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词学研究进入21世纪，已经呈现出枝头秋闹之势，新材料不断被发现，新观点不断被提出，新的理论框架不断被建构，新的研究方法也不断被尝试和采纳，当今的词学正向着纵深和宽广的立体研究架构不断掘进。但当我们冷静审视和仔细分析当今词学研究界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会发现，当前的词学研究就方法论而言，仍以理论阐释为主，当然，这种理论阐释相对于传统的阐释研究而言，在切入的角度、阐释的方式、依凭的理论等方面，都有了许多的不同，因而也就产生了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相对于热闹非凡的阐释研究而言，传统的实证研究就显得较为冷清。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说实证研究在当今词学研究界中没有市场或者没有竞争力。实证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也有基于实证自身的一些限制。实证研究依凭各类事实材料来说话，因而，材料局囿是限制实证研究大规模展开的首要因素，许多研究者放弃实证研究，就是由于手头可据以言道的材料太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随着大量稀见史料被不断影印出来、许多流传在海外的佚集被不断绍介回来、特别是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大型渊薮性文献的计算机检索系统被成功开发出来，材料的搜寻工作变得越来越便捷，但词学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因此而大规模兴盛起来，这是为何呢？换言之，当“找米”的工作已经变得不再是难事的时候，“成炊”之人并没有因此而显著增加，到底是为什么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如何将米做成饭”！也就是说，“如何做实证研究？”许多研究者、特别是许多青年学者并不是很清楚，因此也就不敢贸然出手。基于对实证研究的不理解，许多青年学者一直视考据为“畏途”，不敢进行尝试，而传统的实证理论又往往颇为繁复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指导作用。因而，词学研究重理论阐释、轻事实考据的现状仍得不到彻底改观。在这样的现状下， 《十讲》既是一部严谨的理论专著，又是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因为是专著，所以，其具备严谨、全面、系统的特点，在十讲的篇幅里，将词集、词作、词人的各类基本实证研究条分缕析而又完整周详地讲解和示范了一遍；又因为是教材，因而，又具备通俗、稳健、深入浅出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语言通俗幽默、方法扎实稳健、内容深入浅出等方面。 《十讲》是传统实证研究方法的“现代破解版”和“大众普及版”。具体而言，其具备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即完善、简约、生动、亲切。 一、完善 言其完善，是因为《十讲》将词学实证研究按照“词集”、“词作”、“词人”三个观照基点、分“目录研究”、“版本研究”、“校勘”、“笺注”、“辑佚”、“考辨”六个层面，周全而详尽地讲解和示范了一遍，可以说是面面俱到、无微不至。不仅如此，在讲到每一个具体的研究层面时，作者也力求做到讲解详尽、示范全面。例如，在讲解“词集目录研究方法”时，作者首先详细解释了“别集”、“总集”、“丛书”、“单行本”、“书目”这几个关键词的具体涵义，然后具体提出了词集目录研究要探讨的三个问题，接下来就用大量篇幅具体讲解和示范进行词集目录研究的每一个具体步骤：“第一步，查专题书目”，“第二步，查现存书目”，“第三步，查传藏书目”，“第四步，查其他文献资料”。条分缕析，纲目分明，详赡而完备。不仅如此，涉及到每一个具体步骤，作者又不厌其烦地加以细致讲解和点拨，如：查丛书目录该怎么查？再具体一点，查《中国丛书综录》该怎么查？这个问题有三种情况：其一，“知道作者的名字，但不知道书名，不知道他有哪些词集，有哪些著作。”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其二，“知道书名，但不知道有哪些版本。”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查？其三，“既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只知道要查哪一个类型的书。”针对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查？对于以上三方面具体而微的问题，作者都讲解得清清楚楚，明了而透彻，不仅如此，在讲解每一个具体的问题时，皆辅以具体的实例，不仅让初学者有感性的认识，更是给出了现实的参照，作者的考虑是如此的具体而周到！ 应该说，教给后学者以具体的“实战”技法及“每一招”的“招式”要领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细致地告诉初学者运用这些“招式”时要注意的问题和要防止的漏洞同样也很重要。