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 
        摘要：宋代以降的近世诗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日常化、地域化及私人化倾向。清代的竹枝词、怀人诗及《感旧集》之类诗集的编纂、对昔日行迹图的题咏等，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其中伴生的巨量的非经典诗歌，有着经典诗学无法有效解释的价值。而从宋代以降诗歌发生、发展实际中提炼出的“情境诗学”，强调心灵史和生活史的层面，使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情境诗学”不仅可以指向近世诗歌，也可以成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情境诗学  心灵史  生活史  日常化  地域化  私人化
    一  问题的提出
        《全唐诗》九百卷，多至四万八千首。精绝者亦不过三千首，可数十卷耳。（余久有《唐诗选》之意，约得三千首，此举至今未果。）馀则仅备观览，供采掇、资谐笑而已。虽不录无害也。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十
        陈廷焯建构了相当完整的诗学和词学体系，有学者甚至言其文学思想是“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1］因此将他对唐诗的观点看作中国古典诗学代表性的观点之一，应该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全唐诗》除去三千首，另外四万五千首该如何对待？我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更严重的是，这个问题在宋、元、明、清诗歌中愈加突出。按照陈廷焯的标准，或者中国古典诗学的标准，二十五万首宋诗、十三万首元诗、至少五十万首明诗、近千万首清诗⑴，“精绝者”亦可能不过数千首，剩下的数十百万甚至上千万首诗歌怎么办？果能“不录”或置之不理吗？或者，充其量将其做为陪衬数千首“精绝”诗歌的“绿叶”来对待？
        是诗歌本身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看待诗歌的眼光出了问题？
    二  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
        中国古典诗歌体式至唐大备，后世并没有产生出以往没有的新形式。在这相对稳定的形式中，唐诗和宋诗可说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基本审美范式，元、明、清诗歌大体都可以划归到这两种范式中，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所言：“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2］唐宋诗之争由来已久，且研究成果丰硕⑵，这里不拟详说，但相较于唐诗，宋诗写作更具日常生活化的倾向，这是共识。仿佛所有高雅浪漫的题材被唐人挖掘一空，宋人大量转而向日常琐细生活要诗料，不仅咏劳动者的水车、秧马，也咏文人的笔墨纸砚，还咏人类共有的日常生活和生命感受，如理发、洗足、服药、食粥、打瞌睡、肚子痛等。由于某些相对生新的题材在原有的诗歌遗产中较难找到对应的雅语，故吟咏中又常采用日常用语，从而造成了宋诗题材和语言的双重日常化取向⑶，而且这种日常生活化，愈至后代愈见全面和详细。内藤湖南说：“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3］宋诗的日常生活化，可说是近世诗歌乃至近世文学的一个总体特征⑷。
        近世诗歌除了日常生活化倾向外，还有一种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即诗歌不是追求建立普泛性和共享性的话语权力，而是呈现地域性甚至私人性的话语空间。地域文学的意识，一般认为自宋代开始，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江西诗派”，即出现在宋代。明清两代进一步呈现出多元的文学格局和地域特征，蒋寅先生曾令人信服地指出：“明初开国，由越派、吴派、江西派、闽派、五粤派瓜分诗坛的局面，可以视为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预示了以地域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时代的到来。清代的文坛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地域诗派的强大实力，已改变了传统的以思潮和时尚为主导的诗坛格局，出现了以地域性为主的诗坛格局。”