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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乾 摘要：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意内言外”的重要词学观念，对清代词学乃至整个中国词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意内言外”说可能受到其易学研究的影响，但不宜高估。张惠言词学与赋学一脉相承，其词学“意内言外”说在乾隆五十八年左右形成，而在嘉庆二年的《词选序》中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阐发，时间紧接着其从事赋学批评之后。《七十家赋钞》与《词选》的编纂时间先后相继，贯穿其中的文学观念也大体相通。《七十家赋钞》中的文学观念影响了张惠言的词学观。在词学批评实践中，张惠言大量地援赋说词，打通了诗、骚、赋、词的壁垒。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从观念到实践都有相通之处，都是在儒教伦理下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的推衍，而这也是整个常州词派词学的重要特色。 关键词：张惠言 意内言外 词学 赋学 《七十家赋钞》 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意内言外”的重要词学观念，对清代词学乃至整个中国词学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也使他成为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山之祖。词学研究者对于张惠言的词史地位已有共识，对其词论也有比较充分的研究，相对而言，对于张惠言的词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与什么因素有关等常州词派发展演进环节的重要问题，尽管已经有学者涉及[1]，但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张惠言的赋学选本《七十家赋钞》与词学选本《词选》的解读，比较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上述问题略作梳理。 一、“意内言外”说的提出 关于张惠言的学术历程，《茗柯文编》中曾经提及。嘉庆三年（1798），张惠言在《送钱鲁斯序》中自道其治学经过，曰： 余年十六七岁，时方治科举业。间以其暇学鲁斯为书，书不工；又学鲁斯为诗，诗又不工。……越十余年，余学为古辞赋。……已而余游京师，思鲁斯言，乃尽屏置曩时所习诗赋若书不为，而为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2] 嘉庆五年（1800），《文稿自序》中曰： 余少学为时文，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十余年，乃往往知其利病。其后好《文选》辞赋，为之又如为时文者三四年。余友王悔生，见余《黄山赋》而善之，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已而思古之以文传者，虽于圣人有合有否，要就其所得，莫不足以立身、行义、施天下、致一切之治。……故乃退而考之于经，求天地阴阳消息于《易》虞氏，求古先圣王礼乐制度于《礼》郑氏，庶窥微言奥义，以究本原。[3] 张惠言卒后，在嘉庆十一年（1806）左右，其友恽敬在给理学家汤金钊的信中云： 皋文为人，其始为词章，志欲如六朝诸人之所为而止；已迁而为昌黎、庐陵；已迁而为前、后郑；已迁而为虞、许、贾、孔诸儒，最后遇先生（汤金刈），迁而为濂、洛、关、闽之说。其所学皆未竟，而世徒震之。[4] 恽氏之论除了末段“迁为濂、洛、关、闽之说”为张惠言二序所未及外，其余大抵相同。综合以上所引三段文字，可知张惠言在八股文、书法、诗歌、骈赋、古文、经学、程朱理学等方面下过苦功，唯独没有提及词学。翻检张惠言的文集《茗柯文编》，除了《词选序》一篇外，没有任何其它论词的文字。所以只能从张惠言的《茗柯词》及其友朋与弟子的文章、书札中勾稽出与词学相关的内容，借此考论张氏词学活动的大略。 众所周知，张惠言应皖派经师金榜之邀，教授金氏子弟。嘉庆二年（1797）八月，应学生要求讲授词学，并编选唐宋词名篇成《词选》一书作为教材。在《词选序》中，张惠言揭橥了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等重要的词学观念，使此序成为常州词派的纲领性文献。然而，如果不是有一定的词名，金氏子弟不会无端请张惠言讲授词学；如果不是对词学已经进行过深入思考，张惠言不会编出《词选》这样宗旨明确、特色鲜明的选本，也不能撰出如此义深词美的序言。这只能说明，张惠言在教词、选词之前，对于词学已经有了宗旨与心得。 