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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望族”、“文化高门”、“大族盛门”，这些内蕴丰厚的语词旨在点明一个家族在历史纵横中宗族繁衍、文化传承、婚姻关系、政治理想、阶级身份等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实力。人类发展至今，生存环境及手段的不断变革早已打破传统的“聚族而居”模式，小家庭拆解大家族，朋友同事之间的交往取代了亲族关系。宗族意识淡漠，渐渐丧失的仪式感在形式化的祭祀活动中变得空虚浮泛，茫然若失之际，在古代文献中的寻“根”将成为强化身份认同的一种有效方式。 文化世家自汉代肇兴，至明清根深叶茂，植根于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更是从各方面显示出多元化盛况。潘光旦先生说他最感兴趣的两个研究题目是家谱和人才，其典范之作《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用家谱、地方志等材料研究作为人才渊薮的嘉兴的望族，因此以人物为中心延展至整个家族的方法，在世家研究领域可谓是一种有效模式。有关文化世家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史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六朝，侧重于历史、文化、政治等方面；文学界的研究以六朝与明清两头为盛，侧重于文学现象；双方皆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化研究为指向、以文史互证为方法。各种论著推陈出新，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以下简称《家族研究》)便是其中的一种新论。 作者在宋代家族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以清晰的学术头脑洞悉家族研究所遇到的瓶颈：“在笔者看来，家族研究产生瓶项的根本原因不仅仅由于史料的匮乏，还由于思维方法的模式化和研究方法的肤廓化。模式意味着可以复制，复制到一定数量，就会产生审美疲劳，思维的模式化使论题缺乏深刻的问题意识而拾人牙慧。肤廓，意味着仅能画肉却难画骨，方法的肤廓化使研究无怯深入内部的血脉流通，即使是思维突破了模式化，在具体研究中也只能浅尝辄止，经常是糟蹋了一个好题目。”(《家族研究》前言)任何研究若达到巅峰很容易会形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领域内模式，而打破瓶颈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具备问题意识，在考索材料的过程中提出跳出模式的新问题，历史是构成的历史，文学史也一样，只有不断提出更深入的问题才能更接近历史本身，还原真相的同时体察现在。《家族研究》没有按照传统的研究模式循规蹈矩，而是在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从中提炼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以此为焦点扩张到家族的整体风貌。文学创作需避免千人一面，学术研究更要避免千题一面，有个性的才是真实鲜活的，因此作者说“力避千族一面，争取写出杨沂孙家族的个性”。从篇目的设置便可看出作者的匠心，上编首章“世系行传著述”介绍家族的基本情况，类似人物出场的自我介绍，后五章各取一个视角，分别从“恬庄常熟北京”、“孝坊和义庄”、“诒砚与承砚”、“诗艺与家法”、“从《桂岩吟馆存稿》到《兰馨堂诗存》”融合时空变换、物质与精神、道德与学问、后人编纂家集等五个角度，揭示杨沂孙家族的不同特征，从而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承传有序的望族历史。下编“清代常熟杨氏家族活动编年”以时间为经、人物活动为纬，编织出整个家族的社交网。阅读上编能了解杨氏家族的特殊性，而“编年”的时间序列则打开了想象中的地方名门的历史空间。附录“《兰馨堂诗存》比勘”的设计一窥作者对文献的利用水平，《诗存》是杨氏第六代杨希钰的诗集，由他的三个儿子编刻而成，杨希钰多次试秋闱不遇，遂绝意进取，读书著述教育子孙。读者可由阅读诗文直接参与到第一手材料的利用过程中，不仅能亲身感受杨氏族人的文学世界、思考研究者提出的问题，而且可能会有属于自己的启发。