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研究的一股清风 ——《泰山民间故事大观》（修订本）序 
        1980年5月，陶阳兄率领他的属下徐纪民、吴绵两位年轻朋友，到他的故乡泰安地区以及徂徕山周边地区调查搜集当地的民间故事。作为一次试验性的民间文学科学调查，其最终成果结集为《泰山民间故事大观》一册，于1984年初版行世。这本地方民间故事集，是“文革”结束后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民间文学科学调查方面收获的第一批著作中的一本。在经历了20多年风雨洗礼之后，这本书依然散发着生命活力和学术光辉。现在修订本就要付梓了，当年主持那次调查和编辑、如今又独自担负修订补充工作的陶阳兄嘱我为之写序，我欣然应允，借以表达我对这本书的修订再版的祝贺。
     就这本书所收入的民间故事及其性质、形态、类别、特点来看，这不是一本一般性的民间故事读物，而是泰安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初民间口头流传的各类民间故事的总汇。编者依照调查所得材料的性质和特点，分门别类编为七辑：（1）原始记录稿较完美的故事；（2）同一母题的异文与“综合整理”的故事；（3）同一题目又各自独立的故事；（4）录音稿与加工多的故事；（5）神话与带迷信色彩的传说故事；（6）讲述者各具特色的故事；（7）“整理”稿比较接近“原型”的故事。虽然调查者们没有提供一篇总体的科学调查报告，不免多少有点缺憾，但所幸每辑都有编者撰写的“说明”，阐述他们搜集采录和整理加工的理念，亦可弥补这个缺憾。从这些“说明”中和所选作品中看得出来，编者编纂这本书的目的，是以“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为其学术理念的民间作品记录文本的科学版本。可贵处在收入此书中的民间故事，不论情节是否完整、语言是否有个性、渊源（如原型）是否悠久、流传地是否广泛，是幻想性的还是生活性的，都是编者在“田野调查”中亲自从老百姓口中搜集采录而来的，其调查采集的方法和搜集记录的文本，既保持了讲述者讲述时的内容原貌、情节结构、细节描写和语言风格，又尊重每一个讲述者在口头讲述和文化选择上所显示出来的个性，因而得到了学界的肯定。（要特别指出的是，调查搜集者们把14位有讲述特色的故事家张建新、张光海、沙洪增、姚仲文、李树发、董叔衡、李伯洋、李庆森、张传华、宗传会、王继海、宋步云、聂殿喜、郭凤纪单独立项，与差不多同时出版的辽宁省岫岩县女搜集者张其卓的《满族三老人故事集》遥相呼应，代表了当时的学术取向。）编者在选择材料和阐释内容上的观点，诸如记录讲述文本时要忠实于讲述者的讲述，不用调查者的思想观点代替、改造或芟除讲述人（基本上都是世居当地的农民）在故事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审美情趣，不用搜集者的知识分子的文雅的语言或政策性的官话，修改、改造或代替讲述人的形象性的、地方性的、机智幽默的、带有方言谚语歇后语的生动口语，等等，表现了作者的学术识见和胸怀，这一点是笔者赞同和欣赏的。而有的观点，譬如对那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途程流传至今，粘连上不同时代的宇宙观、道德观、伦理观、审美观、是非观和民间信仰的传统民间故事，被称为封建迷信者，继续沿袭“精华与糟粕”这种二元对立的、现代政治观点的标准来分析、评价、评判其价值，我就不怎么敢于苟同了。须知，种种文化现象的存在与消失、认同与扬弃，均属于老百姓的自己文化选择和社会历史发展使然，必须将其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回想当年泰山故事的调查与采录，有其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发展的动因。在中国民间文学界，用什么样的方法做搜集工作，长期存在着歧见和争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搜集者和研究者长期处于割裂状态。搜集者队伍，多为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和未经学科训练的基层文化工作者与中小学教师，他们的工作是把民间流行的口述民间作品，经过他们的手转换成文本形态，作为文学读物还给民间，因而大多数搜集者主张对搜集到的、粗糙不雅的民间作品进行加工修改。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把搜集工作引上科学化的道路，1958年7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十六字方针，并经中宣部批准，以其作为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方针。作为对这个方针的细则解释，专门针对着搜集工作，又先后提出了“忠实记录、适当加工”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两个在表述上大体相同的原则。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下，习惯于自上而下地提出方针，令行全国，统帅全国，在民间文学事业上也不例外。