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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儿童观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的觉醒，作家对觉醒的儿童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有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穿透所谓“文化”的迷障，达到人性的一种张扬和个性的解放。重读梅子涵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小说《蓝鸟》，发现梅子涵有自觉的叙述精神，他强化了话语的诗学和叙述的魅力，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和现代性意识，《蓝鸟》是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文体形式尊严确立的一个范本。 有评论者认为，梅子涵的小说《蓝鸟》：“通篇作品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无意识的氛围”。这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作品意识流的叙述感觉，实际上，无论是作家还是主人公，都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作为中学生的周明明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挑战自我的勇气，在成人社会打造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周明明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从思考、觉醒、叛逆到上路寻梦。他的叛逆是从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挑战开始。升学考试动员会上，吕老师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精神”总动员，他把孩子的未来看透了，学习好的可以考汤山林校，或者好的中专，“读出来了总还是个干部待遇”。这激起了“我”强烈的愤怒和叛逆，“我骤地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小德宏考上了植树王”，成为植树王重点学校的副校长。“我”开始思考和怀疑，对这种“窝囊”老师和教育现实的批判变成了愤怒的抗争。“我”是先知先觉第一个跑出来追梦的人，痛快地抗争和反弹，“我可没死。我偏不考什么汤山中学，考植树王”。当“我”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考植树王之后，“脑子里‘哐’地一下，像使尽了全身气力重重地敲响了一面大锣”。这个决定是对自己的鼓励，对周遭可能“爆炸”性的预判，“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在“我”内心“也亮得犹如升起了一轮太阳”，这种梦想的召唤多么有力量。 然而，周遭的“流言蜚语”使“我”完全“熄火”，吕老师窝囊透顶，何老师简直是冰块，她把给《少年文艺》作家写信的两个女孩子称为“床底下放风筝”，打击学生毫不留情。作者在替梦想代言，强烈地反叛抗争，何老师“自己算是床底下的风筝还是天空中的风筝？不精神抖擞地希望飞向天空的其实根本就不能算风筝，而是纸片……她难道就那么喜欢我们当纸片？荒唐”。扼杀学生梦想的老师怎么可能教育出具有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学生呢？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许多人也真的就心甘情愿无动于衷地当了纸片。”学校教育对人的扼杀，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甚至会“遗传”，如同吕老师的“窝囊、无精打采、毫无热情、毫无希望”一样。与周明明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二歪也会质疑：“你往植树王考？往植树王考？那能中？”学校没有给周明明的梦想提供可以生存的土壤，火热的梦想在学校的冰窖里被冷冻起来，回到家里又会怎么样呢？爸爸说：“植树王！下辈子投个有出息的胎吧。”用语言的暴力打击孩子。妈妈貌似关心的话语：“你知道植树王在哪儿，我们都摸不到门，你想跑丢了让我急死啊。”只关心“我”丢不丢，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