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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先唐文学由于时代久远、史料驳杂，对其解读不免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即使同一部文学作品，同一份文学史料，同一个历史人物，由于研究者的研究方法、解读角度、理解程度、研究目的或研究者所据史料来源的差异，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常事。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正常的学术交流与讨论，才促进了学术研究的丰富多彩与不断进步。我们欢迎这样的学术讨论稿件。但是，我们支持本着心平气和的心态开展正常的学术交流的文章，反对言辞激烈的过度指责甚至是人身攻击的文章。今选编有代表性的商榷性文章以及原作者的答复一组，以飨读者。 柏俊才博士研究永明文学及作家群体的巨著《“竟陵八友”考辨》，于2011年2月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说“巨著”，是因为该书的分量着实厚重，竟达743页，并且作者在后记里说明，该书在作为博士论文提交时就已经多达80余万字。这样的鸿篇巨制，是一般博士论文所绝难企及的，可见作者的用功之勤。《考辨》作为第一部对“竟陵八友”作总体研究的专著，就其题目观之，可以说是相当令人期待。拿到该书略略翻阅的第一感觉，就是所引资料极为繁复，所考范围极为全面，有些章节颇有“填补空白”之感，这可以说就是该书的优点所在吧。而书中的一些题目，如提出对沈约起家奉朝请时期的质疑，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不过，或许是由于作者需要处理的范围之宽，题目之多，确实造成了太高的难度吧。试一细读正文，却令人感到，其中颇有一些疏误之处。笔者近年来亦致力于南朝文学尤其是对王融的研究，在见贤思齐的同时，也不免为此感到遗憾。此仅就管见所及，本着“疑义相与析”的精神，请与作者作一商榷。若能通过讨论，多少有益于南朝文学研究的推进，则斯愿足矣。 一 史实考辨上的问题——主要以王融生平仕履考为例 不妨先来看看问题较为典型的上篇第二章“王融生平事迹”。该章第一节“王融家风考”与第三节“王融交游考”，大抵不过是史传资料的罗列，并无新见创获，可以不论。第二节“王融生平仕履考”却提出了诸多独特见解，令人注目。当然，陈庆元先生《王融年谱》对王融生平仕历已有过相当清晰的考述。其中关于永明二年王融举秀才、永明三年晋安王板行参军、永明六年任丹阳丞、永明九年任中书郎、永明十年接应北使等内容，陈谱皆已考证明载。尤其永明九年任中书郎这一点，作者花费了两页多的篇幅（72-74）进行论证，且谓“《陈谱》失考”云云，然而事实上陈谱早已根据相同史料论证了相同的结论。作者所论与前人不同，或者为前人所未提及处，归纳起来包括共有五点，几乎可以说是重新构造了王融的生平仕历。如果这五点新见都能成立的话，无疑是作者对王融研究的一大贡献。不过可惜的是，揆之实情，这些意见恐怕都难以成立。以下即分别列述，加以商榷（括号内为笔者的补充说明）： 1、王融建元元年在家乡临沂，为王俭所赏识。“陈谱漏考”。 笔者按，王融建元元年不可能在临沂。汉魏时期的琅琊郡虽本在临沂，然而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已经与临沂毫无关系。自惠怀之乱后，晋室只余半壁江山，刘宋泰始年间连淮北淮西之地都已落入北魏之手，王融更何从回到“今天山东省临沂市”的琅琊去？作者此语，竟如对东晋南渡，在南方侨立州郡的历史常识完全茫然一般 [1]。而即使放过“临沂”不谈，从王融本传我们也没有任何明确根据认定王融幼年是在（东晋侨立的）琅琊郡度过的。再次，即使王融幼年是在琅琊，当时已经在建康中央任官的王俭，史有明文是与叔父王僧虔住在建康马粪巷的 [2]。作者明言“王俭于本年始领吏部”，却不知身在建康任中央要职的王俭，如何能对身在琅琊的王融隔空赏誉？——当然，我们也不妨设想王俭曾在某一时刻到过琅琊，赏誉王融。然而这样一来，作者所谓的考证就成为毫无意义，也毫无可能的了，因为王俭即使不到琅琊，两人也完全有可能曾经在史书中所没有记载的某时某地相见。 2、举王融为秀才者系南琅琊太守周盘龙。（陈谱无） 举秀才是州刺史的任务，与郡守无涉。