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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时代政局混乱，藩镇军政力量急剧膨胀，政治重心下移，客观上使幕府表状笺启类骈体公文体裁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和意义大为增强。相关骈文体裁的创作高度繁荣，在数量、流传方式、命名方式、作者身份等方面显示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例如程式化的加深，带动了表状笺启类书仪的产生和流行；骈文通过组合、堆砌典故来表达意义的特征加以强化，本文试对此力此人探讨。 一、 笺表写作同文人仕进 中晚唐时代，藩镇势力逐渐增长，文人奔走藩镇幕府的现象有所增加。方镇僚佐的重要职责，就是起草章、表、笺、启、檄、牒、露布以及各种公私文书，这些公牍文的绝大部分都要用严整的骈文来写。唐代方镇使府涌现出一批写作骈文章奏的能手，也流传下来大量的作品。擅长写作章表一类的应用文，即具备高超的骈文技巧，是进入幕府的一个重要资本。如《唐语林》卷3载：“刘侍郎三复，初为金坛尉。李卫公镇浙西，三复代草表云：‘山名北固，长怀恋阙之心；地接东溟，却羡朝宗之路。’卫公嘉叹，遂辟为宾佐。”。刘三复结合当时李德裕的官职和浙西治所润州的地理位置，巧妙委婉地表达了李德裕虽然处身僻远却眷念朝廷的心情，因此受到李德裕的赏识，辟入幕府。 章表笺启类骈体幕府文书的功能当然不止于方镇之间、方镇与朝廷之间的应酬往来，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当中有时候起着相当重要的实质性作用。《旧唐书》卷172《令狐楚传》载，“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在镇暴卒，不及处分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方镇权力交接之际是变乱最容易爆发的危急时刻，令狐楚身处危难之问，振笔从容，以一篇代刚刚去世的幕主所作的遗表成功地化解了一场濒临爆发的兵变，千钧一发，足以看出幕府文书工作的重大意义。论者多认为骈体公牍文尽属缺乏思想内容、真情实感的表面文章或应景文字，这个事例似乎也能够说明此种论点的偏颇。 除此以外，具备杰出骈文写作技巧的幕府僚佐还比较容易引起朝廷的注意和重视，增加进入中央权力机构的机会。令狐楚即可谓由文章起家，从藩镇使府幕僚而平流进取、仕至显宦的典型。他在桂林、太原担任幕职达l3年之久，写了大量的表、状、笺、启、辞、牒一类的公牍文字。《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所录令狐楚《表奏集》10卷当中即有大量担任幕府僚佐期间所作的文章，《全唐文》卷539至543收其文5卷，其中既有任职使府时所撰，也有担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时所作，全部都是骈体文。他在太原幕所作的骈文章表已经大为德宗皇帝所欣赏。《旧唐书》本传还载元稹草《楚衡州制》云：“楚早以文艺，得践班资，宪宗念才，擢居禁近。”[1] 刘禹锡《刘宾客文集》卷l9《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载令狐楚“家在并、汾间，急于禄养，捧从事檄于并州……始，公参大卤记室，以文雄于边。议者谓一方不足以骋用，征拜于朝”，认为楚乃是“起文章而陟大位”。可见令狐楚平步青云，身居重位，与其杰出的骈文写作技巧是分不开的。这一点当时的人无疑看得最清楚。另如《唐语林》卷3谓因为田询的表文写得好，宣宗便要提拔他入翰林院，[2] 事虽不果，同样可以说明骈文写作技巧在唐代士人政治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起草奏、疏、表、状、笺、启、牒、檄、露布等各种公私文书是藩镇幕府僚佐的重要职责。节度使掌书记、观察使判官等常为专司这类公私文书的职务，观察使支使、巡官也兼掌笺表写作。《资治通鉴》卷252“乾符元年”胡三省注云：“唐制，节度使幕属有掌书记；观察有支使，以掌表笺书翰，亦书记之任也。”戴伟华据令狐楚《为人作奏薛芳充支使状》的行文用语进一步提出，“支使与掌书记职掌并不一样，支使似偏重于军政事务”。[3]石云涛对此提出纠正，认为支使的责任的确偏重政务，但并不担负军事责任；支使也并非专掌表笺书翰，只负责一部分文字工作，某些情况下担负大部分的文字工作。