清代常州一府夙称人文渊薮，不但古文、骈文、诗学发达，词学也夙有渊源。这从清末缪荃孙编纂的《国朝常州词录》中可见一斑。张惠言的前辈学人黄景仁撰有《竹眠词》三卷，流布人口，其学友洪亮吉、赵怀玉也享有词名。《词选》附录了“宛邻词人群”黄景仁、左辅、陆继辂、钱黄山、丁履恒、李兆洛等人的词作，这些词人都是常郡人物，并且和张惠言相与为友，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词学的探讨。《词选》附有郑善长之语曰： 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5] 据郑氏之言，《词选》所附录的宛邻词人词全部录自张惠言口诵。将《词选》附录的左辅之词与左氏《念宛斋词》对校，字句颇有异文，可见，郑氏的说法是可信的。由此推断，张惠言与其友朋平日已经有词学之讨论和作品的交流。根据这条线索，我们在《念宛斋集》发现一条材料，可以证明最早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时，左辅与张惠言的书札中已经谈及词了，左氏信中曰： 汸如曾有札来，询足下近履。并见示【摸鱼儿】《秋燕》、《春蚕》二阕。词极佳而心伤已甚，某能无孝章之忧耶？[6] 汸如为赵彬的字，赵彬是江苏宜兴人，当为张惠言之友，其生平事迹不可考。由于文献不足，现已无法考出张氏开始从事词学的时间。但是张惠言的词稿则由于有作者的编年，已经很清楚了。[7]根据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的《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8]，我们知道张惠言《茗柯词》的创作始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而且该年张惠言的词作极为丰盛，达到二十首之多，几乎占到《茗柯词》全部词作四十七首的一半。可见，乾隆五十八年是张氏词学创作极其重要的一年。不仅如此，张氏的词学思想也在此年前后酝酿成熟，陆继辂《冶秋馆词序》曰： 仆年二十有一始学为词，则取乡先生之词读之。《迦陵》、《弹指》，世所称学苏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称学秦柳者也。已而读苏辛之词，则殊不然；已而读秦柳之词，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质先友张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虽然，词故无所为苏辛、秦柳也。自分苏辛、秦柳为界，而词乃衰。……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许氏云：‘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凡文辞皆然，而词尤有然者。”仆乃益取温庭筠、韦庄以至王沂孙、张炎数十家读之，微窥其所以不能已于言之故。[9] 此序中陆氏自言学词经历，是深谙词学的甘苦之言，而所载张惠言的论词之语尤为宝贵。根据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10]，陆继辂生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推知他二十一岁时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向张惠言请教词学应当在此后不久。观张氏的答语，学词要“务求其意”，并且征引许慎《说文》“意内言外谓之词”，可见，张惠言以“意内言外”说词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左右就已经形成并思考成熟了，而在嘉庆二年（1797）的《词选序》中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阐发。这一判断，从张惠言弟子蒋学沂（？— 1834）的话语中也能得到印证。蒋学沂字小松，江苏阳湖人。蒋氏《藕船词自序》曰：“余尝受填词法于编修张先生，先生之言曰：词者，诗之余也。词学始于唐季六朝，至南北宋为极盛。后人为之，或流于放，或伤于纤巧，故元明以下无词。国朝乾隆间始有人起而振之，则先生自谓也。”[11]蒋学沂受词学于张惠言，当在嘉庆年间，而其转述张惠言“国朝乾隆间始有人起而振之”一语，可见张惠言在乾隆年间已经从事词学活动了，并且对其词学极其自信。指出这一点，其意义不仅在将张惠言从事词学探讨的时间提前了，对于了解张氏词论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 如上所论，张惠言在乾隆间已经从事词学，并在五十八年（1793）前后，形成了“意内言外”的词学观。从经学上看，“意内言外”是西汉孟喜易学的遗说，因被许慎引用而得以保留在《说文解字》中。故张惠言引用时不说出自《说文解字》，而称“传曰”。孟喜的易学阐析《易经》的爻辞和易象的关系。