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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其著者当推儒、道、墨、法、兵、农、名、纵横、阴阳九家，而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相九州地理及山川形势，并及人及六畜的骨法度数）《汉书·艺文志》归于“数术”，医、房中、神仙归于方技，而考工（或曰“百工”）尚不在其中。认真研究起来，这些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早已蔚为大国，有的直至近代，其远末流裔形迹尚存。其中唯纵横家似在西汉中期以后即消失。但是其消失者只是出于政治目的或士人为争取进入统治阶层采取的活动方式，纵横家的理论著作《鬼谷子》中的心理、交际学理论，则对封建专制社会一些有志于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提供了极为有用的策略。先秦诸子，有的侧重于思想观念的宣传及社会制度的设计，有的侧重于技能方术的探研。后一类人不可能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前一类中，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儒、道、法三家，而真正曾经进入统治集团、通过最高统治者掌握了政治权力的是法家和具有法家思想的人（管仲[1]、李悝[2]、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与纵横家（苏秦、张仪、范雎等）。影响最大的儒、墨、道三家，儒家当中，虽然孔子弟子中有几位曾仕于诸侯或卿大夫，荀况也曾为兰陵令，但除子贡外，均乏突出的业绩可述；墨家有个别人曾在诸侯或卿大夫家任小官吏；道家是与统治者采取不合作态度（六国之末及汉初持黄老之术者例外），不待言。而无论是抱着纵横家思想、策略以求用世的士人（如苏秦、张仪），还是从事有用于人主的策略研究的人（如鬼谷子），其实都没有形成一致的政治理想及与之相应的政治、法律、伦理、道法等思想体系。他们留给后代的有价值的只是心理学、交际学方面探索的成就，带有纯方法论的性质。名家的性质与纵横家相近（公孙龙也只是在平原君家作过客卿）。 相比较而言，作为法家集大成人物的韩非不仅有政治主张，而且同儒、道两家不一样，他认真地研究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了士人要走向政坛发挥政治作用应采取的方略。他不仅从法家各先驱人物思想中汲取了有用的方面，而且对儒家、道家也有所吸收，还从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中吸收了关于交际心理方面的理论。 法家之所以取得国君之信任掌大权而实现其政治理想，主要因为其思想合于六国中普遍存在的“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西周亡后诸侯争霸七雄竞起，天下分裂五百年之久，为社会发展造成极大妨碍。人心、天心都希望统一，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法家着眼于富国强兵，而且有些具体可行的政治主张。这不但在列国争强的形势下有利于统一政令、积力自强，在统一王朝的形势下，也利于避免各地拥兵自重、互相争夺以至威胁朝廷、造成内乱。考察韩非之前法家人物的思想主张，虽侧重点各不相同，而其学说的实质，莫不如此。战国中期的杰出法家人物李悝重农，吴起推行法治，废除贵族世袭制度、选贤任能，禁私门请托。其后商鞅着重讲“法”，申不害着重讲“术”，慎到着重讲“势”。至韩非而集前代法家之大成，提出一系列加强君主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方略。在当时形势下，韩非思想可谓应运而生。从先秦诸子形成之初，儒法两家就有些关联，有认识上一致的地方（如都重视君君臣臣的一套伦理制度），而到韩非之时，法家同儒家可谓壁垒分明，但最高统治者那里却如同手执双刃剑，运用自如，表面上大讲儒家仁、义、礼、智一套，骨子里是相信法家一套，交错为用，以利其事。 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确实具有两面性。但在历史上多受文人的非议，言其刻薄寡恩，与仁义相背，而少有言其法治之说在稳定社会、严格吏治、抑制豪强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的。因为古代统治者中确实有些只喜欢韩非思想中专制驭下、严刑酷法、刻薄寡恩的一面；同时，历代统治者都以仁义为标榜，以法为用而以儒为名，儒表法里或曰阳儒阴法，在口头上则谤损韩非。所以历来学者对韩非的评价及韩非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情况，至为复杂。但总的来说，他的法制思想不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封建中央集权专政提供了政治理论的根据，也为后代的国家法制建设奠定基础，提供了理论资源。