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欣是一位资深记者,在新华社供职多年,其从事新闻工作的业绩足可骄人。但他去年出版的新著《人性与灵魂》,却像是诗人艾略特《荒原》里的夏天,来的有些出人意外。这是一部很特别的著作,全书18万多字,共15章75节,洋洋洒洒,贯通科学与人文之思,探讨人性的幽深与恢丽。它有学术书的体系,通识书的广博,科普书的想像,励志书的灵动,甚至也有哲思录的神韵,包括其所涉及的学科,也是跨越的和旁逸的:人学?人文学?心理学?都有所关联却又有所溢出,而作者自己的定位则十分明确,他称之为“人性学”。有学者读过此书,对这个定位也深表认同,并认为“本书有可能成为人性学的开山之作”。 一名之立,志存高远。“世界上有两个巨大的谜,一个是宇宙之谜,一个是人类自身之谜”,宇宙浩瀚无边,人性深不可测,而正因如此,世界才充满意义。所以人性学应该是大有可为的。美国有个哲学家叫乔姆斯基,他说人类的知识面临两大问题,一个是“柏拉图问题”:为什么我们拥有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另一个是“奥威尔问题”:为什么材料如此之多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少?普遍的感觉,好像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属于前者,而关于人性的知识属于后者。我们有太多关于人性的故事,自己的和他人的故事,历史的和现实的故事,但对于人性的丰富性、深刻性、具体性,我们的认识、理解和把握还是差得很远,既缺少理论的整合,也缺少体系的建构。 所以在这本书中,从前言到后记,都可见作者建构一种学科体系的自觉和努力,在作者看来,不仅“读懂了人性,你就读懂了这个世界”,而且“全面认识人性的美好和丑陋,有助于我们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理想社会”。可以说,这是一个新闻人的文化自觉。作为有多年记者经历的新闻战线领导干部,刘欣欣为人性学的创立鼓与呼,为了写这本书,仅搜集资料就历经十载,并在书中“全景式地描述了人性的整体结构”,而每一篇“都力图打开人们心中的问号之门,回答当下人们最关心、最困惑的话题”,这种述学立论,出于责任担当,不忘现实关怀,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但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能更关心自己的阅读体验,无论作者的学科取向如何,关键是我们能否从书中获得教益和启示。换言之,一本立意谈论“人性与灵魂”的书,它本身是否体现了作者“人性”的风采和“灵魂”的光芒?对此,我想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人性与灵魂》堪称奇书,而奇中有正,正中有趣,趣中有品,特别是作者采取了问答录式的写法,似乎是与读者在倾心交流,运思清明,走笔淡定,知人论世,针砭时弊,举凡人心秩序、人性诉求、美丑善恶、古今中外,均举例典型,分析透辟,让人读进去就放不下,就仿佛是与友人的一夕长谈,既有“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的文本愉悦,也有“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的审美快感。 长谈的艺术,长谈的形式,好像在我们的生活中正逐渐消失,包括朋友之间,也很少有围炉夜话的雅好与兴趣,以至于诗人木心感叹,真正的长谈,“只有赫尔岑与屠格涅夫的青春时代才会有”。这种现实关系的疏离,实际上也常常折射为书与读者的关系。一本书让人想到长谈,其思想学问的穿透力,话语方式的亲和力都可见一斑。在这里,作者和我们谈到了生命与欲望,理性与良知,也谈到了中国与世界,宗教与文化,还谈到了古今先贤与中外名著,从孔子到托尔斯泰,从康德到王阳明,从《红楼梦》到《阿Q正传》,可谓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许多话题都让人流连。比如关于阿Q,这个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中国妇孺皆知,总是那副“撑船便撑船,舂米便舂米”,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但作者却从人性的角度,不仅对这个形象有新的同情了解,也可以说是重估了阿Q精神的价值和意义,他提问道:“谁不是阿Q”?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力的,因为阿Q精神的确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真实,人性的真实。作者长期的记者生涯,赋予他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可能就是对真实性的偏爱和执着,就像在这本书中,他总是直面生活中的人性,从不回避任何问题,因为他坚信:“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之所以对阿Q精神的话题深感兴趣,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也曾对这个人物有过相似的思考,并在多年前写过一篇论文,题为《<阿Q正传>和<老人与海>的文化比较》。其实所谓文化比较,也就是精神比较,我认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海明威笔下那个叫桑迪亚哥的古巴老人身上所体现出的“硬汉精神”、“不能被打败”的原则和所谓“重压之下的优雅风度”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只是他们所面对的异己力量的差异,前者是等级森严而礼崩乐坏的社会,后者是强大无比而酷烈壮美的自然,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前者是消极失败的,后者是积极胜利的,前者是自我欺骗和愚弄,后者是自我战胜和升华。而人性的悖论也就在于此,强与弱、正与反,乃至善与恶、美与丑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关键还是在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与生活实践。 