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张莉，是在网络，2000年，那时候她叫“翩若”或“乐颜”。我不知道张莉是否愿意提起这个。几年前，一个已经登堂入室的作家对我说，某文章论述当年的网络文学，提及她，她很不客气地告诉那文章作者，以后别再提她是网络作家。我知道很多人忌讳网络作家这个说法，有被打入另册的嫌疑。十几年前，一些记者采访我，会问我是否作协会员？是，则标为作家；不是，则是网络写手。现在网络写作者似乎也不屑于蹭“文学”这个“冷屁股”了。“热屁股”也不蹭了，据说每撮合他们跟评论家对话，都要闹得不欢而散。
    但当时的网络写作，虽然也有李寻欢、邢育森这样的写作者，但更多的是借助网络平台的文学写作。那时候，网络上的文学还不是现在这样，文学和非文学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但我和张莉虽然同以文学网站作为平台，却并不在一个网站。她在《尚书屋》等网站，我则在《橄榄树》等地方游荡。我是在传统媒体上发表受限，于是以网络为阵地。《橄榄树》上有相当多这样的写作者，朱大可、虹影、张柠、张闳等。张莉他们比我后一个年代，心态和趣味不太一样，他们所受的教育完整，天性聪颖，悟性好，有灵性。他们中有几个和我在同一个城市，粲然、苏七七。但对那个“翩若”或“乐颜”，我只是读着她的文字，知道她不仅会写作，还是清华的研究生。
    后来，我和粲然一起去了一次北京。那时苏七七已在北师大读博了。我们一起去找张莉，乘公交去清华。车刚到站，我就从芸芸人海中辨认出她来。其实只是猜，我连她照片都没见过，是她的书卷气给了我判断。但清华附近有书卷气的一大把，怎么偏就猜中了她？还有她身上的文学气，是写东西的。我们去吃了涮羊肉。三个女子叽叽喳喳，我没说什么话。大概一因年代不同，性别差异，插不上嘴；二因在饭局，我总觉得在饭局上无法谈问题，谈问题，就一杯茶，一杯咖啡，一盏酒，一支烟，简简单单相对，一切腾给了思维。
    之后去了清华边上的盒子咖啡屋，我的话匣子才打开了。具体谈什么，现在忘了，大概因为东一榔头，西一榔头，印象不深。肯定谈的是写作。都是写作的，见面不谈写作谈什么？对文学之外的话题，我没有兴趣。
    那以后我们就在线上说话。04年，我决定读博，好像有感应似的，竟然她也决定读博。她去的是北师大。我起初不想读博，当时周围不少人也对我去读博很是犹疑，大概是担心读死一个作家。但我只是从生计上考虑，并无做学问之心。我这么说，并无贬低做学问的意思。我记得当初决定读博，一个学者问起，我答：“无路可走，只能读博。”对方哼了一声：“无路可走才读博？真牛！”我知道无意中伤了对方。其实我对学问家也是很敬重的，当然前提是学问做得好。从这点上说，我还是有学问心的。于是我和张莉能够聊下去。她是有学问心的，我感佩她对学业态度严谨，基础扎实。
    我写博士论文时，去北京查找文献，这使得我和张莉有机会再次见面。相约在万圣，那是个下午，我们坐在靠门的位置，一边喝咖啡，一边谈文学。我发现，她竟然对当代文学十分了解。她应该是搞现代文学的，她说要把研究方向转到当代文学。这对一个在学院的人，可不是明智的选择。学院对中国当代文学是不够重视的，现代文学比当代文学受重视，当代中，正在发生的当代写作最不受重视。大概是尚未经过“经典化”的缘故。这当然是学院价值系统的问题。但我以为，更深层的因素是研究者自身平庸。尚未被“经典化”，则需要研究者具有锐眼，去判断，去发现。这是根本性的挑战。我这人天生对挑战者感兴趣，所以对她的转身大感兴趣。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只脚踩进学院，身子在学院外；她是身子在学院内，一只脚试图从学院突围。我们在出入学院处相遇了。
    那个下午谈得甚欢。后来，已在北京工作的粲然喊我吃饭，我说，我要带上一个你的朋友。我们去坐公交，我记得我们坐在二层，摇摇晃晃的。她后来回忆说，我在车上跟她讲了很多在日本的痛苦经历。能把痛苦跟一个女性讲，我当时已把她当朋友了。
    之后开始打电话。我很难跟人在电话中聊起来，三锄头两畚箕，事情说完就没话了。我不会闲聊。至于抒发感想，对一个脸都见不到的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当然如果有共同的话题，就不一样了。让我们在电话里聊起来的共同话题就是文学。我的日常生活是不太文学的，几乎没人跟我谈文学，我也已经绝了跟人谈文学的傻冒念头。但不谈文学的日子如同在黑狱，暗无天日。张莉来电话，如同放风的铃声响起。每次都谈得很多，谈得很久。但那又不只是谈文学。后来我看毕飞宇写的一篇关于张莉的文章：我们是天生了一颗文学的心，本质上在意的是朋友、问题、交流，而不是文学，为了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合理的宽度、深度和光洁度。这也部分适合我。也因此吧，文学才不可或缺。
