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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动乱丛生、新旧迭起的历史时期，明清之际也具有纵横睥睨、奇人辈出的特征。文学批评家金圣叹（1608-1661.8.7）便生活在这一时段。其博学多识，广涉经史子集和小说戏曲民歌，深究儒释道三教，具有强烈的民本意识。其极富才华且颇具争议，怪诞悖俗并饶有个性，一生因行止多义而留下诸多需要破解的密码。所批《水浒传》、《西厢记》，“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1]，开启了传统俗文学走向近代的里程；对古文、唐诗的评点，时人“钦其神识，奉为指南”[2]，亦促进了文学经典的普及。因金圣叹而构成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现象繁复而生动，已成为20世纪以来人们解读文学发展和历史必然性的典型个案。 一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名采，字若采；又名人瑞，号圣叹；别号唱经子，或称唱经先生，又号大易学人、涅槃学人；室名沉吟楼，堂号唱经堂。苏州府长洲县人。生而颖异，敏感早慧。七岁读杜甫诗《远征》，感伤人生无常；十岁入乡塾，习儒家经典而意惛如；11 岁读《妙法莲华经》、《离骚》、《史记》、《水浒传》、《西厢记》等，培养了广泛的阅读兴趣。15 岁向文学名家王思任问学，悟作文之秘。少补诸生，后以岁试文怪诞而被黜革；旋以张人瑞名补吴县庠生，故人称其庠姓张。从弱冠之际始，至少以下几种活动可以表征金圣叹的人生轨迹。 扶乩降神的宗教活动。金圣叹自幼笃信佛教。20岁时自称乃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化身，以泐庵大师之名，带数名助手，在吴中一带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扶乩降神活动。先后在苏州名宦钱谦益、姚希孟、叶绍袁宅中做法显灵,此举在崇祯九年（1636）前后达到高潮。最为著名的一次是崇祯八年六月在叶绍袁家，为之招来亡女小鸾之魂，泐师与所谓叶女当场有如下对白： 师云：“既愿皈依，必须受戒。凡授戒者，必先审戒。我当一一审汝，汝仙子曾犯杀否？”女对云：“曾犯。”师问：“如何？”女云：“曾呼小玉除花虱，也遣轻纨坏蝶衣。”“曾犯盗否？”女云：“曾犯。不知新绿谁家树，怪底清箫何处声。”“曾犯淫否？”女云：“曾犯。晚镜偷窥眉曲曲，春裙亲绣鸟双双。”师又审四口恶业，问：“曾妄言否？ ”女云：“曾犯。自谓前生欢喜地，诡云今坐辩才天。”“曾绮语否？ ”女云：“曾犯。团香制就夫人字，镂雪装成幼妇辞。”“曾两舌否？ ”女云：“曾犯。对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评出短长谣。”“曾恶口否？ ”女云：“曾犯。生怕帘开讥燕子，为怜花谢骂东风。”师又审意三恶业：“曾犯贪否？ ”女云：“曾犯。经营缃帙成千轴，辛苦鸾花满一庭。”“曾犯嗔否？”女云：“曾犯。怪他道蕴敲枯砚，薄彼崔徽扑玉钗。”“曾犯痴否？”女云：“曾犯。勉弃珠环收汉玉，戏捐粉盒葬花魂。”[3] 这段精彩的对话，不仅当场引得小鸾父亲绍袁怜惜和感伤不已，亦打动了自钱谦益而下无数的古今文人。钱氏赞小鸾“矢口而答，皆六朝骈俪之语”[4]，指的就是这段文字；周亮工虽不以“泐师演说无明缘行，生老病苦因缘”为可信，对其“招琼章至，琼来赋诗”的具体对答却颇感兴趣，认为“此事甚荒唐，予不敢信；特爱其句之缛丽，附存于此。”[5]殊不知，事既荒唐，缛丽之句的著作权便不属于已逝三载的叶小鸾，也不属于与之对话的“泐大师”，而是金圣叹与其随从（扮“女”之人）预先构思好的降乩之作。他的这种富于艺术感染力的降神活动，“长篇大章，滔滔汩汩，缙绅先生及士人有道行者，无不惑于其说。……儒服道冠，倾动通国者年馀”[6]，一时间信者奉之为神，恨者詈之为魔。 评点“众经”的文学活动。崇祯十三、四年间，随着人生兴趣的转移，金圣叹开始了评点“众经”和其他各体作品的文学活动，首先完成的是《水浒传》的评点。《天下才子必读书》的初评工作，亦在明末开始进行。入清后，于顺治四至六年撰著《童寿六书》、《圣人千案》、《南华字制》，顺治十三年批点《西厢记》，十四年完成《小题才子书》，十七年分解唐律诗刊行，《天下才子必读书》和《杜诗解》则在身后问世。 除了从事评点工作外，金圣叹赖以谋生的职业便是做塾师。至少在其30岁左右时，即已开始了教学生涯。其弟子以及“从其游者”今知者便有戴之儦、沈永启、顾参、史尔祉、韩藉琬、冯某等。与科举和作文有着直接关系的《大题才子文》、《小题才子文》和《天下才子必读书》，很可能就是这一职业的自然产物。