可以说，每一个稳定的社会，都要有法律作为保障；每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状况，也总同当时的政策及法治程度有关。而韩非提出的“法不阿贵”的严明执法精神，更为后代具有法治思想的政治家与循吏所继承。 从哲学思想层面说，韩非汲取法家、道家、墨家中有利于建立封建专制国家的学说，将它们统一起来；他虽然极力地批判儒家的仁义学说，但也吸收了儒家荀学中“性恶论”与“法后王”的成分。这些都统一于建立强大的专制国家这一点上。韩非认为“道”为各种规律体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韩非的文学思想或曰文艺观，前人大多只是看到他将儒家所提倡的文学列为“五蠹”之一，认为他排斥文艺，很多论古代文学思想的著作不提韩非，有的提及，也作否定态度，认为韩非“从功利的观点出发，对文艺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排斥态度”。能从韩非整个法制思想的方面看待其文学思想者少见。 我们要全面了解韩非的文学思想，首先得明白这两点： 第一，韩非著作中说的“文学”，乃是指学术文化，主要指儒家学说。《五蠹》中说：“儒以文乱法。”又说：“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则“文学”指儒家学说甚明。所以，他提出“息文学而明法度”，乃是主要指废弃儒家的仁义学说，而彰明法度。 第二，韩非当时面对的是学术上的各家各派竞驰其说，而地域与方国方面，客卿游士立足于本身各言其事，也往往站在本国立场曲言设辩，故韩非对法家之外各说都持排斥态度。他的政治理想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帝国，所以他的历史任务是张扬建立统一的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并为此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尽可能协调的社会心理环境。他排斥儒家、道家、纵横家的学说，也包括排斥他们的文艺观。所以说，韩非著作中的文学理论是一种特殊时期的文艺理论，并不能反映他的整个文艺观。这可以由下面两方面看出： 一、韩非不是排斥所有的文学艺术。根据他的政治主张与主导思想，他排斥不合于法度的文艺作品，而合于法度的文艺作品，是允许存在的。《十过》一文的真伪，前人另有怀疑。可见，韩非是承认音乐的感染作用的，而且认为音乐的欣赏应同人的修养相应。 二、面对长期的诸侯割据、互相攻战的列国形势，为了尽快建立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本着节俭、有效、利于事的原则，他反对无益于生存和国家政令、无益于富国强兵大方略的一切文艺形式、语言形式及设备、物件上的多馀增饰。《外储说左上·说一》讲了一个故事： 宋王与齐仇也，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闻，召而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筑者知倦，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这里的评判标准只是看其影响及劳动效率的情况，并不是一味的反对歌唱。从上面所举《十过》中例子看，韩非认为国君欣赏艺术美是应该的，只是要适当，并不一概而论加以禁止或否定。除了国君为维护君权的威力而具备各种艺术享受的之外，其他人都应从推行国家法令、积聚财物、富国强兵的方面考虑，不能有无益的虚耗。 可以说，整部韩非的著作，是应运而生的；韩非的思想，就是为建立统一、强大的封建帝国提供理论根据与思想方法的。不能把韩非的思想，把韩非的一些具体理论原封不动地用在以后其他社会条件下。韩非的思想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万世不变的金科玉律。它能在六国之末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专制封建国家作出贡献已经很了不起了。韩非思想中重法制、执法一丝不苟、不阿权贵的精神，才是后代应该继承的宝贵遗产。古代一些暴君、酷吏在太平时期用韩非的一套整老百姓，是未能从特殊的历史时代上认识韩非与韩非的思想。我以为后来之任何一个时代照搬韩非的思想来治世，都是错误的；不加分析地批判韩非及其思想，也都是错误的。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一个社会条件、社会针对性问题，即使是正确的思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下也不能将一些具体的做法看作万世不变的真理。 既然韩非论著中所说有关文学的话都是针对当时具体社会环境与他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而言，那么，韩非对文学的完整看法，从何可以得知呢?