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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豪
摘要：许结教授以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为家学渊源，注重桐城经学、桐城文献和桐城古文研究。他传承“诗教”流芳，致力中国文学思想史之建构，尤于汉代文学思想史研究嘉惠学林。他孜孜于赋体文学研究，展开赋史、赋论到赋学的全方位深入探讨，又结合多年来对中国文化史的潜心躬研，开拓出文学文本尤其是赋学文本与文化史互动研究的宏大领域。许结教授学有横通，“理到而辞达”，思有纵通，“博识而通贯”，其学思历程蕴涵“会通”之道。
关键词:桐城派 赋学 许结 学思 会通
古今人论学，观其会通。究于一人之学思，有“横通”与“纵通”之别。横通者有“专门之精”的学问，纵通者有“兼览之博”的识断，许结的学思历程即涵蕴“会通”之道。许结的学思历程在当代学术史上传为一段佳话：他1957年生于南京，1970年随父许永璋先生被遣送回家乡桐城农村劳动，1975年至1979年在县城从事工艺雕刻，1979年至1984年在南京六中先后做木工、仓库保管员、教务员、教师，1984年调南京大学中文系，任资料员，1989年破格转为教师。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赋学会会长，南京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有《方苞姚鼐集》《桐城文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文化史论纲》等著作20余部，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
一、桐城派：内心深契的家学渊源
许结在为其父撰写的传记《诗囚——父亲的诗与人生》时感赋诗云：“家世黄华翰墨乡，桐城学脉少陵行。”许氏是桐城望族，居“十大姓氏”之八，一世祖居桐城黄华凤冠山，“家世黄华”，即指黄华许氏一支文脉。许结的曾祖父许商彝（希白公）乃桐城古文名家，曾应吴汝纶之请任教莲池书院多年。其父许永璋幼承希白公文教，读《尚书》《诗经》《左传》《四书集注》《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等，尤珍视桐城文脉，并以“桐城文法”授诸子。在许结幼小的心灵中即有了一股潜存的“文脉”，这种深契内心的家学渊源，让桐城派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桐城派是一影响深远的流派，梳理其宗派流衍，桐城派是由理学而文章，桐城文章是由古文而兼及诗歌。桐城派不仅是一个古文派，也是一个理学派、诗派。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之学，与此一致，许结的桐城派研究也注重桐城经学、文献、古文、诗歌的研究。许结是较早对桐城经学给予关注的学者，他在20世纪80年代即撰文《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通经致用思想》，对《汉学商兑》久遭贬抑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对其学术价值进行重新评估，认为“其表现出的’通经致用’思想对乾嘉学派（新汉学）的商兑，却有不可低估之价值”①。桐城方氏为一望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方学渐即为理学中“心学派”宗师，至明末方以智撰《通雅》《物理小识》等理学著作。许结在他的古文选本《桐城文选》（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中首录方学渐《〈心学宗〉序》、方以智《〈物理小识〉序》二文，并加以品评，以明桐城学术的经学渊源。许结对桐城经学的关注还体现在《方苞姚鼐集》（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中，选有方苞的《读〈大诰〉》《读〈邶〉〈墉〉至〈曹〉〈桧〉十一国风》《读〈孟子〉》《读〈周官〉》《读〈经解〉》《春秋直解序》《周官析疑序》以及姚鼐的《尚书辨伪学》等，在对选文进行品鉴的过程中，对方苞、姚鼐的经学思想加以深刻解析。
许结非常重视对桐城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与其父许永璋及小兄许总合作整理、考订戴名世佚稿《古史诗针》，成《古史诗针注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是对戴名世研究的重要发现和开拓。桐城乡梓文献流传甚多，而它们之间的承传关系却少有人问津，许结研读徐璈的桐城诗歌总集《桐旧集》，发现《桐旧集》的收录范围、编纂方法、诗人小传等，与马其昶的《桐城耆旧传》多有相同，于是加以考述，成《从〈桐旧集〉到〈耆旧传〉》一文，对两书间的承传过程详加揭示，指出《桐旧集》之所以被长期忽视，原因是“桐城学术所倡导之古文传统对诗歌（包括诗集）的排斥与压抑”②。缘此，许结一方面注重桐城古文的研究，如撰写《说桐城派之“神”》《桐城文学观的反省与变异——刘开文论特色探》《区域与辐射——桐城古文小议》《姚永朴与〈文学研究法〉》等系列论文；另一方面还较早地对桐城诗学进行探讨，在《驭气终超万物表》一文中，对姚鼐的七言古诗《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加以品鉴，指出这首诗撰写于《登泰山记》之前，亦抒写了登泰山时的情怀，“其中内涵一种人生的大转折与大觉悟”。又在《诗法鉴衡·钩玄昭昧——方东树诗论述评》一文中，以桐城派诗论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为研究对象，揭示《昭昧詹言》的论诗特点是“以古文法论诗，刚健之美的’力’’气’说以及构成意境之’妙’三个方面”，对方氏的诗论给予积极评价，而对方氏之后的桐城诗派再无振兴之势深表惋惜。