这一方面，《十讲》也给出了很好的点拨和提醒。作者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将词学实证研究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误区一一指点了出来，这不仅可以让初学者少走许多弯路，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广阔的胸襟。例如，在讲解词作“辑佚的方法”一讲时，作者就将自己做辑佚研究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一个教训开诚布公地摆了出来：“阅读过程中，遇到了有‘嫌疑’的佚词，就应该细心去查证，确定是不是佚词，不能马虎。如果不认真查证，不细心甄别，就会出问题，把不是佚词的词当做了佚词。这个方面，我有过反面教训。……（清人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这本书记载了一篇《虞山招真寺碑》，说是《文选》的作者萧统写的，我以为是萧统的佚文，查了一下清代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笔者按：严氏所辑应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在萧统名下，确实没有收录这篇文章，便如获至宝，认定是萧统的佚文。……实际上，《全梁文》在梁简文帝的名下收了这篇文章，内容是一样的，只是题目稍微有一点差异，题作《招真馆碑》。……所以，后来遇到类似的佚文、佚诗或佚词，我就特别小心，详加考订。”这其实是在向后学者作出提醒：实证研究是非常严肃的事，一是一，二是二，来不得半点马虎。 实证研究完成后的具体成文过程，应该注意什么呢？在这一方面，《十讲》的作者也是苦口婆心，谆谆教诲，唯恐初学者落下点什么。例如，“词集校勘的方法”一讲中，在介绍好最后一个步骤“汇编成书”的具体操作方法以后，作者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必要的话，还可以写一个后记，说明本书校勘的经过、甘苦、心得等等。最后别忘了感谢在校勘过程中帮助过你的师友和编辑等等。要时常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有感恩之心，心里就会充满着阳光、充满着幸福，处处感受到的是帮助、关爱、支持。”如此话语，让我们感动，同时，也很好地说明了词学实证研究过程并不是冷冰冰的、枯燥无生气的，而是个中有清苦，更会有无数的感动，每一个研究者不仅要学会直面清苦，更要学会珍藏感动。 二、简约 前面说，《十讲》具备完善的特点。而此处，又以“简约”评之，二者是不是矛盾呢？“完善”和“简约”共处一体，看似矛盾，实则和谐。“完善”是从内容、方法、程序上来讲的，而“简约”则是着眼于结构和行文方式而言的，《十讲》“完善”的内容和程序并不妨碍其用“简约”的方式来叙述和讲解。《十讲》涉及到“词集目录研究”、“词集版本研究”、“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作辑佚”、“词作辨伪”、“词人考辨”、“词作系年”等各个方面，每一讲的内容又各不相同，具体而微，纷繁复杂，要把许多具体的问题讲清楚，其实并不容易。但作者却很好地处理了这一问题，他把每一讲的内容分成三个或三个左右的模块，再把必须要交代的不同问题分置在这些模块之下，有先有后，有详有略，先概念而后方法，略理论而详实践。这样，就使每一讲的内容都做到了条块分明、简约而有序，给学习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词人的考辨，涉及到研究对象的选定，史料的摸排、筛选、甄辨，词人的家世、籍贯、交游、著述等一系列问题，往往会让人有顾此失彼、繁而难全的感觉，如何将如此纷繁复杂的问题在一讲的篇幅中完备而不杂乱地交代清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而作者却驾轻就熟，将如此众多纷繁复杂的内容用“确定对象”、“搜罗史料”、“排比资料”、“行文考订”四个“标杆”统领起来，形成四个模块，将史料的摸排、筛选、甄辨等问题放入到“搜罗史料”此一模块中加以讲解，将词人的家世、籍贯、交游、著述等问题设置在“排比资料”此一模块中进行交代，这样，就使整一讲的内容变得条理清晰，简约省净。不仅如此，在每一种方法的具体讲解过程中，作者也力求去除冗语，坚持明了简约的风格。例如，“词集版本研究的方法”一讲中，在讲到词集版本研究要涉及哪些问题时，作者有如是之言：“词集版本研究，要研究一些什么问题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源流、特点、异同、优劣。”八个字，就将词集版本研究要关注的问题概括得清清楚楚，何等的简约省净！再如，“词集校勘的方法”一讲中，将词集校勘的任务用“补遗”、“考辨”、“校订”六个字加以概括，“词集辑佚的方法”一讲中，用“留心”、“细心”四个字来概括词集辑佚的要求，等等，都体现了《十讲》具体行文的简约。 《十讲》的简约，还有一个明显的体现，那就是其不像一般的学术专著或方法指导书那样，板起脸孔、正襟危坐地把所谓的“意义”、“发展历史”、“传承变革”、“重要性”等一大通看似高深、实则无用的理论全部列阵出来，搞得读者云山雾罩，不知所云，进而望而却步。