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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嶺 【提要】 “《文選》學”為古典文學中之第一大宗。然而，從《文選》成書，至通常認為有“《文選》學”傳承的第一人隋代蕭該為止，期間有半個世紀——即約50年的“空白”，此間何人研習《文選》？傳播途徑如何？治選學者鮮有考證。 本文從中古史典籍流傳與地緣政治（Geopolitik）兩大視角出發，選取蕭統之子蕭詧投靠鮮卑族政權西魏，所建立的“偽政權”——後梁為研究對象，重點分析侯景之亂後，蕭梁皇室與門閥士大夫應對“國祚”與“學統”雙重危機的複雜情況；並以看似仇敵的侯景和蕭詧，不約而同前後兩次，分別在建康和江陵，將蕭統身份從“昭明太子”升格到“昭明皇帝”等史料為例，結合（西）魏、周、隋等北朝典籍與新出《洛陽新獲七朝墓誌•蕭茂本墓誌》等史料，推論《文選》從六朝後期進入隋唐帝國的“荊楚模式”。 【關鍵字】 《文選》 後梁 侯景之亂 昭明太子 昭明皇帝 蕭詧 【目次】： 一、空虛的半世紀：《文選》學的一個疑點 二、侯景之亂後“國祚”與“學統”傳承的雙重危機 三、後梁春秋：從“昭明太子”到“昭明皇帝” 四、江淮之外有荊楚：“選學”傳承模式的新思考 五、結語 一、 空虛的半世紀：《文選》學的一個疑點 遊吟詩人，這個辭彙本不屬於中國古典文學。 所謂遊吟詩人（Troubatour），原是指歐洲中世紀音樂詩人。他們來往於貴族的城堡與領地之間，創作並吟唱其詩作。無形中，他們所歌唱的詩篇，保留了中世紀的歷史事件，而其題材則大多和騎士有關。[2] 固然，中國的中古與西方的中世紀（Medieval）在內涵和外延上均有很大差別[3]。那麼，本文取之作譬喻，所指為何呢？——這裏的“騎士”，借指公元六世紀後半葉北中國的鮮卑胡族騎兵；這裏的“遊吟詩人”，則是借喻傳承梁代宮廷文學集大成之作——《文選》的南中國皇室與門閥士大夫。當然，本文中將討論的對象，其範圍會超過狹義的“詩人”（Poet）。 梁武帝前期，是南朝少有的繁盛時代[4]。《梁書·武帝紀》說：“三、四十年，斯為盛矣。自魏晉已降，未或有焉。”[5]學術文化正是在這“未或有焉”的大環境下得到了快速的發展。表現在文學領域，自然是文士的輩出，由此，為總集的編纂提供了豐富的土壤 [6]。這其中，蕭梁皇氏就編纂過為數不少的類書、總集。如蕭秀的《類苑》100卷、蕭衍的《歷代賦》10卷……而昭明太子蕭統更是梁武諸子中之翹楚，《梁書》本傳云： 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本文著重號皆為筆者所加，下同）。[7] 在聚集了江南“名才”之後，蕭統所編的《文選》，則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總集，其意義與價值，從早已被學人標為 “選學”的二字中可見一斑。這部成書於公元六世紀中前期的《文選》，[8]其巨大的影響力在中古時代即已波及漢文化的“東極”與“西陲”，比如，留存至今的日藏《文選集注》與敦煌鈔本等等，皆是其例證。 然而，作為一門“學”，通常的研究著作，如駱鴻凱《文選學》[9]等等，均把入隋的蕭該算作“選學”的第一人，再把曹憲視為“選學”的奠基人——這固然沒有錯。但是，從《文選》成書，至隋代蕭該登場的約五十年間，“選學”是如何傳承的？雖然沒有直接的文獻史料，但我們似乎也不能認為“選學”直接從梁代“跳入”隋唐。 對於六朝後期的這一《文選》“空虛期”，岡村繁曾經過於簡單地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認為：“當時知識人對《文選》實有今天看來令人驚訝的輕視之意。”[10]——真的是六朝後期知識人輕視《文選》嗎？還是另有原委？ 於是，在這空虛的近半個世紀中，“選學”是怎樣在六朝後期進行研習與保存的？其傳承的系譜又如何？“令人驚訝”的到底是什麼？總之，本文將利用以往較為忽略的視角對這一“徘徊”的選學問題進行“突破”，力圖回答上述的疑惑。 二、 侯景之亂後“國祚”與“學統”傳承的雙重危機 庾信《哀江南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11]這五十年大抵即為梁武帝蕭衍的在位時間，對比華北的東、西魏兵戎相爭，反觀江南可謂一片升平。而梁武帝治下的建康等地，更是北方（尤其是東魏）士大夫憧憬的“文化中國”所在。 然而這一切的繁華盛世，都因“侯景之亂”而灰飛煙滅。侯景，他雖然取著漢式姓名，但據姚薇元《北朝胡姓考》考證，是本姓“胡引氏”的羯族人[12]。在未投梁朝之前，即在北方豪言壯語道：“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13]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侯景接受謀士王偉“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之建議，率領“鐵面騎兵”[14]快速由壽陽舉兵反，攻入建康。顏之推《觀我生賦》有云： 武皇忽以厭世，白日黯而無光，既饗國而五十，何克終之弗康。[15] 梁武帝死於侯景之亂，固然引起了普通士大夫的悲哀。但這種悲哀，卻與前朝帝王之死有所不同。因為梁武帝的死，不僅僅是一位帝王的逝世，更宣告著一個時代的結束。詳細的戰爭經緯，特別是帝都建康以及長江下游的兵亂形勢，非本文討論之重點[16]。原本富庶繁華、文明發達的江南地區，瞬間即“千裏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17] 在梁武帝蕭衍的八子中： 圖1：梁武帝諸子圖  標“◎”號者，代表侯景之亂前即已去世；其餘諸子姓名後標有“※”號者，皆直接或間接死於侯景之亂。這其中，尚有第二子蕭綜不認蕭衍為父，在侯景之亂前二十餘年即投奔北魏，斷絕了父子關係。從上表可知，梁武帝的直系子輩，大部分皆死於公元六世紀後葉。 侯景之亂後，江南面臨兩大問題：一是國祚的延續；一是學統的延續，這都是皇室與門閥士大夫所共同關心的問題。東晉以來的王謝高門、吳地世族以及宋、齊、梁三代的皇室，他們所代表的世族學術與文學，因為在侯景之亂中政治地位急速下降，也相應地出現了傳承危機。聚焦到蘭陵蕭氏的皇室文學傳統，無論是三派[18]中的哪一派，其學、其人都有凋零殆盡之感。對成書於侯景之亂前僅二十餘年不到的《文選》來說，如何在顛沛流離的皇室和士大夫之中傳承，是一個嚴峻的考驗與嚴肅的使命。 鎮守江陵的蕭繹無疑成了士大夫的仰望所在。奔赴江陵，成了許多士大夫的首選。尤其需注意的是，大量由建康逃至梁元帝治下之江陵，後又輾轉入西魏、北周的蕭梁士人。他們對江南生活必然充滿了懷念之情。檢《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有大量此類懷舊之作。特別是那些出自蘭陵蕭氏集團人士之手者，如： 《梁典》 三十卷 劉璠撰 《梁典》 三十卷 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太清記》 十卷 梁長沙藩王蕭韶撰 《淮海亂離志》 四卷 蕭世怡撰 敘梁末侯景之亂 [19] 《梁史》 百卷 後周蘭陵蕭欣 [20] 其中，除了第二位作者何之元的政治傾向不同外，其餘皆是梁之舊臣。如劉璠（510-568），字寶義，初仕梁，後入北周，《周書》本傳稱其在侯景之亂時“喟然賦詩見志”，即使降北後，亦敢在宇文泰面前，為蕭梁皇室力爭 [21]。