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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永健、陳翀先生合著的《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了，全書收論文十五篇，另附錄三篇，靜永先生出版過《白居易“諷喻詩”の研究》（勉誠出版，2000年），近年來一直主持《白居易研究年報》（勉誠出版2000年創刊）的編輯工作，陳先生則出版過《白居易の文學と白氏文集の成立——廬山から東アジアへ》（勉誠出版，2011年），他們均是白居易方面的專家，故本書仍以白氏文集及其周邊内容為中心（其中八篇文章直接以此為題），但也涉及到漢籍傳播、《文選集注》的編者等問題，屬於近年來不多見的域外典籍及流傳學著作，十分引人注目。書中多數文章曾以日文發表（載《漢籍傳来——白樂天の詩歌と日本》，勉誠出版，2010年），我大多都拜讀過，這次見到了中文版，重讀一過，有了一些感受和認識，寫下來向二位先生及大方之家請教。 從本書所收論文内容來看，二位學者可謂各有側重，靜永先生主要圍繞白氏文集的古抄本展開研究，陳先生則關注日本古文獻所載與中國典籍有關的資料，並以之考察相關的學術問題，力求提出新說。可以說，二位先生所使用的資料和方法，與中國學術界近年大力提倡的“域外漢籍研究”的學術取向是不謀而合的。書前載有靜永先生《中國學研究之新方法·域外漢籍研究》一文，對理解本書的研究思路頗有裨益。他有感于當下學術研究中的“國境”壁壘，指出“在現實之中，與研究日本文學的學者一樣，研究本國文學的中國學者們，也同樣陷入了一種被種種無形的‘國境綫’封鎖了視野的迷茫之中”（頁3），對此，他認爲應當“超越‘國境綫’，從更多的角度、用更多的思維方式來思考中國以及整個東亞區域，這才是研究‘中國學’的真諦”（頁4），而“這部書稿，就是我們在這一新研究理念下的一個小小的嘗試，我們試圖將中國文學中的兩部重要著作之《文選》與《白氏文集》放到東亞漢文化這一大文化背景中，重新探討漢籍本身之意義以及對東亞諸國的文學乃至政治文化史所產生的影響”（頁4）。這種帶有理性自覺的學術實踐，自然會給我們以啓迪和衝擊。 日藏中國古籍的古抄本，大多源自隋唐古抄，屬於“寫本時代”的文獻遺存，由於較好地反映了文獻的早期面貌，向來爲學者所重。近代以來，楊守敬、羅振玉、董康等中國學者赴日訪書，古抄本常常是最重要的目標之一。《玉篇》、《文館詞林》等古抄本的次第發現，對相關學術研究起到了巨大的的推動作用。在日藏古抄本中，白居易的相關資料無疑是最豐富的，《白氏文集》的六十七卷本，由入唐日僧慧萼帶回日本，成爲平安時代以來貴族及知識人的主要文藝資源之一。儘管此後印刷術普及，兩宋刊本白集皆曾傳入日本，但古抄本系統的《白氏文集》仍得到了部分保存。倘若欲了解白集在寫本時代與印刷時代有何差異，日藏古抄本的價值顯然不能低估。 我們知道，日藏古抄本特別是白氏文集的舊抄本研究在日本一直屬於顯學，許多日本學者如平岡武夫、花房英樹、太田次男、神鷹德治等前輩學者均致力於此，成果斐然，似乎已無多少拓展餘地。其實不然，由於日藏舊抄傳本的豐富性和複雜性，一些重要發現仍存有可能。翻閲本書，即可見到靜永先生在此領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這一方面可以《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筆殘卷〈白氏文集〉卷六六校考》（頁153）爲例。 