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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要到文学现场接地气 早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李长之就十分关注当时文坛的各种新动向，并积极参与各种能够和文学写作现场发生紧密联系的实际工作。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担任《文学季刊》编委、《清华周刊》文艺栏目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副主编等报刊的编辑工作，还创办了《文学评论》双月刊。1944年3月，他又创办了《书评副刊》，附在《时与潮文艺》杂志之后出版。同时，他撰写了大量书评文章，以犀利独到的眼光和独立自主的立场，评论当时新近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涵盖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多种文类，其中包括卞之琳的《三秋草》、林庚的《夜》《春野与窗》、臧克家的《烙印》《泥土的歌》、田间的《给战斗者》等新诗作品，还有老舍的《离婚》《猫城记》、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巴金的《憩园》、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沙汀的《淘金记》等小说作品，以及郭沫若的《屈原》、吴祖光的《林冲夜奔》等戏剧作品，冰心的《关于女人》等散文作品。这些作品后来基本上都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李长之在当时就能发现它们并给予中肯的评价，体现出一位优秀批评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和富有前瞻性的价值判断。 当然，李长之的这些书评既不是他曾讽刺过的书店“小伙计”式的出版预告，也不是专为朋友捧场的虚假赞美之词，而是充分体现了作者独特审美趣味和独立价值评判的文学批评。譬如，1944年，当时就在文坛富有名望的巴金出版了小说《憩园》，李长之切中肯綮地指出这部小说叙事艺术上的不足之处：“它的内容犹如它的笔调，太轻易，太流畅，有些滑过的光景。缺的是曲折，是深沉，是含蓄。它让读者读去，几乎一无停留，一无钻探，一无掩卷而思的崎岖。再则他的小说中自我表现太多，多得使读者厌倦，而达不到本来可能唤起共鸣的程度。”这样的批评意见，显然不是泛泛之论，而是真正触及到文本内部艺术问题的专业意见。再如，对于茅盾代表作之一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李长之有过这样的评价：“这表现五四前夕的《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较之作者过去的《虹》，自然生动而不那样沉闷了，较之《蚀》也更为深入，但却远不及《子夜》的坚实。”作者在这里把作为个例的特定批评对象置于一种作家创作的整体性语境之中，通过一种横向的比较与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之外，李长之还是一位诗人和作家。他曾出版过两部新诗集《夜宴》和《星的颂歌》，还发表了不少散文和童话作品。如此丰富的创作实践，无疑也让李长之得以比一般批评者更深刻地了解文学创作的艺术奥秘，也能真正走进文学现场内部，获取第一手的鲜活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