又如第三、第四位作者，則皆是蕭梁皇室成員，蕭世怡（？-567）即梁武帝弟蕭恢之子，梁亡後奔北齊。[22] 所謂“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而愛舊邦”，對於這些懷念梁武帝治下盛世的皇室成員以及逃至江陵的士大夫來說，武力復國非其所能，唯有在“遊吟”著故國之思的同時，將悲哀寄託在皇室典籍的傳承上，而代表有梁一代文集之盛的《文選》，由梁武帝嫡長子昭明太子蕭統所編，毋庸置疑就成了這些皇室與士大夫爭相傳鈔、保存的最好對象。《太平御覽》引唐人丘悅《三國典略》云： 初侯景來，既據東宮（中略）。東宮圖籍數百廚，焚之皆盡。初，太子夢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既而見焚，夢則驗焉。 [23] 夢中秦始皇所謂的“此人”，即侯景。東宮本梁太子所在，其中彙集了大量前太子蕭統之所聚，加上新太子蕭綱的圖籍，共“三萬卷”圖籍大多於此付之一炬[24]。雖如羅炳綿《西晉迄隋戰亂之損害》所謂：“東宮之毀，損失書籍珍寶等文物最甚。”[25]但這一次的書厄，決非可以將《文選》在內的皇室典籍焚毀殆盡。考《隋書經籍志》云有梁一代，“四境之內，家有文史”[26]，陳登原謂：“然侯景渡江，金陵秘省之經籍雖焚；而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27]倖存的士大夫與一些皇室成員，必然攜《文選》在內的書籍奔赴江陵。   但隨即殘酷的事實是——江陵覆滅，神州幾經多故，舊籍日就淪亡。伴隨著長江上游國土之喪失，梁元帝等辛苦聚集的典籍也為之一炬。這一次的典籍損失，《隋書經籍志》作“七萬餘卷”；顏之推《觀我生賦》作“十餘萬”；《三國典略》、《資治通鑒》作“十四萬卷”[28]——梁元帝生命最後的時光悲痛道：“文武之道，今夜窮矣！”[29]——這絕不是梁元帝一人的歎息，而是南方門閥士大夫的集體歎息之聲。 江南文運“追隨南朝世族的悲哀命運而瀕臨死滅。”[30]所以，對於彼時的士大夫來說，真正的浩劫，是從梁元帝蕭繹去世之後開始的。暫時得到解決的“國祚”與“學統”雙重危機又重新出現。而這一次之解決，恰恰是通過昭明太子直系後人所建立的一個“偽”政權——“後梁”來實現的。 三、 後梁春秋：從“昭明太子”到“昭明皇帝” 侯景之亂使得南朝最富庶的江浙地區遭到嚴重破壞。梁武帝死後，侯景先立梁武帝第三子蕭綱為帝，是為簡文帝，簡文帝在位兩年遇弑。後侯景又立蕭統嫡長孫豫章王蕭棟為帝，是為梁廢帝。《梁書》無《蕭棟傳》，《南史》有其傳云：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回風從地湧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為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后，太妃王氏為皇太后，妃為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併鎖於密室。[31] 因為蕭棟是傀儡皇帝，不久就禪位，使偽太宰王克奉璽綬於侯景[32]，自己退位被囚禁於密室。但在此“禪讓”的一幕中，“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這則史料十分關鍵。據經學家馬宗霍考證，這一次追尊，非蕭棟之初意，乃“（侯）景矯棟詔為之”[33]。為什麼實際掌握帝都建康兵權的侯景，反而要追封昭明太子蕭統？ 這一問題，需要考察長江上游的形勢。 長江上游的蕭梁皇室本有希望重興頹運。時蕭繹鎮荊州、蕭紀鎮益州、蕭譽鎮湘州、蕭詧鎮雍州。諸蕭並未全力東下營救建康，而是預料到今後的帝位之爭提前廝殺，呂思勉感喟到：“代北殘暴之風，江南淫靡之俗，合而成此大災，只可謂人類所造之惡業，人類還自受之而已矣。”[34]上舉諸蕭之中，前兩者為蕭統之弟，後兩者為蕭統之子。最終的結果，止剩下江陵的梁元帝蕭繹和襄陽的蕭詧兩人相角，後者不能抗，乞師於鮮卑族所建立的西魏。 公元549年5月，梁武帝去世。這一年，即西魏文帝大統十五年，蕭詧向西魏遣使稱藩。也就在同一年，梁元帝令柳仲禮圍攻蕭詧治所襄陽。西魏政權派出楊忠救之。550年，西魏授意蕭詧在襄陽稱“梁王”。公元554年，西魏權臣宇文泰又令“八柱國”之一鮮卑族將軍于謹（493-568）率鐵騎精銳五萬攻打江陵，梁元帝徵王僧辯、王琳回救不及，守城的漢族士兵無法對抗強大的胡族騎兵[35]。十一月江陵城破。西魏將江陵洗劫一空，幾乎留下一座空城與蕭詧，同時駐紮重兵於城西，名曰助防，實則防蕭詧也。 《周書·蕭詧傳》云： 魏恭帝元年，太祖令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太祖立詧為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髙宗，統妃蔡氏為昭徳皇后。[36] 這一段史料同上舉侯景之矯詔一樣，均極其重要，然頗為治中古文史者所略。其中有兩大點值得深究。第一、蕭詧得以繼續稱梁帝，不僅僅是由於得到了鮮卑族的強大軍事援助，一定還有相當部分門閥士大夫的支持；第二、生前因“蠟鵝事件”[37]備受猜疑、鬱鬱而死的“昭明太子”蕭統，在去世近二十餘年後，由第三子蕭詧為其“正名”，其身份得到重新推崇的同時，其編訂的《文選》之意義與價值，也一定作為皇帝之作而重新在長江上游地區受到禮遇。 如果說侯景矯詔的“昭明皇帝”並沒有得到實際的推行，那麼，後梁蕭詧的正式“帝詔”，至少可將“昭明皇帝”在荊楚江陵地區得到尊奉。 後梁，這一個多受正統史觀排斥的“偽”王朝[38]，對其研究向來不足。由梁入周的姚最（536-602）是最早對後梁歷史進行梳理的學者，著有《梁後略》10卷[39]；《舊唐書·經籍志》載唐人蔡允恭著有《後梁春秋》10卷[40]，惜二書皆佚亡。明代姚士粦著有《後梁春秋》二卷[41]，採用編年體，以後梁為正統。在近現代的六朝史研究上，對於後梁的研究尚且薄弱[42]；而在六朝文學、學術研究領域，關注到後梁的則更少。至於將後梁納入“選學”的系統中進行討論的，陋見所及，除筆者外[43]，只有興膳宏[44]等少數學者。 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嘗謂：“史家最難位置，莫若後梁蕭詧三世矣。”[45]其實這一種史家難以歸類的尷尬，也一定影響到了學術史和文學史研究之畛域。[46]下面，我們將結合典籍流傳史與地緣政治學（Geopolitik）的雙重視角來考察這一“最難位置”的政權對於選學傳承之意義。 同時被“仇敵”和“兒子”追尊為“昭明皇帝”的蕭統，共有五子，我們列出其系譜，特別是第三子蕭詧所建立後梁之帝系譜圖如次： 圖2：後梁帝（直）系譜圖  上表中，“1、2、3……”是蕭統的直系子輩，共五人；“A、B、C……”是後梁第一代皇帝蕭詧的直系子輩，亦共五人；“a、b、c……”是後梁第二代皇帝蕭巋的直系子輩，共七人（另有一女，即隋蕭皇后）。後梁國祚共三十三年，幾乎與陳朝相始終。雖然涉及後梁文學、學術的直接文獻過於渺邈，但可以推論，在後梁境內，“昭明皇帝”蕭統的手定總集《文選》，無疑會得到蕭梁皇室成員與士大夫或主動、或被動的研習、傳鈔與保存。 在荊楚江陵這一特定地域，幾經劫難的《文選》終於可以公開研習了。