［4］近世诗歌对于私人生活及生命的体认也逐步加重，陈寅恪说：“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词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5］“释古典”即释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考今典则是考作者本人的处境和心情。“古典”较之“今典”，更能跨越地区差异和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但近世诗歌的今典和自注现象却大大增多；不惟如此，近世诗歌的诗题，其时间、地名、事件的交代都更加明晰；近世诗歌的诗集后还常附入年谱，自传意味增浓等⑸。这一切都使其带上了私人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意味⑹。
        清代诗歌，有几个现象值得玩味。一是几乎大部分诗家都或多或少地创作有竹枝词，而竹枝词是风土味很浓厚的一种诗体，似可反映清诗地域性的增强。二是怀人诗的大量出现，动辄数十甚至上百首，如陈用光有《秋暮怀人诗十五首》，朱珔有《岁暮怀人二十六首》，宋咸熙有《怀人诗四十首》、《后怀人诗三十首》，蒋攸铦有《雪鸿纪迹六十首》，朱文治有《再续怀人诗六十首》，金亚匏有怀人诗七十首，石椿有怀人诗百首，万慎子《南昌旅次怀人诗百首》（作于民国三年）等，以上仅是就道光以降诗坛略举数例而已。三是“感旧诗集”的编纂，即将师友诗作选编成集以兹纪念，如王士禛的《渔洋山人感旧集》收顺、康两朝与自己有交游的诗人333位，诗作2572首；吴翌凤的《怀旧集十二卷续集六卷又续集二卷女士诗录一卷》仿王渔洋《感旧集》之例，取五十余年来所录前辈及同好中已往者之诗，编缀而成；张之洞亦辑有《思旧集》，选编十八位昔日友人诗作。怀人诗的写作与感旧诗集的编纂，其实都饱含着对昔日人事的感怀和眷恋。四是清人爱将值得纪念的经历绘制成图，并自题或索题他人诗词⑺，如钟令嘉有《自题归舟安稳图》七首，毕沅有《自题慈闱授诗图》四首，长沙瞿氏《分灯课子图》载有熊少牧、左宗棠、曾国荃、郭嵩焘、俞樾、曾纪泽、张之洞、王闿运、陈三立等诸家题咏，钱士青《机声灯影图》题诗者多达一百四十三人⑻，章寿麟的《铜官感旧图》亦有百余人为之题咏，莫友芝的《影山草堂图》也索题友朋诗文甚夥，他还为老友陈锺祥的《十年鸿爪八图》册子题诗（诗题《息凡示〈十年鸿爪八图〉册子，各系一詩》），等等，图文并茂的方式，使生命的追忆和人生的品味更显华茂深情。
        值得注意的是，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与近世诗学观念、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的变化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中国古典诗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唐诗经典作家作品（即陈廷焯所谓的“精绝者”）高度推重的基础上，由此形成的评判优劣标准，如风雅、格调、神韵、意境、气象，乃至陈廷焯标举的“沉郁顿挫”等，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阐释传统，并能较为契合近代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在今天文学史研究中占据主流位置，可称之为“经典诗学”。其中，“诗道高雅论”是“经典诗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诗，雅道也”［6］，风雅、古雅、典雅、雅正、雅净，以及意义相近的脱俗、出俗、拔俗、避俗、超俗等术语，无不彰显着诗道高雅的传统［7］。面对宋代诗歌日常生活化或世俗化的创作实际，该如何调和它与“高雅”之间的矛盾呢？宋人的智慧是将“俗”暗暗统摄进诗道高雅的传统里。北宋梅尧臣论诗已有“以故为新，以俗为雅”之语，经黄庭坚转述后影响甚巨［8］，黄的“点铁成金”论即可视为此论的翻版；苏轼亦言“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镕化耳”［9］，“街谈市语”本是日常生活的俗语，但经过“镕化”，方能转俗为雅。吴可《藏海诗话》谓陈子高“‘江头柳树一百尺，二月三月花满天，袅雨拖风莫无赖，为我系著使君船’，乃转俗为雅。”［10］亦同此意。经过如此创造性的转换，近世诗学观念中的“高雅”实际上已与唐代论诗标准貌合心离。
