎皮，尘埃积满。妻见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变为虎。 皮上积尘，说明她为女人时间之长；“大笑”表明其由衷的意外之喜。从虎女返归山林而与父母团聚的角度说，是遂其所愿，而若从婚恋的角度说，其由人变虎，标志着婚姻的解体，以悲剧告终。假如虎女不见虎皮，其婚姻还会延续下去，可见虎皮在情节发展与形象性质转化上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啊！ 第二，以怒态渲染其凶猛特性。这是作者有意在突出虎女既不同于人女，也有别于狐女、猿女的个性特征。这在与人与狐、人与猿关系的小说比较中，便可明显看出来。具体说，每篇又表现有不同个性。《天宝选人》是从两个相互承接的情节中凸现这一点的：在尚为女人时，突出其脾气急躁的性格特点：在一连串的“怒曰”、“怒不已”、“转急”、“大怒”、“目如电光，猖狂入北屋间寻觅虎皮”等描写中，其人形中寓含的虎性已跃然纸上，变为虎后，又有“跃跃”、“哮吼”的表现，其虎性愈加突出，前后演变之迹也愈益明显化了。《申屠澄》结尾处“哮吼拿攫，突门而去”等变为虎后的描写，意亦在突出其虎性。《崔韬》的虎性描写则又进了一步，不仅写其“跳踯哮吼”，而且写其“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这就又写出其残忍的食人的虎性。俗语说：虎毒不食子，为何作者在此处理成食夫及子呢？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某些作品的相关描写，可以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考察提供参考。 《太平广记》卷四二七有篇名为《费忠》者，其中记虎幻化为老人者对主人公费忠言曰：“君第牢缚其身附树，我若入皮，则不相识，脱闻吼落地，必当被食，事理则然，非负约也。”[5]由此可知，虎幻化为人，则有人的意识，与常人无异，而一旦入皮再为虎，则意识亦随之改变，原来熟人已不再相识，食人本性也随之恢复，故食之。这似可作为《崔韬》中虎女食子及夫的一种解释。《太平广记》卷四三一《李大可》所记可作为佐证，其同中之异在于，李大可所救之虎（为其拔竹刺）先识其家，并知报恩：“投野豕獐鹿，月月不绝”，“或野外逢之，则随行”。这说明此虎尚识李大可其人。后来“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啮杀之”。这又说明此虎是只认衣服不认人。作者写此虎知误杀后，“号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奋跤折脊而死 ”[6]。此虎可谓义虎，比较而言，其与《费忠》之能幻化为人之虎又有所不同。 《潇湘记·杨真》[7]写“平生癖好画虎”的杨真死后，“其尸忽化为虎”，食其子而去。有识者曰：“今为人，即识人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记为人之父也？夫人与兽，岂不殊耶？若为虎尚记前生之事，人奚必记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记前生，是知兽不灵于人也。”这亦可为佐证之一。其同中之异为，人死后化虎而不识前生之子，但若是生时化虎，则“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这是又一种类型，应该注意的是其异中之同。 这就将虎女内心深处的人情与物性之矛盾借诗曲折地表达出来，惜申屠澄未全喻也。山林景物的诱惑，引发了她向往山林的本性，这是她作此诗并明示丈夫的动力。诗的前两句是言感情与本性的矛盾：首句言夫妻感情之重，这有申屠澄诗中“鸳鸯”之喻为证，乃虎女肺腑之言；二句言虎之本性在于山林，难以改变。“虽”与“自”相照，显然重心在第二句上，说明在客观景物的感发下，虎女自知夫妇婚恋之情已难与渴慕山林的本性相抗衡。这才有三、四句的隐忧，说明她心底有难以自持的困惑。从理智与感情上她认为“百年心”应该坚守与珍惜，而从本性上她又担心当“时节变”之时，虎慕山林的本性会战胜“百年心”而不可阻挡。后来归妻家时，虎女“思慕之深，尽日涕泣”，就是本性力量的进一步发展，终于不可抑制而归山林而去。