東博本《白氏文集》殘卷第六十六，其全文很早即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日本書迹（和樣Ⅰ）》公佈（《古筆切大成》曾收入部分照片），由於該殘卷是“古筆切”（即書迹斷簡）一類的資料，多屬於日本國文學者的學術領域，中國文學研究者罕見問津，而該殘卷“全文由楷書書寫而成，因此對國語國文學研究者來説，要對這份詩卷進行全面的翻字研究具有相當高的難度”，正因如此，這一長達十九紙的平安时代白氏文集寫卷，長期處於中國學、日本學的邊緣地帶，一直未能進入文獻學者的視野。靜永先生敏銳地注意到這一寫卷，經過目驗及比較現存諸本，指出該殘卷“比較如實具體地反映了白居易自編《白氏文集》的原貌，是一份非常貴重的《白氏文集》舊抄殘卷，具有非常高的文獻價值”（頁158）。從具體例證來看，該殘卷的主要特徵有如下幾點：一是文字優勝，如《奉和令公綠野堂種花》詩，宋本、那波本題目均誤“奉”爲“春”，又如《秋霖中奉裴令公書見招早出赴會遲馬上先寄六韻》詩，諸本皆脫“書”、“遲”，該詩第九句“續借去聲桃花馬”，還保留了音注，也是接近早期傳本原貌的特徵。再如《畫堂三日》詩，現存諸本皆作“三月三日”，靜永先生注意到這一本文與九世紀末成書的《千載佳句》“春宴部”（697）、“花水部”（670）所引詩題一致，足見其來源之古；二是有他本印證。本文與平安時代的唐詩選本《千載佳句》、《和漢朗咏集》一致，而與刊本系統不同。三是《咏老贈夢得》一詩位置準確。該詩位于寫卷六六末倒數第四首《答李徐州》與《長齋月滿寄思黯》之間，與刊本系統的卷六五末首迥異。靜永先生根據詩作寫作時間、尊經閣文庫等機構的白氏文集校記、卷六六原卷“律詩一百首”（刊本爲九十九首）題記，認爲東博本爲白氏自編原貌，至於金澤文庫本卷六五所收該詩，則通過目驗，指出抄寫此詩的紙張有異，“此詩乃後據宋本系統補抄貼入的，原詩卷並沒有此詩”（頁166）。四是本卷表敬的空格、不避官名重復等書寫體式，認爲這些保留了舊抄系統的面貌。以上四點，涉及到文本的校勘、紙質的檢驗、白集的編次、體式的考量等問題，學術難度甚高，但靜永先生的論文對此一一考察，論證周詳，結論令人信服。這一成果已爲近年出版的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所吸收，可惜限於該書先詩後筆本的體例，《咏老贈夢得》一詩的原編位置僅在注釋中提及（第五册，頁2488）。 如果對靜永先生的東博本研究加以反思的話，這一殘卷價值的認定和發現，首先得益於資料範圍的擴大，使用了中國學、日本學研究者所忽略了的“古筆切”資料，可見在學術研究中使用“域外”資料的重要性。其實不止是“發現”，要想獲得通達的結論，在具體研究的過程中，充分利用其他中國學研究的“域外”資料，如白氏文集的舊抄本（乃至舊抄本系統的校記）、日人編纂的早期唐詩選本等資料也極爲重要。本文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和方法，對研治中國學的學者來說，都不無啓發和借鑒意義。 日藏舊抄本提供了大量與後世刊本不同的文本，使我們了解到抄寫時代文本生成的複雜性。在《論日本舊抄本〈白氏文集〉校定方法》（《日本尊圓親王筆〈長恨歌〉の本文について》，《中國文學論集》第三十九號，2010年）一文中，靜永先生使用金澤文庫本、管見抄本以及新發現的尊圓法親王抄本《長恨歌》爲例，比較中日傳本之異同，來説明日本舊抄本的文本價值。其中“尊圓本”的發現，甚可稱道。該室町抄本2009年出現於東京古書店，由於《長恨歌》在白氏詩歌中的經典地位，傳本異常繁富，要判斷該抄本是否有文本價值，實際上十分不易。雖然該抄本較晚出，約抄寫於14世紀，但靜永先生出於對《白氏文集》本文的諳熟，迅速購入，從而爲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資料上的保證。靜永先生認爲尊圓本“祖本之成立時期却要較金澤文本更早”，屬於繼金澤本、中國南宋刊本之外的第三系統。