而研究者在阅读中发现这部诗集的定本与杨希钰本人的诗作原貌相去甚远，通过对不同版本的文字进行细致比勘，结合历史上的类似现象，得出“中国文献学史上一个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家族文化的层累性’，这既是中国家族文化的独特精神体现，也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绝的一种重要方式”(《家族研究》，第l39页)，这样由文献考证推论出规律的研究方法“又是一种约定的文学史研究，这种‘约定’，使我们依然能够从总体上信赖传世刻本，不影响我们对刻本整体有效性的信心。而层累‘构成’的家族文学，又提醒着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对稿本、钞本、石刻以及其他被遮蔽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因为在秩序井然的世界内部，隐藏着可能随时出现的不可预期的变化。因对立而统一，这正是大千世界的一个缩影”(《家族研究》，第l41页)。 潘光旦先生对记载地方氏族的作品有一个评价标准，一个家族的记载必须叙述四种事实：“一是氏族的由来，例如迁徙、改姓、两姓相合而成的复姓等；二是时代的蝉联，即祖孙父子的血缘关系；三是每个人物的简单事迹；四是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至于第四种事实，即氏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似乎任何一种作品都没有理会。望族之形成，除了种种环境的条件而外，自亦有其遗传的因缘，遗传的因缘又可以分两部分说，一是血缘，二是姻缘，姻缘与血缘虽不能完全划分，但先得有姻缘，然后可以有血缘。”(《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第4页)基于此， 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以下简称《姻亲谱系》)一书，为这一问题的继续研究作了导引之功。代前言《绵绵瓜瓞：清代文学世家联姻的意义》较详细地论述了姻亲关系的研究状况，从大量事实中推论出在家教的传承与生发过程中“婚姻正是一种护持、融合与催发性机制”，而家教的承习乃是一个家族成为世家尤其是文化世家的关键链，婚姻由家族研究的从属地位升至中心。是书既名为“谱系”，则更似于检索清代文学世家联姻情况的工具书，对查考个人、作品、身份等具有索引作用。作者发扬潘光旦先生的研究思路，经年累月地查考《清代殊卷集成》、年谱、碑传、诗文集等多种文献，稽考出联姻线索，反复求证，得出家族联姻与单线婚姻共计5289条，涉及全国十七个省，“正文所收录世家数目是：直隶25家，山东l7家，江苏289家，安徽49家，浙江235家，山西7家，河南8家，湖北8家……籍贯不详者3家，共计766家。虽非清代文学世家全部，然就其包含的人数、覆盖的空间与延续的时间而言，足以说明婚姻作为一种文化生发机制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由此亦可进一步推论，在需要政治体制维持的官学崩坏或不能正常运作之际，具有选择性的婚姻承担了文化传承之责，它自在运行，根基深广，为文化传承提供巨大的保障。动荡或变革后的文化复兴，作为私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家学，多能提供有力的援助”(《姻亲谱系》，第l0页)。 张剑的《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是典型的一朝一地家族个案研究，徐雁平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是全国范围断代文学世家的特定专题研究，二者在掌握文献实证的基础上分别有所侧重，前者重材料分析，后者重文献整合，互相参证能发现彼此领域之外更大的研究视野。常熟俗语称“翁庞杨季是豪门，归言屈蒋有名声”(《家族研究》，第7页)，《家族研究》所讨论的杨沂孙家族排名第三，“联姻，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古代社会，不仅是衡量家族实力的重要标志，而且是拓展家族实力和影响的重要手段”，作者在文中多处提及杨氏家族的联姻情况，如“杨氏与这些当地豪门的联姻，使其家族声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民间社会的领导权往往只在一批望族姻亲网络中传递”，“如果说姻亲的门第和影响力是衡量一个家族实力的重要标尺，那么通过以上杨氏姻亲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说杨氏已经跻身于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仕宦家族行列了”。