[4] 巡官担任幕府文书写作的情况在晚唐可能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比如《汉南真藁》的作者温庭筠曾为襄阳节度使巡官；大中八年(854年)，高少逸为陕虢观察使，刘邺被辟为摄陕州参军充观察巡官，掌管表记，《甘棠集》前三卷文章就作于此后至大中十年(856年)高少逸移镇这段时间；广明元年(880年)，崔致远入淮南高骈幕，也担任过巡官，《桂苑笔耕集》中的笺表即是此时的作品。 节度使僚属有判官二人，位在行军司马之下，掌书记之上。李商隐《樊南乙集序》云：“尚书范阳公以徐戎凶悍，节度阙判官，奏入幕。故事，军中移檄牒刺皆不关决记室，判官专掌之。其关记室者，记室假，故余亦参杂应用。”[5] 宣宗大中元年(847)二月，给事中郑亚为桂州刺史、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商隐即以判官掌表记。此外，判官多由掌书记升任。《新唐书》卷166《令狐楚传》载：“李说、严绶、郑儋继领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书记至判官。”《唐才子传》卷7载罗隐受聘为钱镑掌书记，锣“爱其才……表迁节度判官”，这应该能够说明掌书记的公文写作能力在判官职掌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史志或者目录书来看，唐代前期无论是“上之所以逮下”的制敕类文集还是“下之所以达”的表状类文集都比较罕见。唐代表状笺启文集在前期并不发达，但是在中唐以后逐渐增加，到晚唐则大量出现，高潮延续至五代。来自地方藩镇幕府的表状笺启类文集、书仪，常常由地方掌书记制作，晚唐以后，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 唐后期方镇职权的扩大，为幕府僚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也为人才成长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晚唐时代，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兵连祸结。特别是僖宗广明、光启之间的黄巢之乱期间，诸侯纷争，朝廷同藩镇、藩镇同藩镇之间的关系变幻不常，大有危如累卵、一触即发之势。笺表书檄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周旋权变的功能急剧提高，方镇对于相关文书人才普遍表现出极度的渴求。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度的变迁，文人由科举而致显达的道路越来越窄，出于生计的考虑，也更多地投向幕府。 二、晚唐幕府表状笺启文集的文献特征 1．晚唐表状笺启文的结集和数量变化 中朝行政公文文集同幕府表状笺启文集相比，前者的作者是朝廷中的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或者以他官兼任知制诰，后者则是地方藩镇幕府僚佐，主要是节度使掌书记、观察使判官。当晚唐时代政局混乱，藩镇政治、军事力量急剧膨胀的时候，政治重心发生转移，客观上带动了不同公文体裁意义的变化，幕府公文的意义便会自然而然地凸显出来。 一方面，此类文集在中唐时才逐渐出现，晚唐时代大量增加。同时，晚唐时期幕府文书相对中唐而言，已经占了绝大比例，意义也更显重要，因此，已经有学者提出唐代晚期行政公文重心由中朝向幕府发生转移的问题，认为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转移。[9] 唐代前期、中期幕府文书绝大部分不单行，而是同作者的其他诗、文作品共同编集，各体文章均以类相从，罗列于一书当中。无论自己所编，抑或他人所编，似可说明此类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意义上均尚未凸显出来。比如刘禹锡，长期在杜佑幕府，笺表作品数量甚夥，却并未单行。现存刘禹锡的表状作品分为三部分，既有作为幕府僚佐的代笔之作，也有作为地方大员的作品，还有为朝廷起草的制敕。第一类文章从贞元十六年(800)到贞元二十一年(永贞元年，805)。表状文51篇，均是在徐泗和淮南担任掌书记期间代杜佑及其他若干官僚所作的公文。元和初至会昌初(806-840)，表状笺启文63篇，均是以自己的口吻所写，或是呈送朝廷的公文，或是同其他官僚之问的往来书信。集中收录大和三年(829)前后知中书制诰时所作制册文不足20篇。在中唐作家中，刘禹锡比较注重编录和保存自己的著述和作品。他曾将自己同白居易、裴度、令狐楚、李德裕等人的唱和诗分别编辑为《刘白唱和集》、《洛中集》、《彭阳唱和集》和《吴蜀集》，还曾编辑作品为四十卷，大和七年(833)在苏州刺史任上复删选其中四分之一成《刘氏集略》十卷。