        从诗人身份和诗歌功能来看：近世以来下层文人的数量呈增加趋势，他们虽然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毕竟不在上位，并不迫切要求和遵循“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⑼。他们中的部分人固然重视自己的诗人身份、诗歌使命和诗坛地位，但也有很多人并未将诗歌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神圣事业⑽，亦无意在诗歌上与前人较长计短，因此不必追求诗歌内容的崇高和艺术的创新。所谓渔樵耕读，各司其业，诗歌对于这些文人是份内之事，是其生活和生命的自然反映，或是消遣岁月的智力劳动。这样的诗歌不仅可以用来抒情言志，也可以用来干谒求助、交际酬应等，如我们从近世大量唱和诗，包括技巧上乏善可陈的唱和诗中，可以深刻体味到种种复杂的社交礼仪和人情世故。于是诗歌不仅在题材和语言，而且在功能上也趋于日常化或世俗化。诗歌变成了世俗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了人际关系的一张美丽名片。社会性与文学性、俗与雅的界限在这里似乎消失了。
        如果按照唐代“经典诗学”的标准，这些诗歌自然无单独讨论的必要，甚至宋以后直可谓无诗⑾。但是，如果我们的眼光太过单一，无疑会损害对文学整体性的理解。文学首先是人学，经典诗学只是人学也是文学的一个部分，人学和文学还有更丰富的内容。经典诗学面对占绝对数量的非经典作品时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它当然也不能有效解释宋以降诗歌发展的实际。我们该怎样激活那些沉寂或沉睡多年的巨量诗歌资源，使中国诗学焕发新的青春呢？
    三  “情境诗学”与近世诗歌价值的开掘
        毫无疑问，近世诗歌必须建立新的诗学话语及其评判标准，不能仅仅是经典诗学笼罩下的作家作品排座次。非经典作品在烘托陪衬经典作品的伟大价值的同时，应该另有其不泯的丰富价值。前述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倾向，还多是现象描述，有必要进一步提炼出一个更具概括力和涵摄性的诗学术语。笔者以为，“情境诗学”也许是一个可供讨论的选项。
    因为无论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还是地域化和私人化，都必然落实为一种具体的人生情境。日常生活化指向最基本、最朴素的人生情境，地域化指向空间细化后所感受到的人生情境，私人化则指向最个性化和内视化的人生情境。这里的“情境”不同于王昌龄《诗格》中所提出的“情境”，《诗格》的“情境”重“情”轻“境”，更多是将“境”视为“情”的后缀，两者并不对等，而本文的“情”与“境”则更具对举平行意味。“情”指的是一种主观化的感受，近于心灵史性质；“境”指的是一种外在境遇，近于生活史性质⑿；以之类推，为了纪念和记录人生而呈现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的近世诗歌，其“纪念”近于“情”而“记录”近于“境”。令人欣慰的是，近世诗歌和诗论中的“情境”虽各有不同意指⒀，但也不乏近于心灵史和生活史性质的可供借鉴的诗学资源。如“事境”的提出就强化了“境”的叙事意味。近世以降，诗歌的行为性、动态性、过程性的内容有所增加，叙事性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⒁，增强叙事显然更利于人生境遇的记录，因此古人又常以“事境”视之，甚至以为“情”必借“事境”始能出之。如明张鼐曰：“古之人得于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达之。”［11］清翁方纲所论更为深刻，他对王士禛那些以神韵见长的诗作从“事境”等角度提出了批评：
    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12］
    惟其须知渔洋于诗教总汇众流，独归雅正矣，而乃不得不析言其失。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其少为。［13］
    在翁方纲看来，如非“切人切时切地”的亲身经历，事境便不能真切，“理味”、“性情”也不能出之，“神兴空旷”更无从谈起。王士禛那些不切事境的诗歌，不能算做“惬于人心”的佳作。翁方纲已看到“性情”与“事境”的统一性，可惜没有对“性情”与“事境”进行诗学理论上的再度提升，反而以“肌理说”统摄一切诗歌，又回到“经典诗学”的老路上。其实，近世诗歌和诗论文献中，较早将“情境”概念与“事”相联系的可以追溯到元代的陈绎曾，他在《静春先生诗集后序》云：
    情发为诗而生于境。使诗真出乎是，而居苍莽、遇□莫，虽欲为富丽雄伟，不可得也。居顺境者反是。□其居而习焉者为主于内，即其遇而感焉者万变乎前，二者合而见乎辞，诗之体于是不一矣。十五国之诗，音声情态，往往不同，居使之然也。《周》变而《王》，《豳》易而《秦》，遇使之然也。夷考其衷，《王》、《周》、《秦》、《豳》，歌哭虽殊，本音犹在，欣戚虽异，故态未志。习之主于内，盖有不可得而变者矣。楚骚以降，家殊人异，情境之真，未尝求异古人，当有自能成家者。……清（情）境之遇，错然百变，而平和祥雅主于中者，固蔼如也。严古似建安，工致似三谢，娴冶似徐庾，冲澹似陶元亮，合数长而引之。于律度盖近取之王介甫，就其资与学而发之，于所居、所遇不失情境之真，斯可谓不求异古人而自成能家者矣。［14］
