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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选本研究兴趣渐浓、成果日丰，选本研究遂异军突起，“选学”[1]卓然自立。在当下选本研究方兴未艾、众人瞩目之际，我们更应该记取那些筚路蓝缕、导夫先路的开创者。肖鹏先生乃唐门俊彦，1990年从唐圭璋先生门下毕业时，其博士论文《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即得到唐先生和其他诸位先生的一致首肯，后于1992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肖先生此著本是当世“选学”的开山之作，但因为是在台湾出版，大陆学人每闻其名，亟往寻访而难以觅得；加之肖先生后来告别大学，转而从事传媒研究，遂使当时力作，渐至湮没。17年后，凤凰出版社出版此书之修订本（书名变更为《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功于学术，嘉惠学林。晚生对肖先生之见识、学力与文采钦佩有加，兹对先生此著略作评介，以飨同好。 一 词选之学，堂庑深广，然前人鲜有专力于此者；偶一染指，则或局于一集，或囿于一隅。肖鹏先生有感于斯，欲踵武前贤而光大之，慨然著成《通论》一书。《通论》匠心独运，自铸新范，建构起自具特色的词选研究范式，对后来者极具启发意义。 《通论》认为，词选乃是一种文化消费产品，对它的完整研究应该包括6个方面：“社会需求生态背景的评估研究（社会环境），生产者背景、素质、意识表达的研究（编选者），消费品具体生产过程的重建叙述（编选过程）、消费品本身质量性能的评估研究（词选本身）、市场同类竞争产品与相关产品的延伸研究（词选群），消费品的流通过程以及社会影响反馈的研究（传播史）。”[2]基于此，《通论》将对词选的多方位观察和研究归并简化为6种基本途径：“辨其选型，观其选域，察其选心，列其选阵，探其选源，通其选系。”选型，指词选的类型；选源，指采选的对象来源；选心，指选词的目的和意图；选域，指词选的覆盖区域；选阵，指词选所选词人词作的排列阵势；选系，指词选之间的家族姻亲关系。不难见出，《通论》已然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备、相当成熟的选本研究理论体系和论述框架，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模楷、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其导夫先路、立表为范之功绩，可谓大焉。而其所创立的6种词选研究名目，更是独出己意，绝无蹈袭，给人以横空出世、耳目一新之感，令人叹服。 至于《通论》之具体论述，则宏观博识，思虑绵密，井然有序；钩深研赜，析理精微，多有新见。正如 虽然《通论》所述皆针对词选而论，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名目对于词选之外的其他类型选本研究，亦皆适用。就此而论，将《通论》视为当世“选学”的开山之作，并无不当。 二 考证之学乃是唐门硬功，唐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理论诠释建立在文献考证的扎实基础之上。唐门弟子，皆擅长此道，肖鹏先生亦莫能外。《通论》虽以理论性的系统梳理与深入阐释见长，但精细扎实的考证叙述亦随处可见，其与理论诠释相互伴随，融合无间，不可割裂。正如 《通论》中的精彩考证随处可见，不妨在此摭拾一二。如黄大舆编选《梅苑》，卷首自序明言编选时间在高宗建炎三年己酉（1129）冬，编选地点在“山阳”。后人拘泥于字面，皆以“山阳”为具体之地名，进而考证出地名“山阳”者有二：一为河南修武旧称，汉献帝废为山阳公即居于此；二为楚州之旧称，即今之淮安。因前者地在中原，建炎中已沦入金人之手，故黄大舆所言之“山阳”只能是淮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对此颇觉不可思议：“考己酉为建炎三年，正高宗航海之岁，山阳又战伐之冲，不知大舆何以独得萧闲，编辑是集？殆己酉字有误乎？”《通论》则通过对黄大舆诗、词中所涉蜀中风物的考察，结合其身世，指出“山阳”并非具体地名，不过是泛指山之阳，谓岷山之阳，其地在蜀中，与淮安无涉。三言两语、轻描淡写之中，一桩历史悬案已然尘埃落定。