[10]《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著录《刘禹锡集》四十卷。从现存资料来看，刘禹锡并未将制册或表状笺启类文章厘出单独编集。中唐时期文人担任幕僚的情况相当普遍，有别集流传者情形大抵同刘禹锡相似，表状笺启：艾均不单行。晚唐时代编集单行情况陡然增多，首先是同类文章数量较之中唐作者有大幅度的增多，足够单独结集的分量。比如李商隐的《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均各收文章数百篇，中唐作者难以望其项背。更值得重视的一点，章奏名家作品编集后即是他人仿效、套用的范本，这是晚唐幕府表状笺启类文集的重要作用之一，也正是促成同类文章编集单行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最能体现一时社会文化风气。 2．文集的命名方式 文集多借用地名来命名。中唐时代也有这种情形，比如题名武元衡西川从事所撰《临淮尺题》即是，不过今天所见只此一种而已。以地名命名的幕府公文文集到了晚唐才大量出现。《直斋书录解题》卷l6罗隐《湘南集》(《湘南应用集》)3卷提要云：“《湘南集》者，长沙幕中应用之文也。”《汉南真藁》的作者温庭筠曾为襄阳节度使巡官，襄阳地处汉水之南，故有此名。《吴越掌记集》和《湘南应用集》的作者罗隐曾经从事吴越钱锣和湖南于瑰，两书也正是当时掌记作品的结集。刘邺《甘棠集》中所谓“甘棠”，典出《诗·召南·甘棠》，意在歌颂召伯之政，此后“甘棠”遂为善政之代称。另外， 3．文集的保存和流传情况 现存章奏只是当时作品的很少一部分。首先，多是兵燹散失之余，或者已经过作者自己的遴选删汰。李商隐《樊南甲集序》云：“大中元年，被奏入岭当表记，所为亦多。冬如南郡，舟中忽复括其所藏，火燹墨污，半有坠落。因削笔衡山，洗砚湘江，以类相等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唤《樊南四六》。”[12]大中七年(853年)，商隐编《樊南乙集》，《序》云：“自桂林至是，所为已五六百篇，其间可取者，四百而已……会前四六京师不可取者，乃强联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时以类，亦为二十编，名之曰《四六乙》。”[13]根据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这些数字，加上他的骈赋和零散的四六文，原来总数无虑当在千篇以上。罗隐《湘南应用集序》云：咸通问，“河南公(于瑰)按察长沙郡，隐因请事笔砚，以资甘旨”，后来“乞假归觐，阻风于洞庭青草问，因思湘南文书十不一二，盖以失落于马军前故也。”[14] 崔致远《桂苑笔耕集》是其在高骈淮南幕中所作章表笺记的汇总，其卷《序录》云：“及罢微秩，从职淮南，蒙高侍中专委笔砚，军书辐至，竭力抵当，四年用心， 有余首。然淘之汰之，十无一二……遂勒成《桂苑集》二十卷。” 其次，今所见者更是亡失散佚之余。罗隐《吴越掌记集》3卷和《湘南应用集》2卷原书均已不存，只有其中若干篇章流传至今。《四库全书总目》卷151《罗昭谏集》提要云：“其《湘南集》仅存自序一篇，列于卷中。序谓湘南文失落于马上军前，仅分三卷，而举业、祠祭亦与焉。今杂文既无长沙应用之作，亦无举业、祠祭之文。惟诸启多作于湖南，或即《湘南集》中之遗欤?”李商隐《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有20卷之多，数量原有800多篇，由于多历年所，原编均已散逸，现存樊南骈体文只有将近350篇。[15] 见诸唐宋史志著录者除极少数文集得以部分流传至今以外，其他多是十不存一、百不存一，甚至散佚殆尽。比如刘三复，三为李德裕浙西从事，今《全唐文》存文3篇，没有一篇是幕府笺表之作，史志、目录中所著录的《刘三复表状》10卷、《别纸集》5卷散佚状况之严重，于此可见。此类情况可以说相当普遍。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在于五代时期兵燹战乱的破坏，或者因时局动荡而未曾得到妥善的保护。著录于北宋前期所编《崇文总目》的晚唐幕府公文，大部分已经注明“阙”，毁损湮没于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 4．作者的身份问题 唐末某些藩镇节帅为了发展个人势力，不遗余力地招纳人才，不拘一格，更不计较所辟土人是否及第。武宗会昌五年(845)六月，朝廷明确申饬方镇不得奏请乡贡进士入幕充职： 诸道所奏幕府及州县官，近日多乡贡进士奏请。此事已曾厘革，不合因循。且无出身，何名入仕?自今以后，不得更许如此，仍永为定例。[16] 这条敕文恰恰说明在此之前藩镇辟署没有进士及第的文人入幕的情形已经不少。