张惠言在乾隆五十四（1789）年左右开始精研虞翻易学，而虞氏易又源自于孟氏，因而，张惠言“意内言外”之说可能受到了其易学研究的影响。这一点，得到词学界的公认。需要指出，这种观点只是一种逻辑推论，尽管张惠言的文学与经学会相互影响，不过程度究竟如何，也不能高估。毕竟，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科。事实上，张惠言在研究易学之外，其它方面的研究也值得关注，尤其是文学研究。在这个思路下，我们注意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惠言编选了一部重要的辞赋选本《七十家赋钞》。该书一共六卷，纂辑了自屈原、荀卿而下六十六家（屈原、宋玉、扬雄、曹植四家重出）作者的辞赋一百八十篇。《七十家赋钞》与《词选》不但编纂时间先后相继，贯穿其间的文学观念也大体相通。 二、《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词学观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赋与词这两种文体的特征有较大差别，表现手法也各不相同。通常认为，赋体铺张扬厉，近于《诗经》六义中的“赋”，词体婉曲深微，近于六义中的“兴”，两者似乎凿枘不入。甚至《词选》的编选者之一张惠言之弟张琦也明确认为“词有比兴而无赋”[12]，那么，张惠言的词学和赋学观念有什么相通之处呢？首先，我们考察赋与诗的关系。 赋与诗具有明显的渊源关系[13]，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源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其中体现了汉人关于诗与赋的观念。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14] 班固认为，诗为诸侯卿士大夫专有，可以借此言志辨志。春秋以后，周朝式微，王官之学变为百家之学。采诗、赋诗之制不存，诗由庙堂进入民间。而赋则继诗而起，成为士人表情达志的工具。所以，尽管诗与赋产生的时代不同，作用不同，而就其本质而言则是相通的。而两者之所以能够相通，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诗赋均有“风喻”的功能。班固认为，正宗的赋是“贤人失志之赋”、“离谗忧国”之作，是“丽以则”的诗人之赋。而与铺张扬厉、“劝百讽一”的“丽以淫”的辞人之赋有本质上的区别。在班固看来，以《子虚》、《上林》、《羽猎》、《长杨》为代表的汉大赋其实是赋的支流，而那些表达赋家自己情志的抒情之赋才是赋之正宗。张惠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对于赋的起源与特征的阐述可以说是《汉志》的翻版：“周泽衰，礼乐缺，《诗》终三百，文学之统熄。古圣人之美言、规矩之奥趣，郁而不发，则有赵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词表诣，譬物连类，述三王之道，以讥切当世。振尘滓之泽，发芳香之鬯，不谋同称，并名为赋。”[15]张惠言所论诗与赋的关系可以一言以蔽之，即“诗亡而后赋作”。 问题是，张惠言对诗歌几乎不作。[16] 他在《赠钱鲁斯序》中称自己学诗不工，且在自编文集中未录诗，也没有编过诗歌选本或其它论诗的作品。但对于诗，张惠言自称“知其利病”。他在《诗龛赋》中说：“吾闻诗之为教兮，政用达而使专。何古人之尔雅兮，今惟绣乎帨鞶。岂缘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澜。亮余志之不芳兮，虽薜茝其孰玩。曲有变而殊奏兮，言有畸而异方。……将编仁义以为藩兮，结道德而葺之。峙六义以为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摈吉甫兮，延考父于东序。”[17]从这段话中“仁义”、“道德”、“六义”、“四始”等词，可见其受诗教影响很深。然而张惠言也谈到“缘情”，谈到诗人的“志”，这就形成了其赋、诗、词三种文体之间一脉相承的元素。 所谓志，班固论诗曰：“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18]这句话中可以概括出诗歌的本质是“喻志”和“微言”，这两点与张氏对词与赋的特质的体认大体一致。 先论“喻志”，《七十家赋钞目录序》曰：“赋乌乎统，曰，统乎志。志乌乎归？曰：归乎正。夫民有感于心，有慨于事，有达于性，有郁于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于言。”[19]《词选序》则曰：“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20]可见，张氏所说的“情”和“志”是贯穿于诗、赋、词的同一个的概念。 再论“微言”，《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曰： 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变化。