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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刘方喜教授 刘方喜（196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年鉴》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兼任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和文化理论、中国古代文论等研究，著有《声请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汉语文化共同体”与中国新诗论争》、《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批判的文化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当代重构》等近10部。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与文化》、《新世纪文艺学建设丛书》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李昕揆：刘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我的访谈。据我所知，您博士、博士后阶段主要是做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您对“声情论”之于汉语古典诗学理论体系之重要性和基础性的揭示和论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同时，您一直对西方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持续、深入的关注，尤其是提出的诸如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的美学内涵、意识形态阶层论、审美生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战略学、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反响。近两年来，您又发表了不少研究物联网的文章，率先提出了“分享主义”、“审美分享主义”、“空间正义”等一系列概念、范畴。回头来看，您在文艺学领域跨界研究的步子似乎迈得比较大。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取向的？ 刘方喜：谢谢你的提问。我现在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似乎有点太早了，不过利用这次访谈机会，回忆、梳理一下自己的研究经历，还是有点儿意义的。很久以前，我听过研究哲学的陈嘉映教授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代哲学的做法，不再像康德、黑格尔那种做法了，不再研究一般所谓“哲学”，而总是研究某种具体的哲学，比如语言哲学等等。我是非常认同这种说法的，我经常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非要我给自己的研究作个定位的话，我会说我是研究“哲学”的——当然不是像康德他们那样的“哲学”，或者所谓“元哲学”，而是具体的哲学。要这么定位的话，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研究了三种具体哲学：语言哲学、经济哲学、技术哲学，或者说，我是从这三种哲学来研究文艺学问题的；若从跨界来说，这三种哲学就涉及文艺（学）与语言（学）、经济（学）、技术（哲学）的关系。 李昕揆：您将自己的学术取向定位为具体哲学的研究，概括为从语言哲学、经济哲学、技术哲学等三个方面来跨界研究文艺与语言、经济、技术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非常有意思。那么，请您先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吧。 刘方喜：目前为止，我出版了约十本书：《声情说——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2008）、《“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2009）这两本专著是研究“语言哲学”的；《审美生产主义：消费时代马克思美学的经济哲学重构》（2013）、《批判的文化经济学：马克思理论的当代重构》（2013）以及《消费社会》（2011）等是研究“经济哲学”的；这两年研究物联网，我主要是从“技术哲学”展开的，当然同时也是延续“经济哲学”的研究。 李昕揆：您提到的前两部著作——《声情说》和《“汉语文化共享体”与中国新诗论争》，从书名看是研究诗学问题的，您为什么说是研究“语言哲学”呢？ 刘方喜：你可以认为我是从语言哲学层面研究诗学问题的，但说实话，从我自己的想法来看我是想探讨语言哲学问题的，即“意义”问题。我是这样概括自己《声情说》一书的主要内容的：作为诗学思想之中国表述，本书以“声情”这一极具民族特色的诗学范畴为基础，以“有限性-超越性”、“体-用”、“天-人”为基本理论模式，对语言活动中“形式”与“意义”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从诗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等层面作出了“中国式解答”。 李昕揆：这里，您似乎宣示了一种本土文化立场。 刘方喜：是的，但不仅如此，其实也在表达一种“诗学”立场。一提“语言哲学”，大家马上想到二十世纪西方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从语言哲学研究诗学问题而且是中国古代的诗学问题，是不是就是用西方的当代时髦理论来研究传统诗学问题？这种研究确实是很容易落入这一陷阱的，但我觉得自己的研究还是跨过了这一陷阱的。通过对“声情”这一独特的诗学范畴的研究，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有些“意义”是可以相对剥离于语言形式的，有些“意义”则不能与语言形式剥离，而所谓“声情”就是指与语言（语音）形式不可剥离的“意义”。而西方主流的现代语言哲学尤其分析语言哲学所研究的，其实只是与语言形式可以相对剥离的那种“意义”——从语言“意义”理论的整体来看，这种所谓“语言哲学”就是不完整的，而诗学独特的意义理论，对于完整的语言哲学来说就绝非可有可无的——重视文学“意义”独特性的伽达默尔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他有很自觉的“诗学”或“审美”立场，而我们古人的“声情”范畴更清晰而直接地揭示了诗歌意义的独特性。因此，“声情”说既昭示一种“诗学”立场，也昭示一种“本土”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