事实证明，在民间文学的搜集这样一种极具个性和个人自由天地的事业上，这样做不过是一种异想天开的思维模式罢了。这个“方针”和随后提出来的原则，不仅没有能够统一全中国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和业余工作者，到了60年代，甚至出现了“改旧编新”的颠覆性主张。而另一支队伍——研究者队伍，人数相对较少，多为高校专业教师和研究所人员，或可把他们称为学院派。他们主张和尊奉民间文学的记录的科学性原则，主张忠实记录，甚至“一字不动（移）”，对民间作品不要擅自修改。但在中国国情下，研究者队伍毕竟大多没有、或缺乏田野调查和搜集采录的实践，因而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提供出可以作为“样板”普及的科学记录和百姓普及读物。实在看来，中国的民间文学读物，主要是业余的搜集者这个群体的贡献。1964年，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在听取贾芝同志的工作汇报后，也曾对民间文学工作发表了一个谈话，其中也谈到要纠正对民间文学作品胡编乱改的现象。这篇谈话，当时曾有打印稿在圈子里传阅，他故世之后，收进了《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尽管有这么多措施，在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一类散文体作品）的搜集加工问题上的分歧，至少在“文革”前，认识远未统一，问题远未解决。
     “文革”后恢复工作，搜集整理问题再度凸显，甚至出现了“改旧编新”这样的脱离民间文学本质和特点的主张，也就是说，搜集整理问题依然成为制约着民间文学工作的重要一环，再次上升为一个突出的学术顽症。于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派出研究部的陶阳、徐纪民、吴绵三人组成调查组，于1980年5月15日至7月2日到泰山、徂徕山地区的一些公社和灵岩寺一带进行调查，主要任务是去采录民间故事，其目的，在探索搜集记录民间故事的科学性和可能性。这次调查是采用“有闻必录”的方法，用笔录和录音并用的手段，采录到泰山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包括异文，近300篇；徂徕山革命故事和传统故事100篇，革命民歌近300篇（首）。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采录，能够回答“改旧编新”论者。陶阳在该书里为第二辑所撰之“说明”里，对“忠实记录”、整理方法（整理方法的选取）、“精华”与“糟粕”、异文等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和选择。应该说，他们的调查实践，作为实验，为民间文学的搜集写定（“写定”一词，最早出现于何其芳先生写于1946年11月14日、发表在重庆的《从搜集到写定》一文。在此笔者宁愿以“写定”来代替“整理”这个内涵十分不确定的术语）提供了一份比较合格的答卷，也实现了他们在调查之初为自己设定的计划和愿望。
     前面说了，笔者对他们的成果和理念持赞同和欣赏的态度。回想这本书的初版之时，正是笔者从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奉调重回青年时代工作过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未久之日，在我主持研究会工作的六年里，其学术理念是：搜集和研究是民间文学工作的两翼，坚持搜集与研究并重的原则，但始终把加强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放在首位，希望以理论引导和推动搜集，以求逐步改变在民间文学搜集写定中的乱编乱改的现象。我以为，搜集记录民间文学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为民众代言，而作家文学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和作者通过作品表达自己，故而，民间文学的搜集写定和作家的创作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而陶阳兄及二位合作者的这本书的问世，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期，忽如一股清风吹来，给这次历时多年的大讨论作了一个并非总结的总结。1990年，我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在我所承担的2003年全国社科基金课题的最终成果《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给予以陶阳率领的调查组于1980年进行的泰山故事调查及其成果《泰山民间故事大观》这样的评价：“调查者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采录的境界，他们希望能向民间文学界提供一种‘忠实记录’的样板。”他们做到了。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