天之漻漻、地之嚣嚣，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溪谷；风云霿雾，霆震寒暑，雨则为雪，霜则为露，生杀之代，新而嬗故；鸟兽与鱼，草木之华，虫走蚁趋，陵变谷易，震动薄蚀。人事老少，生死倾植。礼乐战斗，号令之纪，悲愁劳苦，忠臣孝子；羁士寡妇，愉佚愕骇，有动于中，久而不去，然后形而为言。于是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鎗其音，以求理其志。[21] 这一段文字本身而也是以赋体写就，其中列举了大量的物象，使读者对于赋这一文体特征有所把握，但是赋的物象却非如汉大赋那样单纯的铺张扬厉，而是那些能够引起作者感发的物象。最终揆其要归，仍然在于“错综其词，回牾其理，铿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即通过微言来表达作者之志。 而《七十家赋钞目录序》中所谓的“统乎志”、“归乎正”、“感于心”、“寓于象”、“形为言”、“错综其词”、“回牾其理”，这一套赋论也是完全适用于张惠言的词论的，与《词选序》中所阐发的“意内言外”并无二致。《词选序》曰：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22] 尽管此序对词与赋的关系没有直接阐述，但指出了词与诗骚的关系，“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所谓“变风”之义，《毛诗序》曰：“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23]所以张惠言的《词选序》与《毛诗序》、《汉志·诗赋略》均有渊源，其赋学与词学也是大体一致的。 三、《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词学批评实践 在词学批评实践中，张惠言大量地援赋说词，打通了诗、骚、赋、词的壁垒。如《词选》评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有《离骚》初服之意。”评冯延巳《蝶恋花》三首：“三词忠爱缠绵，宛然《骚》、《辩》之义。”评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兮’；‘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这些都是援引《楚辞》论词。又如评温庭筠《菩萨蛮》云：“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所谓“感士不遇”，即张惠言在论赋时所谓的“贤人失志”，以及论词时所谓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经》中的变风变雅之作，《楚辞》中《离骚》、《九章》、《九辩》及其它汉人的赋作，是“国史”、“贤人君子”、“贫士失职”、“士不遇”的作品。在赋中，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即直接以“士不遇”名篇。所以，张惠言借助赋学的术语来进行词学批评，正是其诗、赋、词一体观念的体现。 如果更进一步进行分析，张惠言的词学观在《七十家赋钞》均可发现源头。以比兴寄托说词是张惠言《词选》的主要批评的方法，也是常州词派的心传密旨。为了发掘作者之志，张惠言往往知人论世，索隐本事。如其论冯延巳“专己固宠”，即是其例。而这在《七十家赋钞》的评点中早已采用。兹举例来说明： （释《天问》“胡维嗜不同味，而快鼌饱”一句）伤怀王也。夫妇人伦之始，万福之原，禹厥身是继即舍去，怀王溺郑袖以至惽秏。（《七十家赋钞》卷一） （释“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一句）伤顷襄也。继世之君，如启不顾难，则祸及子孙，况不如启乎？（《七十家赋钞》卷一） （释“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一句）以羿之善射而信用寒浞，揆度交吞之事，伤秦绐也。楚怀王二十四年，秦来迎妇。武关之行，子兰劝怀王，曰：何绝秦欢，由此也，故本而言之。以羿妻洛滨况也。秦之厚赂王，何故顺之？深恨之辞。浞当指苏秦（案当指张仪，张氏偶误）。（《七十家赋钞》卷一） 《天问》是屈原创作的一篇杰作，为研究屈原思想最重要的一篇文献。王逸《楚辞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24]王逸认为，《天问》是屈原被放逐时的作品，寄寓了屈原的郁愤悲慨。同时，王氏指出，《天问》并不是屈原本人写定，而是楚人记录的作品，因而全篇次序凌乱。洪兴祖《补注》云：“《天问》之作，其旨远矣。盖曰遂古以来，天地事物之忧，不可胜穷。欲付之无言乎？而耳目所接，有感于吾心者，不可以不发也。欲具道其所以然乎？而天地变化，岂思虑智识之所能究哉？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此《天问》所为作也。”