这里将人与物、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虎女心底人性与物性、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碰撞委婉有致地表达出来，含蕴丰富，启人深思，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二、题材领域的源流与新变 追溯虎化为人的记载，早在六朝时就已见诸文字。比如《搜神记》中就有虎为亭长而出槛，又“化为虎而去”[8]的奇异故事。从人虎关系的角度看，六朝时也有见诸记载者，其中就有雌虎化女而嫁男人者，如《五行记》中《袁双》[9]。作品写晋孝武太元五年，男主人公袁双娶路上所遇虎女为妻，婚后妻仍“变形作虎，发冢”而食尸。从题材的沿革演变源流上看，六朝所写人虎婚恋题材是源，首创了雌虎可化为女人并嫁于男人为妻的故事，开启了小说文体中这个题材领域。唐人小说则是流，继承了前人此类题材，并进一步拓展开去，创造出更为凄婉动人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虎婚恋题材小说。那么唐人小说在人虎婚恋题材领域究竟有哪些新变呢？试从以下几个层面辨析之。 1、开拓了雄虎化男而与人间女子婚恋的题材领域。六朝小说中似未见雄虎幻化为男人而与人间女子婚恋的作品，而唐人小说中则拓展到了这个领域。具体说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雄虎化男子而娶民女者。如《广异记》中《虎妇》[10]一篇即是，写民女嫁虎男后发觉其原型为虎而逃归的故事。二是，雄虎未幻化为人而获取民女者。如《广异记》中另一篇题为《虎妇》[11]者，写民妇在山园采菜时，“为虎所取，经十二载而后还”的故事。这个题材上的变化自然带来了整个人虎关系小说文化内涵的新变。这牵涉到唐人婚姻观念的变化，是现实中人们特别是士人的婚姻观在小说中的曲折反映，是唐代婚恋领域自由、开放的时代文化特征的艺术化再现，也与社会的道德观念与性别观念有关。一般地讲，人们面对雄虎幻化为男人娶民女与雌虎幻化为女子嫁于男人两种题材，显然更容易接受后者。前者似有弱女子被老虎蹂躏的心理障碍，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与拒斥之。这恐怕与大唐文化的高涨与盛唐的弘阔气象及唐人雄视一切的文化心态不无关系，其中有颇多文化意蕴与人性问题值得探究。 2、转变了文化心态及评价倾向。比较作家对待虎幻化为人形象的评价倾向与文化心态，六朝作家基本持否定态度，流露出一种嫌恶心理。如《袁双》中的虎女，作者也写到其“姿容端正”，有外貌之美，但是作者的主要笔墨是详细描写她吃死人尸体的情节。她至墓所后，解衣挂树上变形为虎，发冢曳棺出墓外，食死人尸后再变作人形。作者有意描写其夫袁双亲眼见之，以证明此事不诬。文末又写她“越县趋墟，还食死人”。越吃越远，本性不改。其挖坟掘墓、暴尸于野的行为已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令人发指，进而食人尸体的残忍，更是令人作呕。这样写来等于对这桩人虎婚姻的全盘否定。相比之下，唐代小说家基本持肯定态度，甚至流露出一种欣赏心理。《天宝选人》与《崔韬》中的虎女，在婚后的日常生活中与正常女人几乎没有区别，人性在主导其行为，不仅虎的食人本性已荡然无存，而且也无恶德恶行。只是在返归虎相后方重露野性。这与《袁双》中的虎女已截然不同。作者已将其作为女人来写，而非六朝人笔下的亦人亦虎，时人时虎，昼人夜虎。《申屠澄》的虎女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具备了很多贤妻的美德。不仅为作者赞赏，即使置于当今观照，亦是近乎尽善尽美的妻子形象。扩大范围看，在唐代小说家的笔下，即使是雄虎化为男人的作品如《虎妇》者，作者也未贬斥其中的男子形象。他“取人家女为妻，于深山结室而居”，居住环境暗示着虎爱山林的特点。二载而“妇不之觉”，说明他无异于正常男人的行为。虎友来饮酒时，他也只是“戒其妇云：‘此客稍异，慎无窥觑。’”态度和气，并无怒态。与女归觐时，“夫将酒肉与妇偕行”，说明他有人情味，也善解人意。渡河时，“妇戏云：‘卿背后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惭，遂不渡水”。这说明这个男人尚有羞耻之心，妇人揭破其所露出的老虎尾巴，他也未暴跳如雷，而是知惭而退。妇人“疾驰不返”，他也未追而食之。