学贵在有本原，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是许结的家学渊源，也正是受益于桐城学术的学有本原，许结的撰著有理到而辞达之境界。
二、文学思想：第一部书即成经典
文学思想是一个似新实旧的研究领域。20世纪早期，文学史的书写兴起，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文学思潮或文学思想变迁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20世纪30年代初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即说：文学史的撰写不能只“偏重于死板的静物的叙述”，还有“于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起伏”存在。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纲》也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但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文学思想”之学才得以兴起，罗宗强在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指出：“文学思想不仅仅反映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中，它还大量反映在文学创作中。”③许结沿承这一学术思路，创作出第一部学术著作《汉代文学思想史》，这部著作1990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由程千帆亲笔题签。20年后的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特选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某一时期、某一文体之兴衰历史的代表著作，精心编辑，汇为丛刊，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在学界有定评的经典之作，集中呈现给读者”，将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作为经典重新出版。人生的第一部书何以成为经典？我想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在“文学思想史”作为文学的学科之一得以确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叶，罗宗强撰《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倡导“文学思想史”学科，其后的“文学思想史”撰著有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罗宗强《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等，“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具有一种拓荒精神和为学界提供精品的意识，在“文学思想史”作为文学的学科之一得以确立的过程中功莫大焉。
二是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思想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许结改变传统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按时间排列作家作品的方法，不以人为纲，而是以时间段落为线，将“史”（线）与“专题”（点）结合，发挥兼顾学术思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创作的综合优势。具体来说，就是在汉代的历史语境中去把脉汉代的文学创作实际和文学思潮流动，并与文学批评相印证，将汉代文学思想划分为肇造、鼎盛、转折、中兴、衍变、觉醒六个时段，意在“兼顾一代文学与文学思想之整体发展”。同时又准确地找到了符合汉代文学思想特征的参照范畴：文化气象与人文意志的关系，道德自律与文学自立的关系，因袭复古与变革创新的关系。
三是“问题意识”明确，视角新颖，覃思精论层出不穷。如究竟如何评价扬雄在汉代文学中的地位，学界历来褒贬不一。许结更新理论视角，“于两汉之际这一历史转折点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中去探索扬雄的特异性”，深入挖掘与分析了扬雄矛盾的人生、丰富的著述以及深邃的思想。又如对于如何准确把握汉代文化与文学的关系，许结敏锐地抓住在汉代儒道融通的文化机制中“以’教化’为中心的儒家审美和以’自然’为旨归的道家审美成为通贯汉文学观的两大思潮”，同时又进一步探清汉代文化学术中的天人观念与文学的关系，驳斥了“汉代被视为缺少文学创见而介乎先秦、魏晋的过渡时期”的误解，对汉代文学思想史的进一步研究起到廓清导源的作用。
许结撰写《汉代文学思想史》的学术兴趣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不无关系，其父许永璋对子女的教育尤重“诗教”。许结在《汉代文学思想史》再版后记中说：“先父允臧先生尚目明体健，我每写一章，他都要仔细阅读，点评指示，而书成出版后，又欣然赠诗云：’大汉天声万国惊，文风郁郁政风成。爬梳剔抉熔斯史，一卷新书谁与京！’其舐犊深情与诗教鼓舞，于斯可见。”④
三、辞赋学：“无心”而成巨擘
