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英是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前辈，她的著作《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既有对现当代女作家及其创作的个案讨论，又有对女性文学热点、盲点问题的深入分析。著作者对世界的求知热情和探索精神令人感佩，尤其前言“迟开的花儿：请别先凋谢”写得感性而坦然，其中提到她进入女性文学研究的误打误撞——当这位研究者遇到感兴趣的话题时，她便会一头扎进去，为自己寻找答案和解决困难。女神系列论文便是她探寻“女性何以成为今天的女性”的研究实践，它关注神话传说中的7位女神：创世母神女娲和西王母、自由女神嫦娥、坚韧女神精卫、爱神瑶姬和盐水女神、美神洛神。作者从这些神话中寻找中国女性远古以来被遮蔽的主体性，“以瑶姬为例，当我得悉她主动求欢‘愿荐枕席’时，就很自然地联系到当今女性争取性权利的情景，并对男权文化话语‘渴望强奸’给予批驳。”这样的理解认知很别开生面。盛英认为：“女性文学研究倘若再拘泥于‘体’‘用’之争，本土化和西化之争的话，那只会跌入自造的陷阱；当今，国际化视野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盛英思考的是女性文学如何立足本土的多元化追求，她对于诸多文化问题的理解越来越开放、通达、弹性。
     盛英是位勤于思考、有着独特文学审美能力的研究者，她对张洁、铁凝、迟子建等当代女作家的认识具有启发性，而她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展望也具有前瞻性。事实上，盛英对西方文学理论的造诣颇深，几十年来一直与文学理论及当代文学的发展保持紧密互动关系。面对西方理论与东方语境之间的错位，作者有困惑，有疑难：“女作家究竟应持何种写作方式？是持纯粹的女性主义写作？还是持超性别写作？”为此，她潜心阅读西方文学理论，系统梳理西方理念与东方文学语境及东方文学作品之间复杂而缠绕的关系，逐渐意识到研究者需要重回历史语境、关注现实世界的重要性，“发展中国女性主义学术，应同中国妇女解放、发展事业相联系”，“要自觉地关注现实生活中广大女性的生存状况”，“要自觉地在各种女性主义思潮面前，既观潮又辨潮”。当然，强调主体性和本土性的她并不闭塞，相反，她开放、自省、谦逊，“我越来越体会到，每个人占有资源(各方面的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他(她)的强大与否，两者常常是成正比的；女性正是因为乏于资源而处于弱势、劣势。每位学人只有自身强大起来，才可能促进整个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
     在现代女作家的重新理解与发掘上，盛英也是先行者。她将冰心称为“大写的人”，“之所以称冰心为大写的人，在于她那植根于爱的精神高度、思想深度和人性厚度。冰心因她完美的品性和崇高德性，而常被人们誉为‘完人’。”将研究对象称为“完人”要冒很大的风险，也会有质疑之声，但不容质疑的是评论者的真诚，事实上，她将冰心其人与其文有机结合的研究确有一定说服力，这是将冰心视为“文化现象”的一种研究思路。
     此外，发掘女作家安娥及其文学成就是盛英对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安娥是脍炙人口的《渔光曲》《卖报歌》等歌词的作者，上世纪30年代初期，她以颇为可观的歌词享誉音坛。聂耳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中说：“《渔光曲》一出……其轰动的影响甚至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盛英评价道：“安娥的歌词质朴自然、明朗舒展，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其群众化和民族化方面，在词坛上是难以为他人所取代的。”事实上，安娥不仅是歌词作家，也创作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评论，独立、自由、尊严的女性自我意识渗透在她许多作品里。盛英认为，安娥的长篇散文《我爱白薇》具有女性宣言书性质，她激烈驳斥嘲笑和打击白薇的论调，认为那些曾经同白薇并肩反帝反封建的“战士”，创出了“一种封建主义新法典”来对付白薇，安娥对女性的认识深入到关于女性人格尊严的深处，认为女人应争取“一个新的民主的新前途”。只可惜，因为文学史及研究者对歌词及剧作的重视性不够，安娥的文学贡献被完全遮蔽和忽略。我以为，对安娥文学成就的多方面考察和论述是《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中最为独特和耀眼的部分——盛英的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史料钩沉重新发现了一位被遮蔽的女性作家，还在于她使安娥脱离田汉伴侣的光环，成为独立的有尊严的女性。
     《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涉猎广泛，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与潜在主题有关，即“对女性/自我价值热忱而执著的探求”。事实上，女性文学研究是盛英完善作为个体的自我与作为女性的自我的方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过孜孜不倦的阅读与写作，她丰富了自身作为研究者及现代女性的双重人生。
     最后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女神 女性 女性文学》是指向内心和情感的写作，这些论作都是非功利的，它出于对文学本身的热爱。诚挚、热情、敏于思考，以赤子之心面对研究对象是这部著作的整体气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囿于理论而充满了属于人的体恤和热忱是此书的最大魅力。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