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江苏长篇小说创作展现出了蓬勃如春的新气象和新风貌。长篇创作不仅题材更加广泛，视野日益开阔，在艺术表现、审美精神诸方面也往纵深突破，预示着江苏文学艺术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当代史”意识凸显，人性探索意识强劲
    以往我们谈论长篇创作领域的时候多以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加以分类，现在看来这种分类已经不足以概括文学的发展状貌了。急速变化的社会文化生活让人们目不暇接，与传统的断裂意味越来越强烈，曾经被视为现实题材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历史的性质。有些作家越来越倾向于将现实与历史结合，将当下的潮流与前人的遗产结合起来，以过去推演现在，对当下追根溯源。2016年特别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当代史”意识凸显，主体性冲动强劲。换言之，长篇小说家越来越重视与过去不可分割的现实，也越来越重视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过去。
    “当代史”意识凸显与作家审美观念的更新，特别是与人性探索意识的加强是分不开的。比如李新勇的长篇小说《风乐桃花》。这部小说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表现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系统解体的长期过程。当然，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说，表现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别人的创作也可以涉及到这样的主题意旨。《风乐桃花》的小说叙事更重要的特点在于如何表现这一过程。在我看来，李新勇长篇小说在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独特价值和特点。其一，它是以高度生活化的和立体化的叙事伦理来切入社会伦理的解体过程；其二，它以非线性的，亦非进化论的逻辑来展现这一解体过程。从第一个方面来说，《风乐桃花》的故事叙述既可以说没有真正的开始，也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结尾，一切都在上演，一切仍然在上演着。而小说故事本身既非悲剧亦非喜剧，而介于悲剧与喜剧之间，小说名字与主人公的名字，读“风乐（le）”还是读“风乐（yue）”实际上也没有截然的区别，这瓢泼大雨的处理恰恰表现了生活本身的开放性、丰富性和多面性。
    再说第二个方面，《风乐桃花》在文化逻辑上既不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也不认同文化激进主义。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写过去的道德就必然地比现代的好，也不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就是社会伦理道德大厦解体的惟一根源。也可以换一个说法，作家是将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各种元素进行了融合与重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质的文化视域。比如，小说写“我”父亲精心设计的古典葬礼，被一道《小苹果》给彻底改变了气氛。“我心疼父亲，他精心设计的大戏，做得半古半今，半真半假。不怪我们，谁都不能怪，要怪只能怪谁都无法重返线装版的古代。”再比如，在“我”看来，儿子李昆仑“是算我感觉良好、盲目自大的一代，总以为自己能搞定一切，因此不管有多好的光线，睁着再大的眼睛，不管眼神多好，都形同闭起眼睛走在盲道上。他们有力量，也有能力和才智，可他们忽视了社会的强大和人心的险恶，‘多大个事啊！’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最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符号。”然而在另一方面，李昆仑和他表哥却因研制救人的解毒药而枉死。他们并不必然地比上一代、更上一代更多道德上的缺陷。主人公李凤乐在思考岳母的问题时这样说：“她大半辈子生活在更加接近农村的小镇，到了说老不算老的老年，突然进了我们这个更加接近大都市的小城，没有过渡和适应，一下子就进入了，难免手足无措，方寸大乱，跟一个穷了大半辈子的人突然捡到一座金山一样。”这里也透露出，岳母郑黄成到小城和大城市后的变化并非没有根源，在许多年以前，她身上就潜伏着道德滑坡的基因。穷人并不必然的比富人更道德，乡村道德也并不天然地就比城市人的道德具优势。