谷川道雄《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一文有云： 到了六朝，國家的統一能力弱化，出現了各地都市負擔起學術、文化任務的趨勢。甚至有時候學術、文化的普及，也是靠著由一個城市傳播到另一個城市才能普及到，跨越了政治境界的，更廣大的範圍去。六朝時代的都市，就是如此的，對學術文化的保存與發達，也做出了貢獻。[47] 《文選》在侯景之亂後的傳遞模式之一，也是“由一個城市傳播到另一個城市”，而這裏的“城市”，分別代表了長江上游與下游最發達的建康與江陵。 地緣政治學的鼻祖之一德國學者拉策爾（Friedrich Ratzel）提出了“空間”（Raum）與“位置”（Lage）的概念 [48]。尤其是後者，如何在四鄰中確定自己的“位置”，對於考察一個政權國家極具意義。江南世族經歷侯景之亂、江陵夷平兩次毀滅性的打擊後，雖然蕭詧建立了後梁，但從未動搖的門閥政治體制，開始倒塌。後起陳霸先所建立的陳朝，其本質與東晉、宋、齊、梁不同，代表著地方土豪勢力的上升[49]。後梁、陳的關係頗為錯綜複雜，對其定位，非敵國一語可攘括。試舉一例： （袁敞）以吏部郎使詣闕，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主者詰之，敞對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之下吏也。棄忠與義，盜有江東。今大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人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高祖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50] 這一段史料往往被研究南北交聘的學者忽略[51]。考此段文字可知，後梁雖武力與當時北周、北齊、陳之中為最弱，然在文化正統之爭取上，絲毫不讓陳朝。袁敞為陳郡人，仕蕭詧。北周初以後梁使者處陳使後，乃按國力之序（考史籍所載，彼時當在吳明徹破北周、後梁聯軍，取巴、湘地之後）。而袁敞之力爭者，乃憑藉文化、學術等之正統地位也。唯有恃此，方才可以加重其在鮮卑人心目中之分量。 後梁與陳互不承認，必然是在政權與文化上的多重不承認。聚焦到文學與學術上，後梁所恃之正統嫡傳皇室典籍——《文選》，亦必然不被陳朝所公開認同，所以很難在僅有一卷的《陳書·文學傳》中看到“選學”傳承的蹤影（間有傳習者，也定在私下），此故無需贅言。考呂思勉、卞孝萱諸先賢雖從保存漢民族之獨立性上，對陳武帝等極力加以讚賞[52]，但從前代——齊梁的貴族學統之角度，代表土豪勢力的陳代斷無心思主動保存它。 《太平御覽》卷133《偏霸部》記載了後梁第二任皇帝蕭巋佚事，其有云： 十五年，周武帝平北齊，得傳國璽，巋入周賀。武帝大會群臣及諸蕃客，周武自彈琵琶，令故齊主高緯起舞。達摩及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勝。舞訖勸巋，巋乃起舞。周武曰：“梁主乃能為朕舞乎！”巋曰：“陛下既自彈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周武大悅（中略）。初雖禮接，巋未深知之。至是，巋承間，乃陳父荷太祖拯救之恩，並敘二國艱虞、唇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涕泗交流。周武亦為歔欷。自是禮遇日深，賜雜繒百段、馬五匹，並賜齊宮伎女。遣歸國，執巋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王歸江東。”巋途經古跡，莫不駐馬賦詩，以敘其懷。至於江陵，凡三十首。女為秦晉王廣妃。在位十四年而殂。 [53] 蕭巋乃昭明太子蕭統之孫。北周武帝宇文邕破北齊，勢兼南北之際。為何執蕭巋手，謂其：“必送梁王歸江東”？除了簡單的權謀之宜外，此例亦可證北人心目中，江南文化正宗依舊為蕭梁皇室，而非新起之陳朝。 北人如此，南人若何？ 在上舉圖2“後梁帝（直）系圖”中，“a、b、c”系中之“c”，即蕭巋第三子“蕭瓛”，《北史》記載： 瓛字欽文，巋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鄀州，瓛懼，與其叔父（蕭）巖奔陳。陳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54] 考“父老”二字，自秦漢時代貫穿整個六朝都有特殊含義[55]。谷川道雄認為“父老”有著指導宗族、鄉黨的重責[56]。陳朝被隋軍覆滅後，地方社會依然認可的是昭明太子蕭統的直系後人——蕭瓛。蕭瓛與其叔蕭巖領導著江南地方勢力繼續反抗隋軍，直到最後兵敗被俘。《周書》本傳云：“及陳亡，吳人推為主以禦隋師。”[57]這就從政治（國祚）領域追認昭明太子蕭統及其後人，而在文化（學統）上，考慮到六朝社會的特性，也應當強烈認可著蕭統的系譜。 總之，這段史料可使我們重新思考後梁在“南人”中之地位。如果從時間軸上看，後梁的國祚為公元555—588，陳的國祚為公元557—589。若上延至蕭詧稱“梁王”的公元550年，則後梁的前後時間已超過“正統”之陳朝。也就是說，相對於宋、齊、梁、陳正統觀念裏面，其實“梁”一直不曾消失。雖然“正統”的評判，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後世的史家手中，是一種如美國漢學家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所謂的極具特色的Chinese Historical Criticism[58]，但是還原到公元六世紀後期，普通南方士大夫的內心深處之文化認同，是傾向於後梁，還是傾向於陳？至少目前這都無法下斷語。 四、 江淮之外有荊楚：“選學”傳承模式的新思考 世之治中古文史者，多熟稔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一文，陳氏此文中將六朝前期北人南來分為二條路線，一至長江上游，一至長江下游[59]。本文此節推衍其意，逆論六朝末期，《文選》學北上傳承之兩種不同模式。 首先略述第一種為世人所知的“江淮”模式。 如《大唐新語》有云： 江淮間為《文選》學者，起自江都曹憲。[60] 又如，《舊唐書·儒學傳》之曹憲條有云： 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續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61] 這兩段史料，早已為治選學者所知曉，毋用贅論。諸如曹憲[62]、李善、許淹、公孫羅等等隋唐初期的選學傳承者，大多起於江淮間，或長江下游，即原南朝故都建康及重鎮廣陵等地周圍。這與隋文帝、隋煬帝平陳後，努力保存南方文化有很深的淵源關係[63]。我曾經撰文論證這一模式下的傳習者，如公孫羅、許淹等等，多為屬於“中層”士人[64]。 但實際上，“選學”是不是僅此一種傳承模式？或者說，這第一種模式占選學傳承的比重，是不是被歷代文學研究者過估了？ 接著，我們將重點推論“選學”另一種北上新模式，即“選學”主要由後梁政權，或經由荊楚地區帶入北周、隋、唐三代帝都長安的“荊楚模式”。 考《周書·蕭詧傳》後，附有後梁文武重臣傳記若干，因武臣與本文題旨較遠，故略之，而文臣系統為涉及“選學”北上新模式之關鍵所在，職是之故，多錄史料並推論之於後： 蔡大寶，濟陽考城人。大為徐勉所賞異。