无论是评书还是授徒，似都没有给金圣叹的生活带来经济生活的明显改观。崇祯十四年（1641）大旱，已需友人接济；晚年从其妻子“贫穷因讳疾，井臼且伤生”（《妇病》）的境况中，亦可见家庭状况的潦倒。 易代之际的政治活动。顺治二年（1645）五月，随着清兵铁马金戈的南下，昙花一现的南明弘光王朝迅即消亡。江南的陷落，打破了金圣叹清贫但仍不失安定的儒士生活。顺治初年，他先后写下感伤兵燹战乱、亲友流离，表达抵触新朝、同情反清的许多诗篇，仅现存者就有《外甥七日》、《讹传境哥被虏》、《喜见境哥》、《兵战》、《怀圣默法师》、《柳》、《闻圣寿寺遭骄兵所躏》、《元晖渡江》、《元晖来述得生事》、《上元词》、《题徐松之诗二首》等（考虑到其诗歌是其女婿编选删存者，这类犯禁触忌之作肯定已被处理掉许多）。如《上元词》跋语云：“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最后数语，何其痛心、何其抑郁！再看其为徐崧所撰的《题徐松之诗》,第一首后四句“近事多难说，传闻或未详。副车皆不中，三户又沦亡”,后两句分别典出《史记》的《留侯世家》“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和《项羽本纪》“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更是难以掩抑地流露出对于抗清失利的失望和沮丧。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怀想故国的情绪在逐渐淡化。像那个时代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金圣叹慢慢适应了新的政权，至少在顺治十四年（1657）给吴县教谕夏鼎所写的诗句中，已经表现出履新去旧的希冀。该诗前二联曰：“潦倒诸生久白头，十年梦断至公楼。杏花廊下重来坐，药草笼中实见收。”(《赠夏广文》)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臆断“十年梦断”是指自己入清后就放弃乡试，还是指自己运气不佳总是秋闱落榜；不过“药草笼”[7]一典的运用，已表达了愿意为新朝所用的随顺心态。正是存有这样的情结，当友人邵点于顺治十七年（1660）转述当朝皇帝“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的赞许时,顿时“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春感》小序）；只可惜他没有听到顺治帝同时发出的“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8] 的贬语，否则是否会头脑清醒一点：一个被认为方法“穿凿”、思想“见僻”者，怎么可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第五才子书》第六十二回，写宣赞奉旨礼请不被重用的关胜出马，“关胜听罢大喜”。圣叹批道：“何遽‘大喜’？只四字写尽英雄可怜！”其实，《春感》八首何尝不写尽一位长期被人以“魔”相视的边缘才士之可怜呢？ 导致杀身的“哭庙”活动。或许正是因为受到当朝皇帝知音之评的影响，一向遇“世法中事，则掉头不顾”[9]的金圣叹，在新著《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问世不久的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不幸卷入了招致杀身之祸的“哭庙案”中。 二 金圣叹生前，在太湖流域尤其是今苏南和浙北地区，已具有较大影响。有人“怀刺三年”而求一见（怀应聘《吴门赠金圣叹》)；有人不听劝阻以一识为荣（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有人想起圣叹就心折泪下（李炜《寄怀墨庵兼询圣叹》）；有人虽不相识却久已仰慕（丘象随《泛虎丘》）；亦有人见其书闻其行，必欲杀之（归庄《诛邪鬼》）。诚如徐增所说，在敌对者眼里，“乃一世人恶之忌之、欲痛绝之者也。从其游者，名士败名，富人耗财，僧家则无布施处：其为祟也大也！”而在欣赏者眼里，则如神仙中人，“吾尝于清早被头，仰观帐顶，圣叹宛然；尝于黄昏灯畔，回看壁影，圣叹宛然；尝于梁溪柳岸，见少妇艳妆，圣叹宛然；尝于灵岩雨窗，闻古塔鸟声，圣叹宛然；乃至风行水活、日暖虫游，圣叹无不宛然者。”[14]可见，一方面被诋毁者魔化，另一方面又被崇拜者神化。那么，金圣叹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根据其个人著述和时人记载，或许应如是认识： 才华横溢。时人称其“天才夐绝”[15]，“学最博，识最超，才最大，笔最快”[16]。