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与喧哗
    付秀莹
    在中国文学界，李延青似乎更多的是以编辑家名世——他做过多年《长城》的主编，麾下聚啸着燕赵的侠义之士、天下的豪杰英雄。后来，他在河北省作协做领导，是指挥若定的一方诸侯三军统帅。然而，忽然有一天，他拿出来一部小说集，仿佛是虚晃一枪之后，出了一套漂亮的连环拳。
    之前，李延青的小说，我也是读过的。在我主编的2015短篇小说年选里，曾经收录了他的一个短篇《看电视》。小说以少年视角叙事，写生活深处埋藏的偶然性，偶然性与命运之间微妙复杂不可言说的关联。小说里，有他对人世间珍贵情意的理解，以及面对千差万错不及纠正的生活的宽容和悲悯之心。当时，我是震动的。我震动于他对小说精神的深刻理解，以及在这理解中显示的内心的力量。
    这部小说集《人事》，我读得极慢。我是怀着一种珍惜的心情，来慢慢品咂其中的好滋味的。那些华北大平原的庄稼地，草木炊烟，鸡鸣犬吠，那些亲爱的村庄，村庄里永世的悲欢和哀愁，恩怨和情意，卑微的喜悦，琐细的烦恼，那些内心的崎岖，精神的悬崖，百转千回，人生的种种不可说处——小说家都代我们悄悄说出，往往是，不待开口，就叫人心领神会了。我不肯承认，这大约是我的乡愁在作祟。我也是华北平原上长大的孩子，也在大平原的风里雨里吹过浴过，呼吸着庄稼地青涩的汁水的气息长大，熟悉村庄里人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声叹息。李延青的鲤鱼川，让我怀念起我的“芳村”，我的“陌上”，让我内心的乡愁慢慢肿胀，如鲠在喉。我在他的小说里，遇到了一个亲切的熟悉的世界，就仿佛是，在熙攘的人群里茫然走着，忽然间遇到了至爱的亲人。那一种又惊又喜，且笑且泪，那一种聚散之感、离合之慨，不足为外人道。
    李延青是深谙小说之道的人。他的小说里，节奏的变化，情绪的起伏，气息的酝酿，色调的渲染，都显示出不凡的叙事功力。他的小说篇幅不长，但余味悠远，如同钟声在乡村的暮色里响起，余声袅袅，一点点荡漾开去，直到夜的深处，直到人心的深处。他深知克制的力量。我偏爱他文字里那些沉默的部分，那迷人的沉默里，回响着小说家内心更大的喧哗。仿佛是雪地里仗剑而行，他知道何时踏雪赏梅，何时迅疾出手，一剑封喉。有闲心有闲情，也有血气有锋芒。他懂得小说的秘密。
    大凡武林高手，多是深藏不露的。这么多年了，李延青一直在文学现场，他是大隐于世。对于文学界的姹紫嫣红，潮起潮落，他只是冷眼旁观。有时候，他叹一声。有时候，他微笑了。或许他本无意或者不屑出手的。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技痒了。《人事》这套连环拳，虚实互生，刚柔相济，把我们打得措手不及。作为同行，我在敬服之余，不免暗暗担忧：小说江湖本就强手如云，而今竟又有此人。
    ——这让我等怎生是好？
    以自己的方式重返故乡
    李云雷
    李延青的小说细致，耐读，仿佛一幅幅风景画或风情画，他的小说中没有一般小说中常见的套路，也没有戏剧性的冲突，读来就像听老朋友聊天，更多的是听他讲古说今。他讲的都是记忆中最深刻的记忆，或最熟悉的场景，最熟稔的人物，所以他讲起来游刃有余，读起来让人感觉自然、亲切，心态很放松，但是读着读着，你就会被他笔下的人和事所打动。银子、小北瓜、李修德等人物穿梭在不同小说中，勾连起了一个乡村世界，这个乡村世界以李延青的故乡鲤鱼川为基点，作者对之充满了感情，“只有秋天我才能感觉出家乡的美来。深邃的天空一碧如洗，洁白的云朵丝丝缕缕，如幔似纱。夜霜不知不觉间把高高低低的山峦染上红黄相间的彩色，一经秋雨洗过，就如油画一样浓烈鲜明。”
    作者少小离家，故乡是魂牵梦绕的情感之所系，所以笔端常常流露出深情，由此也决定了作者回望故乡的独特视角，在他的笔下，抗战时期截然对立的立场已不再重要，而来自民间的深厚的生命力与自然、伦理的美与力量则突显了出来，现实世界中的区分也不再重要，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却更让作者倾心，作者以散文式的笔法，将这些故乡的人与事，以及对故乡的情感倾注在笔端。小北瓜面对劫匪从容不迫，应对自如，在危难之中舍财救命，救了全家人，又为了给家人治病，忍痛卖掉了那匹英俊矫健的骡马，真是一个奇女子！银子在丈夫眯缝去日军炮楼之后，一个人在家开杂货铺，在村里渐渐有了不好的名声。对于这个复杂的人物，作者在《饮食男女》、《胶皮大车》、《旧事二题》等小说中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勾勒，将其内在的丰富性渲染了出来。在《发小们的病》中，作者通过与两位发小友谊的细致描写，既让我们看到了当前乡村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展示了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无奈，面对乡村的日益凋敝，发小得了“病”，这种病是传统中国农耕文明在飞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落与寻找，也是在对我们这个时代发问。作者在貌似不经心的叙述中，却以自己的方式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问题。