博覽群書，學無不綜。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 蔡大寶次子（蔡）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從（蕭）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秘書丞。 蔡大寶弟（蔡）大業，有五子，（蔡）允恭最知名。入隋，授起居舍人。 甄玄成字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從（蕭）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有器局，博綜經史，善於辭令。 岑善方有七子。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高祖（宇文泰）錄善方充使之功，追之利、之象入朝。（之利）後仕隋，歷安固令、郴義江三州司馬、零陵郡丞。之象掌式中士，隋文帝相府參軍事。後仕隋，歷尚書虞部員外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傅准，北地人。有二子，曰秉曰執，並才兼文史。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容止詳雅。有七子。希顏、希華知名。希華博通經術，為荊楚儒宗。 蕭欣，梁武帝安成康王秀之孫，煬王機之子也。幼聰警，博綜墳籍，善屬文。欣與柳信言，當巋之世，俱為一時文宗。 柳洋，河東解人。洋少有文學，以禮度自拘。梁國廢，以郡歸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徐嶽，東海人，簡肅公（徐）勉之少子也。少方正，博通經史。從（蕭）琮入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終於陳州刺史。嶽兄矩，有文學，善吏事。 王㳬，琅邪臨沂人。子瓘，有文詞。子懷，秘書郎，隋沔陽令。 范迪，順陽人。迪少機辯，善屬文。 沈君遊，吳興人。君遊博學有詞采，位至散騎侍郎。弟君公，有幹局，美風儀，文章典正，特為巋所重。[65] 上舉諸史料中，加著重號者一般具有兩種特質：第一、傳主博極群書，善屬文，而且多得蕭詧、蕭巋、蕭琮諸帝之厚愛，其屬文之傾向，也應同於蕭氏家學——《文選》；第二、傳主倘若非卒於後梁，則必然北上入隋，且官職一般不低，“授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在少數。在區區荊楚“彈丸之地”，卻能輩出如此斐然的文士。《周書·蕭詧傳》後“史臣曰”感慨到蕭詧父子“知賢養士”、“能據有全楚，中興頹運”。而宋人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亦云： 蕭詧至子巋，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 [66]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葉適的兩點推測，其一、“其地之多材”——言中其半，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才是從江南建康周圍投奔過來的；其二、“材之偶聚”——則完全錯誤，後梁保持梁代的“國祚”與“學統”，絕非歷史之偶然，而是如本文之分析，自有其必然的軌跡可循。 又如上一節圖2“後梁帝（直）系圖”中，“E、蕭岑”之子蕭球，他的墓誌1926年出土於河南洛陽。志文稱其：“解褐給事中、仁化縣開國侯”[67]，可見即非蕭詧、蕭巋嫡長系的後梁諸蕭，也在隋朝也獲得了相當的高位。 通常所認為的隋唐間第一位“選學”傳習者蕭該[68]，就與上述“荊楚模式”有關。《隋書·儒林傳》有云：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中略）。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中略）。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69] 只不過對於蕭該的情況而言，就是經由荊楚地區入長安的例子，而非直接與後梁政權發生聯繫者。 以上是關於包括《文選》在內的、蕭梁皇室家學北上新模式推論。唯此中模式尚有一亟需注意者，乃在於北周、隋之不同。考鮮卑族西魏、北周認可後梁，多半在於純粹利用蕭氏前朝皇室血統的“金字招牌”[70]，籠絡南人，以便攻城掠地而已；然隋代楊氏一族，除上一點同於北周外，在實際的文學創作領域，則深深欽佩於後梁蕭氏，此一異同點，容略論如次。 考鮮卑族西魏、北周的文化崇尚樸質[71]，從政治史的角度來看，關中的政治集團主要致力於一併天下，未暇文治。隋則不然，《隋書·經籍志》有云： 後周草創, 干戈不戢, 君臣戮力, 專事經營, 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後南平漢、沔, 東定河朔, 訖於有隋, 四海一統,采荊南之杞梓, 收會稽之箭竹, 辭人才士, 總萃京師。[72] 歷來考文談詩者，多知隋平陳之後，“收會稽之箭竹”，原江南地區的優秀文士得以北上；卻忽略了“采荊南之杞梓”，即後梁江陵文士的北上長安。在傳承蕭梁皇室學問（如《文選》等典籍）的作用上，後者“采荊南之杞梓”可能遠遠超過前者“會稽之箭竹”。 後梁第三代皇帝蕭琮的廣運三年（588），隋文帝徵蕭琮君臣入長安，廢後梁國。《隋書》云：“（蕭）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73]緦麻，為六朝喪服禮之最輕者也，即可知諸蕭宗族中，哪怕是五服關係較遠的親屬，亦得以在隋朝提拔錄用——自然，對於諸蕭來說，能夠引以為榮的，恐怕不是曾經做過北朝的傀儡政權，而是流淌在血液裡面的家族自豪感，研習《文選》也必是其中之一。因此，這種“荊楚模式”下的選學傳承者，為蕭梁皇室，或為“授開府儀同三司”的中上層門閥士大夫。 另一涉及“荊楚模式”的重要人物，即昭明太子的重孫女，隋煬帝之蕭皇后。初，後梁明帝蕭巋入長安朝見隋文帝，“進退閒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隋文帝“甚敬焉”，“備禮納其女為晉王妃。”[74]晉王，即後來的隋煬帝楊廣；晉王妃，即後來的蕭皇后。蕭皇后乃蕭巋之女，極善辭賦。世之研究隋煬帝之豔麗文學思想者，多以為煬帝鎮廣陵時喜好南朝文辭，博納屬文之士，實不知其臥榻之內，已有昭明太子之重孫女在焉！考《隋書·蕭皇后傳》所錄蕭皇后之作《述志賦》全文[75]，純乃選學之體，深悉六朝潛氣內轉[76]之法，甚得昭明太子選學之真傳。 隋末天下大亂之際，蕭梁後人之一的蕭銑，還一度利用蕭氏在江陵“後梁”政權的影響力，重新建立了一個地方政權[77]，雖然不久就被武力遠遠超過自己的唐軍覆滅，但“後梁”的影響力貫穿整個隋朝卻是毋庸置疑的。 唐承隋制，後梁蕭氏一門依舊在李唐王朝中獲得了重要地位，檢《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蕭氏”條有二：“皇舅房”與“齊梁房”，後者即傳承了後梁之系譜[78]。又如，河南省偃師緱氏鎮2005年7月出土的《大唐故銀青光祿大夫饒州刺史來府君妻蘭陵郡夫人蕭氏墓誌銘並序》（簡稱《蕭大通墓誌》），考墓主蘭陵蕭大通，其祖蕭引為梁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後，攜宗親家人逃至衡州。後人即輾轉入長安。[79] 在出土數量有限的唐代蕭氏墓誌中，墓主往往有意識地把自己的系譜同“後梁”聯繫起來，並以此為榮，而並不僅僅追溯到梁代為止。如，新近出版的《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即收有蕭隆、蕭茂本兩方墓誌，其中《大唐太中大夫行沂州司馬上柱國蘭陵蕭府君墓誌並序》云：“曾祖巖，後梁尚書令、太尉、太傅。”[80]這裏的“曾祖巖”，即上舉圖2“後梁帝（直）系圖”中的“B、蕭巖”。上文已論，蕭巖與蕭瓛是後梁諸蕭中唯一武力反對隋軍的人——即便如此，入唐後的諸蕭後人，依然以其為榮，這一文化認同現象可謂根深蒂固。 總之，今試舉一表以說明選學傳統的“江淮模式”與本文推論的“荊楚模式”之異同。 表1：“選學”北上傳承表