许结在《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的后记中讲到自己的赋学因缘时说：“我的赋学研究之起始，可以说是’无心插柳’，追溯因缘，已属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记得当时我正在沉潜于汉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虽必然涉及汉赋，但却未能深入，故无专论。”⑤在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必然涉及汉赋”是事实，“未能深入”当为自谦之辞。《汉代文学思想史》第二章第三节“义尚光大的赋体文学观”和第三章第四节“汉赋流变与儒道思想”都有对汉赋的深入讨论。而“无心插柳”之说是源于许结拜读了马积高的《赋史》和龚克昌的《汉赋研究》，因“时年少气盛，好为’反调’”，写了两篇随笔：《〈赋史〉异议》和《〈汉赋研究〉得失探》。在这两篇随笔中，许结对汉赋的立名、研究范围、批评方法以及“汉赋学”的建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因此开始涉足赋学领域。
治学之要在考镜源流，取法乎上，汉赋历来被认为是赋学正宗，许结的赋学研究亦起于此。他除了在《汉代文学思想史》中涉足汉赋的研究外，还专门撰写了一系列汉赋研究文章。就个案作家作品而言，对两汉转捩的关键人物——扬雄的赋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如《论扬雄融合儒道对其文论的影响》《论扬雄与东汉文学思潮》《马扬文学思想同异论》等。就宏观研究而言，从美学、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汉赋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机制的多元性问题，如《论汉赋以文为赋的美学价值》《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等。正当许结拟在汉赋研究上进行一番宏大叙事时，有一件事改变了他的研究路向。1991年，赋学前辈郭维森主持国家教委项目“中国辞赋发展史”，邀请许结参加撰写唐以后的赋史。20世纪90年代初期，辞赋研究刚刚起步，唐以后的辞赋更是少有问津，而赋学材料又纷繁庞杂，如何进行这项研究、写好这段赋史，是个不小的难题。许结不畏艰难，坐冷板凳、啃硬骨头，翻阅《四库全书》《赋海大观》以及大量的明清人赋集，披检参摹，几阅寒暑，终于与郭先生一起完成了在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的近七十万言的赋史伟著。也正是因为这项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许结于是详加考订研索，撰写出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上刊发，填补了当时唐以后辞赋研究的空白，在学术界引起关注。
文体史的研究必然要关涉到理论的提升，经过赋史研究的长期积累，赋论的研究开始进入许结的研究视域。1996年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获国家教委项目资助，他由此展开了对赋论的系统研究。同年受台湾政治大学简宗梧邀请，许结赴台北参加第三届国际赋学会，提交论文《古律之辩与赋体之争》，综会历代赋论资料，对赋史之创作现象与理论批评进行宏观考察和精细解读。1998年第四届国际赋学研讨会在南京大学召开，会议主题即是“辞赋历史与批评之展开”“二十世纪赋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精研历代赋论资料，许结认为赋体经历了从“明体”到“辨体”与“尊体”的过程，据此思路，他将赋学理论史划分为两大时段，即以唐代为中界，前以汉大赋为重镇，后以唐律赋为重镇，一以“祖骚宗汉”为归依，一以“古律之辨”为旨趣。此论对赋学研究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许结在《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一文中提出未来赋学研究的三个走向：一是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与基础理论的建设，二是赋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三是赋学的交叉与边缘研究。在古典文学创作领域中，赋体最能体现政治文化气象，且含有丰富的文化与制度内涵⑥。缘此，许结的研究路向由赋史、赋论开始走向了对赋学的探讨，尤为突出的是赋学与文化学的研究。许结从文化学的视角全面阐释赋的产生、发展与衍变，并探讨赋体文学与政治、学术、宗教、制度、外交、科技、礼俗、艺术等方面的关联。具体来说有四方面内容：一是有关汉赋与文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让许结的治赋历程回到汉赋，发表了系列论文，如《汉赋与礼学》《汉代祀典与帝国宗教》等，分别从礼官制度与宗教仪典阐释汉赋的兴起和价值；二是有关赋与诗的交叉研究，这方面有创新意义的文章是《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从“诗赋文学传统的形成”“京都赋与城市文学传统”“田园诗与乡村文学传统”“诗赋两大文学传统的审美差异”四个方面论述，阐明诗赋文学的起源与精神风貌，挖掘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文化价值⑦；三是有关赋体文学与诸学科关系的研究，如《文学与科技的融织——论科技赋的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四是有关律赋与科举的研究，如《论清代科制与律赋批评》。这些成果，不仅延展了赋域的研究内涵，而且在交叉思考中拓宽了中国文化的研究维度。