又如《乐府补题》的本事，前人多认为是为哭宋皇陵而作，《通论》则通过对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癸辛杂识别集》等有关文献及《乐府补题》中相关词作的精细研读，认为周密得知宋陵被发之详情为时甚晚，知悉其具体细节则更晚，在咏物聚会之后，如若认为《乐府补题》是为宋陵被发而作，则其中所涉及到的一些所谓发陵细节根本无法解释其来源，故而《乐府补题》与发陵收骨事无关，其所寄寓，不过是遗民心迹与凄苦情怀。整个考证过程精细详明、沉实可信。 虽然考证叙述在《通论》中随处可见，但《通论》之行文绝无呆板滞涩之病。《通论》非常擅长以小见大，通过将对单部词选生平档案的考证叙述有机融入对系列词选和词选群遭遇命运的系统阐述，达成一种宽银幕、大景深的宏大叙事效果，原本琐碎、枯燥的考证叙述被系统、生动的整体阐述连缀成一道奇异的风景线，鲜活灵动地展示出时代社会的风俗演变、词体与词选的流变嬗递、道德观念与艺术观念的发展变迁等等，为读者提供了异常广阔的背景参照，带来更多、更丰富的联想。肖鹏先生在书中论及，这是他努力追求并乐此不疲、为之兴奋的一种“重建”，应该说，《通论》达到了先生的预期效果。 三 《通论》专注于词选，就学科划分而言，自当归于古典文学，但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未自限畛域。作者学富识广，视野开阔，文思敏速，故能游刃有余，处处逢源。《通论》中，我们常常见到作者将经济学、管理学、数学、生物学的相关理论顺手导入，颇为新锐，却又恰到好处，相得益彰。 在论及词人群的构成时，《通论》引入了经济学中的帕累托定律（也称二八定律、犹太法则、帕累托效率法则）。在经济生活中，总是20%的生产者生产出80%的效益，而80%的生产者只生产20%的效益；在词坛上，永远是20%的词人贡献80%的作品，80%的词人贡献20%的作品，天下人传唱的大部分作品，总是来自于一小群优秀作家——他们构成词人群的大部甚至全部。在阐述“《草堂》体”的特点时，《通论》引入了管理学上的“木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与大多数木板没有关系，只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草堂》体”中最俚俗的部分，构成了这部词选最短的那块木板，它不仅决定了整个《草堂诗余》的基本水准，而且形成了“注意力洼地”，吸引了读者的主要兴趣。为了说明词人群边界的模糊性，《通论》引入了数学中的模糊集合理论，认为词人群的解体终结，也有一个不断衰减直至完全退出的模糊集合区间，按照能量衰减从高到低，有多种终结标志。为了解析词人群中领袖词人的重大作用，《通论》引入了生物学中的干细胞理论。干细胞是一类具有自我复制能力的多潜能细胞，被称为“万用细胞”；词人群中领袖词人的作品体式能够被复制和模仿，能够随着时间的延伸被新的时代条件和人文环境重新激活而再生，能够被拆解开来按照不同的需要进行重组，从而衍生变异出其他新的近亲体式，能够被放大成一个群体的审美意识和话语方式，一个地域的流行观念和行为风尚，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和文化姿态。 《通论》中此类情况还有很多，兹不赘录。其他学科相关理论的适当导入，不仅使《通论》的行文更为活泼，信息量更为丰富，而且增强了论述的生动性和形象性，使一些繁琐、抽象的纯理论叙述变得鲜活而灵动，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与亲和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适当引入其他学科理论以增强古典文学的灵动性、说服力与亲和力方面，《通论》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四 一部成功的学术著作，除了对既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读者拨云觅日、释疑解惑之外，还应当为同道及后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通论》极具前瞻意识与探索精神，在进行理论分析、价值评判的过程中，往往对研究的方向与前景进行预测，对尚未完全解决的疑难问题进行追问，预设了不少值得继续研究、深入拓展的课题。如在论及编选者暨词人的研究时，《通论》提出：“关于编选者暨词人的研究，以往多集中在文学艺术领域，而科学领域较少涉及。