州举秀才，郡国举孝廉，这也是汉魏六朝史的基本常识。认为担任郡守的周盘龙举王融秀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同时，越智重明已经明确指出，魏晋以后的察举既有可能是以本籍所在为准，也有可能是其人的现住地为准的，並且后一种方式更為基本 [3]，如庾杲之出身雍州，为新野庾氏，却在巴陵王征西参军任上举郢州秀才（巴陵属郢州）[4]。因此在未经详密考证之前，我们甚至不能贸然认为是王融本籍所在州刺史举其为秀才。 3、王融永明四年求自试，迁秘书丞。“《陈谱》系王融秘书丞之任于永明五年，亦未考证，不足为凭。” 关于王融任秘书丞的时间。作者所依据的理由有三：（1）王融传：“弱年便欲绍兴家业。”弱年即弱冠，指二十岁。（2）王融《求自试启》：“岁时归来，夸荣乡里。”作者以为这是“指去岁在南豫州任晋安王南中郎板行参军一职之事而言。”（3）《魏书·宋弁传》：“赜司徒萧子良、秘书丞王融皆称美之。”作者考证宋弁使齐在太和十年（永明四年），故王融此时任秘书丞。然而这三条理由却大抵出于作者的误解，完全无法据以立论。首先，将“弱年”解作弱冠，纯属作者臆度。其实弱年只不过是泛言年幼之时而已。如《梁书》卷十三《沈约传》载约与徐勉书： 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 沈约十三而孤，总不能说是到了二十岁才“孤苦”。又如《南齐书》卷四十一《张融传》载融与张永书： 融昔称幼学，早训家风，虽则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苇席，弱年所安；箪食瓢饮，不觉不乐。 这很显然也是在泛言自己少年时期的情形。其次，关于《求自试启》的所谓“岁时归来”。就在这一句之前，原文明明有云： 臣自奉望宫阙，沐浴恩私。拔迹庸虚，参名盛列。缨剑紫复，趋步丹庭。 紫复或曰紫庭，都是天子紫微宫的代称[5]。这一条最坚强的内证，已毋庸置疑地证明了王融求自试之前已经担任中央朝官，而绝非州郡佐属。所谓“岁时归来”只不过是泛言岁时节假归乡而已，与任职南豫州全然无涉。这本是近在眼前的证据，不知为何作者却视而不见。至于宋弁使齐的时间，作者依据的基本文献是《魏书》卷六十三《宋弁传》： 弁与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为秘书丞，弁自中散。彪请为著作佐郎，寻除尚书殿中郎中……迁中书侍郎，兼员外常侍，使于萧赜。 以及《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 使于萧赜。迁秘书丞。 作者遂据此考证道： 据《魏书·高祖纪》载，李彪曾于太和七年七月、太和八年四月、太和八年十一月、太和九年十一月四次使齐，则其任秘书丞当在太和十年。次年宋弁除尚书殿中郎，不久转中书侍郎，使萧齐。（页69、70） 但是李彪从南齐出使回来以后究竟过了多久才迁秘书丞？又过了多久宋弁才除尚书殿中郎中？再过了多久才迁中书侍郎？我们从史传中都是无法明确获知的。作者在这里所加上的具体时间，未免有向壁虚造之嫌。而更加关键的问题是，其实李彪使齐并非止于太和九年，他在六年后的太和十五年四月和十一月还曾分别两次使齐！这两次出使，均见于《魏书》卷七《高祖纪下》。作者大约只留意到了《魏书》的《高祖纪上》，于是其推论就不免完全落了空——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现在岂不是可以下定论说王融任秘书丞是在太和十六年，也就是王融去世前一年的永明十年了吗？ 然则事实是怎样的呢？其实这里并不存在考证的问题——《魏书》卷七《高祖纪》（“高祖纪下”）已经明明白白地记载清楚了： （太和十六年七月）甲戌，诏兼员外散骑常侍宋弁、兼员外散骑侍郎房亮使于萧赜。 《魏书》高祖纪对诸次遣使使齐均明确记载，如果宋弁在此之前曾出使，断无不记之理。宋弁的出使是在太和十六年也就是永明十年，是很清楚的事情。然而是否王融就在这一年任秘书丞？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他这时候毫无疑问已经在任中书郎了，并且《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还记下了他与宋弁之间的酬答。这里显而易见，只不过是北朝史书误记了王融当时的官职而已，陈谱也已经明确指出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费辞多论的地方。 