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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理论阐释而言，孔子在继承前贤赋《诗》言志、引《诗》说礼阐释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诗》、礼、乐的关系提升到理论高度予以确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的三种境界：借学习《诗》之文本以体悟其所蕴含的礼制精神，由涵养礼制精神而立身，最终达到能逐一演奏“诗三百”的高度，才算真正完成了《诗经》的学习。这无疑对诗礼互渗关系的深化起到了强有力的助推作用。具体到“风”诗与“嘉礼”的互渗，孔子与端木赐（子贡）借《卫风·淇奥》讨论人格修养精益求精，早已广为人知；其解《关雎》的精髓乃“反纳于礼”（《孔子诗论》，下同），亦为智慧之见，这个反纳的“礼”就是依“昏冠礼”求偶之礼；其解《周南·螽斯》为“君子”，即庆贺君子依礼修身而多福，亦颇得诗心；其首肯《郑风·将仲子》女主人公“《将中》之言不可不畏也”，是因为发现了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礼制的敬畏；其喜欢《齐风·猗嗟》“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诗句，也是因为诗句展示了宾射礼。 可见，无论“风”诗的创作内容，还是运用方式与理论阐释，都体现出其与“嘉礼”的共生互渗关系。从道理上讲，所谓“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管子·心术》），则描述日常生活风貌、抒发日常生活感情的诗歌，承载的社会生活习俗信息会更为全面而丰富，自然是最能反映社会生活习俗的诗作。我们知道，生活习俗是礼俗产生的社会基础，而礼俗则又是官方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之一。故孔子认为“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因此，只要“国风”产生的过程与礼制产生的过程具有共时性，其也应该和“雅”“颂”一样与礼制有着密切关系。 就现存160首“国风”作品而言，学界认为多数诗篇创作于春秋时期，但其中有些渊源于远古歌谣而其主体篇章产生于商代晚期，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有些则是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时将采集自民间的歌谣，改造配乐编纂到国家礼乐典章之中，之后又重新回归于社会而在不同礼仪场合演唱教化民众，也是没有问题的；即就是那些创作于春秋时期的讥刺“非礼”的所谓“变风”诗篇，其比照的对象正是“有礼”——周公旦“制礼作乐”时所创立的礼仪制度规范。吴公子札（季札）聘鲁观乐时，赞美“二南”为“始基之矣”，称赞《豳风》为“其周公之东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即为明证；后来孔子嘱其儿子孔鲤（伯鱼）“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也大有深意。 就西周礼制形成历程而论，同样发端于远古——“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就其层次来看，由风俗而礼俗，由礼俗而礼制，而风俗恰恰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就其范围来看，由民间而官方，从宗教到政治。当然，由上古礼制形成过程来看，是经夏商积淀而至西周礼制才得以完备的。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表明西周时期才真正进入了礼制时代。即便到了东周中期开始出现了“周室陵迟，礼崩乐坏”（《风俗通义·声音》）的局面，但仍有大批虔诚如周内史叔过、卫执政卿甯速（庄子）、秦大夫百里视（子明）、曹大夫僖负羁、宋司马公孙固、晋大夫羊舌肸（叔向）、吴大夫公子札、齐卿士晏婴（平仲）、楚行人观射父、郑执政卿游吉（子大叔）、鲁司寇孔丘、陈芋尹盖者，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维护并修复着它。 由此可见，“国风”的创作、结集、传播与先秦“俗”→“礼”→“礼制”的积淀、完备、推行，是大体同步的。这就为两者共生互渗关系的可信性提供了历史背景依据。西周社会的礼乐文明是《诗经》产生的历史土壤，而《诗经》又是周代礼乐文化的载体，扩大了礼乐文明在周代社会的影响。“风”诗自然也不例外。春秋开始，外交或其他场合引“风”诗以说礼，孔子教授“诗三百”借“风”诗以谈礼，进一步扩大了“风”礼互渗的途径，并深化了“风”礼互渗的程度。 综上可见，“风”诗不仅与“嘉礼”从远古至西周相伴而生，而且到东周其互渗又在不断加深，为我国传统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诗礼文化”建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今天我们中华文化复兴贡献了丰厚资源。 （作者：徐正英，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