概而言之，即由長江上游荊楚地區的“後梁（或經由荊楚地區）——（西魏）——北周——隋唐”入長安者，實為“選學”北上之最重要模式。此種模式下之傳承者，以昭明太子直系之蕭梁皇氏以及中上層門閥士大夫為主；而通常治“選學”者所以為之“江淮模式”，乃由長江下游中層階級士人傳習。 五、 結語 在中國中古史上，朝代更替頻繁，往往在禪代之際，前朝的官方學術、文學典籍不會被後朝所承認，以致漸漸散逸。如魏晉禪代之際，王肅即利用司馬氏皇戚身份打壓前朝正統學問鄭玄之學，以致漢魏以來鄭注《論語》等籍漸漸亡佚，要等到20世紀初方才在敦煌重新出現一些殘卷斷簡。即便不是改朝換代，中古史上的政治鬥爭也會直接影響典籍之運命[81]，遑論如後梁、陳那樣互視為水火的戰爭狀態了。 總之，對於梁、陳之際的蘭陵蕭氏與門閥世族來說，復興東晉以來的貴族門閥政治，或是振興南朝，幾無可能。從後梁與陳在長江上游的幾次兵爭考察，後梁國力甚至連陳朝之數州都不敵，遑論當時之北周、北齊。後梁蕭氏以及士大夫們所能做的，唯有秉燭餘光，保持六朝世族文學不墜，這一定是當時世族士大夫所不需明言之共同心態。文化傳承之外，這種不約而同的取向也可謂一種“政治體系存續的基本條件”[82]。 蕭統，其學問之結晶——《文選》，由其後人努力保存著。這種努力不一定明白、直接地見諸史籍，但千載之下，我們通過籀讀文獻，從其子蕭詧、其孫蕭巋、甚至其重孫女蕭皇后等人的言行上，必知維持家學《文選》不墜，是其家族內部綿綿不斷的使命。尤其是作為皇室家學，艱難傳承的同時也必然有他人無法企及的自豪感在內。 不論當世人或是後世史家視蕭氏為“正”為“偽”[83]，至少在“學統”的系譜上，隋初唐的文學史、學術史事實遠可以證明：雖然他們苦心積慮營建的“後梁”雖然僅僅30餘年即終止——但他們引以自豪的家族學問《文選》的傳承，卻一直伴隨著隋唐帝國的300年國脈！其間經緯，如本文所析，絕非文學史之偶然也。 帶到樂園裏，同聖潔的花放在一處； 我非常痛苦，我就要死亡， 我將見不到那強大的君王。 ——《羅蘭之歌》[84] 這是歐洲中世紀遊吟詩人代表作《羅蘭之歌》的一句文辭。 公元549年，當昭明太子之子蕭詧向鮮卑族政權委曲稱藩時，他一定是隱忍著巨大的“痛苦”、“死亡”及後世的罵名，而將蕭梁皇室的文化之結晶——《文選》帶入新的“樂園”視作最後的希望之一。被絕大多數歷代正史視為“偽政權”的後梁，其皇室諸蕭以及荊楚士大夫們的努力，使得“昭明太子”蕭統在身後升格為“昭明皇帝”，真正成為了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最“強大的君王”之一。 如果允許聯想的話，目前安徽貴池等多地仍有“昭明廟”，以昭明奉為神道，舉行儺禮，甚至尤袤所刻李善注本也是獻給“昭明廟”祈雨的[85]。不知是否與其地緣因素及淵源有所瓜葛。總之，《文選》這部典籍，由蕭統直系後人歷盡艱辛傳入隋唐帝都長安，綿綿“遊吟”了1500餘年，一直到今天，為中國古典文學屹立於東亞、乃至世界文學圈立下不可磨滅的功績。 注释： [1]本文初稿得到本校周勛初老先生、張伯偉教授、徐興無教授、張學鋒教授的指正。初稿宣讀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中古的學術與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2日本京都）。 [2]Thetroubadours,byH.J.Chaytor.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12.(TheCambridgemanualsofscienceandliterature).比如最有名的Troubadour之一是GuillaumedePoitiers（普瓦捷的紀堯姆）。普瓦捷為中世紀名城，查理曼大帝曾在此打敗摩爾人入侵，著名的《羅蘭之歌》便是描繪的此次戰役。又如，《尼伯龍根之歌》也是靠口頭吟唱，方才在中世紀基督教的強勢文化壓力下得以流傳，參考錢春綺譯，《尼伯龍根之歌•譯後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503-504。 [3]孫英剛，《西方學術話語與東方史學脈絡——以“Medieval”為例》，文載《人文雜誌》2010年第2期，頁147-157。 [4]京都大學已故川勝義雄教授稱其為六朝南方貴族文化的頂峰，說見其著《魏晉南北朝》（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2003），頁263-269。 [5]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武帝紀下》，頁97。 [6]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第一章《漢魏六朝編纂考論》。 [7]《梁書》，卷8《昭明太子傳》，頁167。 [8]關於《文選》成書的時間，學界尚未統一。可參：王立群，《<文選>成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第五章《<文選>成書時間研究》。筆者傾向於採取一種比較保守的態度：公元526-531年間。《文選》體例乃“不錄存者”，公元526年是所收作者最晚的陸倕的卒年，公元531則是蕭統的卒年。 [9]駱鴻凱謂：“自《文選》書成，至隋即有蕭該著書，首加研討，實開《文選》學之先河。”說見其著《文選學》（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42。 [10]岡村繁著、陸曉光譯，《文選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一章第二節《六朝末期文壇對<文選>的反應》，頁71。 [11]庾信撰、倪璠注、許逸民校點，《庾子山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二，頁111。 [12]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84。 [13]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80《侯景傳》，頁1993-1994。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159亦有同句，胡三省於此下注曰：“史言侯景夙有取江南之志。