可见作者主观命意上还是在表现虎男和善的一面。作者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写在“唐开元中”，且开篇即点出乃盛唐所发生的奇事。作者文中表现出来的恢宏胸襟与豁达态度，或许也是盛世文化影响的结果。 《广异记》中另一篇题为《虎妇》者，虽雄虎并未化为美男，但作者也未写其如何凶残，而是着力表现其善待民妇的一面。这包括“老虎恒持麋鹿等肉还以哺妻，或时含水吐其口中”等行为，说明老虎是关照女子的。也包括“虎自有妇人，未尝外宿”的行为，表明老虎在感情上的专一。唯一写到老虎发怒，是当“妇人欲出”之时，但此虎也只是“驱以入窟”而已，并无其它暴行。作者将此事以妇人“自说”的角度叙之，以说明其可信性。这表现了唐代小说家善待自然万物的通达宽厚态度。 3、提升了形象塑造与情节建构的艺术层次。从形象和情节的角度视之，六朝人笔下的虎女形象只是一个符号而已，根本谈不上性格特点，最突出的特点是食新死人尸体，这尚是虎性而非人性，更谈不上个性了。按照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情节定义，六朝的人虎婚恋叙述又只能算是故事而够不上情节。[12]而到了唐人笔下，虎女形象不仅有人性，而且每篇中的虎女形象并不雷同，具有了一定的个性特征。比较而言，《申屠澄》中虎女形象的个性特征最为鲜明，其故事的叙述也已发展到“篇幅曼长，记叙委曲”[13]的层次，有了质的飞跃。其情节的建构大体上有个模式：始以人虎相遇，结成夫妇；中间侧重于共同生活，生儿育女；终于虎归山林，婚姻解体。始以喜剧开场，终以悲剧闭幕，留下无穷的韵味，令人掩卷长叹，深思不已。这种形象与情节的提升，就使唐人这类小说与六朝的“外无他意者”[14]，甚异其趣了，从而具有了新的文化意蕴。 4、赋予虎皮以独特的象征意蕴。从虎皮的特殊作用角度视之，其象征意蕴值得关注，而这象征意蕴也是作品的文化意蕴的组成部分。约略归纳起来，虎皮的象征意蕴可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虎皮是人与动物转化的决定因素。在唐人小说中，虎脱去虎皮而为人，偶遇虎皮而回归为兽，人与动物的转化关键与决定因素就在于一张虎皮上。这就完成了其人生历程中虎——人——虎三部曲，这亦是人虎关系小说婚恋题材作品中，虎女演化的循环圈。在这个两次幻化过程中，虎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然，唐代小说赋予了虎皮特殊的意味，而且非一个作家如此，可以说是他们不约而同的共识。这和人与狐、人与猿的转化大不相同。这似乎可以使人产生一种联想：社会现实中的人会不会也如小说中的虎女形象一样，披上一张什么皮就变为动物了呢？比如：蒲松龄在《梦狼》中议论所提到的“官虎而吏狼”问题，这个官位就如一张虎皮，穿上它，人就可能被异化为虎狼，人的善性一面就可能被恶性一面所压倒，人性就可能被兽性所制约，就可能吃人，造成尸骨如山的惨剧。而脱去官位这张虎皮，人善性的一面就又回归了。再比如，当人们遇到金钱、美女的诱惑时，也可能被异化为动物，鸡争鸭夺，不择手段，如猛虎争食。这时，虎皮就可象征着金钱、美女等诱惑因素。小说中，遇到虎皮的偶然性，象征着人们能否得到官位、金钱、美女的偶然性，也寓含着人生穷通、贫富的神秘性。与此相关，虎皮也是婚姻解体的关键因素，披上虎皮由人变物的同时，婚姻也随之解体了。 第二，虎皮象征着人类的生死循环。也就是说，虎皮也可象征人皮。俗语所说：白给他披了张人皮，其意在表明，人皮是人所以为人的象征。按道家的观点，人从自然界来到社会上，就是上帝给降生的人披上一张人皮，开始在社会上过人的生活，生儿育女，求衣谋食。在某一个意料之外的偶然因素左右下，诸如疾病、战争、灾害、猛兽等，人就会死去，肉体不复存在，人皮也随之化灰化烟，又返回到大自然中。从自然大化的层面说，人在社会上生活的几十年时光，只是一个阶段，一个插曲，人从自然中来，过几十年还是要回归到自然界去，这就如同虎脱去虎皮是从自然来到人世社会，再披上虎皮又从人世回归自然。虽然作者把人虎婚恋处理成悲剧，但仍然具有独特的美感。人世是短暂的，且苦味多多，但也是美好的，令人留恋。 