《十讲》针对词学实证研究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力求简洁省净，不仅使学习者感到亲切，更是体现了简约实用的特点。 三、生动 《十讲》是作者讲课的实录，保存着许多课堂讲课时原汁原味的话语和语气，作者是一位生动而幽默的讲课高手，所以，《十讲》也就必然具备了“生动”的特点。这是《十讲》区别于一般的板起脸孔严肃说教的学术专著的最显著特色。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言：“讲考证，本来就枯燥无味，如果一味地正襟危坐，面色严肃地宣讲，那就很难防御瞌睡对听课学生的进攻。讲课生动一点，课堂气氛活跃一点，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打起精神，与主讲教师密切互动，听课的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十讲》中生动幽默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例如，“词作辨伪的方法”一讲中，对于产生伪词的两种情形，作者作了这样的描述：“词的伪作也相当多，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作者之伪，本来是张三所作，却说是李四的作品，这属‘假冒’；二是词作之伪，本来是诗体，却说它是词，这属‘伪劣’。‘假冒’之作，涉及的是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伪劣’之作，涉及的是对作品体裁的裁定。”用“假冒”和“伪劣”四个字将伪词的两种情形区分得清清楚楚，既形象又生动。同时，幽默的语言表达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十讲》行文的生动性和形象性。同样是“词作辨伪的方法”这一讲，作者在作辨伪举例时，对《古今词统》首录的署名“杨太真”的《阿那曲》进行了辨析，辨析过程中，作者有这样的话语：“其实，这首也是后人虚拟的假货，既不是词，也不是杨贵妃所作。那请问：它最早出自何方？原来是出自唐人裴铏的《传奇》小说。《太平广记》卷六十九《张云容》引《传记》（笔者按：当作《传奇》）写道：中唐元和末年平陆县尉薛昭，因为囚犯逃逸而被贬谪到海东，来到一个古殿，遇到三位MM（“美眉”），年长的一位自称叫张云容。薛昭问她是哪儿人，为啥到了这儿？云容回答说：俺是开元中杨贵妃的侍儿。贵妃可喜欢俺了，经常让俺在秀岭宫“独舞”霓裳羽衣曲。她曾经赠俺一首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明皇也很欣赏……只是俺记不得了。”枯燥的实证方法讲解一旦融入了故事和幽默，就会让人倍感轻松和愉悦，生动的讲解方式，会让学习者在会心的微笑之余，不经意间就能将枯燥的内容轻松掌握和牢牢记住。《十讲》中像此类生动幽默的行文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一本书，能不能让读者很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十讲》生动的讲解和行文方式使其具备了很强的可读性，这就是《十讲》为许多学习者普遍愿意接受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亲切 除了“完善”、“简约”和“生动”以外，《十讲》还具备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亲切。《十讲》是作者多年治学经验的结晶，是词学研究路途中无数治学实践的积淀，可以这么说，薄薄的一本书，融入了作者的矢志不渝心灵求索和情感积淀，因而让人读来倍感亲切。作者从不高谈阔论，而是处处以朴实真诚的心态来作苦口婆心的讲解。《十讲》中每一个细小的实例，几乎都是来自作者亲身的治学实践，娓娓道来，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在《十讲》中，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话：“我当年做张元干研究的时候，就是因为读两种词选发现了问题。”（《治学的态度和读书的方法》）；“再说我做《全明词》补遗的操作过程，说说我是怎样发现《全明词》存在的问题的。”（《词作辑佚的方法》）；“我最早考订辨伪，不是做宋词的辨伪，而是做唐诗的辨伪，就是我好几次说到的《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词作辨伪的方法》）……这一番番的现身说法，显示了一种面对面的亲切。当然，这是和《十讲》作为课堂实录的性质分不开的。 一般而言，方法类的书如果能够将具体的方法及操作规程讲解得完善、细致、透彻并且使读者易于接受就已经算是优秀之作了，而《十讲》除了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以外，更难能可贵的是，其还为学习者指引了许多可供开拓或研究的方向和领域。这种指引集中地在体现在《词学研究的层面》这一讲中，对于“目录研究”，作者说：“关于唐宋词集目录，目前已整理得比较完备了。明清时代，究竟有哪些词集，每种词集有什么特点，我们都还不太清楚。因此，明清的词集目录研究，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可供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关于“版本研究”，作者说：“元明清词集的版本，绝大部分都还没有梳理。