太平寺蓋在鄴。”頁4945。然考東魏、北齊鄴城諸寺，有“天平寺”而無“太平寺”，恐此處乃侯景一時之語。 [14]《南史》，卷80《侯景傳》，頁1999。又，承蒙南京大學歷史系周言兄來信告示：“鐵面甲可能是鐵護面之類，兜鍪向臉部延伸部分以保護面部，古代甲騎具裝（人馬皆著甲的重騎兵）似乎較多見，一般重步兵也可能有。由於古代對甲胄的管制很嚴（比如西漢周亞夫因此獲罪），因此出土實物不多。真正的鐵甲護面少見（西方較多）。南北朝的也較少見，侯景是北方軍隊，可能有之，粗一點稱為鐵面甲也可以。” [15]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45《顏之推傳》，頁619。 [16]這一議題可參吉川忠夫《侯景の亂始末記——南朝貴族社會の命運》（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李萬生，《侯景之亂與北朝政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李萬生，《南北朝史拾遺》（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早期較重要的論文如：王仲犖，《侯景亂梁前後的南朝政治局势》，文載《文史哲》，1955年第11期，頁50-63。 [17]《南史》，卷80《侯景傳》，頁2009。 [18]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文載其著《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88-115。 [19]興膳宏、川合康三著，《隋書經籍志詳考》（東京：汲古書院，1995），頁283-284。案，《史通》該書作者書“蕭大圜”，清儒及近人有異說，參程千帆先生《史通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94。 [20]此條為張鵬一《隋書經籍志補》所補，文載《二十五史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4934。 [21]令狐德棻，《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42《劉璠傳》，頁761-763。 [22]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云：“《周書•蕭世怡傳》不載其著，唯《蕭圓肅傳》稱圓肅撰《淮海亂離志》四卷。”載《二十五史補編》，頁4960。今案，蕭圓肅（539-584）為蕭紀之子，梁武帝之孫，完全也有可能作過類似《淮海亂離志》之書。 [23]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619《學部十三•焚書》，頁2781。又可參：丘悅撰，杜德橋（GlenDudbridge）、趙超輯校，《三國典略輯校》（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29。又可參：勝村哲也，《六朝末の三國》，文載《藤原弘道先生古稀記念史學佛教學論集》（福山：內外印刷株式會社，1973），頁193-201。 [24]不少學者誤以為侯景之亂時所焚燒的乃是江陵之圖籍，比如周一良氏，其實不然也。詳參莫礪鋒教授《也談關於“臺城之炬”的誤解》，文載其著《寧鈍齋雜著》（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143。 [25]羅炳綿，《西晉迄隋戰亂之損害》（香港：《新亞學報》第五卷抽印本，1960），頁208。 [26]《隋書經籍志詳考》，頁20。 [27]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第三章《漢以後四百年間之書籍聚散》，頁171。又，汪習波認為：“必然有一些抄本在戰爭中得到傳播”，參其著《隋唐文選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42。我也贊同此種推測。 [28]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云：“《隋經籍志》云‘焚七萬卷’，《南史》云‘十餘萬卷’。按周僧辯所送建康書已八萬卷，並江陵舊書，豈止七萬卷乎！今從《典略》。‘周’，當作‘王’。”見《資治通鑒》，卷165，頁5121。 [29]《太平御覽》，卷619《學部十三•焚書》，頁2781。 [30]姚大中，《南方的奮起》（臺北：三民書局，1981），頁139。 [31]《南史》，卷53《梁武帝諸子附》，頁1313。 [32]關於侯景獲得的“玉璽”，據曹樹銘考證，歷代有“甲、以侯景得永和八年還晉之秦璽者”；“乙、以侯景得昔郗恢所得西燕之璽者”；“丙、以侯景得所謂‘真秦璽’者”；“丁、以侯景並未得璽者”四大說法，參其著《秦璽考》（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66），頁29-30。略可見這段帝位傳承的混淆與複雜。 [33]馬宗霍著、戴維校點，《南史校證》（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卷53，頁843。 [34]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652。其間經緯，又可參：前島佳孝，《西魏•北周政權史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第三章《梁武帝死後の西魏•梁關係の展開》，頁235-253。關於襄陽一處在蕭梁後期的兵爭，又可參：AndrewChittick，PatronageandCommunityinMedievalChina:TheXiangyangGarrison,400-600CE,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9.尤其是第五章Sublimation,530-600的相關論述,pp115-135.關於此書的評價，又可參：孫英剛兄的英文書評，文載FrontierofChinese,vol.7,2012,pp473-481. [35]十六國北朝的胡族騎兵，裝備已強於兩漢時。參：相馬隆，《胡騎考》，文載其著《流沙海西古文化論考——シルクロードの東西交流》（東京：山川出版社，1977），頁45-64。 [36]《周書》卷48，《蕭詧傳》，頁859。 [37]參盧盛江，《蠟鵝事件真偽與昭明太子後期處境》，文載《文學遺產》2004年第6期；穆克宏《蕭統研究三題》，文載其著《六朝文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6-10。 [38]柳詒徵謂：“史之所重在持正義。梁、隋以來，爰有正史之名，歷代相沿，充溢簿錄。”說見其著《國史要義•史統第三》（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73；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五）《晉初及北朝修史斷限之爭論》，頁23-29。