    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特色，小说在总体上表现出强烈的人性探索意识，具有显著的文化建构意识。小说以“我”——李风乐为核心，描写了一家五代人半个多世纪的生命沉浮与人生历程。从李风乐奶奶一辈到李风乐的孙辈，他们先后从农村到小镇到小城到大城市。历史潮流与时空的变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心与人性的嬗变却充满着自我奋斗与自我救赎的意味。从题材选择来说，这部作品很难归类，可以说它介于乡土小说与都市小说之间，成长小说与成人小说之间，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之间，爱情婚恋题材与现实题材之间，严肃的史诗创作与随性而至的“闲书”写作之间。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不可归类的文本，这与作家的文化自觉建构意识是分不开的。小说也写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但在这冲突之中，小说并不先验地进行价值判断。比如，李风乐夫妇一辈子付出许多，但带来的却常常是伤害与失去。再比如同样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一代，既有陷于双性恋中难以自拔者，也有恪守传统价值观者。而这其中的文化与文明冲突之所以显然纠结不已、纠缠不清，正是因为小说将叙事重心落脚于人性与人心变动的内在线索。通过这些描写作家在深刻地思考美好的道德怎样才能回到人心，怎样才能踏上人性的回归之途。
    “写作尤其是向历史更深处回望的写作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遗弃、隔绝与尘封做着对抗，小说超过了小说家想展示的容量和潜力，小说像一根暗黑的丝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将来。”李凤群为自己的长篇新作《大风》写的后记中如是说。如同茅盾《子夜》以吴老太爷之死为开篇，《大风》以第一代太爷张长工的诈死为契机，引发出四代七个人物形象的心灵轨迹。他们在逃离中茫然，在谎言中寻找，在压抑中忿怒，在漂泊中畸变。其实，他们是话语上的沉默者，主流之外的离散者。为此，小说以个人私语的形式结构全篇，并且每位倾诉者都有一个明确的倾诉对象。这又使得这部小说远离了代言体写作的痕迹，充满着鲜活的心灵史意味。可以说，《大风》以六十余年的家族史与人物命运的沉浮为主线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当代史叙述，表现出“当代史诗”的气象。
    正如李凤群后记的题目所云：“大风过后，草木有声”，当代史诗，也是大风过后的当代心史。无独有偶，学者型作家姜耕玉的长篇小说取名为《风吹过来》。它与“风乐桃花”“大风”不约而同地形成了一个“风的系列”。《风吹过来》以白梦魁、杨小陶与靳生之间的情爱纠葛为主线，描写了发生在“文革”初期的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先是高中生“我”（白梦魁）爱上了美丽的女教师杨小陶。接着由于“裸体画事件”以及“资本家二姨太私生女”的身份，杨小陶受到了惨酷的摧残。身为杨小陶丈夫的靳生为求自保竟然也落井下石。在神秘的爱情力量的驱使下，白梦魁虽为红卫兵造反派骨干，却一反常态挺身保护杨小陶，不过已经不足以阻挡事件演变的疯狂方向。结果导致杨小陶悲愤自杀，白梦魁被打断腿，靳生则断指偷生。小说对于这场悲剧的描写直逼历史与人性的深处，给人以面对黑洞的恐惧之感。不过，作家叙述的动因不止于此，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形而上追求与哲学沉思。小说以耄耋之年的“我”坐着轮椅在养老院里沉重地回忆和写作为开场白，小说最后的部分叙写文革后对直接导致杨小陶自杀的凶手的追查，但终成一场没有结局的官司。小说的这种结构设计，使全篇充满了痛彻的反思与灵魂的自审意味。在叙述者的笔下，关于爱情的回味越来越神圣而强烈，但与爱情有关的欲望的成份亦愈来愈真实而清晰。“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才是侵犯个人隐私权的首犯，当年“出于泄私愤，也为了追求杨小陶”，就鬼使神差地把偷看到的靳生对杨小陶的裸体素描泄露了出去，点燃了悲剧的导火索。爱情悲剧与伤痕叙事由此上升为一代人的当代心史。