    李延青以散文著称，他的《鲤鱼川随记》同样写故乡风物，在小说集《人事》中，作者以另一种方式重返故乡，在对故乡人事的细致描摹中，让我们看到了他深情的目光。面对中国历史的百年沧桑，作者将自己的忧患集中在故乡故事的讲述中，他所描述的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庄，只是一些片段，但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忧虑之深广，他在讲述故乡的故事，也在讲述中国的故事，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到了故乡，也在回应着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在他娓娓道来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丰富的乡村世界，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中国。
    旧时光中的新意蕴
    金赫楠
    李延青小说集《人事》中的11部短篇小说，处理的都是华北平原广袤大地上个体性的乡村经验，那些人和事，都发生在“鲤鱼川”，作者的故乡，那里是他写作的题材来源与精神起点。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几篇抗战题材的作品，《饮食男女》、《旧事二题》和《胶皮大车》。确切的说，在这些小说中，抗战，更多的是作者塑造人物、表达自己的乡土关注视角的叙事背景，在一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特殊时代里，传统中国乡土世界被时代的主潮冲击和牵引，踉跄地开始着其漫长而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乡村里的人们，则在这一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刷新着自己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同时又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惯性联系。
    几篇抗战背景的小说中，最精彩的是几个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演绎。豌豆、银子、小北瓜这三个女性，都是那种在乡土视角中不那么安分的女人，她们不再如前辈女性那般隐忍、奉献，于婚姻情感上所追求的已不仅仅是前辈女人们“穿衣吃饭”的嫁汉经，甚至家常生活中的都不再只是顺从和奉献。“这小女人不简单”，她们不甘心被动地听凭他人的安排与命运的摆布，想要张扬自己的内心，自己主导自己的情感与生活——这本具有当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显示着一代女性不自觉的内心觉醒和主体确立，然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却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作者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上给她们安排的都是悲剧结局，不是为了简单地政治道德审判，而是携带着一种悲悯的情怀，力求凸显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中个体的悲剧。
    小说里，写下的是旧时光，生发出的却是新意蕴。 救亡图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所面对的最大命题，每一个个体都无可逃脱地身临其境无可避免地要同它发生联系，直接或间接。现代民族国家理念与女性利益需求之间内含着多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抗战使很多女性有机会走出家庭，介入家国政治，登上历史舞台，在救亡图存的过程当中寻找和实现自身解放和价值归属。但同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迫危急之下，那种压倒一切、统摄一切的民族主义立场又遮蔽、压抑了女性主体的位置与声音。豌豆和银子,以及小北瓜，在战争强大逻辑的夹缝中,怀揣着各自的小心思、小盘算，她们对于生活的种种期冀与设想，她们的青春与生命，还没来得及舒展，就草草结束。经由这些人物和故事，也引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文学要如何面对历史?小说和小说家应以怎样的姿态去接近和再现历史中具体的人？