许结自1983年在《江汉论坛》上发表第一篇赋学论文以来，已在赋学这片土地上耕耘了30个春秋，发表赋学论文120余篇，出版赋学专著8部，蔚然成为赋学巨擘。回望这段学思历程，对后学亦不无启示。
四、文化学:学博识精而达会通
卞孝萱为许结《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一书作序谓：“古人说’赋兼才学’，作赋固须才学，而研究赋更需要广博的学识。因为每一篇大赋就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在这层意义上，作者的辞赋研究与文化研究正是相得益彰的。”入赋无心，会通有意，卞先生与许结有着相似的学术经历，故而他对许结的文化会通研究之评价也尤为切中肯綮。
自1914年林传甲《中国文化史》问世以来，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其间的文化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著作层出不穷，如何在前人诸多论述的基础上创出新见，是文化史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许结自1992年开始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生、硕士生以及海外班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在十余年的文化史教学和研究心得的基础上，出版《中国文化史论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写，并配以精美的插图，出版《中国文化史插图本》（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广受好评。其间又受《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之邀，从2000年春至2004年秋执笔“文化常识”专栏，连载28篇文章，好评如潮2005年凤凰出版社将其结集出版为《中国文化制度述略》一书。
许结的文化史研究为什么会引人注目？首先在于其以文学文本来研究文化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以文学文本如诗、词、散文、赋、小说等来切入文化研究，印证某种文化现象，阐释文化思想。如引用程颢《秋日偶成》诗来说明“宋儒最重不言合而自合的天人圆融的境界”；引用唐无名氏《藉田赋》《千亩望幸赋》《观农赋》以及宋王禹偁《藉田赋》等赋作来阐释中国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此类写法趣味浓厚，引人入胜。也正是因为运用了不为一般文化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文学文献中的文化问题，所以许结的文化史研究提出了很多具有原创价值的观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次，许结的文化史研究以专题为主，重在深挖文化史的内核即文化精神。以前的文化通史著作主要有两种撰著方法，一是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的年代编写法，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一是如王云五等编《中国文化史》系列丛书的分类编写法，以事为经，以时为纬。许结的文化史研究则以专题为主，兼及历史与体类，兼取文化知识与学术精神，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就是能够将“问题”凸显出来。如《中国文化史论纲》全书分五个部分二十一个专题，二十一个专题相对独立，不求面面俱到，重在深入探究，各专题间又有联系，以期构成有机整体。《中国文化史插图本》分六章共三十五个文化专题，对中国文化基础、制度、宗教、学术、艺术以及中外文化交流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展示与研究，力求在有较大涵盖面的同时对每一文化专题都有较清晰的展示和较深入的探讨。许结的学术风格，首尚“问题意识”，讨论多以专题形式，长于提挈旨趣，这也鲜明地展现在他的文化史研究中。
通观许结的学思历程，当以桐城最专，赋学最精，此为“横通”之本原；以文学思想最赡，文化学最博，此为“纵通”之纲领。学有横通，文章“理到而辞达”；思有纵通，著作“博识而通贯”，会通之道于是达矣！
参考文献:
①许结.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通经致用思想[J].安徽:师大学报，1986(2).
②许结.从《桐旧集》到《耆旧传》[J].文献，2011(3).
③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④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⑤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⑥许结.二十世纪赋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J].文学评论，1998(6).
⑦许结.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J].
南京大学学报，2005(4).
作者简介：王思豪（1983―），男，安徽桐城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原载《天中学刊》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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