而在此之后，这种明令限制对于藩镇用人所起到的限制作用恐怕也相当有限。晚唐时期，随着中央政权的日渐衰弱，方镇日趋向脱离中央控制而自主的方向发展。征诸史籍，晚唐未有科举出身而入幕的例子并不少见，很多幕府公文文集的作者即在此例。 大和三年(829)十一月，令狐楚由东都留守调任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等使，辟李商隐入幕为巡官，此时李商隐只是未曾登第的“白衣”。后来李商隐在《奠相国令狐公文》中说：“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17]。正是指此而言。开成二年(837)李商隐第五次参加礼部试，得进士及第。在此之前，李商隐还曾入令狐楚太原河东节度使幕、大和七年十二月入华州刺史崔戎幕。[18]大和八年(834)三月，崔戎调任兖海观察使，李商隐继续在其幕中担任草拟表奏的工作。 卢光济《唐故清海军节度掌书记太原 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铎)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即羽檄笺奏，断可知矣，□君于斯务，颇分预焉。 又云： 故相国太平郑公(延昌)与君有中外之密，所申奖重，情匪由私。泊□先驾驻岐之年，郑公以计务兼大京兆之任，充京城招葺制置使，凡所章奏，时悉委之。所以今标袤之内，有《燕南笔藁》十一卷，奉□王公也；有《西府笔藁》三卷，遵□郑公也；有《从知笔藁》 五卷，乃褒梁与南海途路之次及大明、东馆申职业也。[19] 据《墓志铭》所言，王涣入王铎幕府乃在僖宗中和二年到四年之间(882-884)，入郑延昌幕则在光启三年(887)：考《唐摭言》卷3，王涣于昭宗大顺二年(891)进士及第。然则王涣在进士及第之前已经两入幕府任职了。晚唐时代未曾进士及第而为藩幕辟署为僚佐者仍有不少例子，如王荛、唐彦谦、来鹏、罗隐、李山甫、李袭吉、汤簧、陈岳等皆是。[20] 本文前引《唐语林》卷3郑光镇河中时以田询为判官掌书记条，有所谓“论者以为不由进士，又寒士，无引援”云云，然则田询亦为无出身者。 5．骈文创作渐为专门之学 李商隐最初学习古文，今体章奏的写作能力得之于令狐楚和崔戎等人的教授。他在《樊南甲集序》中说：“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21] 《旧唐书》卷190下《李商隐传》云：“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崔戎在淮南李都、卫次公幕、太原裴度幕担任过多年幕僚，大和年间担任给事中时，所撰奏疏著称于时。李商隐居于崔戎门下之时，在骈体章奏的写作方面曾经得到过崔戎的悉心指导。对于令狐楚的指导教授，商隐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曾有《谢书》诗云：“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半夜传衣后，不羡王祥得佩刀。”此诗作于大和六年(832年)，商隐时年 又如《册府元龟》卷729《幕府部·辟署四》载：“孙隲，滑台人，知书亦微，有词笔。唐光启中，魏博从事公乘亿以女妻之，因教以笺奏程式……魏帅以表章笺疏淹积，兼月不能发一字，或以隲为言，即署末职，主奏记事，累迁职自支使、掌记，至节度判官。”因为关系到士人的基本生计和政治出路，这种直接传授大抵比较保守，不是关系特别之人是不容易享受到这种“殊荣”的。 李商隐《樊南乙集序》云：“(大中七年)十月，弘农杨本胜始来军中，本胜贤而文，尤乐收聚笺刺，因恳其素所有，会前四六置京师不可取者，乃强联桂林至是所可取者，以时以类，亦为二十编，名之曰《四六乙》。此事非平生所尊尚，应求备卒，不足以为名。直欲以塞本胜多爱我之意。”[22] 当时像杨本胜这样对收聚笺刺大有兴趣的人当不在少数。学习、研究氛围的形成，是促成此类文集多由作者个人搜集、编辑的重要动力。前述罗隐的《吴越掌记集》、《湘南应用集》以及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等等都是由作者本人编定。此外如《北梦琐言》卷7载：“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汭)，常欲比肩陈、阮，自集其所作为三卷，号《刘表军书》。”[23]又如《甘棠集》， 由于此类文章写作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以及晚唐时代对这种写作的急切需要，遂逐渐形成一种专门之学，需要专门的传授和学习。研究唐代藩镇使府文学的学者如 三、幕府公文对骈文写作的影响 1．骈文高度程式化 凡公文大抵难免程式化。