這一文本的發現，“使得《長恨歌》本文研究形成了新的格局”。某些長期以爲孤立或晚出的文本，由此得到了支持，如“秋露梧桐葉落時”的“秋露”，諸本均作“秋雨”，唯有宮内廳書陵部所藏傳藤原行成筆的《和漢朗咏集》抄本作此字。“天旋地轉回龍馭”，諸本多作“日轉”，僅後出的明代馬元調本等本作“地轉”，學界一般不予采錄，但尊圓本却與這些晚出文本相同，説明二者有共同的文字來源，亦不能輕易否定。無獨有偶，這方面我想舉出白居易的《寄陸補闕》詩，該詩有“雞在中庭鶴在雲”一句，諸本（包括《千載佳句》）均同，僅馬本、《唐音統籤》作“庭前”，似乎得不到早期文本的支持。但我所見到的一件唐五代長沙窑瓷器題詩，正作“庭前”二字，馬本由此得到了唐寫本的文字支持。這説明晚出的孤立文本，有時可能擁有很早的文本淵源。靜永先生對尊圓本的發現，還使我聯想起研究傳爲藤原行成筆《文賦》殘卷的經歷。這卷《文賦》寫本，由於對於書寫者的疑問，一直未引起學界注意。而根據我的研究，該寫卷在現存諸寫本中，實際上最能反映出三十卷本《文選》所載《文賦》的原貌。這也許很能説明，在現存古抄本、舊抄本的研究中，對時代晚出者同樣不可忽視。 閲讀本書，可以看出靜永先生對日本舊抄本白集非常重視，這一傾向在本書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所流露，如《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述評》一文，即認爲“謝氏校注本最大的特點，就是肯定了日本現存舊抄本的價值”，儘管如此，靜永先生對日本舊抄本的價值並沒有過度誇大，他認爲“在沒有旁證的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就一味斷定日本舊抄本文字最佳，但如果其得到了中國方面的某個本子的支持的話，至少可證明在較早時期（唐末宋初）這些異文曾在一定的範圍予以過傳播，較宋刊以後的刻本具有更接近《白氏文集》原貌的可能性”（頁146），這一看法應當説是頗爲通達的。 正是基於對日本舊抄本白氏文集的深入認識，靜永先生的研究逐步擴展到白集的讀者層方面，《從古抄卷來看平安文人對漢籍的閲讀方式》一文，利用圖繪及日文物語資料，考察平安文人熟讀白集、使用漢音誦讀的情況，很有趣味。而神田本《新樂府》的一段塗抹文字，作者則從中看到了一個平安父親中年喪子的悲苦心情。《論白氏文集於十三世紀東亞漢文化圈中的受容》將《白氏文集》放在更廣闊的空間背景下進行比較，他通過比較十三世紀日本藤原定家、高麗李奎報的白居易詩作接受情況，指出日本文人根據的是舊抄本，而高麗則使用宋刊本的巨大差異。就我的閲讀感受而言，這些論文突破了中國文學常用的研究資料、方法，其細節或有可商，但都是資料豐富、發人深思的佳作。 本書所附的一些資料也很有價值，如東博本，前面已述，《白居易研究年報》第4號（勉誠出版，2003年）有影印、翻字、解題，國内不易見到，《“東博本”文本翻字校勘稿》則爲此提供了方便。又如金澤文庫舊藏本《白氏文集》舊抄本五卷（卷八、十四、三五、四九、五九），長期爲日本田中穰家族收藏，在已出版的平岡武夫、今井清校訂的《白氏文集》（三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1—1973年）、太田次男、小林芳規編著的《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勉誠出版，1982年）二十一卷校本中均未收入。所幸此舊抄本上世紀末收歸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並很快得到公開（《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貴重典籍叢書》文學篇第二十一卷，臨川書店，2001年），堪稱本世紀披露的最重要白集資料。