随着科学的进步，以及历史文献的大量整理出版，我们有理由期待出现更多的关于唐宋词人的疾病研究报告，唐宋词人的寿命、身高、婚姻、财产研究报告，唐宋词人地域迁徙与人口变化调查报告，唐宋时期自然灾害与词人生态研究报告等等，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词学生态学、词学社会学、词学心理学。”又如在讨论词人群研究方法时，《通论》认为词人群研究法作为一种结构切片式的断面观察，不仅要强调以个体词人为研究的基本观察点，更要强调以词人之间的交游关系为基本观察点，“期待不久的将来，词学研究能够对全部词人的交游关系进行普查汇总。根据书札、唱和、师从、结社、家族等文献资料，将所有词人的已知交游亲友关系列出，区分不同的关系类型、私密程度、交往周期、地域分布，最终建立起词人群的电脑蛛网模型。”再如在析论词人群与词体的关系时，《通论》指出，词人群和词派是客观存在的，词体则是主观归纳的；词派的确认须众人公认，词体的划分则因人而异，“如何科学冷静地对待前人的词体结论，不深陷和纠缠于前人命题，按照现代学术眼光，恰当地解释前人的词体概念，提出更准确、更合理的词体命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 《通论》之研究对象虽为唐宋词选，但品读之余，我们也会为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化生态的关注与忧心所打动。《通论》虽致力于词选一端，但作者胸怀当代，常常心绪激昂，笔生波澜，逸出旁枝。如论及明代词坛“花草”之盛行时，作者感叹其势之盛，有如“一种怵目惊心的单物种覆盖灾难”，进而联想到中国当代文化生态中“薇甘菊文化”的泛滥，即文化、艺术、学术界复制、剽袭之风盛行，一如薇甘菊之不能独立生存，只能依附于其他乔木灌木。作者为此忧心不已，警示国人：“日长天久，这种薇甘菊式的泡沫文化会深入骨髓，荼毒下一代的灵魂。会鼓励和放大整个社会虚与委蛇的道德风气，弄虚作假的行为习惯，察言观色的奴才精神。”在论及明代社会道德观念与世俗审美情趣对词人选词、论词之影响时，作者感叹其时都市经济之繁荣、市井享乐之盛行、士人精神之萎靡，进而联想到中国近十余年来二人转、黄段子、荤笑话等民间文化的盛行，作者认为它们“从另一方面见证了当代中国信仰的焦虑和精神的极度落寞”。诸如此类，都令人不难想象作者的当下情怀与古道热肠。很显然，较之某些作者的刻板无趣、拒人千里与某些著作的枯槁乏味、艰涩沉闷，《通论》更具亲和力。而且，由于作者对这些“旁枝”的理智控制与机智处理，又多将其置于文中脚注，故而绝无枝蔓之嫌。 《通论》虽是一部学术专著，但文采斐然，才气洋溢，潇洒流畅，绝无板滞之弊。作者行文，或谨严，或清逸，或凝重，或诙谐，或平易，或激昂，不拘格套，不限常法。一方面，无处不在的严实考证，系统严谨的理论诠释，无不昭示这是一部厚重沉实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散文化、抑或传奇性的隽言妙语随处可见，充满智性刺激。品读《通论》，我们认识的不仅是词选之深理奥义，还有作者之心性才情。 作为当世“选学”的开山之作与精品力作，《通论》可资评说的地方尚有很多，略撷清芬，无庸一一。读者自可静心而入，必能尽性而返。 注释： [1]此处所称“选学”，意即选本之学，泛指对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各类研究，而非特指对萧统《文选》这一特定选本的研究。 [2]肖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以下引述肖著原文，不另出注。 [3]《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卷首，唐圭璋先生序，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下文所引唐先生语，出处同此，不另出注。 [4]《群体的选择——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卷首，常国武先生序，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 [5]参王兆鹏先生《词学研究方法十讲》第一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邓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中国历代选本的格局分布及其文化意蕴》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