    假如说《风吹过来》刮来的是一阵凛冽到让人颤抖而清醒的大风，那么修白的长篇近作《金川河》则涌过来一条刺骨到让人悸动而晕眩的河流。两个文本均与文革记忆有关，均有个体成长的轨迹，不过后者的叙事更倾向于传达过去对于现在的潜在决定性，以及他者对于自我成长的身心渗透的无奈感。修白曾说过，“人类最可怕的敌人也是最宝贵的财富便是记忆”。在这种记忆的审美召唤之下，户口的警察用那“大头皮鞋”像踢球一样将“我”和弟弟踢来踢去。这尚且只是一个人的疯狂。当那群体的疯狂来临时，主人公更是感到随时随地都会被碾碎残死。像记忆之中闻婵姐姐悲惨的夭折，大人对少年无尽的身心摧残，以及做父亲的强奸亲生的女儿，等等。更深层的心灵伤痛却来自于亲人。如果说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亲手葬送的是儿女一生的幸福，那么在修白笔下，母亲则塑造了孩子永恒的孤独意识和对人性的深刻困惑。六年级的“我”第一次来例假，竟然引得母亲捶胸顿足，哭天抢地，伤心至极。直到许多年之后，在“我”自己也做了母亲的时候，“我”依然百思不解：“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成长起来的恐惧，使我不解。”“她恐惧什么？”她究竟为什么对“我”的成长表达出了“至深的憎恨”，“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秘密是什么？”人性意识探索意识的强劲不是表现在对人性问题有了答案，恰恰相反，最强烈的人性叩问是找不到答案的，或者说，追问的真正意义是追问的过程本身。
    相对上述作品而言，周德彬的《月亮湾往事》虽然也以60年代为背景，但唤醒其审美创造的动因则更多的是人性的亮色。该作立体性地勾画了“四清”运动时期江南水乡月亮湾复杂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文化状貌。李光义和陈跃峰两位书记，本着良心做事，在错综复杂的局势导致的关键时刻为保护百姓利益不惜丢官。对比当下那些腐败村官的面目与言行，人们更有理由慨叹，李光义们才是农民心中永远的“土地爷”。同样是倾向于传递正能量的长篇创作，顾坚的《爱是心中的蔷薇》将审美触角延伸至当代史上的80年代。小说写的是平凡的世界与不平凡的爱，是普通人的传奇与美好人性。小说的故事真实而感人，60年代出生、通过高考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几乎都会想起属于自己的那个年代和那些人：挽着遮着旧蓝布的一竹篮鸡蛋去教导主任家请求继续复读的李中堂，在月光下桑树林亲嘴私订终身的少男少女，喝农药自杀的倔强姑娘，还有那苍蝇乱飞的露天厕所。那时候，一群人围观着一个濒死的因超生被丢弃的女婴，亦是常态。高考复读生宝存从饿狗嘴边救下了一个弃婴，也便成了那个时候不那么常见的事情。在价值迷失的当下，这部小说从心灵的深处向当代史寻求精神之根，不能不引人深思。
    有意思的是，陈武的长篇新作《植物园的恋情》与《爱是心中的蔷薇》颇具异曲同工之妙。小说故事发生在1979年下半年至1980年上半年之间，这正是一个新、旧时期过渡的年代。这个时候，主人公从高中辍学入植物园当工人也正是17岁，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旅程来说，这是极其关键的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的过渡时期。以此为契机，小说展开了独到的“80年代叙事”。陈武的另一部长篇新作《蓝水晶》则以水晶的开发为线索，从另一个别开生面的视野，重述“新时期”到来前后农村变迁的文化脉络以及人们的心灵嬗变轨迹。此作亦堪称是新世纪重要的“新寻根小说”。作为“80年代叙事”的重要收获，张荣超的长篇小说《活着不易》为那一时期的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作了一次可贵的审美再现。为受难者立传，为沉默者发声。其社会批判力度震撼人心，其文化反思主题让人动容。
    改革开放的进程吸引着小说家视点的转移，陆涛声的《梨花梦》则聚焦于八十年代中期的苏南大地。主人公柯正华走出农村，进入大学，留在城市，后又走出校门，返回家乡创业。其中既有个体的成长，也有人心的涤汤和灵魂的蜕变，鲜明地传达出中国人必须摆脱“小农意识”的束缚变成“大农民”方有未来的思想理念。所谓“梨花梦”正是当下人们孜孜以求的“中国梦”。
    江苏长篇小说作家的聚焦视点沿着上述脉络继续往晚近推进至90年代和世纪之交，于是又有了陶然的《三重奏》和《繁华落尽》。前者描写寒门子弟孙家明吃百家饭圆大学梦，学成后反哺家乡，回馈社会。虽历经坎坷，但终成正果。小说的青春励志色彩极其鲜明。与孙家明的人穷志坚不同，后者的主人公许杰自小生活优裕，上大学后更是才华横溢。他在复杂的生活现实面前遭遇艰难，几度沉浮起落，但他始终恪守道德底线，最终亦回到家乡，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两部作品殊途同归，强烈地体现出作家对于道德情操和审美精神的坚守立场。