三、审美视域的拓展与更新 从审美层面观照之，唐代人虎关系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化恶为善，化丑为美，这大大拓展了小说的审美视域，更新了前人同类题材的审美倾向，从而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虎的形象在六朝时进入志怪小说之后，除去虎伤人食人的传统常规思维记载外，超凡奇异思维在于人虎可以互化，这开创了人虎关系的新纪元，是一种划时代的带有艺术性的创造，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小说史上的意义。但从审美的角度总体上看，这种互化还是在叙写虎形象丑恶的一面，只是多角度的更丰富的叙写而已。人化虎者，如《述异记》中的《封邵》[15]一篇，写汉代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为虎，食郡民”，“时人语曰：‘无作 从涉及人虎关系的角度说，六朝时虽已有此题材，如《五行记·袁双》所写，但从美学层面评价之，其中雌虎所化女子形象总体给读者的审美感受还是丑的。其外貌的“姿容端正”仅是外表美，而其食新死人尸的行为则是内里丑。在外美与内丑的反差对比中，丑显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其外美仅成为炫惑人的诱因。袁双正是为其外美所惑才与其结为夫妇。正因有此外美的迷惑，所以当见者告其“卿妇非人”时，“双闻之不信”。只有他亲见之后，方“知其实”。 到了唐人笔下，其审美思维化丑为美的转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1、虎化人者，其审美价值集中体现在雌虎化为女人的作品上。在唐代小说家的笔下，一系列虎女形象的外美与内美达到了和谐统一。其审美价值也大大增加，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的人物画廊，为后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弘阔的审美视域。其审美价值可约略归结为五点： 其二，聪明智慧之美。《申屠澄》中虎女的这种美超过常人，征服了申屠澄，令其“愕然”感叹，由此产生激情而“自媒”求婚。可见，女人的“明慧”之美是有征服力的，是内美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后文作者在写到生儿育女时，又从另一角度再次赞赏其“明慧”之美：“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这显然是有意与写虎女的“明慧”前后呼应，意在强调儿女的“明慧”中有虎女的遗传因素与后天调教之功。这也更加赢得了丈夫的加倍敬重。作者再次写出申屠澄的态度，就是要凸现“明慧”之美在加强夫妻感情与提高女子在丈夫心目中地位等方面的重要性。这一点具有着超时空的审美价值。 其三，诗才美，即作诗的才能出类拔萃。这表现在两个情节中：在申屠澄“请征书语，意属目前事”而“欲探其所能”时，虎女以《诗经》中“风雨如晦，雉鸣不已”的名句对之，令申屠澄赞叹不已。这既说明虎女熟读《诗经》的文学素养，也表现了其才思敏捷，应对恰切，与目前“风雪大寒”的情境妙合无痕。在申屠澄以《赠内》诗与之后，虎女也以诗答之，此诗情深意重，志深笔长，曲达心态，堪为佳作。这又从创作的角度再次显示了虎女的诗才美，与前面引诗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此诗又为后面情节的发展预设好了伏笔，是神思妙想之奇笔。这种诗才美的弘扬体现了小说家的诗才与小说创作的诗意美追求，乃是诗歌黄金时代特有的整体氛围浸润所致，亦使全篇小说洋溢出着盎然诗意。 其四，情感美，包括亲情、爱情等感情内涵。《申屠澄》中虎女的亲情首先表现在虎女与父母的感情表现上。从“母即牵裙，使坐于侧”，可见出其母女情深。其父“娇保之”的表白可进一步证明其父女情浓过于常人。其母对申屠澄的订婚遗赠“悉无所取”，是更高层次的亲情表现，说明其重感情的美质超越了金钱的诱惑。临离家随夫远行时的“咨嗟而别”，是她与父母亲情的又一次表现，因为人虎异途，此地一为别也许就是生离死别。文末虎女至本家时的表现是亲情的最后一次渲泄：“妻思慕之深，尽日涕泣”，表明她对父母的思念已到了整日以泪洗面、难以承受的程度了。这成了她由人化虎的直接动因。这种感情战胜了对丈夫与儿女的留恋之情而左右了她的终极选择。其亲情也表现在她与儿女的感情上。这与前者不同，无直接描写，只有间接表现。