不仅对传统的经史子集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对佛学禅理亦得独家之悟。登坛讲经，口才捷利，“听其说法，快如利刃，转如风轮，泻如悬河”。除了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方面具有较高造诣，在书画艺术上亦颇有才能。至叶绍袁家降乩，现场“为画牡丹、芙蕖、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韵飞舞”[17]。赵时揖曾见其画作，赞其“善画，其真迹吴人士犹有藏者”[18]。惜未见作品传世。书法亦享时名，周庄永庆庵正殿匾额“散影千江”四大字，即为其所书，被誉为“铁画银钩，仙笔也”[19]。对联“老拳通大道，儿口嚼新书”，见者谓“字大如斗，气势惊人”[20]。“赌说快事”所谓“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21],良有以矣！ 愤世嫉俗。不喜拜谒贵人“, 性不喜见贵人，干旄临门，罕见其面；又不报谒，人多尤之。”[22]亦曾“怕官成远蹈”（《访周粟仲不遇》），宣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奔竞之士决不肯来，所来者皆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也。不来者邀之不来，已来者攻之不去。我得与精微澹泊、好学深思之人同晨夕，苟得一二担荷此大事，容我春眠听画看声了也”[23]。时人谢良琦每过苏州，必问圣叹，或曰：“噫，狂士也！且不见贵客。”[24]圣叹在评杜甫《遣闷》时曾说：“愁闷之来，如何可遣？要惟有放言自负，白眼看人，庶可聊慰。”[25]人说其言论多“无忌惮处”[26]、“肆言无忌”[27]，确非虚言。无论是对朝廷政事的针砭，抑或对世道人心的臧否，在其评点中皆屡见不鲜。但圣叹并非不谙人情，与当地父母官均有适度交往，如《吴明府生日》、《贺吴县汪明府涵夫摄篆长洲》、《吴邑黄明府新婚》等诗，都是写给明末清初任吴县、长洲县令者，其内容亦不外赞美政简治廉、教化祥和，皆为通达世情的贺婚贺寿贺官之作。看来，他是能将傲睨贫士的“贵人”与礼贤下士的良吏区别对待的。 天性疏懒。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云：“圣叹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之处。”表现之一，评点古书，重在文意而不在文字，不甚在意文字校勘。如《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云：“圣叹《西厢记》，只贵眼照古人，不敢多让。至于前后著语，悉是口授小史，任其自写，并不更曾点窜一遍，所以文字多有不当意处。盖一来虽是圣叹天性贪懒，二来实是《西厢》本文珠玉在上，便教圣叹点窜杀，终复成何用？普天下后世，幸恕仆不当意处，看仆眼照古人处。”表现之二，不喜远游，平生足迹罕至郡外。如《第六才子书·闹斋》总评言及王瀚描述庐山之美，“吾闻而甚乐之，便欲往看之，而迁延未得也”。其原因之一，便是“贱性懒散，略闲坐便复是一年”。顺治十七年赣州府推官周令树遣使赍资邀请圣叹前往著述讲学，圣叹复函答之：“来教正与鄙意如掌中书字，独奈隔此数千里何？”[28]当亦与生性疏懒不喜动有关。 心胸坦荡。《读第五才子书法》显示出圣叹喜天真烂漫之人，如李逵、鲁达、阮小七；不喜心机深刻之人，如宋江、林冲。如云：“阮小七是上上人物，写得另是一样气色。一百八人中，真要算做第一个快人，心快口快，使人对之，龌龊都销尽”；“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再如在小说第四十四、四十五回中，圣叹对石秀为了撇清自己而致杀数人的行为，颇不以为然，屡下评语如：“石秀可畏，我恶其人”（两处）；“石秀可畏之极”；“岂真天下之大，另又有此一种巉刻狠毒之恶物欤？”“石秀可畏，笔笔写出咄咄相逼之势”；“石秀节节精细，节节狠毒，我畏其人”。圣叹早年与王瀚“赌说快事”，其一便是“朝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29] 以上概括或与实际情形相距甚远，只能是金圣叹丰富人生的各个侧面甚或是浮浅的影像。诚如其友人徐增所说：“盖圣叹无我，与人相对，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师，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迎座；遇辩士，则珠玉随风；遇静者，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以故称圣叹善者，各举一端；不与圣叹交者，则同声詈之：以其人之不可方物也。”