(《家族研究》，第43、44、48、60页)可见，在杨氏家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姻亲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具有同等实力的家族强强联合，可使旧家焕发新的生机；而这种婚姻网络一旦形成，世家之间互相支持、提携，其地位会得以巩固和进一步提升。杨氏的联姻增强其经济实力、社会声誉、政治权力，助其走出恬庄、常熟甚至立足京城，在集权政治体制下身份、阶层是衡量个人或集团实力的重要标准，杨氏由一个迁居他乡的做小生意的家族最终成为闻名全国的文化名门，着实获益于婚姻这桩赚足名利的“大买卖”。查阅《姻亲谱系》中有关江苏常熟杨氏的记载： 杨景仁【娶】陶廷墀女(江苏常熟)。(《天真阁集》卷四十八) 杨景仁子杨希钰【娶】丁履泰女(江苏武进)。(《清代殊卷集成》第129册) 杨景仁子杨希铨【娶】方维甸女方若蘅(安徽桐城，有《镜清阁诗钞》)。(《江苏艺文志·苏州卷》) 杨希铨【娶】张燮女(江苏昭文)。(《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 杨希镛【娶】屈竹田女屈凝(江苏常熟，有《心闲馆草》)。 (《同治苏州府志》卷一百三十九，《历代妇女著作考》) 杨希钰子杨汝孙【娶】庞大堃女(江苏常熟)。(《清卷集成》第129册) 杨沂孙【娶】赵翼曾孙女、赵起之女(江苏阳湖)。(《硃卷集成》第l95册) 杨希铨女【适】翁心存子翁同爵(江苏常熟)。(《状元门第，帝王世家：常熟翁氏》) 杨希铨女【适】曾彬文子曾炳章(江苏常熟)。(《海虞曾氏家谱》) 杨汝孙子杨同楂【娶】曾熙文女(江苏常熟)。(《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38册) 杨沂孙子杨同颖【娶】庞钟璐女(江苏常熟)。(《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 杨崇伊子杨朝庆【娶】李鸿章孙女、李经方女(安徽合肥)(《清代硃卷集成》第129册) 杨氏第五代杨景仁一支及其以下四代的主要联姻关系如一幅清晰的支脉图展现于读者眼前，常熟联姻七次，省内联姻十次，省外联姻两次，所娶女性中的两位著录有诗文集，第六代杨希铨是嘉庆十六年辛未进士，政声卓越，所娶安徽桐城方氏为名门闺秀；第九代杨圻(初名朝庆)辛亥革命后人吴佩孚幕任秘书长，自称遗老，又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他与合肥李氏的婚姻是名副其实的门当户对；著名文人赵翼、翁心存等皆与杨家子孙有姻亲关系，可见杨氏家族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不仅注意到门楣等级，还结交文化、政界等多方名人，从文献出处亦可看出，杨氏族人在科举功名上也硕果累累。与《家族研究》所举的例子相印证，种种积极因素的共同造就了一个名门大族，“杨氏家族的历史，不仅告诉我们培养一个文化家族有多么艰难，还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渐进积累式望族的发展过程，值得我们深思”(《家族研究》，第60页)。“世家并非天生，乃数代用心经营的结果”(《姻亲谱系》，第11页)。 《姻亲谱系》用具象的文献统计法向读者揭示了一个推论，“松散的姻亲联盟，塑造出一个个‘文化板块”’(《姻亲谱系》，第l3页)。而各个“板块”的辐射力量，从其内部和外部又能延伸出许多地域文化研究的问题，譬如地方性文人群体、文学艺术流派、政治经济发展等诸多地域文化现象。“从较长的时段来看，清代文学世家的地域分布，明显不同于六朝及唐宋时期，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空间布局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姻亲谱系》，第l4页)，这一变化即是江、浙、皖不仅如众所知，在经济上是清代的极盛之地，而且世家的集中表明文学、文化建设亦于此达到鼎盛，因此徐雁平提出“东南三省文学(文化)整体观”，张剑《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为代表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之类的课题得以推进，更重要的是潘光旦先生的社会研究方法及人才教育理念在历经风雨后获得延续和新生。 (《清代杨沂孙家族研究》，张剑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38元；《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徐雁平编著，凤凰出版社2010年12月，78元) [作者简介]苏扬剑，女，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