如上所见，作者所举三条理由全部不能成立，当然也就无法据此推出王融任秘书丞的时间了。 4、王融前后任官次序为：晋安王南中郎参军——秘书丞——竟陵王司徒法曹——太子舍人。（史传及陈谱为：晋安王南中郎参军——竟陵王司徒法曹——太子舍人——秘书丞） 作者将史传及陈谱所记王融任官次序来了一个首尾颠倒，将他任秘书丞的时间提到了任司徒法曹和太子舍人之前。这可以说是作者最为大胆惊人的一个论断。因为史传记事容有脱漏讹误，但要说会将一个人物的仕历完全记颠倒了，还是相当不可思议的。然而作者作出这一大胆论断的依据在哪里呢？却仅有一句话： 王融豫州免职后，入为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参军，迁太子舍人，再求自试，于情于理都讲不通。王融已官至太子舍人，还须求自试吗？（页70） 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误解。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所谓“求自试”，乃是自荐于人主，希望获得施展自身才干的机会，尤其是在军国立功方面发挥效用，而并不是作者所想象的那种通过试验得官。如《三国志·魏书》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 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 又《梁书》卷二十四《萧昱传》： 天监初，除秘书郎，累迁太子舍人，洗马，中书舍人，中书侍郎。每求自试。高祖以为淮南、永嘉、襄阳郡，并不就，志愿边州。 曹植为魏文帝之弟，当时已封雍丘王，但却“抱利器而无所施“，故求自试；萧昱为梁高祖从父弟，已经官至中书侍郎，却也因为“志愿边州”而“每求自试”。可知求自试与官位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作为东宫官属的太子舍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清职，但却不是能够发挥现实效用的要职，王融会在这个位置上求自试，是完全没有任何“情理不通”的。 而更为关键之处在于，王融担任太子舍人是不可能在担任秘书丞之后的。我们只要稍微稽考宋齐曾经担任秘书丞的人物，就可以清晰了解到这一点。包括褚渊、王俭、何戢、江斆、王慈、王缋等诸例（各见本传），全都是在先担任太子舍人（或太子中舍人）以后才担任秘书丞的，并且这一过程还不能直接实现，而必须要经过若干的中间迁转。这是因为秘书丞不是一个一般的官职，而是贵族士人所追逐的最佳官职——宫崎市定称之为“天下第一清官”。能够担任此官，就表明其人在贵族官僚体系中获得了最高级的认证 [6]。太子舍人的等级，比秘书丞是要低不少的。如《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所明载： 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 如果从太子舍人直接迁秘书丞，因为跳级太快，就成为超迁[7]。宋齐时代唯二获得这种超迁的，就是王俭、王融叔侄。王融怎么可能刚刚起家王府参军，就担任秘书丞的高位？又怎么可能先担任了秘书丞，再回过头来担任太子舍人？这完全是违背南朝官制基本秩序，不可想象的。而史传原文称王融先任太子舍人，再迁秘书丞，则完全符合南朝任官次序，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王融自己在《拜秘书丞谢表》中写道： 特擢之例，事均延祖；置左之恩，任光元辅。 正是他从太子舍人“特擢”秘书丞的最坚强内证。 5、王融任司徒法曹在永明八年。（陈谱无） 作者一方面认为王融在永明五年任竟陵王司徒法曹（这一点与陈谱相同），但他同时又认为，王融在此之后，先于永明六年担任丹阳丞，复于永明八年担任司徒法曹——换言之，在作者看来王融曾经两次担任竟陵王司徒法曹。这一判断纯属作者的 “考辨”，是在任何一种文献中都没有记载痕迹，也是任何一位学者都没有提出来过的。然则作者是如何考辨的呢？他同样举出三条证据。首先是《南史·王摛传》载永明八年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颂》。然而陈谱早已指出此系误记。其次是《南史·王融传》载王融初为司徒法曹时与沈昭略发生冲突，以及《南齐书·陆慧晓传》载萧子良与王融谈论慧晓、谢朏二事。