    二、拓展题材疆域，深入生活肌理
    与2015年度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较为集中相比，2016年的创作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对于时代人心的把握，对于个体与自我的挖掘，不囿于传统，力图打破审美定势，表现出拓展题材疆域、深入生活肌理的良好态势。
    范小青的《桂香街》出版后被评论界视为当代“小巷文学”“街道文学”的重要收获，堪称当代中国“第一部社区文学”。不仅如此，当我们从题材背后的写法上进入其审美世界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发现。实际上，小巷、社区等作为一种文化场域，几乎是每个都市人都脱离不开的语境，而且是生活化非常强的语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之所以将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取名为“桂香街”正是为了强调一种日常生活化的审美空间。如果把当下的社会生活比喻为一个庞大的有机体，那么《桂香街》表现了突出的渗透至毛细血管的强大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来源于这样几个方面，即独特的叙事视角、独特的艺术空间和独特的内在逻辑。小说以居委会为窗口，以桂香街为审美空间，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矛盾都缠绕在这里，正如居委会的余老师所说：“管的可多啦，城管、卫生、防疫、公安、工商、税务，谁都可以管，谁都应该管，但事实是谁都不管，谁都管不了——”这一空间凝聚了各种群体与各个阶层，凝聚了人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复杂的社会关系纠结其中。所以说社区文学只是其表，立体反映当下生活的真情实态才是小说叙述的根本旨归。通过这一独特的审美空间，小说深刻地展现出当下社会生活的某些后现代本质，也尖锐地揭示出当下互害社会形成的文化逻辑之所在。
    小说的深层逻辑线索则是在“人心”层面上展开的。在小说的故事流程中，情节展开的动力，即叙事动力是人心。在某种程度上，主人公林又红的“人心”，决定着情节的走向。也许，林又红的“文化心理”不能决定生活的走向，但在这部小说的时空之中，她的“人心”却对情节的走向起着相当程度的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另一个方面，小说还显示出，解决问题的真正路径是了解人心、深入人心、改变人心。
    如果说《桂香街》是以回归日常生活的方式打开通往审美世界的广阔通道，那么黄孝阳的《众生·设计师》则是在挑战汉语想象力的相反方向上，勇闯出一条小说表达的新路径。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故事颇具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一个叫林家有的官员突然坠楼死亡，由此引发出复杂的人物关系与社会众生相。这一切由死者的灵魂叙述出来，令人感喟于人性的复杂性和人心变迁的无奈。当读者惊叹小说揭示生活真相的力度时，第二个故事却转而告诉人们，关于林家有的故事其实是一位天才大学生为获得女辅导员的芳心而杜撰出来的。接下来，小说的第三个故事将场景转到一个人工智能日益崛起的时代，原来上述的人和事不过是两位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毕业设计。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设计了人？世间一切的善恶悲喜剧，是被制造的，还是众生的自我设计？在小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纠缠之中，在三个维度的故事环环相套的非线性逻辑链中，读者不能不由这些新的路径产生对人与生活本身更深层面的思索。
    另一部颇具先锋色彩的小说是蒋廷朝的《从》。小说在“写在前面”这样写道：“基督徒国度信奉上帝，我们信奉皇帝。上帝在天堂，皇帝在人间。上帝是永恒的，皇帝是无常的。这就是我们和基督徒国度的区别。”这部“向奥威尔致敬”的书，让人联想到老舍笔下的“猫城记”，用一种类似于当代寓言的形式批判了各色人等的扭曲人性。小说故事将奇异诡谲的社会现象背后荒诞不经的文化逻辑揭示出来，颇具魔幻现实主义的力道。周荣池的长篇新作《爱的断代史》则打破了现实与镜像的界限，也模糊了爱情婚姻题材与都市小说的边界，借助周杰伦的歌名，将爱的真谛与欲望的纠结加以形象化地描绘，堪称作者独创的“有意味的形式”。