[25]对于屈原创作楚辞的动机有所体认，认为屈原作《天问》，其用意是关于楚国一国的兴衰和自己一身的进退，知人论世，能够逆知屈子的用心。张惠言《七十家赋钞》中对《天问》的批评继承了王逸和洪兴祖的观点，但和历史结合得更加紧密。如上面所举“伤怀王”、“伤顷襄”，“伤秦绐”之说，均与毛诗序中的解经手法如出一辙。 《七十家赋钞》对宋玉《招魂》和景差的《大招》批评曰：“《招魂》、《大招》，讽顷襄也。顷襄君臣宴安，湛于淫乐，而放屈子，故招屈子以讽之也。巫阳之言，女媭、渔父之意乱、以怀王讲武不可再见，国耻未雪，宗社将危，不啻大声疾呼矣。”[26]“《大招》，设颂之辞也。若曰能用屈子，则乐与今同，而王业成耳。‘青春受谢，白日昭’，君明政新也。”[27]《招魂》与《大招》的作者问题以及究竟为谁招魂，尚无定论，而张氏认为，两篇均为后人替屈原招魂，这是作品的表层意义，而深层意义则是讽刺顷襄王。这种批评模式也表现出张氏文学批评过求甚解的特点。 以比兴寄托的方法来阐释文学，既有得也有失，得在以意逆志，探求作者的本心，而失在阐释过度，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张惠言对宋玉《高唐赋》、《神女赋》及曹植《洛神赋》的批评就面临这样的危险。 《高唐》、《神女》两赋，盖为屈子作也。屈子曾见用于怀王，故以高唐神女为比，冀襄王复用也。不然先王所幸，而劝其游，述其梦，宋玉岂为此谬妾乎？ 此篇（指《高唐赋》）先叙山势之险，登陟之艰，上至观侧则底平而可乐，所谓为治者始于劳，终于逸也。结言既会神女则思万方，开贤圣，此岂男女淫乐之辞邪？ （评《神女赋》“他人莫睹，王览其状”）冀王之特识，不惑于谗也。交希恩疏，其在迁江南之前乎？ （评《神女赋》“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怀贞亮之洁清兮，卒与我乎相难”）褰帱请御，眷顾系心之诚也。然欲其逢君为乐，则不可。故曰卒与我乎相难。若以为赋神女，则褰帱请御，成何语邪？ （评《神女赋》“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离骚》一篇三致意之心。[28] 《高唐》、《神女》二赋，宋玉所作，描述高唐神女之事，现代楚辞学者陈梦家、闻一多等认为，这两篇赋中反映了楚人求嗣的观念。如高唐即高禖，巫山神女即“女尸”，皆与楚俗中求嗣仪式相关。[29] 传统中对《高唐》、《神女》二赋看法不一，或谓写情之作，如萧统《文选》将其归入赋之“情”类，晁补之谓：“宋玉亲原弟子，《髙唐》既靡，不足于风；《大言》、《小言》，义无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30]或谓别有寓意。陈师道云：“宋玉为《高唐赋》，载巫山神女遇楚襄王，盖有所讽也。”[31]洪迈云：“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为寓言托兴甚明。予尝即其词而味其旨，盖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真得诗人风化之本。[32]然而，二赋虽然可能别有寓意，却很难坐实到屈子身上。在比兴寄托上，张惠言无疑是受到王逸观点的影响，即“《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33]但是将这种模式扩大化、绝对化了。文廷式曰： 张皋文《七十家赋钞》持论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如《高唐赋》云：“传祝已具，言辞已毕”，亦不过言祀山灵之礼而已，皋文云：“下及调讴羽猎，明用屈子，则礼乐武功皆得其理已。”附会无谓矣。《神女赋》云：“褰余帱而请御兮，愿尽心之惓惓。”皋文云：“褰帱请御，睠顾系心之诚也。若以为赋神女，成何语耶？”按题为赋神女，若以为屈大夫褰帱请御，更成何语耶？且班婕妤《自悼赋》云：“君不御兮谁为荣。”古人原不以此等为忌讳也。凡读古人文字，心通比兴足矣，不必字字主张道学也。固矣，夫皋文之论赋也。[34] 文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比如《七十家赋钞》对于曹植《洛神赋》的批评： 何义门云：《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植既不得于君，因济洛以作为此赋，亦屈子之志也。又云：“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遽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注家未喻其微旨。”何氏此言真能以意逆志，于此更可知《高唐》、《神女》之义。[35] “怅盘桓而不能去”：何云：恨人神以下，皆陈思自叙其情。君王指宓妃，喻文帝不必以序中君王为疑。案何以君王指宓妃，或以为凿。不知古人寓言，多有露本意处。如《九歌·湘夫人》，屈平以喻子兰。篇中“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其见意处。