我在該書出版不久，即輾轉獲得該書影本，深感其珍貴。但對很多中國學者來説，此書恐仍難得一見，本書所收《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白氏文集〉卷八翻字校勘記》一文，不僅向中國學界傳達了這一重要信息，並對其中的卷八進行了校勘，使我們方便地看到其基本面貌，很有意義。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校勘記》所載“本次校勘所用底本述略”，很可看出日藏《白氏文集》資料之豐富，除了中國藏本及學界熟知的那波本外，尚采用了未公開出版的白集選本《要文抄》、《管見抄》以及九種那波本批校本（其中四種平岡武夫校訂本未利用），可見用力之勤。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對“歷博本”的影印本也曾利用，對照之下，校勘略有遺漏。如卷八《長慶二年七月自中書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藍溪作》“自我得此心”之“自我”，謝書作“我自”，“間有賢主人”之“間”，謝書作“聞”。《初出城留別》“揚鞭簇車騎”之“騎”，謝書作“馬”。《秋蝶》“朝生夕俱化”之“化”，《管見抄》同，謝書作“死”，等等。稍感遺憾的是，此文中《文苑英華》用的是通行本，未使用校勘價值甚高的靜嘉堂文庫所藏明抄本。 日本人撰著的古文獻構成了域外漢籍研究中的另一類重要史料。 日本早期的古文書、古日記等文獻，往往包含着重要的典籍信息，可與中土文獻相互印証。儘管如此，在中國學研究領域内，此類材料的利用還極不充分，留有較大的研究空間。本書的另一位作者陳翀先生，對此較多關注，注意收集發掘與中國學相關的重要資料，本書所收論文大多由此生發而成，爲我們研究和利用日本古文獻提供了一些具體思路和研究實例，也很有啓發意義。 比如平安中後期學者三善爲康所編《二中歷》就是一部重要著作。該書的“經史歷”，載有豐富的典籍信息，但長期以來的利用者主要爲日本文學及史學的研究者，鮮少有中國學研究者關注。據我所知，山崎誠先生在《式家〈文選學〉之一斑——〈文選集注〉の利用》（初出《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紀要》第15號，1989年；又載氏著《中世學問史の基底と展開》，和泉書院，1993年）中，較早使用該書以恢復平安時期九條本《文選》的原貌，近年池田昌廣《古代日本における〈史記〉の受容をめぐって》（《古代文化》2009年第61卷第3號），則利用該書探討《史記集解》的卷次分合，都是很精彩的文章。陳先生《試探〈經史歷〉所見唐末五代大規模刻書之可能性》（原載《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六輯，中華書局，2010年）一文，也注意到《二中歷》所載經史歷的文獻價值，他發現“書史卷數”載有103部中國古籍，末尾有“已上唐摺本注之”的記載，由於《二中歷》來源甚早，“摺本”的詞義一般可理解爲刊本，故結合其他資料，提出書目所載典籍唐末五代曾經大規模刊刻過而後世亡佚的觀點。這一看法與傳統的文獻學史、印刷史觀點有很大差異，發表後立即引起關注。吳瓊在《唐末五代刻書規模及東漸再考——也論〈經史歷〉中“書史卷數”之書目性質》（《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七輯，中華書局，2011年）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見，論述頗詳，讀者可以參看。