關於南北朝時之正統論，又可參：吉川忠夫，《島夷と索虜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傳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文載《東方學報•創立70周年記念論集》第72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0年3月，頁133-158。最新的研究：傅揚，《追求正當性：南北朝晚期政治文化史的一條線索》，文載《史原》復刊第四期、總第二十五期，2013年9月刊，頁1-60。 [39]《隋書經籍志詳考》，頁284。《周書》等籍作“姚勗”，恐形近而誤也。姚最这部《梁後略》亦見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參：矢島玄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集證と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4），頁90。 [40]劉昫、歐陽修等撰，《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頁74。又，朱希祖《蕭梁舊史考》云：“允恭父大業，伯父大寶，均官後梁，尊顯用事。”文載其著《中國史學通論•附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19。 [41]姚士粦《後梁春秋》，收《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16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6）。 [42]除少数單篇論文外，系統成書論述者，以吉川忠夫的《後梁春秋》（附載上举《侯景の亂始末記》）为始。最近有吳昌葉《蕭氏後梁研究》（揚州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惜吳文對海外研究成果參考不足。 [43]拙作，《隋唐時代“中層學問世界”研究序說——以京都大學影印舊鈔本<文選集注>為中心》第二部分的《（一）作為蘭陵蕭氏家學的<文選>學》相關論述，文載《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四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頁104-107。 [44]興膳宏，《<文選>的成書與流傳》，文載《人文中國學報》第九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1-11。此文又收興膳宏著、戴燕譯，《異域之眼》（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其中，興膳宏對岡村繁的“輕視”說也有批評。此外，如曹道衡《蘭陵蕭氏與南朝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最後一章雖然涉及後梁文學之成就，但卻沒有考慮到其與《文選》流傳之關係。 [45]王鳴盛著、黃曙輝點校，《十七史商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卷68《後梁最難位置》條，頁587。李慈銘讀到這一條亦云：“至詧以江陵為周附庸，史有明文，李氏入之附庸，尤為愜當。”王利器纂輯，《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頁192。 [46]如曹道衡、劉躍進，《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即對於梁敬帝太平元年之後，即直書陳武帝之年號。卷五，頁549。今案，這也體現了受正統史學影響，導致“後梁”文學地位難以插入正常文學史敘述的尷尬處境。 [47]谷川道雄編，《日中國際共同研究：地域社會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柏崎：玄文社，1989），頁18。具體到建康城的研究，又可參：劉淑芬，《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學生書局，1992），上篇《建康城》，頁3-194。 [48]GeoffreyJ.Martin,T.S.Martin,Allpossibleworlds:ahistoryofgeographicalideas,OxfordUniversityPress,2005.p170. [49]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載其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113。又可參：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第十二篇《梁陳時期士族的沒落與南方蠻族的興起》，頁193-214。以及：呂春盛，《陳朝的政治結構與族群問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此書承蒙仇鹿鳴兄複印相贈，謹表謝忱。 [50]《周書》，卷48《蕭詧傳附袁敞傳》，頁876。 [51]如：周春元《南北朝交聘表》系年中即未載此例，僅於553年下標“立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見其著《中國史學史•南北朝交聘考》（貴陽：貴州師大學報編輯部，1989），頁407；又如較新的研究：蔡宗憲，《中古前期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即不討論後梁的“外交”。蔡氏的基本預設交聘必須是“抗敵之國”，而非“宗藩關係”，頁1。然而還原到後梁的實際狀態中，如《周書•蕭詧傳》謂：“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再考此處袁敞之舉，實即為分庭抗禮之舉也。 [52]呂思勉謂：“從來人君得國，無如陳武帝之正者。”《兩晉南北朝史》，頁673；卞孝萱則謂陳霸先：“最有功。”見其著《陳武帝“漢高、魏武之亞”、“無慚權、備”駁議——宋、齊、梁、陳開國四帝簡論之一》，載《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頁23。 [53]《太平御覽》，卷133《偏霸部十七•後梁蕭巋》，頁643。 [54]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93《僭偽附庸》，頁3095。 [55]守屋美都雄著，錢杭、楊曉芬譯，《中國古代的家族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國家篇”第六章《父老》，頁142-159。 [56]谷川道雄著、馬彪譯，《中國中世社會與共同體》（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67。 [57]《周書》，卷48《蕭詧傳附蕭瓛傳》，頁867。在後梁諸蕭中，反抗周隋的似只有蕭巖與蕭瓛叔侄二人。 [58]蒲立本（EdwinG.Pulleyblank），《唐及唐以前中國史札記》（EssayonTangandPre-TangChina）.VariorumCollectedSeriesofStudies(Ashgate,2001),pp135-165. [59]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文載其著《金明館叢稿初編》，頁65。 [60]劉肅撰、許徳楠等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133-134。 [61]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89上《儒學傳》，頁4946。 [62]吾友陳翀兄撰《曹憲籍貫行曆新證及其<文選>佚注匯考——<集注文選>成書前史研究》，認為：“曹憲並非出生於揚州江都，而是譙國曹氏一族”，文載南京大學文學院編《“<文選>與中國學傳統際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11年8月），頁62-65。 [63]參考：張學鋒、王亮功主編，《江蘇通史•隋唐五代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第一章第五節《隋代江蘇地區的文化活動》，頁45-52。 [64]拙作，《隋唐時代“中層學問世界”研究序說》，頁113-115。又，陳寅恪亦將六朝士大夫分為上層、中層（次等）、下層，參其著《金明館叢稿初編》，頁65-66。 [65]據《周書》卷48《蕭詧傳》所附諸人傳記摘錄，頁868-876。 [66]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35《周書》，頁531。 [67]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605。但是羅、葉二氏將志文“解褐給事中、仁化縣開國侯”解讀為是蕭球之父蕭岑，恐有誤。 [68]據胡耀震《蕭該年譜》，蕭該出生於梁武帝普通六年（525），時蕭詧七歲。文載中國文心雕龍資料中心編，《資訊交流》2011年第二期，頁17。 [69]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75《儒林傳》，頁1715-1716。這裡中華書局本原作“《漢書》及《文選音義》”，是引起歧義的錯誤標點，參拙作《隋唐時代“中層學問世界”研究序說》，頁106。 [70]毛漢光《隋唐政權中的蘭陵蕭氏》一文認為蕭詧為“金字招牌”，說見其著《中國中古社會史論》（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頁407。 [71]陳寅恪謂北周、北齊、梁陳“三源”中，“（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說見其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4。又可參：曹道衡，《西魏北周時代的關隴學術與文化》，文載其著《中古文史叢稿》（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3），頁151-163。 [72]《隋書經籍志詳考》，頁918。芮沃壽（ArthurF.Wright）在《隋代史》一書中對隋代的文化事業有詳細論述。ArthurF.Wright,TheSuiDynasty,theUnificationofChina,A.D.581-617,AlfredA.Knopf,1978.又可參日譯本：布目潮渢、中川努譯，《隋代史》（京都：法律文化社，1982），第五章《文化的指導權の復活》，頁135-174。 [73]《隋書》，卷79《外戚傳》，頁1794。 [74]《隋書》，卷79《外戚傳》，頁1792。 [75]《隋書》，卷36《蕭皇后傳》，頁1111-1112。 [76]“潛氣內轉”一詞初見於繁欽《與魏文帝箋》，載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40，頁1821；將“潛氣內轉，上抗下墜”描述六朝駢文，參：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2，頁92；後孫德謙《六朝麗指》中專門舉例分析，參：古田敬一、福井佳夫譯注，《中國文章論：六朝麗指》（東京：汲古書院，1990），頁45-48。 [77]關於蕭銑的研究，請參：趙立新《隋唐之際的蕭銑江陵政權》，文載《史原》第20期，1997年5月刊，頁159-212。 [78]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71下《宰相世系表》，頁2277-2288。 [79]版圖載：趙君平、趙文成編，《河洛墓刻拾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唐來君妻蕭大通墓誌》，頁251；釋文又可參：趙文成、趙君平編，《新出唐墓誌百種》（杭州：西泠印社，2010），頁122。 [80]齊運通編，《洛陽新獲七朝墓誌》（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52。 [81]例如：唐魏王李泰所著《括地志》，伴隨著李泰未成為太子失勢離京，此書也就日漸亡佚了。這類例證頗多，不煩枚舉。 [82]S.N.艾森斯塔得著、閻步克譯，《帝國的政治體系》（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S.N.艾森斯塔得說：“各個群體和階層（中略），把普遍化權力納入通道以貫徹其目標和取向的傾向之中。”頁320。 [83]實際上，到了唐代，蘭陵蕭氏家族一度重提“後梁”的“合法性”，典型例證即蕭穎士所作的《蕭梁史譜》、《梁不禪陳論》等籍。具體論述參考：蒙文通，《經史抉原》（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306。 [84]楊憲益譯，《羅蘭之歌》（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頁118。 [85]“昭明廟”這一點承蒙京都大學金文京教授提示，謹表謝忱。 [作者簡介]童嶺，江蘇鎮江人，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域外漢籍研究所研究人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客座副研究員。專攻：六朝隋唐文學、學術與思想史、古代東亞史與域外漢籍。發表過論文《八代史籍校勘學發微——以荻生徂徠批校<南齊書>“衍”、“脫”、“訛”、“倒”為例》等。 【本文版圖說明】左：“拓跋虎墓武士騎馬傭”；右：“叱羅協墓帶點甲武士騎馬傭”均采自：贠安志編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北周墓葬發掘報告》，西安：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