作者的考证很长，这里不烦赘述，只需指出一点，就足以证明作者的考证并无证据力：史传记载这两件事情时，在前一事中既没有记录沈昭略当时的官职，在后一事中也没有记录王融当时的官职。以王融和萧子良的亲密关系（一直到永明十一年王融还是子良发动政变时的谋主），无论王融担任什么官职，都不妨碍他与子良之间的交往。以为王融与子良谈论其府中人物时一定是在担任其属官，只不过是作者的想当然尔。因此想要通过推导沈昭略以及王融和陆慧晓、谢朏的任官来证明王融在永明八年任司徒法曹，完全是缘木求鱼，求之愈深，去之愈远的。 另外，作者对谢脁《和刘西曹望海台》的考证，以为刘西曹即刘绘，理由在于刘绘曾任镇西外兵曹参军（页377）。然而首先，即使刘绘曾任“西曹”，也无法仅仅据此就认定谢脁此诗中的所谓刘西曹是指刘绘。其次更重要的是，作者看来是认为“西曹”就是“镇西外兵曹参军”的简称，然而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南朝王公府有西曹掾，州佐吏有西曹书佐，而军府所置所谓十八曹参军中则有外兵参军，皆具见于《宋书》、《南齐书》百官志，而 凡公督府置佐：长史、司马各一人，谘议参军二人……其府佐史则从事中郎二人，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属二人。 司徒府职确有西阁祭酒，因此作者这里的怀疑也是没有必要的。再如对谢脁《和王著作八公山》诗的系年中，作者认为“八公山在京城建康西南，在南朝齐时并非边塞前线”，并且据此指 二 对前人成果的隔阂——《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及其他 第七章“范云生平重要事迹考辨”中，以三页（319-322）的篇幅考证了范云的出身籍贯（“南乡舞阴”）问题。然而细观其考证过程，一大半的篇幅都在论证南乡与舞阴并非同一地方，实际上这一点只要一读汉魏六朝各书州郡地理志便可明了，大量引证，徒为费辞。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一问题，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六“《梁书》范云传·南乡舞阴人”条早已有所论述： 宋齐二志俱无南乡郡，而有南乡县，为顺阳郡治所，舞阴则南阳之属县也。盖梁时避武帝父讳，改顺阳郡为南乡耳。 钱氏的说法确否固然不妨继续讨论，但作为一本学术史上的经典名著，其中早已专门论及这一问题，并且还给出了解释。考据家可不知乎？ 与此相类的还有第三章第三节“沈约任太子右卫率的时间考”，作者自称“历来研究者均未有考证”，然而在该节中作者已经自引铃木虎雄、陈庆元诸家定沈约任右率在永明七年，此外《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沈约曾官太子右卫率”条亦同此说。作者固可不赞成诸家之说，然而竟公然宣称历来无考，则似未免太过。作者否定铃木、陈诸家说法，断为永明十年至十一年，其依据在于谢脁《奉和竟陵王同沈右率过 如果刘瓛卒于永明七年，享年五十六岁，将会出现诸多不合……宋大明四年，刘瓛二十七岁。南朝时期，士子们大多十五六岁举秀才……举秀才后方可入国学，入国学者年龄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举秀才年龄应该更小……刘瓛二十七岁举秀才，与时人情形不合。（页108） 作者这里的表述，包括“南朝人十五六岁举秀才”， “举秀才后方可入国学”，均不知依据何在。南朝人举秀才或在入仕之前不久，或甚至在出仕州郡之后，各种情形皆有，焉能限制在十五六岁？就宋齐士人随意考之，陆倕十七岁、王融十八岁、江淹二十六岁、孔休源二十九岁举秀才 [9]，都已经超过十五六岁。刘瓛二十七岁举秀才，有何不合？同时南朝学校兴废不常，国子学更是南齐初年才建立的，此前早有秀才制度。在还没有形成完整科举制度的南朝，策秀制度是为了选拔秀异之才，由州刺史举荐各地士人接受策试；而国子学则是建立中央学校制度，以一定等级以上的贵官子弟为学生，通过学校考试选拔官吏。举秀才自举秀才，国子学自国子学，两者根本没有直接关系，又何来举秀才后方可进入国学之理？[10]以这种违背南朝策秀制度基本事实的判断为论据，当然也就无法得出正确的考证结论了。作者又举《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瓛举秀才时，“别驾东海王元曾与瓛父惠书”为证，以为王元曾即王淮之（字元曾），卒于元嘉十年，不能在大明四年称赞刘瓛。