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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下韬奋图书中心“三联版新书”的排行榜上，齐邦媛先生的《巨流河》和钱穆先生的《人生十论》分列一二位。  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在《巨流河》中有关于齐邦媛先生和钱穆先生在台湾的一段交往。所以编辑特意拍摄了这张照片传给齐先生看。 回到办公室，翻开《巨流河》，读到两位先生的交往，既敬佩又感动，特意把书中描写钱穆先生的章节摘录一部分出来，和大家分享。 红叶阶前 ——忆钱穆先生 世间之事，常有峰回路转的奇妙现象。我在武大时，没能赶上钱穆先生讲学的盛况。没想到在编译馆这位置上，却因“武圣岳飞事件”，让我有机会与钱穆先生联系上。 在我进馆之前，“大学丛书”收到一份台大历史系林瑞翰教授的书稿，尚在审查阶段，是否出版未定，却有报纸报道：林瑞翰教授所著《中国通史》是台大一年级必修的中国通史课本，竟诬蔑岳飞跋扈，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要十二道金牌才召得他回朝。宋高宗为什么杀他，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如此不敬之言，台大竟作教材，而“国立编译馆”竟然接受林教授《宋史要略》书稿，将要出版，简直是动摇国本! 有一位自称是岳飞小同乡的李某，连续写了数篇，说：“你们侮辱武圣，就是数典忘祖!”还有一位骂得最凶的“立法委员”吴延环，不但以笔名“誓还”在《中央日报》专栏不停地讨伐，并且在“立法院”正式提案，令“教育部”答询。王天民馆长虽在各报来访时详细说明：“馆里接受书稿，既尚未审查，更未有出版计划。”但是各报继续登载责骂的文章，有一则报道竟然说：“据闻该馆负责此事者，系一女流之辈，亦非文史出身。”王馆长是历史教授出身，知道当时各校学者无人愿审，亦无人能抵挡此政治意识的汹涌波涛，命我去拜见由香港来台湾定居的钱穆先生，请他作个仲裁，说几句话，指引一下“国立编译馆”对此书处理的态度。 我对于前往钱府的事感到万分踌躇，不愿再遭遇坐与不坐、茶与不茶的场面。待我一向非常客气的王馆长说：“没别的办法，委屈你也得去一趟。” 钱先生来台湾居住的素书楼，位于台北士林外双溪东吴大学后面一个小山坡上，有一条依坡而建的石阶路。我去外双溪的路上实在不知是何场面，深悔误入宦途。车到外双溪，沿东吴大学山径到山坡尽处，按了门铃，心情忐忑地走上石阶。钱先生出见时，尚未坐下便说：“我已在电话中说不能审查。”我困窘至极，嗫嚅而言：“我刚由学校来“国立编译馆”三个月，这份书稿是前任所留，如今舆论责难不止，请您看看，我们当如何解此僵局?”大约全出于同情心吧!钱先生接过书稿，放在几上。我道谢后仓皇辞出，几乎是奔下石阶，心想大约再也不用来了。 谁知三天后意外接到钱先生电话，说请林瑞翰教授去谈一谈。再过数日，林教授亲自到馆里，送来毛笔工整细密的手写稿二十二页，综合加添了钱先生面谈时给他的六种新资料，补充他书中岳飞部分。资料非常充实稳妥，提供了多面的论述。 但是仍救不了我们，“教育部”来了一道公函，转来“立法院”的质询提案：“国立编译馆拟靠钱穆先生的声望，将诋毁武圣岳飞的作品，作大学用书出版，动摇国本⋯⋯”命令馆长随“教育部部长”罗云平去“立法院”说明。质询之前数日，我带了许多资料去“立法院”图书馆谒见吴延环委员，详细说明《宋史要略》一稿原是前任留下，至今无人肯审，更不会近期出版。质询日，我坐在备询官员最后一排硬椅子上，王馆长高高胖胖，厚墩墩地坐在官员席;他有多年教学经验，对答时如在课堂，不慌不忙，质询者虽然来势汹汹，但亦不知应控以何罪，一本未出版的学术著作如何“动摇国本”?我自大学时期在学潮中开始(直到今日台湾的选举文宣)，看尽了政治意识控制学术思想之狰狞面貌，没想到我“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进修，好不容易取得部定正教授资格，在大学教文学课程，竟到这里来看着我的老师王馆长被这些人指手顿足地以政治意识形态指责，如此伤尊严，多么不值得!我心中充满愤慨和悔憾，回到馆里，即写辞呈。馆长问我：“你觉得在这种局势下辞职是保持尊严吗?你此时离开能说明什么立场呢?”他从桌上拿给我一封刚收到的挂号信，是钱先生寄来的，退还我随书稿送上的审查费两千四百元，一纸便笺上写：“无端卷入贵馆书稿舆论漩涡，甚感烦恼。兹退回审查费，今后请勿再牵涉本人意见⋯⋯”馆长说，这本书我们短期内不能出版，但是你必须去对钱先生致歉，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这样，我开始了登上素书楼石阶十八年的缘分。轰轰烈烈的“岳飞事件”之后，是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再接着是高中《中国文化史》的新编，每件事都是新闻的焦点。