在晚唐时代，藩镇势力坐大，社会动荡，幕府公文所发挥的效能较之前代大大增强，其公式化进程加剧，乃是情理中事。幕府公文文集和同类书仪在晚唐时代的激增，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在骈文发展史上是不应忽视的现象。 据《旧唐书·文宗纪》和《新唐书·宰相表》，开成三年九月己巳，工部侍郎陈夷行进为门下侍郎，户部侍郎杨嗣复、李珏进为中书侍郎，均由准相而即正位。《为濮阳公贺陈相公送土物状》、《为濮阳公贺杨相公送土物状》和《为濮阳公贺李相公送土物状》为李商隐代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所作，意在为其致贺，并说明呈送土物之意。内容基本相同，又都作于开成三年九月。三篇文章在格式上也基本一致，首先表达恭贺对方荣升的激动心情；其次结合幕主的身份申明贡送土产之事；再其次站在对方立场，为对方找出足以毫不犹豫地收纳礼物的既恰当、又体面的理由，也就是对对方加以劝说；最后是点缀在文末的谦辞。这大概就是当时此类状文的写法。 文章写作程式比较固定，其主要步骤和某些固定表达逐渐从具体文章中抽剥出来，即成为后来写作可以直接套用的书仪。《记室备要》三卷撰者郁知言在自序中说明此书写作的动机云：“时以咸通七年，偶游于鲁，遇护军常侍太原王公，好习儒墨，常以文字饰于缄章，染翰抽毫，皆成四六。至于球酒娱乐之际，虽有掌笔之吏，亦未尝委焉。因命愚怀，备述所要，以防其缺……偶率荒芜，撰成三卷，分其事类，合二百八十六首。” 记室备要 三卷，计三(页372 3，原卷作‘二’)百八十六首，原题乡贡进士郁知言撰……考《新唐书·艺文志》文史类，有李太华《掌记略》十五卷，《新掌记略》九卷，林淖《续掌记略》十卷。《宋志》同，惟林书作十五卷，又增张 《管记苑》十卷。均当与知言书为近。今诸书并佚，而知言书反出于石室，允当保贵，以存唐代记室格式于万一。[27] 可见《记室备要》就是为幕府公文写作所提供的范本的集成，“其间空阙者，临时改更”，留下了模仿套用者填充的空间，此为比较典型的书仪。每一篇只在题中标明大致范围，并无具体明确的对象。刘邺《甘棠集》虽为文章集合，其中多是实际应用中的文章，有具体的应酬对象，然某些篇章中“臣厶言”、“厶日月”等语汇极常见，较为复杂的内容也多有省略，[28] 可见这都是可供直接套用的范文，对实际应用文中的某些内容已有所剥离。无论是编纂文集还是书仪，目的都是为了给更多人写作更多相似的文章提供范本，这都是以时代的特殊需要为背景的。 当代研究者往往对两者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甚至直接将两者混而为一。虽然从书名上不太容易区分书仪和文集，但古人在归类上显然是有其规则的。文集类作品当然一般置于集部别集类，书仪类作品则大抵置于史部仪注类，其归类方式同六朝时期的家礼、家法、书仪等作品相同。因此王晋、李商隐两家《使范》本质上都属于书仪，这在《崇文总目》卷2王晋《使范》条的小注中已有说明：“记开元以后使者所用章奏文牒之式，凡十二篇。”组成文集者为具体的文章，书仪则重在作文之“式”。书仪和文集在目录学上的不同归类方式相当重要，不过似乎尚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故特为指出。 2．骈文表达意义的功能及骈文批评中的“獭祭鱼” 从骈文发展史来看，魏晋至南北朝之间，隶事在骈文中的比例有大幅度的增加。首先是由秦汉时代文章引用典故以为例证的手段，成为组织语言和建立文章结构的基本习惯。进而某些作家的若干文章或若干段落已经排除了一般的叙述，而直接通过典故的组合，用隐喻或象征的方式来婉曲地表达作者的意旨。 这种变化，一方面代表着骈文表现手段的进步。另一方面，用典越多，情感意旨就越不容易明白显豁，实际上也就相应增加了骈文表达和阅读的障碍。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是后来骈文作者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骈文表达艺术水准的高低，也由此形成了同的艺术风格。比如徐陵、庾信某些作品中的用典，可以称之为“使事无迹”。庾信《谢滕王赉马启》有句云：“柳谷未开，翻逢紫燕。临源犹远，忽见桃花。”紫燕、桃花，都是古典中骏马之名，用以答谢赉马，自然格外恰切；紫燕、桃花的字面义又同柳谷、水源构成一片生机勃勃的明媚春光。字面之义和隐喻之义两个层面相辅相成，自然贴切，圆融无碍；典故的字面之义又能在脱离隐喻之义的情况之下单独构成完整的意义，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艺术美。 晚唐李商隐的骈文，则以“獭祭鱼”而著称。宋人吴炯《五总志》载：“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为獭祭鱼。”