元明清的词集版本，比元明清词的目录研究空间还要大得多。……现在大家写论文找不到选题，其实元明清诗文集版本研究方面，有无数的题目可以做。”在讲到“词集笺注”时，作者又作了这样的提示：“元明清词别集的笺注本就很少了，只有清代纳兰性德的词……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这就好比把“种子”给了后学者，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播种的“土地”，金针度人，善莫大焉。 当然，任何一部书，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教材，要想做到十全十美、没有任何的遗漏或瑕疵，几乎是不可能的，《十讲》也是如此。尽管十分优秀，如果吹毛求疵，总能发现一点不足的。总体而言，《十讲》主要由“方法讲解”和“实例示范”两部分组成，笔者拟就这两部分的内容提一点个人所认为的不足。 首先，在“方法讲解”方面，在词学的许多实证研究具体展开的过程中，都要涉及到“材料积累”这一环节，那么，如何积累材料？这就需要查找各类不同的史料，这在《十讲》中已经讲解得非常透彻和详尽，可以这么说，如何搜集材料已经不是问题，但问题是：搜集到的材料是不是都可用？从不同典籍中搜罗到的史料出现相互龃龉的情况该怎么办？一般而言，不同典籍中所记载的相关史料通常会出现“同源同向”、“同源异向”、“异源同向”、“异源异向”四种情况，当然，“异源同向”是最理想的，但是，搜罗到的史料如果出现“同源异向”或“异源异向”的情况，该如何加以辨析和判断？出现“同源同向”的情况又该如何注意避免“孤证”，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仔细说明的，在这一方面，《十讲》言之过少，略有不足。 其次，就具体的实例而言，《十讲》亦稍有不足。客观来讲，《十讲》是方法类著作，只要将具体的方法讲清楚、讲到位就行了，实例只不过是辅助说明，挑具体实例的毛病，未免有些过于苛刻。但出于对《十讲》更高的期待，笔者对其中的具体实例亦加以了关注，发现了些微不足。限于篇幅，此处仅举一例：在“词集版本研究的方法”一讲中，作者举了张元干《芦川词》版本研究的例子，张元干词有三个版本系统：即《芦川词》一卷本系统、《芦川词》二卷本系统和《芦川归来集》（附词）本系统。《十讲》在提到清代流传的张元干词集版本时，这样说：“清代《芦川词》钞刻本不多，仅有《四库全书》集部词曲类所收《芦川词》一卷，此本系据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芦川词》抄录辑入。《四库全书》本《芦川归来集》内亦收录词作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同），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非宋本原貌。”实则，清代张元干词集版本并不止这些。除《十讲》提到的之外，清代张元干词集版本还有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清道光年间艺海楼顾氏《芦川归来集》钞本（十卷）[2]、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的清孔氏岳雪楼《芦川归来集》钞本（十卷，二册）[3]和清光绪十四年（1888）钱塘汪氏覆刻《宋六十名家词·芦川词（一卷）》本[4]。张元干词集的现今通行易得之本，《十讲》列了三种：《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全宋词》本和曹济平校注《芦川词》本，其实，现今通行之本中，还有一种较为知名，应当列入，那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词林集珍》本《芦川词》（孟斐校点）[5]。又，《十讲》于《芦川词》明代版本中列有丁丙八千卷楼原藏明钞《芦川词》一卷本（今藏于南京图书馆），然未言是本乃明钞《宋二十家词》本。 当然，瑕不掩瑜，苛刻标准下的些微不足是远远不能够撼动《十讲》作为优秀和典范之作的地位的。《十讲》的出版，是当今词学研究界的一件幸事，她的出现，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词学实证研究的发展，从而在一定层次上改变当今词学研究的格局。 注释： [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复旦大学图书馆1959年编印：《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油印本），第191页。 [3]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中），“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第64页。 [4]中国书店1985年曾据钱塘汪氏原木版刷印。 [5]是本收词187首，分“卷上”和“卷下”，其中，“卷上”收词84首，“卷下”收词103首。 作者简介：潘明福，1975年生，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