    陈绎曾强调“情生于境”而“发为诗”，境之“遇”虽百变，而因境之“居”“主于内”，故有不变之“本音”。他的“境”虽包含静态之“居”与动态之“遇”，但无疑更看重静态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较为忽视动态的“境遇”。明代何白的“情境”也值得注意，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
    或持一说者，以为诗为心声，直抒吾之所欲言。情境无尽，吾诗亦无尽。当其目之所触，牛溲马通，无非上药，外无乏境，内无乏思。此论未尝不合作者之旨，但取材太杂，则有秽冗之讥，矢口成篇，复伤率易之病。究其归宿，不过词家一丛谈小说部耳。虽胸次如洗，殊少淘汰谨严之法。［15］
    何白的“情境无尽”、“外无乏境，内无乏思”其实已有点接近生活史和心灵史，可惜他是站在反对者的立场上说这段话的，对“情境”缺乏更深入的讨论。到了晚清的杨沂孙，终于在心灵史与生活史这一路向上，拈出一种明确而积极的“情境”来。他在《粤寇陷虞，予家与赵次侯避地崇川，同治元年十月，次侯检示家乡所作诗稿，读之不胜今昔之感，爰系以诗》中写道：
    古人多悔少年作，每欲焚弃费搜索。我谓书画文章与年进，加以见闻阅历增开拓。是以中年以往所作始苍劲，不同少年初学犹薄弱。独是诗歌则不然，早岁亦复有寄托。因境生情写以诗，境遇诗留情有着。情留既难忘，诗留何必削。况乃性灵流露任天真，春水方生异冬涸。……朅来示我昔年诗，岂意清词未零落。因此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卷中情境我亦与，惜无诗篇记隐约。我读君诗倍惘然，愿君莫把彩毫阁。渡江以来诗几何，不计妍媸记忧乐。此情此境如何过，由后视今如视昨。知君欲作诗史示后人，我先睹之引深酌。［16］
    很明显，杨沂孙所说的“诗史”不同于赠誉杜诗的“诗史”，而更侧重于个人的生命史和生活史。正是这种个人化的境遇，使人触境生情，而以诗歌表现之，从而使“情”有了赖以附着的基础。情既借诗中之“境遇”得以不泯，诗亦有了存在的价值。诗歌只要能够再现“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具体历史情境，即能获得一种进入过程的在场感，达到“昔年情境留不忘，朋辈平生寄欢若”的目的。可以说，杨沂孙关于“情境”的论述是相当辩证和精彩的，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无独有偶，晚清周鹤立《匏叶龛诗存》自识也表达了相近观点：
    诗不足存，存所遇也，所遇亦不足存，存夫师门之奖励、友道之切磋，即筮仕以后上交下交、相孚弗替，虽极艰难困苦、琐尾流离，几迫于颠踣，而卒能履险如夷者，未始非文字因缘默相维系也。……至于区别宗派，沿溯源流，则茫乎未有所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言我所欲言而已，岂敢树坛坫、争敦盘哉。［17］
    周鹤立甚至自谦说写诗不是为了纪念自己，而是为了纪念师友对自己的帮助，其间的因缘际会，诗歌也常扮演重要角色，自己因附丽于群体而得有存在感，并无在诗史上争一席之地的念头。杨、周的诗学主张完全不同于古典诗学兴象玲珑的审美理想，反而将诗歌看作人生的一种纪念，一段生命中的回忆，诗的日常化不仅是题材的日常化，而是功能的日常化，不是诗道高雅，而是日常应酬之道。于是，历史的感悟、日常的琐碎、生活的智慧、人生的回忆、情感的多变、心灵的深邃，共同交织成生命的复调。在生老病死面前，经典作家与非经典作家成为同样的存在。正像一百个人都同样努力工作，虽然最后成功者可能只有一个，但不能说另外九十九个就没有意义，过程中种种复杂的情境包蕴着无限的可能，价值和意义即在其中。近世诗歌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也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价值和意义，“情境诗学”由此可以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观照诗歌的一种方法。如我们喜欢以流派区分诗人，但这些流派的标准显然是静态的、后设的，不能照顾到丰富的历史情境。于是清代中叶后诗人但凡言“性灵”必归诸“性灵派”，没有注意到“性灵”实可泛指内心世界，不同诗人所说的“性灵”内涵和外延并不一致，不尽属于“性灵派”的范围，即使是被文学史定位为“性灵派”主要代表的张问陶，其《颇有谓予诗学随园者，笑而赋此》云：“诗成何必问渊源，放笔刚如所欲言。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诸君刻意祖三唐，谱系分明墨散行。