就我個人來看，“書史卷數”裏面的古籍，不少屬於中土逸書，但在日本却保存了古抄本，如《玉篇》、《翰苑》、《文館詞林》等書，均留有殘卷，倘若這些唐末五代刻本在日本曾經大量存在過，應當留有某些記載，或者如《白氏文集》那樣，寫卷上注有“摺本”的文字異同或相關信息，這些我們均無法在古抄本或舊抄本上獲得佐證。此外，刊刻也離不開實際需要，究竟是什麽動力或者動機，使得唐末五代的人要刊刻多達千卷的《文館詞林》呢？這樣的力量，個人顯然難以做到，官方參與而不留記載，這也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就目前材料而言，上述書目所載典籍，除了部分如《唐韻》、《玉篇》、《文選》等可能爲刊本外，我更傾向主要爲古抄本的判斷。 日本平安時代的公卿日記等古文獻，往往記載了一些中國古籍傳入、閲讀的信息（參王小盾《域外漢籍研究中的古文書和古記錄》，《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六輯，中華書局，2010年），也一直受到學者們的關注。可惜利用它們做研究的中國學者並不多。在此方面，陳先生《日本國寳〈集注文選〉之編撰者及其成書年代考》屬於有益的嘗試。陳先生注意到《御堂關白記》寬弘元年（1004）十月三日條“（源）乘方朝臣集注文選並元白集持來，感悅無極，是有聞書等也”以及《權記》長保二年（1000）九月六日條有“先日（大江）匡衡朝臣所傳仰注《文選》”的記載，結合匡衡的《述懷古調詩一百韻》等其他資料，提出匡衡就是《文選集注》編者的看法。其中所涉及資料，在前引山崎誠先生等日本學者著作中多有提及，並非新見資料，結論却屬新說。該文内容曾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六輯，中華書局，2010年）、《中國文學論集》（2009年第38號）發表過，引起學界的關注。其結論也引起爭議，山崎誠先生在《古代末期漢文表現の仿古と創造》（《日本文学》2010年第59卷7號“特集 〈過去〉と〈未来〉を結ぶ中世”）指出這一結論是“對《權記》長保二年九月六日条的誤讀”，但未做具體説明。最近佐藤道生在《平安時代における〈文選集注〉の受容》（《注釋書の古今東西》，慶應義塾大学文学部，2011年）一文中，同樣表達了對陳先生《權記》解釋的疑問，他翻譯了作爲關鍵證據的“先日（大江）匡衡朝臣所傳仰注文選”一段，指出這段文字是藤原道長對藤原行成所下達的命令：“先日道長向匡衡傳達一條天皇之命，令其進《注文選》，而匡衡尋求之後僅找出四十餘卷，並非完璧。”（道長督促行成，由行成向匡衡傳達御命），根據这一理解，佐藤先生認爲“《注文選》”無法視作匡衡的著作（頁118）。《權記》中尚載有天皇之回答：“《文選》雖不具可進。”這裏也無表明匡衡編錄過《文選》注本的内容和語氣。此外，從人物關係來看，匡衡爲道長近臣，而源乘方則與道長沒有密切關係。倘若《文選集注》是匡衡著作的話，經由源乘方向道長獻上之擧難以令人理解。關於《權記》的標點，究竟是“仰注《文選》”還是“仰《注文選》”，所涉及的《文選》是匡衡“所求”還是“所作”，由於山崎先生、佐藤先生是日本平安時代文學的專家，他們的意見應當是值得重視的。順便說一下，近來有池田昌廣的《藤原道長の摺本文選》（《鷹陵史學》2010年第36號）、《日本側史料から見た白氏文集の北宋刊本》（《白居易研究年報》第十一號，勉誠出版，2010年）也是利用日本古文獻來進行版本考證的重要論文，在池田先生論文中，引用了道長《御堂關白記》寬弘七年（1010）十一月二十八日有獻給一條天皇“摺本注文選”的記載。這裏的“注文選”，池田先生考爲五臣注本，則該詞確實可視作五臣注本的別稱。關於《文選集注》編者的國籍問題，長期衆説紛紜，陳先生此文引起學界較多關注和討論，也很有意義，值得在更寬廣的文獻背景下深入研究。 