    有两部知识分子题村小说是江苏近年较少出现的。一部是裴文的《文人》。继作者的《高等学府》之后，《文人》再度将审美视野聚焦于大学，以东方大学美学院为缩影，以博士生秦坤的求学生涯及其后的人生际遇为主线，塑造了教授、博士和商人等高端群体形象，同时也尖锐地反思了高等教育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小说取名“文人”也意味着小说自觉地以人物性格及性格的复杂性为审美重心。特别是学霸级的人物形象武有田院长、副校长，在作家笔下，虽有着集学、官、商于一体的不无丑陋的一面，也流露出无奈、悲情的色彩。另一部是陆渭南的《纸媒无故事》。前者塑造的是以学人为核心的“文人”，后者则是以日报社为缩影的“文化人”。在强大的互联网技术的冲击下，以阚三强等为代表的纸媒知识分子别无选择地陷入失落焦虑与转型奋争的矛盾之中。这是一部新形势下的“编辑部的故事”，敏锐地提出了文化人何以自处的命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吴万群的《潮涌灌江》为“行业小说”贡献了一道靓丽的风景。此作以色纺纱企业为审美核心，将当代色纺人、商会人艰难创业和痛苦转型的过程艺术化地加以再现。小说叙述文如其名，颇具激人奋进的力度和气势。文琴的《半亩地茶园纪事》则以细腻的才情将茶人茶事茶文化加以审美创造。人们都爱喝茶，但对茶叶的种、采、制行业却非常陌生，小说在野趣与雅趣相映成趣的叙述气氛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是对几位茶女形象的成功塑造，为小说增添了几分缤纷灵动的审美气质。季玉创作的《一叶知秋》以淮安城为背景，既多姿多彩地描写了官场生活，也表现出几分民俗风情画的色彩。自传体长篇小说《为梦想插上翅膀》的作者本人苏晓琳，就是身高1.1米的“板凳姑娘”。为了实现求学、创业、恋爱、生子这些寻常人的寻常生活，她付出了极不寻常的努力；为了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她塑造出了超人般的意志。可以说，她本人的经历与情感，本身就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长篇小说。
    作为中国首部反映援助非洲事业的长篇小说，陶林的《丁香岛之恋》为2016年的长篇创作界留下了精彩的一笔。的确，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这部小说艺术地记录了“一种新的全球化时代别样的景象”。真实的援非工作和经历既没有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浪漫，也没有那么有趣，但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一座纷纭花开、蔚蓝洗尘的美丽群岛，一位勇敢探索、富有担当精神、独立成长的“80后”青年。当更多的文学创作是反映外国人在中国，当更多文本充满了殖民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气息的当下，该小说的人道主义色彩，大爱情怀及其自强气息、自信姿态、自由精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鲁迅曾经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人生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鲁迅的时代，当他面对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与文化道德传统，当他站在文学家与思想大师的高度上，他很清楚人生那“无价值的”或者“有价值的”是什么，在哪里。然而，在21世纪，当作家们面对生活的“现代进行时”，突然发现人生有价值的是什么，无价值的是什么，这本身已经成为了问题。更遑论用艺术之笔去毁灭什么，撕破什么。空气弥漫着雾霭，生活笼罩着帷幔，人人佩戴着面纱。这时候，小说叙述最有效的途径不再是撕破那些无价值的本质主义的东西，而是去直接撕破那些无处不在的面纱。从这个意义上说，高低长篇小说《安静的面纱》取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名字。这是一部综合反映当下生活面相的小说，小说所述从一个独特的地方开始：两省交界处，城乡结合部。而故事开始的车祸也是作者高低蓄意导演的：通过一次意外的车祸，各色人等便有了机会发生戏剧性的直接关联。于是，富二代、农民工、白领、普通市民和工人等等，有机地融入同一个审美世界之中。在城乡边界日趋模糊的当下，在身份意识日益复杂的今天，这篇小说表现出独到的启示价值。
    三、发掘英雄精神，弘扬民族文化
    在2016年众多的江苏长篇小说创作中，张苏宁的《枕河人家》是非常独特而杰出的一部。