愧我性灵终是我，不成李杜不张王。”他根本不承认自己诗歌与袁枚之间的联系。同样，我们从其他被划归某派的诗人作品的具体情境中，也常会发现对诗歌流派的划分并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一个诗人对待同一个对象的看法，在不同情境下也常有所变化。杨沂孙曾深刻批评过那些胶柱鼓琴地理解归有光评点的人：“震川先生治古文，自谓得力于《史记》最深。每下第，辄取《史记》重读而评点之，计传于世者不啻十数本，其见地用意，前后不同，各有所主也。夫一人之诣，阅数十年而不能同者，后之人乃据其一时之见，而以为精意在是，可乎。”［18］因此，从“情境诗学”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问题本身的丰富性，做到不过分削足适履或厚诬古人。而且，即使站在历史学维度，“情境诗学”也有其积极意义。
    中国历史常被人讥讽为一部“帝王将相史”，梁启超《中国之旧史》即云：“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美国学者福尔索姆也说：“在中国史研究中，历史事件、制度和人物太多地散发着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人情味的气息。中国人的浓烈的温情和仁爱消失在职官名称、章奏和上谕的一片混杂之中。只凭变换那些著名官员的姓名就可以在实质上完成你对历史的叙述……传统中国史志和传记的特质，其中固然有我们需要的原始材料，但是通常却缺乏私人生活情况的记载。一个中国政治家的政绩会被详细记载下来，可他的生日却通常付之阙如。中国的历史记载是从国家的观点来写的，因而，查寻历史人物的七情六欲的任何努力通常都会一无所获。”［19］但是大量别集的存在，如果从“情境诗学”的角度看，不正是活生生的个人之史么？尤其是诗歌，常被看作生活的结晶，也凝聚着个人的精神和情感，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的生命活动和心灵呐喊。如韩崶的问梅诗社，其《还读斋诗稿》载社集次数达一百四十六次，似乎无关国计民生，却是地域文人密切交流及个人生活史和生命史的形象写照。不妨举一个例子：晚清常熟穷秀才翁苞封，授徒为生，又经商从事借贷，负债后避走山东，妻儿在家困苦万状，两儿不幸相继夭折，作者吁天呼地，写出《追悼亡儿》一诗：
    忆昔我为山左游，两儿幼小不解愁。大儿髫龄方六岁，小儿才过岁一周。老妻含悲下楼送，强忍径走不回头。当时未拟长游衍，客怀日日思乡县。懒云倦鸟知有时，头角峥嵘会相见。不道一年长子殇，七龄弱息死痘创。得书痛定旋自解，尚有一儿两岁强。既非巢覆无完卵，一雏虽失犹未妨。况我时时动归思，得归只在少得志。一索再索瓞重绵，此后添一意中事。岂知落落寡世缘，飘泊天涯竟十年。鹪鹩一枝借方稳，恶耗千里惊来传。顿悟浮踪诚枉道，急趣归装装草草。顾外原非素位行，春梦醒时人已老。归来惨淡旧柴门，满目萧条见泪痕。自顾依然穷措大，抛书浪走吾之过。病妻瘦尽旧形容，孤苦伶仃人一个。妻言忍死盼天涯，为有征人未返家。大局还宜为君顾，苟延免使路人嗟。徐溯频年勤鞠育，始自孩提至入塾。八岁读竟四子书，十岁能书字盈幅。内而稼穑知艰难，外而庆吊走亲族。上而春秋入祖庙，奔走豆籩礼数熟。时而母忽病支床，兀坐床前不易方。侍汤侍药颇知谨，手能执爨口能尝。有时纳凉坐夜月，唐诗雒诵声琅琅。窥测人情度事理，出言辄中成人似。母抚儿喜儿亦喜，人言翁子真有子。子弟能佳事最良，境虽贫困亦寻常。不望阿爷归载宝，望爷归乐宁馨郎。何期生命薄于纸，奇疾忽撄来若驶。医言喉风不可为，十一岁儿三日死。一番听罢黯神伤，不是儿亡是我亡。此后诒谋竟安在，孽由自作何由悔。伯道虽知有命存，西河抱痛宁无罪。我离老父事远游，劝驾者谁歧路绐。本之不立末焉生，宜我块然如木瘣。君子达天无惧忧，穷通悟彻敢怨尤。妄想妄求前日事，吾生今始知行休。中夜忽然狂叫走，无后不孝伊谁咎。庙中何以对祖宗，地下无由见父母。浃背但觉汗流浆，抚膺频呼负负负。吁嗟乎！命在难从造物争，安贫守拙了馀生。堪叹迂儒不悟此，谬作牢骚鸣不平。［20］
    此诗艺术上不能说很高明，语言也很朴素甚至有些粗糙，却如闻人当面泣诉命运的残忍和精神的绝望，“不是儿亡是我亡”的万念俱灰，“中夜忽然狂叫走”的惊狂失控，“地下无由见父母”的愧惧苦痛，仿佛场景就在目前，有一种进入历史情境的真切感，你能说他没有感染力和文学价值？
        总之，当我们拿起逻辑与历史的“手术刀”，对这些精神密码予以解剖，在具有丰富意味的私人化和生活化细节中，分享其生命史、生活史、情感史和心灵史，使那些被忽略、被遮蔽的“流年碎影”重新映入人们的视野，让那些芸芸众生的生命过程被人们真切感受。我们也因而可以勾连古今，修复正经正史与私人记忆之间的断裂和龃龉，使有限的人生得以无限的拓展，也使宏大政治与宏大文学叙事之外的世界得以逐渐丰润，历史和文学因而变得更加丰富迷人。“情境诗学”在这个层面上，使海量的非经典作品获得了更加堂堂正正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四  馀论
