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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近数十年来发展很快，研究者众多，研究成果数量巨大。不同的视角，从不同层面切入，展示古文论的不同面相。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亦多样并存，或意在为今所用，于是有种种方法的提出，如体系建构、话语转换；或着眼于文化传承，重在窥测其本来之面目，于是有古文论民族特色之讨论；或意欲探究其发展之脉络，于是自思潮入手；或欲了解不同文学观念之特点及其产生之因由，于是有流派文学思想、地域文学思想之研究；或自文化背景考察古代文论，于是有古文论与政局，与儒家、道家、佛教、道教等等关系之研究；或结合创作实际，探究古文论产生与发展之思潮始基；或融通中西，于中西比较中认知我国古文论价值之所在。或宏观，或微观；或理性思索、理论表述；或史料考索，寻根问底。凡此种种，都各各有其收获，亦各各存在进一步拓展之空间。 不论何种之研究，最为基本之工作，均离不开对于古文论本来面目之确切解读。八十年代初有过古文论民族特色之热烈讨论，终因没有从细部做起，没有建立在全面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而停留于一般印象。九十年代初又有过古文论理论体系之阐释，同样由于印象式而未能深入下去，大抵以今人之思维模式附会古人，名为古文论之理论体系，实则为研究者之理论体系。也是在九十年代，有过“话语转换”之争议，而此一种争议之是是非非，至今亦尚待“转换”之实绩来证明。要确切解读古文论，恐怕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而最为重要的，就是从基础做起。所谓基础，不同的切入有不同的意指，欲了解某种理论之产生，须了解其背景之种种因素；欲了解某种审美趣尚之出现，须了解其时创作实际之走向；欲了解某种文体之理论，须了解该种文体产生之因由、功能及其发展过程；等等。所有这些，又有一共同之理论基点，那就是范畴。研究范畴，往往有助于了解某种理论之特点，如研究“格调”，可助我们了解明代中期复古思潮的诗歌理论；如研究范畴，有助于我们了解某种文学思潮之趋向；如研究“风骨”，有助于我们了解魏晋诗歌的审美理想。设若我们要研究古文论的某种“理论体系”，那也必然地要从研究范畴开始。 大约三十年前，我想从研究范畴开始研究古文论，写了一篇解读“寒”、“瘦”的文章。那只是风格论中的一个称名，与“雄浑”、“飘逸”、“典雅”等等一样，此一类之称名，可能多至无数。是否构成一个范畴尚待研究。但也因涉及问题多多，便也没有再进行下去。后来，看到许多研究范畴的文章，很受启发，亦曾跃跃欲试，但终究没有付之行动。那时正集中精神在研究文学思想史。 前几年，读到汪涌豪先生关于范畴的统序系列的文章，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终于看到进入范畴核心问题的路径了。后来又看到他的大著《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对于他的范畴研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于范畴的构成范式、特点，范畴与创作风尚，范畴与文体，都有启人心智的解读。近来又读到他的新著《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知他的范畴研究又展开了、细化了。除了范畴的质性与特点、内在联系、显性与隐性诸问题之外，还落实到“涩”、“老与嫰”、“闲”、“躁”、“淡”、“风骨”等等的精微解读。对范畴作不同层面的解读，分出不同层级的范畴以及此种不层级范畴之间的关系，探索不同元范畴之间的联结，从而呈现我国古文论内在的发展理路。我想，这就是涌豪先生在范畴研究上所作的最为重要的贡献。 我们常常有一种省事的方法，找出几段古文论，加以分析，进而构筑一个理论体系，说这就是某某人或者某某流派的理论体系。此一种的研究方法，所描述的古文论的面相往往失去历史实感。我们还常常有另一种的方法，搜集一大堆资料，呈现人前，说这就是某某人或者某某流派的理论。此一种的研究，未能上升至理论层面，往往难以引人联想，亦难以启人心智。涌豪先生避免了这两种缺陷，既深入范畴的历史底蕴，又上升到理论层面，因之也就使人读后浮想联翩。 范畴研究当然还有许多工作可做，特别是每个范畴产生的土壤与因由。这是范畴研究中最为基本的工作。涌豪先生以“老”为例，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将它与宋代的社会环境、文学思潮联系起来考察。大量的范畴还有待研究者去作。此一种之工作，数量极大，要求工夫亦极细。我常常举古文论受佛教影响为例，来说明此一点。研究者常说，“意境”来自佛教思想。但是，证据呢？证据往往停留在语辞上。要确证此一种之说法，必得有词汇史与思想史之证明。这就需要大量的清理工作。词汇史或者容易一些，或可在电脑检索的基础上，研究此一词出现之过程，它构成的始初状态，从而论证其来历；思想史则难度更大。哪种思想是原有的？哪种是后来的？哪种思想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它由于何种之原因，因何种思想之融入而产生？此一种之融合始于何时、如何进行？等等。这就需要条分缕析，用证据来说明，而不是凭印象。其它范畴也一样。数量巨大的范畴的解读，如果这一步做好了，必为古文论的深入研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涌豪先生先走出了精彩的一步，必有后来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