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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谭帆、王冉冉、李军均著《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1]，受益匪浅，感慨良多。由于三位先生都是我比较熟悉的学者，尤其是对谭帆先生的学识、学养颇为敬佩，因此澄心阅读，为谭帆教授等学者的小说学学史的史才、史识所折服，无论是小说学理论框架的构建，还是小说文献史料整合梳理，出入于子、史之间，考辨小说文体，驾繁驭简，独辟一径，是一部颇见学术功力的理论著述。 自汉代刘歆父子整理典籍以来，小说文体以“小说家类”独立于子部之学，无论是传统的士子文人还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平民阶层，无不对小说情有独钟，从阅读接受者而言，或者以小说为引睡之具，或者以小说为戏谑闲谈之资，或者以小说为匡世恒言，阅读者出于爱好或者功利目的，均对小说持不同见解。莱辛在《拉奥孔》前言中谈及人们对于画和诗的接受问题论及三个类型，一种人注意到画和诗“都产生逼真的幻觉”，“逼真的幻觉都是令人愉快的”；一种人设法窥探“快感的内在本质”；一种人阐释艺术愉悦快感如何产生，并总结“其中的某些规律”。莱辛以为，第一种人是艺术爱好者，第二种人是哲学家，第三种人则是艺术批评家，（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三种人对于画和诗都有自己不同的接受需求和期望。小说作为文学形态，它和诗、画一样，均属于文学艺术范畴。谭帆教授等以小说学作为研究对象，不仅是小说阅读者，而且还要承担哲学家、艺术批评家的文化职责，梳理中国小说学发展的脉络，发现并探索小说学发展的历史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的小说学批评理论。换言之，也就是说，谭帆教授等撰写的小说学学史是一部小说学文化通史，它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小说文体形态的发生发展，小说概念内涵及其演变、历代不同层次的小说批评等等。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特殊性，文言小说、通俗小说隶属于雅俗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阅读群体、小说文化功能皆有较大的差别，为中国小说学著史绝非易事。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因缘，小说文体及其研究在二十世纪得以迅速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问，在中国文学学科近现代转型时期凸显了它特有的文化地位，为小说学著史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学术期待。谭帆教授等著述小说学史可谓适得其时。《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其实就是一部系统的《中国小说学学史》，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独到的学识，而且要有深厚的学术基础以及驾驭整合小说学史料的能力，也就是要具备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强调的史有三长：才、学、识。刘知几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此书煌煌五十余万言，以十二章节的内容论述了中国小说学发展的历史。与以往的小说学著述不同的是，该书对于小说文体内涵界定、小说学的历史演变、历代小说学发展的时代特征等均有独到的理论建构。 首先，研究者以小说文体形态统摄小说观念，对于“小说学”研究范畴的界定更加科学、严谨。中国古代小说称谓繁多，内涵不一。研究者尊重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事实，没有从概念名称上去辨析何谓“小说”，因为小说概念既有相对的基本稳定的共时性特征，但也是一个历时性不断衍变的文体概念。谭帆教授在考察小说名实的基础上，把“小说”作为一个名词转换为“小说”文体，从中国古人对小说文体形态认知的视角入手，打破“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的语言形态，突破雅俗文化范畴的掣肘，将古人视作小说的这类散文体文学形式分为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章回体等四种基本类型，避免了小说观念的繁琐考辨，梳理出一条非常清晰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发展线索，并以文体统摄各种类型的小说批评，既揭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范畴的总体特征，也强化了小说理论研究中的文体意识。在解决小说文体概念的基础上，著者科学地论述了“小说学”的研究范畴，认为小说学的研究不同于小说史的研究，它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小说文体研究、小说存在方式研究、小说的文本批评研究，三者构成了小说学研究的整体内涵。