    这是一部集百年苏州地域文化史、风俗史、家族史、个体心史与民族史诗于一身的审美结晶。晚唐诗人杜荀鹤有诗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传神地描绘出江南吴地的秀美风光与极致意蕴。“枕河”二字更令水乡特色与奇妙魅力活脱而出。自此，古苏州便有了“枕河人家”或“枕水人家”的专用别称和文化美誉。现在在张苏宁所建构的审美世界中，“枕河人家”被赋予了新的精神气质、文化内涵和超越性的审美升华。小说叙述从晚清开始，直至新世纪之交。姑苏城内潘家获得珍品大盂鼎、大克鼎和《枕河图》，其后历经波折，几代人付出了多重艰辛、无数心血乃至生命的代价，最后保护住国宝并捐赠给国家。小说围绕着这一波澜壮阔的主线，交织进文化与历史、个体命运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动荡关系。不少作家、评论家颇为敏锐地指出了作品苏州书写的丰厚和优雅，也发现了其苏式情绪的精彩演绎和挥洒。不过，要理解这部巨作的复杂内蕴与审美特质，还需要更多的美学角度和叙事学视野的考察。
    在我看来，《枕河人家》在处理历史与当下、民族与个体的关系等方面，较大程度地摆脱了传统历史主义和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写作的双重束缚。传统历史主义写作强调历史潮流与整体走向，往往忽视个体的声音；一些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创作又因为过分推崇民间史、野史稗史的审美作用，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枕河人家》在小说叙述上则以个体记忆缝缀家族往事，以个人叙述牵引宏大叙事，以当代故事勾连近代历史，显示出作家审美上的独具匠心和高超的艺术功力。家族题材小说与家族史叙事在五四以来文学史上一直是一大创作热点，而且名著很多，大多采取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而同样以家族叙事为基本审美骨架的《枕河人家》，却别开生面地运用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创造性地采取了以个体记忆缝缀家族往事的叙事技巧。晚清的故事，包括宝物的来历、因宝得祸、护宝从京城到姑苏，是“我”小时候从潘氏家族年谱及家传“收藏史话”中读到的。有些隐秘的故事则是“我”小时从大人那里偷听来的。从宝物转移到建国近50年的家族往事则基本都是“我”从外婆潘丁兆君那里听来的。从晚清到辛亥到历次战争再到建国前，社会风云变幻，贵潘家族不但在革命漩涡中沉浮动荡，护宝的过程尤其曲折复杂、惊心动魄。随着“我”从出生到成长、从懵懂不解到知晓世情人心，建国之后50年的家族往事，也逐渐清晰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严格说来，外婆讲故事是另一个以“我”（即外婆）为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叙事，因为外婆作为讲述者同样属于有限视角。但是作家巧妙地采取了转述的形式，没有直接采取外婆讲故事的原声话语，这样便由另一个第一人称转化成第三人称叙事。于是，这些故事的讲述既保留了亲切本真的审美色彩，同时又加入了“我”的理解。如是，一方面“我”与“外婆”两个第一人称连环相套；另一方面，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相辉映互文互补，形成了一种叙事的复调。这种复调使得家族史得到了“内聚焦”而非由外向内透视的美学效果。
    无论是作为家族秘密追踪者的“我”，还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外婆，同时也都是小说中重要的女性形象。“我”的率真、细腻以及追根刨底的好奇心，外婆的历经沧桑、命运多舛、性情柔韧、充满智慧，使整部小说既天然地带上了身临其境般的个人叙述色彩，又将社会动荡发展与百年苏州文化嬗变的曲折历程和嬗变轨迹，由内向外地牵引出来，流露出强烈的民族心史的文化意味。于似乎不经意的娓娓道来的语言流程中，气势磅礴的宏大叙事清晰地浮现在读者脑海中，这让人不得不佩服作家驾驭重大题材的独特的叙事能力。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枕河人家》的当代意识与人文精神不仅仅灌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之中，而且直接在叙事的表层结构上采取了当代史叙述，甚至可以说，这也是一部以“我”为主人公的成长小说。从孩童时期到上学工作，从恋爱婚姻到历经各种运动，然后是人到中年的成熟与忙碌。在这一成长过程中，外婆的历史讲述断断续续地穿插进来。时空的交错，不仅使历史的叙述得以勾连，更重要的是在叙事者思想嬗变的映照之下，新一辈人与祖辈父辈们形成了思想的对话关系，心灵的交流感大大增强。潘祖荫、潘祖云、罗平、建国、若文阿婆、若兰阿婆、周霞影、林红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史诗的本质首先是诗，其次才是史。个体情怀的强度介入，抒情性、回忆性、反刍性意味浓厚的叙述文体，赋予了小说不同凡响的文化诗学的品味。读罢《枕河人家》，掩卷沉思，我仿佛突然看到了小说最后一句话所写到的外婆那“手不经意地翘起”的“兰花指”，它真的是“优美得让我心里发颤”。