[30]在其生前，直观其人者已感叹如此难以辨识、无可名状，四百年后试图准确描述，可能更是近似痴人说梦了。但正是这种种片段表现构成了他性格的丰富，促成了他极具个性魅力的人生图景。金圣叹曾有画像传世，后来刘献廷咏之：“忽有仙人在别峰，通身香气似芙蓉。碧天明月一千里，独上瑶台十二重。”[31]其玉树临风之姿和飘然欲仙之风度[32]似昭然可见，而这已属历史淘洗之后的金圣叹了。 三 金圣叹逝世后，其友人赋诗悼之云：“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埋沦。”[33]将纵酒豪饮的风采与著书评点的才华相提并论，这是同情者的盖棺论定之说。但早在顺治九年（1652），挚友徐增曾这样反思自己和世人对金圣叹的错误认识：“掩耳不听真怪事，却从饮酒看先生。”[34]这两句分别说的是两件事，先看后句：的确，圣叹好饮酒，徐增在其有关文章中多次说及此事, 但是这句诗的意思是：如果仅从嗜酒好饮视为其名士风流的表现，实在是一种误认。再看前句：“掩耳不听”，是指当年自己在不了解圣叹为人时，对别人欲介绍两人认识的强烈的拒斥行为：“二十年人尽骂圣叹为魔，如是者数年，至壬午秋，遇圣默法师，欲导余见圣叹，才说‘圣叹’，余急掩耳曰：‘怕人，怕人！’”[35]壬午，指崇祯十五年（1642）,此前被人尽骂为魔，必是因其以“泐师”行法事所招致。在正统文士眼中，“扶鸾降仙，道家戒之，决不可为，惹魔也，金若采全坏于此”[36]，从此他的一切行为均被视为“不轨于正”[37]。扶乩降神对圣叹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为其人生评价带来了洗之不去的沉重的负面影响，而且给其随后从事的文学批评活动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主要体现为在选题上的“昭雪”辱者，在心态上的标新立异，在方法上的心理分析等方面。 批评性或评点性著述，是金圣叹一生心血所系和性命所在。其临终时不放心的两件事之一，就是“只惜胸前几本书”(《绝命词》),即那些早已计划而一直没有竣稿的“才子书”选题。圣叹的评点选题，主干即著名的“六才子书”和唐诗“分解”，辅枝为“才子古文”和“才子时文”等。为何他有“六才子书”之选而将《水浒传》、《西厢记》最早评点问世，按照徐增序《天下才子必读书》的说法，是因为“自少至老，自智至愚，无不读之、无不爱之者也”，主要是从普及性着眼的。其实，关于自己批书的目的，圣叹《与任升之炅》说过这样的话：“弟于世间，不惟不贪嗜欲，亦更不贪名誉。胸前一寸之心，眷眷惟是古人几本残书自来辱在泥涂者[38]，却不自揣力弱，必欲与之昭雪。只此一事，是弟全件，其余弟皆不惜。”[39]这段话非常重要，它展示了圣叹选题为古人“昭雪”的自觉意识，即将那些向来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公正评价的文史名著，通过自己的努力，恢复其被埋没的历史地位。联系到《西厢记》、《水浒传》向来有“诲淫”、“诲盗”的恶谥，批评者在主题倾向上的“昭雪”之意便分外显明了。作为一个长期被正人君子“辱在泥涂”者，他把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完全寄托在为“古人几本残书”的翻案上。可以告慰他的是，“先生未批以前，《水浒》贼书，《西厢》淫书。今而知《水浒》之变幻离奇，直进于《易》；《西厢》之缠绵浓郁，直进于《诗》。”[40]在那个时代，无论是对作者还是评者来说，这样的褒奖都足以让人感到无尚荣光了。 在具体的文学评点中，金圣叹表现出标新立异的强烈追求。他在《小题才子书》自序中，曾将“依倚陈本”、“依倚师口”归纳为做学问必须祛除的“六不祥”之列。这种不依傍前人的治学精神，在其评点著作中具有充分体现。如评《水浒》而反对“忠义”说，主张“独恶宋江”；评《西厢》，反对“淫书”说，又不满于旧本描写的“狂荡无礼”；评唐诗，在分期上反对“初盛中晚”说，在方法上提倡“分解”说；评杜诗，反对诗歌“写景”说，痛斥刘辰翁各种观点。这种耻于为“古人之奴”[41]的创新追求，既是一位天生大才者深溶于血脉之中的人生律动所使然，亦是在特定舆论的长期打压下养成的桀骜不驯的生活态度。以翻案来立新说，对传统观点采取针锋相对的批判理路，不仅形成其抵抗外界的思维习惯，而且亦构造了其批评类著述的基本模式。这一特点，在其反对派的眼中是十分鲜明的，他晚年在与友人嵇永仁的书信中感慨道：“我辈一开口而疑谤百兴，或云‘立异’，或云‘欺人’。”这种牢骚虽然因唐诗“分解”而起，其实是其一生遭遇的愤懑总结。至于赞扬者，则是如此肯定其评点：“杜诗尽多粗率处，刘会孟所憎不为过也。乃自先生说之，粗率尽为神奇。夫粗率尚为神奇，而况神奇者乎？得此读书法，不惟不敢轻议古人诗文，能从古人诗文渗漏处奥思幻想，代其补衬，则古人之神奇、粗率，无一不足以启人慧悟。”