如在子女“明慧”描写中间接表现了她对儿女的养育功夫与深厚感情。再如她吟诗后的“潸然良久，若有慕焉”，当是对儿女（也包括丈夫）的留恋之情，因为若返归山林虽能见父母，却必须抛子别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思之于此，怎能不潸然泪下呢？两种亲情的矛盾冲突中，见出她的重情共性与美好心灵。申屠澄“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的描写，也从男主人公的角度表现二人感情之深。 此外，“厚亲族，抚甥侄”的表现，既是道德美，也是情感美，是其注重亲情在又一个层面的表现。 虎女爱情的表现，既见之于“夫妻情义益浃”等直接描写中，也见于她“以成其家”等间接表现中，还融化在互赠诗作的浪漫情节与饱含爱情的诗句中。其实，对虎女的亲情描写中也融合着爱情的因素。作者运用了多层交映的艺术手法，使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愈益打动读者的心灵。 这里包括内外多个角度的简练而全方位的赞美。先突出其家里的贤内助形象：非但不抱怨丈夫俸禄少，而且努力成其家，难能可贵。再凸现其家外的好帮手形象。“抚甥侄”等举动，说明了其心地的善良，爱屋及乌，善解人意。这是爱情的外延之一，自然也加深了夫妻的感情。 这几种美质的相互交融，相得益彰，加之前述的道德美，就使得其化虎而去、别夫离子的结局充满了悲剧美色彩，令人叹惋不已。申屠澄“携二子寻其路，望林大哭数日”的结句，既深化了夫妻爱情的内涵，又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悲剧色彩，丰富了全篇的美学内涵。比较而言，《申屠澄》表现虎女的美质最为全面丰富，最具审美价值，最有品位层次，即使放在中国小说史上观照，也称得上是文言短篇小说中的上品。 若拓展开来看，人虎关系小说非婚恋题材作品中的虎化人者，也表现出化恶为善、化丑为美的审美特征。如：《广异记·稽胡》[18]写虎王化为道士，“朱衣凭案而坐”。按其虎的食人本性，虎王认为稽胡“合为吾食”。而当男主人公稽胡“战惧良久，固求释放”后，虎王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放走了到口的美食佳肴，而且还教给他以草猪血代之的“得免”方法。届时又嘱其“可以绢缚身着树，”以防“损落”。这里所写重在虎变人后亦有了人的善心美质，战胜了虎的食人本性。落墨重点已转移至善和美的方面。可以设想，若是六朝人写此事，当是写道士复为虎形食稽胡后，又复为道士。那仅是录奇闻而已，而唐人如此写，逆向思维，出人意表，且情节曲折，其审美感受与美学价值便大相径庭，品位高下亦自见矣。《广异记·王太》[19]所记与此篇略同。二者可以互证。 2、人化虎者，已有了美学内涵上的根本性转化与新变。如《宣室志·李徵》[20]的男主人公李徵，本是“性疏逸，恃才倨傲”的士人，却“被疾发狂”而化为虎。变虎后，“以饥肠所迫”而吃人，“由此率以为常”。这是写其化虎所带来的虎性丑恶的一面。不同在于：作者并未像六朝人那样以线型思维简单化处理，而是立体观照多层次表现，写出其虎外形与食人虎性丑中仍保留的人性美。诸如：他仍然“念妻孥、思朋友”，写出了他的某些感情美和人情美。他“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搪突，以悚以恨”，说明他仍然持有人性中的善，故食人后有悔恨，有恐惧，表现出灵魂深处的忏悔之意，虎性之丑恶与人性之美善进行着激烈的搏斗。然后集中写其托妻子于朋友：“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于道途。”这表明原来他们夫妻感情之深厚程度。他们本是人世中美满相爱的夫妻，由于他的化虎，竟然也变为人虎婚恋的又一种类型，耐人寻味。此外，作者再次展示其“文甚高，理甚远”的文才之美。写其对人世的留恋，对友情的珍视，“悲泣”描写中体现出一种悲剧美。相形之下，李徵化虎食人之丑行，仅是点到为止，而其人性的美善才是作者用力之所在。可见，作者意在褒美而非贬恶，与六朝同类题材已不可同日而语矣。《续玄怪录·张逢》[21]所记张逢化虎食人乃其丑行，而他仍念人之本性，努力“求初化之地而复焉”，又变为人。此乃是表现其人性的不可移，仍是以写美善为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