        “情境诗学”有可能面对的挑战与疑问，一是它如何与“情景”、“意境”相区分；二是它如何解决自身含摄的诗歌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三是作为属概念的“情景诗学”应该包含哪些可以逐层分级的种概念。
        第一个疑问，需要概念上予以厘清，简言之，“情境”是“情感”与“境遇”的叠加，即“情”加“事”，重借事以传情，其事包括外在于情的一切事与物；“情景”是“情感”与“景象”的叠加，重通过外在自然景象表达情感，其面较“境”为窄；“意境”则是“情”与“景”的结晶，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21］。可以看出，“情境”较“情景”或“意境”更具动态和包容性。
        第二个疑问，则需有一种理性和追问的态度，即日常生活是重复、单调、琐碎的，诗歌的日常生活化是否也会带来重复、琐碎和无趣感？而过于强调私人化的生命感受，是否会使诗歌趋于自闭，引起交流和共享的障碍？我们看古人诗歌，有时确有题材陈腐、千人一面的疲劳感和厌倦感；对于某些诗篇的意旨，有时也确有不知所云的茫然感。因为人类基本需要相同，在许多方面的情感体验与表现方式也相似，这本无可讳言。非经典作家的确难以同中见异，易于在文学表达上陷入模式化和套路化；或者走上另外一个极端，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自闭型情感传达。
        解开这个难题的钥匙，在我不在彼。为什么？古人已逝，留下的作品是静态的，如何组合、挖掘、运用，要看研究者自己的能力。即使是大量题材重复的作品，我们能不能从中提炼出共同的规律，并精准地解释这种现象？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云：“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夫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我们要力争成为那种“贵乎史者”，写出一个时代、一个地域或一个群体具有特征性的思想与情感。另外，诗歌是情感的密码，我们能否读懂文本，解开密码，进入作者色彩各异的生命世界和具体的历史情境？这就要看研究者自身功夫的深浅。
        第三个疑问，涉及“情景诗学”体系的建立和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一个不容回避而本文确又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因为“情境诗学”涉及内容复杂，其体系的建立与成熟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积累。这里只能就其总体原则泛言一二：
        首先是对待文献的态度应有其“淘汰谨严之法”，“情景诗学”虽然力求资料的详备，但学术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再详备的材料也无法真正还原历史，历史说到底仍是一种有着严格学术要求的书写。因此，“情境诗学”并不强求文献的巨细无遗，也不是无原则地堆砌材料，而是强调在日常生活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倾向的文献中，凭藉选取材料的眼光和分析材料的功力，发掘出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呈现出个人的生活质感和生命情感，最终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
        其次，应该辩证看待“情境”。“情境诗学”不同于冷冰冰的历史事实叙述，而必须有活生生的人的情感投射，即他必须是以文学的形式很好地发挥感性的力量，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在场感，哪怕是一种游戏之作，也要求其事境能恰当真实地契合其情。如明末沈宜修、叶小鸾等人均有十题以上的《艳体连珠》；清乐钧《青芝山馆诗集》以《形体诗十二首戏创此题聊以叙怀》分咏心、发、眉、目、耳、鼻、口、肩、腰、腹、手、足；李福《花屿读书堂词钞》以《沁园春十二阕》分咏额、鼻、耳、齿、肩、臂、掌、乳、胆、肠、背、膝等，阅之颇能体会一种当时文人的生活情趣。此类诗作，不必因无深刻的社会意义而弃之如敝屣。
        最后，对待“情境”必须有具体的分疏，如“情境”有作者真实经历的“情境”，也有代言或拟作的假设“情境”⒂；而代言或拟作传统中既有古代诗歌的传统，至明清又发展出一种代圣贤立言的传统（由八股文浸染至诗歌，诗歌中有不合儒家诗教的表达常被删落或修饰）；再进一步，不论是真实经历的“情境”还是代言或拟作的“情境”，历时既久，往往会形成一定的模式或套路，这些都会对情境的真实认知带来影响（如诗人的表达是否只是套式的借用）。再如诗歌的地域化和私人化存在，会形成一些人际关系上的制约和其他诉求，使诗歌表达不能不考虑人情、利益等因素，其复杂关系该如何处理？又如对境或事的重视，会否使得这些非经典诗歌的意义更多体现在史学方面而非文学方面？这一切，显然无法一蹴而就。