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所体现的与文学有关的方方面面，去了解他对文学的真正看法。 这同我们认识道家对文学的态度的方法一样。道家讲“无为”。《老子》中讲“行不言之教”（第二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章），《庄子》更是提出“绝圣弃知，”说什么“塞师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胠箧》），似乎是完全否定一切方面的着意训练、提高。但《达生》篇写一痀瘘者承蜩，“犹掇之也”。孔子因而问：“子巧乎?有道邪?”痀瘘者便言其长期坚持苦练以达到承蜩时手不颤抖的基本功的过程。可见，道家所谓“无为”，不是什么事也不干，什么也不经心，而是反对有悖人的天性的礼仪说教，反对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生产的各种政令法律。由《养生主》中所写庖丁解牛的故事可知，道家最崇尚的是人的行为应合于自然与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人的生存环境应合于人的天性；那些强迫性的过度的行为，既出于自私的目的，又披着虚伪的外衣，有损于人的真诚的本性，是社会混乱的根源。他看当时的音乐、舞蹈，大约就像现在一些中老年人看声音刺耳、灯光迷离、舞姿古怪的流行音乐、流行舞蹈。韩非在文学上所持态度，与上述道家思想是相通的，是继承了道家，而与他的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结合成为其思想体系的有机部分。我们要认识韩非文学思想的全貌，也可以同认识道家文学主张一样，由其文本本身所体现而观之（至今一些学者认为道家的文艺思想是“无为”，否定各种文艺的形式。这其实是脱离了道家存在的社会实际及其学说的针对性，是误解，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 马世年同志对先秦诸子之学深有兴趣，2002年考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学位论文确定为“《韩非子》研究”。韩非其人其书较儒道两家代表人物与经典，虽然研究者少，但两千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还是产生了不少深入研究之作，各种校注本以外，专门研究之作也有十多部。故我们经过多次交谈确定以以往学者们不够关注或尚有进一步研究必要的几个问题为重点。经近三年的努力而完成。在通讯评议和答辩中，专家们对其中一些观点以充分肯定。2008年我们决定出版《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他将博士论文加以修改，定名为《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结合专家们的看法，我以为该书在几个方面有所创获： 一、《史记·韩非列传》中载韩非使秦仅一次。本书根据《史记》《战国策》及《韩非子》一书中有关材料，考定韩非生平中曾两次出使秦国，第一次在秦始皇十年，第二次在秦始皇十四年，《史记》所载为第二次，其目的也是为了保存韩国。这对于理解和评价韩非的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书中还就韩非的身世与生卒年代、求学经历、死因等问题作了补证。 二、关于《韩非子》的成书，本书认为，韩非去世之后其门徒整理师说，汇为一编，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汉初，研习韩非学说的人较多，其中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中秘书）者，有人将《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编入韩非著作集中，其时间应在武帝建元元年罢黜申、商、韩非诸学说之前。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二阶段。司马迁所见就是这个本子，其面貌已与今本很接近。司马迁之后，始有“《韩子》”之书名。至刘向为《韩非子》作了《书录》，此后便再无大的变化。 三、本书在充分吸纳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韩非子》各篇重作考察，确定《初见秦》《有度》《十过》《问田》《人主》《饬令》以及《存韩》之“李斯上秦王政书”“李斯上韩王安书”不是韩非所作；《忠孝》《心度》《制分》疑为后学之作；其他篇目则都是韩非的著述。 四、本书从两个方面对《韩非子》的文学思想作了有益的探索：第一方面，关于韩非有关文学的主张。第二方面，韩非散文所见之文学思想，譬如文体分类，体、用关系与文体的创新，“想象”与文学的形象思维，“矛盾”、“二难推理”与文学的逻辑思维，“博喻”理论，“郢书燕说”与文学接受中的误解和多元阐释等。