湘夫人可称公子，宓妃亦可称君王也。[36] 张氏引用何焯的观念，谓其以意逆志，直认此赋为屈子之志。然而，对于《洛神赋》，以前的评论者大都集中在曹植与甄妃的本事。何焯则认为曹植对汉朝的忠贞，所谓“不欲亟夺汉亡年，犹之发丧悲哭之意”，这真是别出心裁的说法。然而，曹植之忠汉实无显证，仅据此纪年的孤证，本无足辨，何况真的“不欲亟夺汉年”，何不径以太岁或甲子纪年？揆其立论，根据《魏志》记载及李善《文选注》之说，认为曹植在魏黄初四年入朝，而三年无入朝的记载。其实，这很可能是由于史之阙载，不能由此认定曹植黄初三年一定没有入朝。[37] 所以，何氏的观点其实是遗民语境下的思维模式的体现，未必有曹植原意。 张惠言以赋法解词还有一个特点是联章解词。由于赋是大篇，必须重视篇章结构。词的长调也有起承转合，但是将一组词以联章法解读，张惠言有首创之功。所谓“篇法仿佛《长门赋》”这一评语，并非单指“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词而言，而是涵盖温庭筠的全部14 首《菩萨蛮》，将其视为同一情境下创作的一组词，可以说，张惠言是有意识地以“联章”说词，今具录张氏对这一组词的十一条评语： 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 梦字提。“江上”以下略叙梦境，“人胜参差”、“玉钗香隔”，言梦亦不得到也。“江上柳如烟”是关络。（第二首“水精帘里颇黎枕”） 提起。以下三章本入梦之情。（第三首“蘂黄无限当山额”） 结。（第五首“杏花含露团香雪”） “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时。故“江上柳如烟”，梦中情境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第六首“玉楼明月长相忆”） “相忆梦难成”，正是残梦迷情事。（第八首“牡丹花谢莺声歇”） 鸾镜二句，结。与“心事竟谁知”相应。（第十首“宝函钿雀金鸂鶒”） 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第十一首“南园满地堆轻絮”） 此自卧时至晓，所谓“相忆梦难成”也。（第十二首“夜来皓月才当午”） 此章正写梦。“垂帘”、“凭阑”，皆梦中情事，正应“人胜参差”三句。（第十三首“雨晴夜合玲珑日”） 此言梦醒。“春恨正关情”，与五章“春梦正关情”相对，双锁。（第十四首“竹风轻动庭除冷”） 可见，张惠言认为全部十四首《菩萨蛮》是浑然一体的作品：第一首写女子梦醒，所谓节节逆叙，即倒叙手法。从第二首起至第十首，描写该女子睡前的心理活者动。第十一首至十三首，正写梦中的情形。第十四首，写梦醒。时间跨度为第一日的白天至次日的白天。以十四首词的篇帙详尽地描写一位女子幽怨郁抑的心情，与《长门赋》中所描写的陈皇后失宠后幽居长门宫中凄凉低徊、度日如年的情境极其相似，这应该是张惠言认为篇法近于《长门赋》的原因。而十四首词中不时出现的意象如“梦”、“柳”等，在张惠言看来，正是这组词作于同时的证据。通过对这些意象参互综观，张惠言构建了一位女子完整的内心世界。而这些，仍然只是表层意象，其深层意蕴则是“士不遇”这一传统主题的再现。 以联章法说词，在张惠言《词选》中尚有他例。如其选韦庄《菩萨蛮》四首，也是视作联章之作。其一评曰：“此词盖留蜀后寄意之作，一章言奉使之志，本欲速归。”其二评曰：“此章述蜀人劝留之辞，即下章云‘满楼红袖招’也。江南即指蜀，中原沸乱，故曰‘还乡须断肠’也。”其三评曰：“上云‘未老莫还乡’，犹冀老而还乡也。其后朱温纂成，中原愈乱，遂决劝进之志。故曰‘如今却忆江南乐’，又曰‘白头誓不归’，则此词之作，其在相蜀时乎？”其四评曰：“此章致思堂之意。”张惠言明知韦庄的这四首词并不作于一时，但是仍然将其视作联章来解读，这一点值得注意。另外，他评牛峤词曰：“《花间集》七首，词意颇杂，盖非一时之作。”均可见其读词时对联章结构是格外关注的。 张惠言以联章解词，在词学批评史上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知道，联章诗尽管魏晋时期已经出现，到唐代杜甫手里才完全成熟，如《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秋兴》八首、《秦州杂诗》二十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等，这引起了后世批评家的极大注意。如张上若评《秦州杂诗》二十首云：“是诗二十首，首章叙来秦之由，其余皆至秦所见所闻也：或游览，或感怀，或即事，间有带慨河北处，亦由本地触发。大约在西言西，反复于吐蕃之骄横，使节之络绎，无能为朝廷效力一筹者”。[38] 朱熹也推崇杜甫此诗为“创体”。关于这组诗，浦起龙评曰：“初谓杂诗无伦次，及仔细寻绎，煞有条理。二十首大概只是悲世、藏身两意。其前数首悲世语居多，其后数首藏身语居多。惟其值世多事，是以为身谋隐也。至如首尾两章，固显然为起结照矣。”[39]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曰：“七首皆身世乱离之感。