    2016年有3部战争题材小说引人注目。裴指海的《香颂》是作者的“幸存者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在我看来，取名“幸存者”意味着小说的叙述重心不在于战争本身，不在于军旅生涯，而是战争与和平的过渡和交织。在叙述时间跨度上可以是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可以分成两个时段，然而人物的命运、人性的嬗变却无法如此分明地进行物理性的切割。所以说，《香颂》作为“幸存者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它的意义恰恰在于深刻地写出了幸存者的不幸，揭示出了幸运者的悲剧。另一部是王守富的《铁郭传》，系抗日战争题材。作者进行了长期的调查和考证，将日军在宿城区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当地游击队和群众奋勇抗战的英勇事迹艺术地再现出来。第三部孙家山的《潇潇骆马湖》则属古代民族战争题材。小说以南宋时期宿迁骆马湖人的抗金故事为蓝本，大气磅礴地展现了民族英雄主义精神的薪火相传。
    说起民族精神建构，有两部武侠小说是不可绕过的。一部是吴劲的《罡草英豪》，既有镇江人熟悉的地域文化传统色彩，又充满了侠义豪迈之气概。另一部是朱乐天的《雪山天龙·五代柴荣大帝》。在我看来，《雪山天龙·五代柴荣大帝》可以称之为“后新武侠小说”。它营构的审美情境颇为独特，比如它用古典诗词渲染情境，用景物描写暗示人物性格和命运，用章回体方式架构情节和控制叙事节奏等等，这些对于中国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娴熟的运用，十分契合读者的审美接受心理结构，使人在愉悦阅读的同时被吸引进历史与人物的深层结构之中。
    之所以视其为“后新武侠小说”，更多的是因为它与长期以来流行的新武侠小说创作比有了一系列新的文化元素和叙事特色。首先，与新武侠小说相比，这部作品更加重视历史精神的发掘，是当代意识与民族意识充分结合的作品。像金庸等的新武侠小说虽然也比较关注历史环境与历史重大事件的描写，但总体上，金庸小说仍然是以历史叙事为情境，为舞台，而以武侠故事为核心，为主角。而古龙等作家的很多小说则几乎不涉及历史描写。《雪山天龙》不同，它的武侠故事与历史描写基本被置于同等重要的审美层面上。小说对于五代柴荣大帝参与的许多历史事件进行了审美化的叙述，细节上以虚构为美，整体上则具有求真的旨趣。小说既以大胆的审美想像重述历史进程，又追求精神上的“神似”效果，正面历史，从而深入挖掘民族历史与历史深处的精神原动力。其次，朱乐天这部《雪山天龙》追求民间立场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和统一。我们不难注意到，新武侠小说一般是不以皇帝或权贵为最重要的主人公的，因为新武侠小说叙述一般要追求完全不同于世俗世界的江湖世界的独特逻辑，以江湖世界的逻辑展开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雪山天龙》则不同。比如，柴荣的师傅昆仑子虽然是世外高人，但并非不闻世事，而是心怀天下，要保护国家与大众民生的走向不能误入偏途。他将这一愿望的实现寄托于柴荣身上。民间立场与历史主流价值在这里是互相依托彼此呼应的。由此可见，作者朱乐天在写作中充满着强烈的当代审美意识，表现出追求大叙事与小叙事相统一的文化理想。再次，这部小说在艺术形式上以武侠故事为叙事的主本结构，大胆地融合交织进其他类型的叙事美学元素。除了融合了许多的历史叙事、言情书写的美学元素之外，还交织进大量的奇幻文学、战争文学、历史演义等多重美学形式。这种追求“混融性”的表现形式可以说正是后新武侠小说最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对于今天的读书界来说，这一特点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年轻的读者，特别是9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他们从小受网络文学影响形成的阅读习惯使他们会非常喜欢这样的作品。抓住了较大的读者群，自然会扩大这部小说在审美精神与文化意识等方面的传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