本书认为，韩非的文学思想既体现着对此前文学观念的继承与总结，也有着他个人的理解与创造，因而在文学理论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他将文学的功能完全界定为实用，从而片面强调其政治教化功能，则又导致了狭隘的功利主义，其负面作用也很明显。 五、关于《韩非子》的文体分类研究，是此前的研究者未曾系统做过的。本书认为《韩非子》的编集者在各篇的编排、整理中是考虑到了它们的文体特征的。因此，对《韩非子》作文体的分类，不能忽视早期编集者关于这五十五篇文章的文体类别的基本看法。可以推断：《韩非列传》所谓“《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难》”的著录，并不是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所说司马迁的“随举数篇，以见其大凡”，而是对《韩非子》中不同类别、不同性质的文章的概括与举例。根据《韩非列传》的著录、比较道藏本与乾道本的异同，结合传统的文体分类学，本书将《韩非子》分为书表体、政论体、“难”体、“说”体（包括《储说》与《说林》两种形式）、解释体、对问体以及韵文。本书对《韩非子》中几类特殊文体的性质与文体学意义也作了论述。要之，就《韩非子》的文学性而言，我们既可以从中看到它文章体式的多样性，又可以将其作为战国末期文体分类的一个总结。 六、关于《韩非子》寓言，以前多是对其艺术成就的考察，本书则着重探讨其中的理论问题。具体说，《韩非子》中体现出的寓言理论涉及到寓言的本质、形态、功用等方面：《说林》《储说》的“说”与《喻老》的“喻”就揭示了寓言情节性与寄寓性的本质；“博喻”是对寓言表现形态的总结；而“储以待用”则反映了韩非关于寓言功用的认识。 《韩非子》一书经过两千多年中帝王、政治家、权术家的阴用阳弃，又经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被捧入九天之上，和七十年代末之后一个阶段中被一些人置于九地之下，其遭际甚为复杂，而且是十分离奇的。但无论怎样，否定不了它是法家集大成之作，同儒家、道家经典一样影响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二千多年。西周王朝虽然不同于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但北至燕，东至齐、鲁，南至江汉流域小国，东南至吴，西至秦，都是同它有血缘关系的诸侯国或它所封诸侯国[3]。所以，西周王朝从文化和政治上说，是一个统一的王朝。春秋列国，天子等于诸侯，列国纷争，长期战乱，社会不得安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希望恢复西周的社会秩序，这是儒家认为的“一天下”的方式之一，是所谓“王道”。道家则面对分裂状况下诸侯们为了自保、为了战争、为了满足个人享乐而一再加大压榨、剥削，采取回避，退让的态度，又看到统治者借仁义礼智的假话而行巧取豪夺之事，主张回到原始社会去。法家则是主张以切实的办法统一全国。比较起来，在当时只有法家的主张是可行的。当然，法家的很多东西后代不能照搬。但确实有值得继承的地方。关于《韩非子》的研究还要进行下去。马世年同志在前修时贤大量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至少可以引起学术界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能正确认识、对待这部影响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法家著作。 注释： [1]《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有《管子》。然而《管子》一书中法家思想十分突出。当然其中也有道家、儒家的因素。此书实为春秋到战国末年齐国管仲学派著作的总汇，其中有管仲所自著。 [2]《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法家”类首为《李子》三十二篇，班固注：“名悝，相魏文候，富国强兵。”又《汉书·食货志上》：“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兵家”类又有《李子》七篇。清沈钦韩曰：“疑李悝。”又《史记》之《货殖列传》《平准书》并云“李克务尽地力。”《水经注》引《李克书》：“魏文侯时，克为中山相。”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魏文侯礼贤考》即认为李克即李悝。《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另有《李克》七篇，崔适《史记探源》曰：“悝、克一声之转，古书通用。” [3]秦自很早就同夏商王朝有联系，西周初年秦人远祖孟增幸于周成王，造父幸于周穆王，受封于赵城；其后非子又为周孝王主马于汧渭之间，使邑之秦，号曰秦嬴，与周王朝属国等同。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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