所谓“獭祭鱼”，具体到写作方法上，主要指大量使用甚至堆砌典故。就单篇文章来讲，一句一典，六朝徐、庾以来即已如此，并非李商隐或晚唐人的特点。我们认为，“獭祭鱼”至少包含三层意义：一，临时翻检书册；二，用典深僻，不够自然圆融，同“使事无迹”形成对立面；三，同晚唐幕府骈体公文的总体特征直接相关，相同语义的频繁出现造成了相同主题典故种类、数量及频率的空前绝后。 李商隐的很多表状笺启牒类公文在结构上都极为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大量相同的意义要频繁地使用在不同的文章之中，唯一避免雷同的方法，就是借助不同的典故组合。这在客观上势必造成事典的大量堆砌。这种情形不是个别现象，它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幕府文书当中。晚唐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所谓表状笺启类书仪文集更是典型的例证。所谓书仪，很多情况下就是提供一个基本格式，中间空缺的内容则需要通过组合典故的方式来填充。《旧五代史》卷60《李袭吉传》说他“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据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宏健。”李商隐《安平公诗》云：“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顾我下笔即干字，疑我读书倾五车。”仅仅依靠记忆而达到驱驾典故游刃有余的地步显然是有困难的，为了写作的方便，自然就需要借助类书。关于类书同文学创作的关系，前人之述备矣；本文所要特别指出的，是晚唐时代类书的新特点。 李商隐编纂过《金钥》。从现存文献看，最早提及李商隐《金钥》一书的，当是南宋郑樵《通志》，此书卷69《艺文略第七》著录云：“《金钥》二卷，李商隐撰。”又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金钥》二卷， 《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子部类书类有李途《记室新书》30卷。李途，昭宗乾宁二年(895)进士试落第[31]， 后为东川节度使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为工部侍郎。《玉海》卷55引《中兴书目》云：“唐东川节度掌书记李途撰。纂集诸书事迹为对语，列四百余门。职方郎中孙樵为之序。”四库全书本《郡斋读书志·后志》卷2云：“唐李途撰。采摭故事，缀为偶俪之句，分四百门。途为东川掌记，因以名其书云。”此书同李商隐等人所纂辑的类书在性质上有近似之处，只是规模稍大，仍是幕府掌书记等官写作公文的参考书。除此以外，《新唐书》卷59子部类书类尚有温庭筠《学海》三十卷，[32] 庭筠尝为襄阳节度使巡官，且以善于使事用典而著称，《学海》很可能也是同笺表写作相关的类书。 通过以上资料，大致可以看出晚唐类书的某些特点：一，晚唐类书多出于私人编纂，卷帙较轻、篇幅较小，同初盛唐类书多为国家组织文人集体编撰、而且卷帙浩大有所不同；二，晚唐私人类书多同幕府公文写作直接相关，作者本身即是幕府中掌管笺表写作的文职僚佐。以上两个特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晚唐时代驱驾典故这一环节同幕府公文写作之间较之前代更为密切的关系。《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日‘随身卷子’，以防苦思。”[33]《金钥》等类书对于幕府公文写作应当具有类似的作用。王銍《四六话》卷上云：“四六尤欲取古人妙语以见工也。”还有前引谢伋《四六谈麈》所谓“四六全在编类古语，李义山有《金钥》”，都着重指出了“四六”这种晚唐以来所形成的应用文体的特殊写作方法。 注释： [1]刘昫等撰：《旧唐书·令狐楚传》卷17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61页。 [2]周勋初：《唐语林校证》，第282页。 [3]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南宁：广西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4]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12页。 [5]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6-2177页。 [6]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2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9-264页。 [7]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8，第693页。 [8]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7，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85页。 [9]周勋初：《唐语林校证》卷8，第112页。 [10]参见刘禹锡：《刘氏集略说》，《刘宾客文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第13页。 [1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713页。 [13]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2177页。 [14]雍文华校辑：《罗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6页。 [15]李商隐文现存数量，据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凡例》。 [16]王溥：《唐会要》卷79《诸使下》，北京： 中华书局，1955年，第1450页。 [17]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 [18]刘学锴：《李商隐传论》，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7-78页。 [19]岑仲勉：《从王涣墓志解决了晚唐史一两个问题》，《金石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年。第442-443页。 [20]分别参见《旧唐书》卷164《王龟传附子王荛传》、卷190下《唐彦谦传》；《唐才子传》卷8：《吴越备史》；《北梦琐言》卷17：《唐摭言》卷l0；《江西通志》卷159。 [21]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713页 [22]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2177页。 [23]孙光宪：《北梦琐言》卷7，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7页。 [24]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第7页 [25]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北京：现代出版社，1990年，第149—159页。 [26]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9页：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 [27]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4页。 [28]参见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第15页。 [29]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0]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年，第71-79页。 [31]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黄御史集》附录《唐昭宗实录》；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卷24，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32]《崇文总目》卷6作20卷 [33]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90页。 [作者简介]：翟景运，文学博士，青岛大学中文系讲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