    有一次，张莉告诉我她写毕飞宇的评论了。她果然着手研究当代正在写作的作家了。我看了她写的毕飞宇评论，还真写得不错。想想她的学院背景就理解了。学院有学院的好，底子厚，扎实，严谨。她发扬了学院的优势，扬弃了学院的劣势。她成功地转身了。
    有一天，她说她要评论我。我吃惊不小。从评论毕飞宇到评论我，这跨度有点大。飞宇的小说我是很喜欢的，虽然我们写作风格有很大的差异，但这不妨碍我欣赏他。我每每向我的同事和学生推荐飞宇的小说，常会得到认可。但我的小说应该不会被学院认可。当然张莉不只是学院的。
    张莉把目光转向当代文学，首先关注的作家是毕飞宇，我可能是第二个。我和她常聊起飞宇，她说飞宇也常跟她聊起我。我这人平时不太挪动，跟飞宇神交已久，但一直没见面过。一次我到南京，告知飞宇，飞宇正在锻炼，一身汗就来了。先是在我那里冲了澡，又用我的剃须刀剃了胡子，又批评我的剃须刀不好用，然后聊写作，聊到共同的法文翻译巴彦，必然要聊到张莉。我掏出手机给张莉打电话。她手机显示的是我，一听，竟然是飞宇的声音。“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她在电话里惊讶地问。她过后说，当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许多人觉得，一个评论家所以选择一个作家，是因为喜爱这个作家的作品。这不全对。与其说是喜爱，勿宁是觉得有话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脑袋，就没有完全相同的观点。正因为不同，评论家才存在，评论才有意义。老实说，无论知识背景、思维方式还是个人性格，我和张莉都不尽相同，这反而使得她的评论就好像一束光打在我的脸上，照亮了异质。不止，更像一个按摩师的手，按中了劳损部位。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对话，她认为我的“非常态书写”固然在当下文学写作中有意义，但对于女性身体书写，可以理解为某种反色情和反欲望化，但另一方面，它在客观上却呈现出对女性身体价值的极大贬抑。她认为，“这是以语言暴力的方式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虐待，它甚至让人怀疑叙述人内心深处的某种厌女/憎女情结”。
    她甚至曾经对我的《抓痒》表示愤怒。排斥《抓痒》的很多，朋友中也很多，朋友中女性也大有人在。但看了《抓痒》及我其他小说后，见到我战战兢兢的女性多，就问题谈问题的不多。张莉是为数不多的坦坦荡荡跟我就问题而谈问题的女性之一。当然也许这问题我们很难达成共识，谁叫她从读研起就关注“女性文学”呢？谁叫我的博士论文却是“萨德主义”呢？我倒觉得这是极好的对话状态。我期待我们一直对话下去，直到这世界上男女间不再有鸿沟。当然一般是做不到的，那么，恰成就了文学了。文学就是企图解决问题而不得的纷繁景象。
    作为作家，我深知这一点。作为评论家，她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我们彼此直言不讳。记得去年，在我的《我疼》研讨会上，她又指出我写作中的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这么写就不是陈希我了！”她说：“我不这么评也不是张莉了！”
    张莉师姐梁鸿有句话：张莉的评论是“有体温的批评”。这个说法好。我理解这体温，一是所评论的文本的体温，二是评论者自己的体温。评论不是迎合和苟同，而是以自己的体温来感知文本的体温，从而做出判断。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在场与深读。不在场，不可能有温度；不深读，不可能有体悟。张莉是从学院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再用她写作的功底，即对文本的了解，深切解读作品。在我准备写这篇文章时，发现张莉近期写的文章又不同了，似乎又预示着她的另一次转身。那些文章，是评论，又是随笔。从当初网上的文学青年，到学院学者，到当代文学评论家，张莉在我眼前一次次转身。不，是化蛹成蝶。
    《创作与评论》2015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