为了便于说明其小说学界定的科学性、独创性，笔者对于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略作分析。小说存在方式的研究即小说文本的存在形态及其发展的探究，它不是文学史范畴的小说文本的刊刻、传播等，而是从官私书目著录、小说选本、小说改订、禁毁四个方面去考察。由于小说存在方式所涉及的目录著录、小说选本等向来属于传统文献学关注的视野，并不以理论形态而存在，被小说批评家排斥在小说批评之外。而谭帆教授以为小说目录学的著录、小说选本的整理均体现了当时语境下的小说理论观念，是在理论观念指导下的具体操作。关于官私书目与小说观念的关系，历代学者论述颇多，但对于小说选本与小说学理论的发生却罕有论述。仅以宋人《丽情集》编纂为例，以此佐证谭帆先生将选本纳入小说学研究范畴之高见。宋人张君房把唐宋时期的爱情小说编纂成集，题名《丽情集》（此书已亡佚），从题材内容来看，编者具有明确的类型意识。由于此小说选本在宋代广泛传播，影响甚广，“丽情小说”的概念由此而产生。北宋后期李献民编著《云斋广录》时，单列“丽情新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丽情集》时称它的内容为“古今情感事”，从文体类型特征来看，宋人相对于唐人而言，不仅具有明确的小说题材意识，而且清楚地认识到丽情小说抒发要妙之情的文体特征。由此可见，谭帆教授等对于小说学研究范畴的界定更加科学、合理。 其次，立足于民族文化语境，解读小说的文化功能。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董巽观《小说学讲义》（1923年）、陈景新《小说学》（1925年）金慧莲《小说学大纲》（1928年）等著述先后问世，广泛研讨小说的意义、小说的功能等。这些论著虽然以“小说学”标目，但这些论著的学术影响远远不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周作人认为：“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他把通俗文学分为十类，其中多为小说。第一是色情狂的书类，第二是迷信的鬼神书类，第三是神仙书类，第四是妖怪书类；第五类是奴隶书类，第六是强盗书类，第七是才子佳人书类……第十类是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这些小说戏曲作品都不是“人的文学”，人的文学应该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强调文学作品应该从正面或侧面写人的生活、表现人性道德、心灵情感。周作人对于通俗小说意义的解读源于西方的小说观念，正如黑格尔把德国骑士小说的情感描写概括为“浪漫型艺术”：“浪漫型艺术的原则在于不断扩大的普遍性和经常活动在心灵深处的东西，它的基调是音乐的。而结合到一定的观念内容时，则是抒情的。”[2]周作人对于19世纪的欧洲文学颇有研究，他非常清楚的是，人道主义的写实文学在20世纪的欧洲已经过时，即使是人道主义全盛的19世纪的欧洲文学也并非个人主义的人的文学，依然把人道主义引进中国，以西方小说批评理论矫正中国小说脱离社会之弊。其后的整个20世纪，一些学者不顾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实际，以各种西方文学之理格中国小说之物，建构中国小说批评体系。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数年内，一大批中国学者开始理性地思考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民族性问题，探究中国文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谭帆教授是较早的觉悟者及身体力行者，他的《中国小说评点》研究即是他学术实践的成果。随后，他立足于中国小说学发展的实绩，立足于民族文化语境，探索性地构建中国小说学理论体系，此部著述是他辛勤研究的新成果。首先尊重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实绩，把小说创作与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实事求是地解读小说的文化功能。《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采用史论的模式，用大量的笔墨梳理中国小说的教化功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易风俗”是中国小说的最基本的文化特质。从学术渊源而言，小说教化功能源于传统诗学的原道宗经思想，从小说本体来看，小说创作的意义在于文以载道、经世致用。无论是小说家类著录于史书的汉代，还是小说文体发展勃兴的清代，著述者始终把握小说原道的文化功能进行论述，如“可观之辞”、“垂诫人心”、“补史”等等。如果不能正确评判小说的教化功能，20世纪初的“小说界革命”等则成为无本之木。其次，在梳理强势的小说教化功能的同时，重视小说审美理论的总结。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家过于强调小说的教化、补史之功用，往往忽略小说审美情感的理论评价。