    要之，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是近世诗歌的重要表征，而如果只能品尝到其模式化、自闭化的苦果，这种责任要由我们研究者自己来负。而“情境诗学”不仅不任其咎，反而是为了规避这种负效应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开拓，但是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种努力和开拓，距离其成熟期或体系的系统化还遥远。我们只是提出一种不苛求修辞、章法、句法、字法、用韵、节奏，不同于经典诗学的另一种打量文学的眼光。希望本文的探索，能够推动“情境诗学”评价体系的初步建设，使其最终能够不仅适用于近世诗歌，也成为理解其他非经典诗歌的一条有效路径。
    （本文承叶晔、王宏林、周剑之等友人慷慨惠示材料和心得，谨此致谢）
        
    注释：
        ［1］彭玉平．白雨斋诗话前言［M］//陈廷焯．白雨斋诗话．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26．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3］［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M］//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10．
        ［4］蒋寅．清代诗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8-39．
        ［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7．
        ［6］郎廷槐．师友诗传录［M］//丁福保．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38．
        ［7］易闻晓．诗道高雅的语用阐述［J］．文学评论，2008（2）：19-24．
        ［8］陈师道．后山集［M］//四库全书：卷二十三诗话．
        ［9］周紫芝．竹坡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354．
        ［10］吴可．藏海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33．
        ［11］张鼐．题孙叔倩百花屿稿叙［M］//宝日堂初集．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二年刻本：卷十二．
        ［12］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1．
        ［13］翁方纲．苏斋笔记［M］．东京：日本古典刊行会，1974：卷十一．
        ［14］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M］．清光绪吴兴陆氏家塾刻本：卷六．
        ［15］何白．王伯度［M］//汲古堂集．明万历刻本：卷二十七．
        ［16］杨沂孙．濠叟居士集［M］．常熟图书馆藏钞本．
        ［17］周鹤立．匏叶龛诗存［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3．
        ［18］杨沂孙．读武昌张氏所刊归评《史记》［M］//观濠居士文集．常熟图书馆藏钞本．
        ［19］［美］福尔索姆，等．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前言．
        ［20］翁苞封．井蛙鸣［M］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四十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2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M］//美学与意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91．
        
    参考文献：