在那一段时期，我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的双重责任，随时有去住“保安大饭店”的可能，幸好生长在我那样的家庭，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父兄常常幽默地说，你当了这么芝麻大的官，却惹上了天天上报的麻烦，必须记住蒋介石文告里指示的，应当时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爸爸以前曾说：“我这个女儿胆子小，经常‘处变大惊’。”想不到，一九七○年代的“国立编译馆”竟是我的“壮胆研究所”。 其实，舆论界也不是一面倒，民间希望学术中立的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那时仍健在的陶百川、黄季陆、陈立夫、王世杰等长辈，也赞成国中与高中的国文教科书，以文学情操教育为主，少宣扬政治理念。至少，那时的“教育部部长”罗云平实际上是支持的。在陈述编书理想时，我终于有勇气面对钱先生这个人，而不是他“国学大师”的盛名。他面容温和，倾听人说话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沉思的宁静，也是一种鼓励。 从那时起，我原是为公事去爬素书楼的石阶，送稿、送书、请益，去得很勤。后来钱先生知道我是朱光潜老师的学生，谈到他三十年前去四川乐山为武大讲学之事。我告诉他，我听学长们谈到，清晨持火把去礼堂上他的课的情景。因此，有时钱先生也留我坐谈当年事。没有公事时，逢年过节和他寿诞前我仍去看他，直到他被迫离开素书楼。十八年间我在那石阶上下近百次，阶旁两排枫树长得很高。一九八五年我车祸住院时，钱师母去看我，说老师很惦念。一年后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阶时，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了台湾少见的红枫叶。 那些年，钱先生的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了。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熙，也许我没有历史学问的背景，也就不知道什么是不能越过的界限。当他问我坊间有什么新书时，我有时会以外文系的知识，冒冒失失、糊里糊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的书，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如柏杨的书，送给他。 我回台大之后，也常与他谈到我用作教材的一些书，譬如最早先用《美丽新世界》、《一九八四》和《黑暗之心》英文本时学生的反应，谈得最多的是《寂寞的追寻》。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钱先生感到相当“有趣”(他的无锡发音至今难忘)。其实，一九八三年他亲自赠我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书中，钱先生回忆他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的寂寞中构思完成，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独居小楼一年，在“寂寞不耐亦得耐”的情境下完成《国史大纲》，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的孤独，情境大不相同。 当然，一九七五年后，钱先生面对蒋先生去世前后的种种变局，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以史学家的心情观察，感慨更自深沉，他一直盼望而终于失望的是一个安定的中国。《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此段文章，使我更具体地了解他为什么肯在蒋先生邀请下，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以为可以安度余年，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一样，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的必要，而一九五○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的地方。 我不敢进入史学范畴，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的影响。大学时代《国史大纲》曾是我们的教科书，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近日知《国史大纲》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果真如此，书中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吧。 以上内容节选自三联书店出版《巨流河》，齐邦媛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