日本古文獻的一些記載，有時與中國方面的史料不同。本書所收《令宗允亮〈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傳〉考》，是利用日本史料考證白居易生卒年等重要問題的論文。他根據令宗允亮《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傳》以及《江談抄》的記載，認爲傳統的白居易大曆七年（772）生、會昌六年（846）亡的説法不確，生卒年當各推前一年。他指出宋代陳振孫引爲考證根據的白詩“何事同生壬子嵗”，“同生”存在“共同”的異文，認爲其說“並非鐵證，而是在文獻考證上存在重大問題”，進而相信日本史料的記載。《政事要略》的資料來源甚早，這篇《白居易傳》涉及到白居易的生平、父母婚姻等問題，確實值得詳細討論。但記載是否正確，則需要更慎重的考察。 生卒年關涉到作品繫年的問題，實非小事，應當檢尋中國史料加以佐證。關於白居易的卒年，學界很重視李商隱所撰的白居易《墓碑銘》，該文云“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仆射。”由於李商隱是受白氏嗣子景受相託而撰文的，故其可信性甚高。此外，白居易詩文多提及年齡，其生年並可驗證。如《香山居士寫真詩》並序中說“元和五年，予爲左拾遺、翰林學士，……時年三十七。會昌二年，罷太子少傅，……時年七十一”，《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等，均可推出大曆七年（772）生之結論。《偶吟自慰兼呈夢得》自注：“予與夢得甲子同（金澤本作“同嵗”），今俱七十”，這與上引“何事同生壬子嵗”顯然是吻合的。順便提一下，關於白居易的生平傳説及其逐步被神化的文獻研究，除了陳先生所引太田次男、川口久雄先生的論文外，山崎誠先生的《もうひとりの白樂天——僞傳と僞書の世界から》（《另一個白樂天——從僞傳與僞書的世界來看》，《白居易研究講座》第四卷，勉誠社，1994年版年版年），也值得一讀。陳先生推測“《白傳》或多或少會與廬山有某種聯係”，也屬新說，可惜沒有進一步佐證的資料。 陳先生的另一篇論文《新校〈白居易傳〉佚文匯考——以日本中世古文獻爲中心》（《文學遺產》2010年6期）未收入本書，因與本文相關，此處也略加介紹。該文可説是本文的增補本，多出《新見〈白氏文集〉佚詩與〈長恨歌序〉考》一節。最近陳先生發表《日藏舊抄本〈長恨歌序〉真僞考——兼論〈長恨歌〉主題及其文本傳變》（《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七輯，中華書局，2011年）則是對這一部分内容的申論。在這些文章中，陳先生提出了《長恨歌序》是白居易所作的新說，與日本學界日人僞作的主流觀點不同。 白氏文集卷一二感傷四題作品數字爲“凡八十五首”，旁注“二十九首摺本”，所謂摺本此處當指宋刊本，可見宋刊本此卷所收作品數量實少於古抄本五十六首。國内的白居易整理本，如《白居易詩集校注》於此均未出校，似未注意到此點。陳先生對金澤文庫舊抄本白集卷一二加以目驗，發現此卷五紙有剪裁重裱的痕跡，認爲是後人爲符合宋本面貌所做的改動，而《長恨歌序》以及其他五十六首詩作，遂由此消失。這種通過原卷形態考察卷次分合的方法，在前面所舉靜永健先生東博本白集的研究中也可看到。陳先生這裏實際上提出的是古抄本白集卷一二原貌的問題，十分重要。顯然，如果《長恨歌序》真是白集原有的話，其著作權及主題之爭均可了結。爲證實此說，陳先生對現存包含《長恨歌並序》的舊抄本作了調查。在第六十三回日本中國學大會（2011年10月）上，他發表《舊抄本〈長恨歌序〉の真偽》的報告，列舉七種《長恨歌並序》舊抄本，再次予以論證，可見持論的一致性。如果略作補充，日本民間尚存傳爲一條行房（？