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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 ……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小学操场旁边的雨豆树。当年陈明忠和同学在这棵树下练习相扑，拿了冈山地区比赛第一名。如今，该树已被列为“高雄县特定纪念树木三十六号”。（李娜提供） 一九九七年陈明忠夫妇宴邀刚卸任“法务部长”回政治大学任教的马英九，感谢他当年协助安排保外就医。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上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敢反抗日本人的， 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 ……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但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陈桑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在绿岛监禁期间，狱方每年为政治犯拍摄一张照片，这也是陈明忠监禁期间少数保存下来的照片之一。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九百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一千三百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 （争议至今）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九万（或说十三万～十五万），被处死的九千人（或说一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以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它（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上刑场时的平静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一九八一年八月八日父亲节，家人到绿岛探视。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着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处”的绿岛监狱，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抄录，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狱友，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在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一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批评难友们，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即使是荒谬的反抗，也是种光亮，是活下去的意义。 南日岛的俘虏， 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那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包括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被趁机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被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红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的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南日岛俘虏（郭琴舫摄影，“中央日报”提供） 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九四九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等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等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让人听来五味杂陈。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露了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地，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当政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一九五一年绿岛的“新生训导处”成立，负责监管、密集劳改和教育政治犯。（“中央社”提供） 张光直在北平度过童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上学路上可见城外常常被八路军扒开的铁路；报摊上可买到偷运来的“解放区”的任何报刊。到台湾后就读建国中学，又受到国文老师—大陆来的地下党罗铁鹰先生的影响，以“左倾学生”入狱。一年后张光直终于被父亲张我军辗转保释出狱，即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专业，走上研究“器物与古人”的学问之路。比他大两岁的陈桑则继续他的暗夜之路。白色恐怖施加于他们的，在未来，还要让他们殊途同归：在民族情感与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上。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有限，也无从实践。无须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二十四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一九八八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二〇一〇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 《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九九二）：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一九五〇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历史地表。陈映真随之探寻一九五〇年代被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号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中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的极限。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的结论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对大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偏于图利资本的状况，对大陆“惠台”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大陆的“采购”和支持，才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力量。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在地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菠萝的案例，“惠”的落实又何其难也！然而，或许也是从这里，可以重新构想“统”与“左”的携手。特别是，在两岸文化、学术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开两岸基层民众的实质交流！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国民党邀请“二二八”事件当事人陈明忠于“二二八”纪念会现身说法。会中陈明忠呼吁族群和解，并促成连战访问北京展开“破冰之旅”。 二〇一四年三月台湾发生的“反服贸”事件，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操作，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大陆无须对台湾民主抱有蔷薇梦，但也不能率意对待，错过与这一代青年以及他们所内含的台湾社会的深层矛盾的对话。新任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的、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二十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