[42]连牵强附会之解说，都被溢美为其独家的“读书法”，至少说明了标新立异的个性存在。 在批评方法上，时人周亮工与徐增大约同时提出圣叹评书“一支笔”说[43]和“从无二法”说[44]。所谓一支笔或从无二法，乃圣叹自觉行为。如他在介绍研究“六才子书”的心得时，便不无得意地指出：“其实六部书，圣叹只是用一副手眼读得。如读《西厢记》，实是用读《庄子》、《史记》手眼读得；便读《庄子》、《史记》，亦只用读《西厢记》手眼读得。”[45]问题是何为其一副手眼？今人对此一般是从“文章论”的角度进行解释。但是，无论其理论自述，还是其批评实绩，都涵括着一个贯穿在各体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手眼”，即设身处地的心理分析方法。这种心理分析方法，按照《读第五才子书法》开篇第一句的概括，便是：“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也就是金批《水浒》序三强调的“因缘生法”和“忠、恕”原则：“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这种批评观的实践来源，实萌芽于“天下事无大无细，洵皆因缘哉”的扶乩观[46]。他曾十馀年从事扶乩“事业”，长期穿行于世家望族的厅堂大院，为满足形形色色人家的各种各样需求，承担着类似于今日之心理咨询和疏导的“业务”。事先的周密策划、细致揣摩，当场的机敏应对、圆满应答，这一切均取决于“因缘生法”和“忠恕”之道。一旦改行转向，便将他认为可以裁量世界万物的斗斛、刀尺，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中，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副手眼”，不仅对叙事性作品如此，即便是议论文和诗歌，他也主张“从来作文，于‘见景生情’四字，安可不亟讲耶？”[47]认为诗歌“并无一句写景，故曰‘诗言志’”[48]，因此分解时特别重视作者的“极厚心地”，注意分析诗歌对作者“闪闪忽忽心头”[49]的细腻表现。正是这种长于心理分析的批评特色，使得古代文学批评从片言只语的点评，发展为容量适当的阐释，由方法的更新导致了形式的突破。 金圣叹青年时期所从事的扶乩降神活动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其深刻性是无可置疑的。至少因此长期被人以妖魔对待，“早被官绅们认为坏货”[50]，甚至牵连为其写《天台泐法师灵异记》的钱谦益也“颇受儒者谣诼”[51]。如此境遇，自然要在其心理上打下难以磨灭的烙印。“我为法门，故作狗子。狗子则为人所贱恶”，此种令其无法抬头的精神压抑，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证明自己的人生追求，以致于认为即便是“单词居要，一字利人，口口相授，称道不歇”亦不失为“立言”[52]，因而选择文学批评为“盖代无双”（《春感》之七）之业；也势必要孕育或强化其反抗传统文坛的思想意识，一旦从事文学批评后，在选题、心态和方法上，自然会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甚至他对《西厢记》爱情主题的赞美，也是可以在其降神经历中寻踪摄迹的：泐大师在降神过程中遭遇了许多早逝的女性，“凡女人生具灵慧，夙有根因，即度脱其魂，……俱称弟子，有三十馀人”，均收于虚设之“无叶堂”中[53]；他对叶小鸾豆蔻早凋的“记莂”解释，也颇有同情爱情悲剧、反对包办婚姻的意味。这就难怪其对《西厢记》中莺莺“小儿女又稚小、又苦恼、又聪明、又憨痴，一片的的微细心地”[54]，有如此洞幽烛隐的透视了。这或许就是常熟王应奎为何说“圣叹自为卟所凭，下笔益机辨澜翻，常有神助”[55]的原因吧。 清顺治五年（1648）,圣叹尝自撰联语云：“消磨傲骨惟长揖，洗发雄心在半酣。”将见人作揖的唯唯诺诺和纵酒贪杯的昏昏噩噩，与特立独行的铮铮傲骨和名山事业的壮志雄心对立起来，通过“消磨”和“洗发”等行为对个性追求的外界打压和人生意义的表面消解, 建构起一种悲剧性的张力，凸现了灵魂的深刻苦难。这，或许就是在抵御以魔相视的敌意中塑造起来的心理习惯。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纵酒著书”才成为金圣叹人生的最好写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金圣叹史实研究”（07BZW025）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见《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2]陈枚：《增补天下才子必读书》凡例，康熙十六年（1677）灵兰堂刻本。 [3][17][46][53]叶绍袁：《续窈闻》，见《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22页，第518页，第523页，第519页。 [4][5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6页，第756页。 [5]周亮工：《书影》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6]郑敷教：《郑桐庵笔记》，《乙亥丛编》本。 [7]《新唐书·儒学传下·元行冲》：行冲“尝谓仁杰曰：‘……门下充旨味者多矣，愿以小人备一药石可乎？’仁杰笑曰：‘君正吾药笼中物，不可一日无也。’”后遂以“药笼中物”比喻备用的人才。 [8]木陈忞：《奏对别记上》，见《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卷三，康熙刻本。 [9][14][22][23][35]徐增：《送三耳生见唱经子序》，见《九诰堂全集》，清抄本。 [10][13]佚名：《辛丑纪闻》，《又满楼丛书》本。 [11]王朝：《甲申朝事小纪》卷五，〔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 [12]王家祯：《研堂见闻杂录》, 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第297页。 [15][24]谢良琦：《才子必读书序》，见《醉白堂文集》卷一，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16][30][44]徐增：《天下才子必读书序》，见《九诰堂全集》，清抄本。 [18][42]赵时揖：《贯华堂评选杜诗》总识，康熙刻本。 [19]章腾龙、陈勰：《贞丰拟乘》卷上《流寓》，咸丰九年（1859）增刻本。 [20]李放：《皇清书史》卷二二，《辽海丛书》本，1934年版。 [21][29][45][52][54]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四之二、《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四之四总评、四之三[滚绣球]评，顺治刻本。 [25][48][49]金圣叹：《杜诗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页，第175页，第71页。 [26][37]陆文衡：《啬庵随笔》卷五，光绪二十三年（1897）石印本。 [27][36]冯班：《钝吟杂录》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28][39]金圣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卷二《鱼庭闻贯》，顺治十七年(1660)序刻本。 [31]刘献廷：《题唱经先生像》，见《广阳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21 页。 [32]丘象随《泛虎丘》以“有客美风度”赞之，见清抄本《西轩纪年集》。 [33]顾公燮：《丹午笔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 [34]徐增：《唱经先生》，见《九诰堂全集》，清抄本。 [38]《左传·襄公三十年》“武不才，……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是以“泥塗”比喻低下的地位。 [40]余扶上：《圣叹六才子书删评序》，见《十松文集》卷一，康熙刻本。 [41]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序一，崇祯十四年（1641）序刻本。 [43]周亮工：《尺牍新钞》卷五金人瑞尺牍眉批，康熙刻本。 [47]金圣叹：《小题才子书》郑鄤《朱张》解题，光绪十五年（1889）石印本。 [50]鲁迅：《读金圣叹》,《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21页。 [55]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页。 作者介绍：陆林，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员 2100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