遍阅旧注，疑后三首复杂不伦。杜氏联章诗，最严章法。此歌何独不讲？及反覆观之，始叹其丝丝入扣也。盖穷老作客，乃七诗之宗旨，故以首尾两章作关照。馀皆发源首章。一歌，诸歌之总萃也。首句，点清‘客’字。‘白头’、‘肉死’，所谓通局宗旨，留在末章应之。其‘拾橡栗’，则二歌之家计也。‘天寒’、‘山谷’，则五歌之流寓也。‘中原无书’，则三歌、四歌之弟妹也。‘归不得’，则六歌之值乱也。结独逗一‘哀’字、‘悲字’，则以后诸歌，不复言悲哀，而声声悲哀矣。故曰诸歌之总萃也。”[40]而在词学批评中以联章说词，张惠言是较早的从事者。事实上，张惠言以联章批评法解词并非出于偶然意至，从创作上看，乾隆五十八年（1793）时，他便创作了《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这样五首一组的联章词，被词论家陈廷焯称为“既沈郁，又疏快，最是高境”[41]，而这组词明显借鉴了杜甫《同谷七歌》的形式，表明了张惠言对联章体裁早有体认。 联章批评是张惠言词学批评的特点，而这一特点其实在《七十家赋钞》中已经得到了运用。尤其是对《九歌》的批评最为明显。王逸《楚辞章句》对《九歌》作题解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42]张惠言对《九歌》的阐释吸收了王逸“讽谏”说，而在章法上则将《九歌》视作整体。如评《九歌·东皇太一》篇曰：“此言以道承君，冀君之乐己。十一篇连读。”显然是将《九歌》作为联章来看待。《云中君》评曰：“言君苟用己，则可以安览天下。惜此会之不可得也。”《湘君》评曰：“此《离骚》所谓‘哲王不悟’也。”《湘夫人》评曰：“湘君比君。故湘夫人比椒兰。此《离骚》所谓‘闺中邃远’也。”《大司命》评曰：“惜往日之曾信也。”《少司命》评曰：“大司命比怀王，少司命又比子兰。秋兰，目子兰，荪，目君也。所美果美，君何愁苦乎？”《东君》评曰：“伤顷襄也。嗣政之初如日方出，岂意声色是娱，终于杳冥乎？”《河伯》评曰：“此章决怀沙之志。”《山鬼》评曰：“虽死不忘君，故以山鬼自比。予，山鬼；子，君与公子也。”《国殇》评曰：“以忠死，故比国殇。”《礼魂》评曰：“几知我者于百世之下。”《九歌》是否为屈原所作，是楚辞学上的一件公案，汉代以来大致有三种说法：第一，屈原创作说，汉代王逸《楚辞章句》主此说。第二，屈原在民间祭歌基础上加工改作说。宋朱熹《楚辞集注》主此说。第三，楚国民间祭歌，与屈原无关。三种说法究竟孰为正解，至今尚未有定说。张惠言不但认为《九歌》是屈原的原创作品，而且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阐释，认为是与《离骚》同样的反映屈原忠而见疑、洁己自决的作品。这种观点很难被当代的楚辞学者所接受，却反映了张惠言阐释方法的一些特点，而这种阐释方法同样被张惠言运用在对词的阐释与解读中，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张惠言的文学观导源风骚，并一以贯之地落实到具体的文学批评中。他的赋学批评与词学批评从观念到实践都有相通之处，都是在儒教伦理下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批评方法的推衍。张惠言的阐释方法有其牵强胶滞之处，但在张氏自己的阐释系统中却是圆融自足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常州词派的形成，也能有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认识。 [1]参见张宏生：《张惠言的赋学与词学》，《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第322-332页；陈曙文：《〈七十家赋钞〉与张惠言的比兴视野》，《内蒙古大学学报》2010 年第6 期，第110-115 页。 [2]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第69页。 [3]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17-118页。 [4]恽敬：《与汤编修书》，《恽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第145页。 [5]张惠言：《词选》附，清道光宛陵书屋刻本。 [6]左辅：《念宛斋书牍》卷1，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念宛斋书牍》按年编排，故可知信札的作年。 [7]冯乾：《张惠言〈茗柯词〉系年辨正》，《古典文献研究》第9 辑，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6 年。 [8]《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87 册，台北：文海出版社， 1976 年。 [9]陆继辂：《崇百药斋续集》卷3，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10]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12，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11]蒋学沂：《藕船词》卷首，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12]陆继辂：《词家三味》引张琦说，《合肥学舍札记》卷3，清道光十六年刻本。 [13]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挚虞：《文章流别论》：“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汉志诗赋第十五》：“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刘熙载：《艺概·赋概》：“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 [14]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55-1756页。 [15]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16]《阳湖张惠言先生手稿》中收了张惠言几首诗，可以参看。 [17]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40-141页。 [18]班固：《汉书》，第1755-1756页。 [19]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20]张惠言：《茗柯文编》，第58页。 [21]张惠言：《茗柯文编》，第18页。 [22]张惠言：《茗柯文编》，第58页。 [23]毛苌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1-272页。 [24]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 [2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85页。 [26]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7]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8]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1，道光刻本。 [29]陈梦家：《髙禖郊社祖庙通考：释〈高唐赋〉》，《清华学报》第11 卷第1 期，1936 年1 月。闻一多：《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清华学报》第10卷第4 期，1935年10月。 [30]晁补之：《变离骚序》，《全宋文》第126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31]陈师道：《后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05页。 [32]洪迈：《容斋三笔》卷3“高唐神女赋”条，《容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458页。 [33]洪兴祖：《楚词补注》，第2-3页。 [34]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6，民国三十二年（1943）刻本。 [35]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4，道光刻本。 [36]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4，道光刻本。 [37]石云涛：《〈洛神赋〉的写作时间》，《建安唐宋文学考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7-23页。 [38]杨伦：《杜诗镜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第247 页。 [39]浦起龙：《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 1961年，第381页。 [40]浦起龙：《读杜心解》，第262页。 [4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4页。 [4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5页。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