        ⑴明、清诗歌的大致数量，依据罗时进的《清诗整理研究工作亟待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16日。
        ⑵可参齐治平《唐宋诗之争概述》（岳麓书社1984年版），戴文和《“唐诗”、“宋诗”之争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王英志主编《清代唐宋诗之争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⑶当然，宋诗的这种日常化倾向亦可说是在唐诗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从唐代杜甫开始，诗歌的题材与语言已有日常化的趋势，新乐府运动更加速了这种演变的态势，但宋人的日常化不仅更琐细，而且成为一种时代风气。
        ⑷在内藤湖南的论述里，除了诗歌史和语言学史内在发展的逻辑，近世诗歌的日常生活化还和庶民社会的兴起、科技的发展，尤其是印刷术的发达相关。
        ⑸参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学——论宋代的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及“诗史”说》，见《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另参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⑹当然，从宽泛的意义看，一切诗歌均具有生活史和生命史的性质，如陶渊明的诗歌，就精妙呈现了其日常生活和生命感受。但近世以前更准确地说是中唐以前，无论是表现华美或是朴素生活、生命的诗歌，都经过了一种艺术美的过滤，因而显得有些诗化和抽象；而中唐和近世以降的诗歌，通过诗题细化、诗歌自注、自编年谱、题材世俗化等等方式，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和生命本身，虽显原荒杂芜，但血肉感也更强烈。
        ⑺此举宋人偶有，如孙觌《右丞相张公达明营别墅于汝川，记可游者九处，绘而为图，贻书属晋陵孙某赋之》，元明数量有所增加，但远不及清人泛滥。
        ⑻“课读图”的意蕴，可参徐雁平《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第6章《绘图：“青灯课读图”与回忆中的母教》，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⑼其实即使是中上层文人，其诗文也不再局限于敷宣王言，还注意个性的表达。王汎森认为，至迟自明中后叶开始，士人和思想界“对普遍全天下的‘理’的兴趣趋于淡化，而对私的、情的、欲的、下的、部分的、个性的具有较大的兴趣”，见其《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⑽可参看蒋寅《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山西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⑾宋后无诗论还受到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可参张晖《元明清近代诗文研究的现状及其可能性》，《文学遗产》2014年第4期。
        ⑿“情”、“境”不论是单用还是联用，皆有多种复杂的含义，如不做具体的限定，则无法深入讨论问题。本文将“情境”大致限定在“心灵史”和“生活史”的范畴，这一思路，受到了廖可斌先生《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一文的启发。
        ⒀如宋晁迥《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中的“情境”，是用于佛教意义上。明郝敬《艺圃伧谈》卷一：“汉魏人以情境为诗，多真逸；六朝人以辞彩为诗，多艳丽。虽艳丽而文生于情。若唐人以名利筌蹄为诗，限声偶，袭格套，如今之对股时文。”略同于《诗格》中所谓之“情境”。明卞永誉《书画汇考》卷四十六《仲姬雪梅图》：“是日微雪着红梅上，云栖子见示管夫人《雪梅》，与今日情境适合。”是将“情境”等同于“情景”。
        ⒁参董乃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⒂笔者将之区分为“所历”与“所拟”，参《范浚诗歌的多元诗角》，《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张剑（1971-），男，河南遂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及明清文献学研究。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