由海明威想到了福克纳,在福克纳的小说《喧嚣与骚动》中,主人公昆丁的父亲有句名言,说人是他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总和。但后来哲学家萨特却对此表示质疑,他认为人不仅是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也是他自己所渴望经历的一切的总和。而所有这些“总和论”,我认为都可能与一句经典论述有关,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抽象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要义所在,而《人性与灵魂》的作者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也是始终把握了人的现实性和社会本质。特别是作者对人性的解读,往往也包含了对时代的体认,对制度的思考,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建言,比如关于收入问题,人情与法治,素质与教育,都有自己独立的见地和阐发。“国家因人性而生,也要顺人性而治”,的确如此,所谓人性学,与其说是学科之学,倒不如说是学问之学。因为学问总是牵涉德行,牵涉政治的,真正的人性学离不开世道人心,它不仅会体现出研究者的精神价值选择,也会体现出他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文化品质。 综观《人性与灵魂》全书,有两个显著特点不能不提,一是科普情怀,一是中国经验。科普情怀的背后是科学精神,按科普读物的要求来写作,以科学精神的烛照来看人,为作者建构人性学体系提供了基本的视野。这显然是必要的,“追问乃思之虔诚”。人文与科学,前者关乎价值,后者探求真实,作为人类前进的两个翅膀,二者本来就是共生互动的,包括对人性本身的塑造提升,没有科学的参与也很难设想。美国有一本很权威的人文学通识读本,英文名是The Art of Being Human,直译应该是“让人更具有人性的艺术”,或“让人成为人的艺术”,但国内后来出版影印本的时候,却译成了《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样译语感上可能较好,但问题是不正确,译法不正确,事实上也说不通。因为仅靠艺术,并不足以让人成为人,真正能够照亮人性的,除了艺术与文学,宗教与神话,还有科学与发现。暗物质的发现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一“世纪之谜”的被破解,是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对人类认识自身的影响,正如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暗物质的发现使我们对人性的认知豁然开朗。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或许会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茫茫宇宙,宏微贯通。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人性也是一种暗物质”。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这看似玄妙,实则直指人心,包括“人性软件”的修辞,“心时代,心生活”的命名,这种科普式的言说,不仅让人性学具有了科学实证的基础,而且也打开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想象空间。 实际上,把人性设想为暗物质、暗能量,本质上也是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的心路。刘欣欣的人性学研究是立足中国经验、中国想像的文本建构,人有其心,心有其理,天人一理,是作者写作的出发点。书中分析人性的坐标系与现象学,主要都是凭借中国人的人生故事,中国人的精神智慧,中国人的文化体验,而其所回答的,也主要都是现实中国人的困惑与问题,如贫富差距,等级制和官本位,面子与人情社会等等。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更重现实,现代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后现代的问题是“人死了”,但这对中国人来说普遍缺乏体认。就人的主体性而言,从柏拉图到康德,都采用“知情意”三分法,即理性、情感、意志,而这本书所提出的“人性三剑客”——智慧、情感、道德,本身就是对西方话语方式的中国化偏移,或意在表达某种本土化诉求。包括作者的行文语言,极少有翻译腔,如“你很独特,与人不同;你又很普通,与他人没什么两样,这就是人性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简单的生活,更能找到人生动力”,读起来如闲情小品,平实、畅达而不乏意味。作者所举的事例许多也都值得思考,如根据《史记》记载,项羽兵败乌江,长叹曰:“天亡我也”。这个事例很小,作者的评析也不多,但却牵涉到中国经验的价值重估问题。法国学者布留尔在其《原始思维》中就曾举过这个事例,他认为不仅项羽,包括《史记》作者司马迁,都属于“原始思维”。这里的西方中心论偏至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原始思维与理性精神,天命观念与现代人性,中国经验与人类价值,究竟该有怎样的关系?建构中国特色学问体系,不仅需要文化自觉,更需要文化自信,在这方面,我觉得《人性与灵魂》也有突出表现,“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我虽和作者仅有一面之识,但通过对这本书倾心长谈式的阅读,似乎也建立和加深了某种友情。刘欣欣看人生很透彻,写书也有创意,这本以学科建构为框架,以解读人性为主旨的科普性学术书,读起来却如散文随笔,也如人性的素描、人情的木刻、人心的版画,那种朴素、清澈、真实的力量,不仅给人以真实的安慰与激励,也让人同时看到光芒与希望:“精神是道德的光芒”;“只要人性没有变,思想虽一时被贬但终将重返王位”,我确实很喜欢这样的表述,“人性是种子,灵魂是大树”,而正因为有了思想的叶子,灵魂的大树才会正直、繁茂、好看,成为生命的风景。 (刘欣欣:资深记者、新华社四川分社原社长。《人性与灵魂》: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