    早些年读过作者李延青的一本随笔集《鲤鱼川随记》，见识过他的文字功夫。无论随记，还是小说，乡村故土都成为李延青的题材来源和情感滋养，他写下的实在都是田间地头的人情世故，一餐饭、一个绰号的民俗风物，却也实在是典型的文人笔法，细腻、传神、意蕴丰富和含蓄。不是简单和简陋，而是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的简练与简洁，淡淡地，行文之间不曾着力渲染什么，通篇白描手法，但是落在细处和细节的文字很见功夫，韵味悠长。行文中少见情感色彩浓烈的形容词，作者也很少直接议论抒情，这种看似朴淡的白描中，却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一种叙事上的轻灵和节制，笔墨节制、情感节制，而这种节制恰使小说通篇处于一种爆发之前的充盈状态。    
    创作谈：
    生活中的人和事——写在《人事》之后
    小说无非是记事写人，写当下叫“现实题材”，写久远的则称“历史题材”。但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写的都是人的生存状态。
    这本短篇集从题材上说大致写了三个时期农村生活：一是抗战时期。生活多取自我外祖父白德修的生活经历。他年轻时参加革命，曾三次被鬼子抓到炮楼上。这其中有工作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有一回是冬天，关在水牢，靠吃伙夫偶尔丢进去的白菜疙瘩、烂菜帮才活下来，十个脚趾甲都给冻掉，小腿也被冻崩。第三次就被运到日本北海道去做劳工，直到抗战胜利才九死一生回到家。我小时候常住在外祖父家，那里是华北平原边缘，大平原平淡无奇的世俗风物不知不觉在我童年的心里埋下了美的种子，以致当我在孙犁作品中读到描写冀中平原的种种生活细节和风俗时，那种子忽然一下就发了芽，开出花来；外祖父的乐观精神，也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这种乐观，才使得他能死里逃生。他没有给我讲因抗日工作耽误农活，姥姥如何跟他一次次生气；也没讲为把他从炮楼上赎出来家里被迫卖掉三亩麦田，灾荒年甚至卖儿卖女；做劳工时如何被驱赶到铁路上去趟雪，生病了被扔在工棚不给吃喝……他给我讲在被运往日本的船上，人就像一粒米在一口铁锅里一样，讲海里的鱼像船一样大；他教我日语报数，因为那是每天下矿井前必须要做的事……小时候我觉得好玩，长大了每每想起来就感到心酸。当然，这些故事、人物也揉进了我夫人的家史。他们家地处华北平原，她的曾祖、祖父极富传奇色彩。尤其是她祖父，抗战期间作为一个年轻、开明的乡村医生，不仅医术高明，还在村里创办了女校。作品中，我把这些故事和人物都归置到“鲤鱼川”。特意在这里说明，是为了表达内心对他们的纪念，也为了给我母亲一个交代。母亲一直希望我能将外祖父的一生整理成文字——我所知道的外祖父的经历的苦难都是她给我讲的——而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对此她很有意见，曾给一些报刊杂志社打电话，要求人家采访她。我没有做，并不是这件事不该做，而是觉得外祖父的经历更适合以小说的形式，写成一个青年农民的抗战史。因为那时他是农民，至死仍然是农民！本来计划写一个系列，但写着写着总被这样那样的事情打断。目前只完成辑录在本书里这几篇。外祖父更多的地下活动，在日本的劳工生活，抗战胜利后滞留日本的日子、曲折艰难的归国回乡之路都还没来得及写。二是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的农村生活，这在《鲤鱼川随记》中曾有涉猎，不再赘述。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关注的是现代化背景下农民的内心感受和变化，现代化对农民精神和灵魂的影响。总之，从内容上都没离开农村和农民，也可以说写的是不同阶段的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状态。
    人的一生，说到底只是几十年的过程。在繁衍前行的长河中，经验的不可复制，使得个体生命总是从无知起步。小说就像中医诊脉，通过故事的“脉象”让人们警惕已知或未知的“健康状态”——这状态是社会的，更是心灵和精神的——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总之，文学是一项关于人类社会和精神健康的事业，是对社会和物质追求对人的异化的抵抗。所以，叶嘉莹先生说“诗可以使人心不死”。
    小说之后“附录”了一些专家学者和师友为我2009年出版的随笔《鲤鱼川随记》撰写的评论文章。那本随笔写的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前后的农村和农民，是中国农耕文明在我心灵上的一抹夕照，也可以当做一曲挽歌。
    2017年9月25日夜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