—1337）筆的古抄本《長恨歌》（與《琵琶行》合抄）一卷，似乎在陳先生的知見之外，該抄本據鑒定爲南北朝寫本，卷首書“琵琶行並序 白居易文集十二”、“長恨歌傳 前進士陳鴻撰 白居易 文集第二”、“長恨歌並序”，可見日本中世時期《長恨歌》單行寫本帶有“並序”確實是常見的情況。 這些舊抄本是否就能證明白居易《長恨歌》前原本有“並序”呢？多數日本白居易的研究者顯然知道這篇“並序”的存在，但大多仍持否定意見。其中太田次男先生的《長恨歌、長恨歌傳の本文》、《長恨歌序の成立》（載《舊抄本を中心とする白氏文集本文の研究》中、下，勉誠社，1997年版）最具代表性。太田先生從序的内容着眼，認爲最成問題的地方是開端“長恨者楊貴妃也”和最末的“歌曰”，它們似乎想從文脈和形式上來與《長恨歌》接續，實際上如《李夫人》“此恨長在無銷期”那樣，並不會引起誤解（中册，頁425）；此序完全不見正統的文學觀念，寫法上脫離了中國人作序的形式（下册，頁431）；《太平廣記》收有“長恨傳”，序作者對“長恨”的強調，似乎受到該書的影響（下册，頁428）；序文爲日本人所作，大概產生在鎌倉時代中期（下册，頁432）。太田先生的這些意見還是值得重視的。細讀序文，該文與詩作極不協調，作者顯然並不高明。序文重復地使用了詩中“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的句子，來概括二人的“密契”，也是在此詩流行後才會出現的（宋代有“貴妃別傳”一類的小説）。很難想象，這樣撮述《長恨歌》後半内容的序文竟會出自白居易的手筆。此外，陳先生在文中否定陳鴻與白居易的交往，以説明白集原編不可能收入陳《傳》，可是根據陳《傳》中“使鴻傳焉”的話以及《文苑英華》據白集收入陳《傳》的事實，也讓人難以信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出傳一條行房寫卷，《長恨歌傳》有“前進士陳鴻撰”及“白居易 文集第二” （“第二”當爲“第十二”脫去“十”字所致）的小注，似可説明書寫者所見白集是帶有陳《傳》的。金澤文庫本白集卷一二，或者確實存在散佚的情況，但所散佚的内容，是否一定就是《並序》，似不易做出簡單的判斷。這一作品是否爲白居易所作，涉及到辨僞的重要問題，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似當以存疑爲宜。考證學有其自身的規範，就目前而言，我依舊願意維持白集原編《長恨歌》歌傳一體、日傳序文爲他人所作的舊說。陳先生此文涉及到大量日本文獻及相關研究，爲思考《長恨歌》以及白氏文集傳承的複雜問題提供了豐富的信息，有興趣的學者在此基礎上當可以有更深入、細密的研究。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陳先生使用中國學研究者較爲忽略的日本史料加以鈎沉考索，藉以提出一些新問題，這些與中國學關係密切的日本文獻，在某种意義上屬於新史料，應當予以重視。只是這部分史料過於分散，語言亦不易懂，且經過日本文化的篩選、改造，研究者在重視的同時，也要力求避免誤讀，並進行必要的考辨、整理工作。這一工作如果能夠得到日本國文學、國史學者的支持與合作，無疑將會有更出色的展開。 閲讀本書，我再一次感受到日本學者對《文集》、《文選》這些對日本傳統文化有深刻影響的典籍的重視，其研究之細密、深廣，令人欽佩。日本學者下定雅弘先生著有《日本における白居易研究》（《白居易研究講座》第7卷，勉誠社，1998年），並在前面提到的《白居易研究年報》上逐年發表綜述（1998年度開始，已發表到2009年度），這些成果如能像本書一樣，及時、全面地爲中國學者所借鑒，我相信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