小说毕竟是写人的文学，情感是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纽带，如果失去了情感的感染力，小说作品则沦落为政治工具，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社会意义。谭帆教授等对小说文学性、趣味性、幻真、奇书等理论阐释则突出了小说审美情感，注重小说创作者所要张扬的独立意识。总之，著述者尊重小说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合理地阐释了中国小说的文化功能。 再次，以文体形态作为小说学研究的重点，注重小说学的“质文”之变。《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风格也随之变化。由于小说创作始终处于一种发展的状态，小说学的研究也随之衍变。谭帆教授等著述中国小说学学史时非常注重时代变迁，把小说文体置入时代的整体的文化生态之中来考察。从小说文体形式而言，明前小说以传统的文言小说为研究主体，著者重视笔记体、传奇体两种文体形态的理论分析，根据文言小说的存在方式探讨传统目录学家的著述、概念内涵的辨析等，分析可谓细致周密；明清时期是通俗白话小说创作的勃兴时期，著者重视通俗小说的基础观念解析、小说评点理论的发生发展、四大奇书的文本解读等，以小说发展中突出的时代特征为研究对象，突出小说学研究的理论批评意义。以小说创作风格而言，明末清初小说学思想的变迁体现为由“史”到“文”，清代中期，由于乾嘉学派的兴起，小说创作也受到时代学术风气之影响而发生歧变，由“文”转向“学”。除了注重文体代变之外，谭帆教授等还注重相对稳定状态下的小说学的拓展，如明代四大奇书的文本阐释、“四大奇书”在清代的文本阐释、“新经典”的确立与文本阐释思路之多元等，这些章节相互衔接，自成体系，深刻地考察了“四大奇书”的经典化现象。我们在评述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时，往往注重文学文本的经典作品的评述，因为这些作品在某一时代最具有影响力，代表了某一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领风骚或划时代的学术价值。由于经典作品具有超乎寻常的学术价值，它的文本分析及其相关的理论评价，直接开创了某一时期的小说批评理论范式。著者既注重小说发展的流变，也重视静态作品的理论拓展研究，两者结合，探寻小说学流变发展的规律。正如刘勰所论：“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是一部探索性小说学研究著作，是谭帆教授等多年从事小说批评研究的辛勤成果。小说学研究涉及的内容丰富，狭义的小说学研究容易落入小说批评史的窠臼，广义的小说学研究又容易写成小说学术史、小说批评史的杂烩，如何著述小说学史，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笔者以为谭帆教授的这部小说学著述既超越了小说批评史的范式，构建了一种全新的小说学研究模式，是一部非常系统、科学的小说学理论著作。 此书为黄霖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学史》的一部，看到黄先生又为学界推出一套古代文学理论丛书，感慨良多。黄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研究家，无论是学养学识，还是道德文章，均在国内享有盛誉，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之一。读先生之文，如聆听先生当面之教诲，感慨一也；黄霖先生是世纪之交学术反思与展望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他站在时代的最高点，不仅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性及近代转型，而且从微观实证入手，主编并撰述《中国小说研究史》、《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等，高屋建瓴地梳理二十世纪古代文学整体的发展。《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以诗、词、散文、小说、戏曲五种文体的学术发展史作为研究个案，从文学观念、文体形态演变、文学批评等多元化的角度探究各体文学的发展实绩，考察诗、词、小说等各体文学如何发展成为具有近代（或称之“现代”）性质的专门学问，系统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审视黄先生治学，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体，理论观念与史料实证相互结合，实事求是，治学谨严，实为后学提供了学问研究的范式，感慨二也。总之，愿黄霖、谭帆诸位先生再创辉煌，多出成果，嘉惠学林。 注释： [1]谭帆、王冉冉、李军均著《中国分体文学学史•小说学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 [2]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7页。 [作者简介]赵维国，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