然而史传原文明载“东海王元曾”，是其人显为东海王氏，与出身琅琊王氏的王淮之有何关系？同时史传也未载王淮之曾任徐州别驾，益可知这里的东海王元曾必为另一人无疑。 由于对沈约任太子右率的时间考订错误，连带着对谢脁的考证也出了问题。第一章第一节“谢脁任随郡王文学的时间考”，作者同样宣称“从未有人考证”，然而事实上《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不但列出专条（“谢脁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条），并且还集中列出林东海、葛晓音诸家的观点。诸家虽有不同，要之皆认为谢脁赴荆在永明九年，而这与通说中认为沈约永明七年已任右率相合。作者在长达七页（26-32）的考证中，真正有说明力的依据只有一条，就是沈约任太子右卫率在永明十年，因此谢脁任随郡王文学也在同一年。这其实并不是独立的考证，只不过是沈约考证的附带结论而已。而作者对沈约的判断既错，对谢脁的考证自然也就无法成立了。 类似的问题还体现在下编第十章“竟陵八友诗文系年”中。如王融《上疏请给虏书》，作者用了六页的篇幅（434-440）来考证，似乎应当是很详密的了。然而事实上又是如何呢？这六页中有五页都集中在对该疏中所提到的冯晋国、钳耳、崔孝伯、程虞虯等人的考证上，罗列了无数关于这些人物的史料。殊不知这些北朝人物中但凡较为隐晦难解的胡人， 又如王融《谢安陆王赐银钵[15]启》。作者注意到南齐封为安陆王者有萧子敬、萧缅二人，这是正确的发现。但他接着认为： 萧子敬何时封安陆王，史书无载。从现有资料来看，王融与萧子敬没有交往的可能。因此，笔者疑王融此文中的安陆王当为萧缅。（页422） 首先，关于安陆王为谁的问题，《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同样已经专列条目（“王融《下狱答辞》”条）进行论述。其次，曹、 三 文献辑补上的问题——以王融《净行诗》为例 在附录“‘竟陵八友’诗文辑佚与辨伪”中，共补辑八人“佚作”二十七种。然而作者自己就已注明，其中有十六种都见于弘仁本《文馆词林》（事实上 这十首诗见于《广弘明集》卷三十，题为《净行颂》，王融作。明冯惟讷《古诗纪》卷六十七全文录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初学记》卷二十三录第九首……今据《广弘明集》卷三十将十首诗全部补于此。（页683、684） 然而事实上，这一组作品却并不见于《广弘明集》卷三十，而是见于卷二十七 [17]，同时总数也不是十首而是三十一首。作者这段文字有显然的错误。那么错误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所谓《净行诗》，实际上就是王融《净住子净行颂》，这是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门》的配颂。《法门》三十一门，故颂亦有三十一首。这组作品本不名为诗，但其中五首收入《初学记》卷二十三，分别改题为诗（如“诃诘四大门颂”题为“诃诘四大门诗”），逯钦立《全齐诗》遂据而收入，同时在《大惭愧门诗》下按曰： 初学记二十三。广弘明集三十作净行颂。 逯案。广弘明集净行颂共十首。此其九。诗纪以初学记引此作诗。遂全部编入之。今据初学记录此篇。其他九首既为净行颂。皆从略。 《净行颂》本有四言十首，五言十首，七言十一首，大约冯惟讷只把其中的五言部分当作诗，故将这十首五言颂录入《古诗纪》；而逯先生或许是因为看到《古诗纪》收入十首，也就误以为全颂仅有十首，在出按时犯了错误。本书作者照录逯先生原文，因此将“广弘明集卷三十”、“净行颂共十首”这些错误也一并抄了进去。 篇幅所限，其余问题不复一一详述，就此搁笔。如本文一开始所说明的，列论《“竟陵八友”考辨》中存在的问题，完全是出于希望在积极讨论中推进学术研究。如何在广泛把握六朝文献的基础上，对六朝时代形成完整立体的理解，充分吸收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使永明文学以至南朝文学研究在真正意义上获得进展，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谨以此与作者共勉，并且期待作者与其他学者先达的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林晓光，浙江大学人 [1]并且作者将琅琊认作临沂的还不止一处，如下一页（68）作者便又说“王融家乡临沂时为南琅琊郡所辖”，显非一时笔误。 [2]《南史》卷二十二《王僧虔传》：“孝武初，出为武陵太守，携诸子侄。兄子俭中涂得病，僧虔爲废寝食……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马粪巷。父僧虔门风宽恕，志尤惇厚……兄弟子侄皆笃实谦和，时人号马粪诸王爲长者。”又《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俭生而僧绰遇害，为叔父僧虔所养……丹阳尹袁粲闻其名，言之于明帝，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解褐秘书郎，太子舍人，超迁秘书丞。”王融生于宋明帝泰始三年，而此时王俭已在都中。 [3] 越智重明《晋南朝の秀才・孝廉》，《史渊》116号。 [4]《南齐书》卷三十四《庾杲之传》。 [5]如梁萧纲《在州羸疾自解表》：“昔违紫复，曾不弱冠。今梦青蒲，逝将已立。愿归之谒，不逮宸矜。”紫庭见王融《杂体报范通直》，《古文苑》卷九录该诗，章樵注曰：“帝王之居，象北极紫微宫，故曰紫庭。” 又，南朝或确有宫殿名为紫复，梁萧子云《玄圃园讲赋》：“巡少阳，渡紫复，绕崇贤，瞰承禄。” 崇贤、承禄皆宫观名（见《晋书》五行志、《后汉书》清河孝王传），以辞意推之，疑少阳、紫复亦皆殿名。 [6]《梁书》卷三十三《张率传》及同卷《刘孝绰传》：“（张率）迁秘书丞，引见玉衡殿。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望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足为卿誉。’……（孝绰）除秘书丞。髙祖谓舍人周舍曰：‘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此职。’”宫崎市定语见《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第二编第四章四“清要官の発達”。 [7]又如《宋书》卷五十六《谢瞻传》：“（谢㬭）初为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俄迁秘书丞。自以兄居权贵，己蒙超擢，固辞不就。”[8]《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卷上第三章“州府僚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江淹、王融据俞绍初《江淹年谱》、陈庆元《王融年谱》（《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陆倕、孔休源各据本传。 [10]举秀才者与入国学者多不重合，然而我们依然有确凿的例子可以反证作者此说。《梁书》卷三十六《江革传》：“十六丧母，以孝闻。服阕，与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融、吏部谢朓雅相钦重……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江革就是先补国子生，其后才举秀才的。 [11]《北朝胡姓考》内篇二之一“穆氏”条、三之三“苟氏”条，中华书局1962。 [12]《东方学》第九十六辑。 [13]《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 [14]曹、沈二先生认为在永明六年左右，吉川先生及牟先生则认为在永明七年，并且指出该年（太和十三年）北魏遣使来齐。今按后一说较确，太和十一、十二两年齐魏双方互有战事，并无遣使。 [15]原文误作“银铂”。 [16]其中较为完整的梁武帝《沈约谥议诏》，作者注云辑自沈屏《吴兴世家分隶德清再迁武林又迁山阴沈氏族谱》。笔者虽未得确证，然其文辞句粗鄙，体式谫陋，绝不类六朝，为后人伪托的可能性实极大，姑记于此，以待方家教焉。 [17]按《广弘明集》有三十卷本与四十卷本两种系统。通行的三十卷本（如赵城金藏、碛砂藏、龙藏、大正藏及频伽藏等）中《净住子净行法门》及颂收于卷二十七。四十卷本（嘉兴藏及常州天宁寺本）则收此作于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就笔者陋识所限，未见有收于卷三十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