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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相识 翻开我的《鲁院日记》，2008年1月13日，有这样一段记述：“……江帆打来电话，说他和黎阳正在学校门口。天！忙着做读书笔记，早上，我还没来得及洗脸呢。赶忙抹了把脸，披挂整齐，出门迎候。他们俩哆哆嗦嗦地站在校门外。江帆与我想的没啥区别，只是瘦得厉害。来了也不打个招呼，都是啥人啊？赶紧在门房登记，领他们进屋。先说起我下午要去牛汉老师家的事儿（已和鲁院同学李小洛、马利军、李志强约好），所以，没多少时间陪他们，请见谅。谁知事也凑巧，黎阳来京的目的，也是去牛汉老师家，请他题写“华语诗人”的刊名，并请了诗人王竟成做引人，还有急忙赶过来的诗人杨拓……” 牛汉老师的家就在鲁院北面的小区里，那天，我们一行五人去见了牛汉老师，他刚跌了一跤，好像是肋骨摔坏了。但是，见我们去，牛汉老师非常开心，不仅很配合我们拍照，而且道别时还送我们到门口，殷殷切切之情令人难忘……转眼，近九年的时光匆匆而逝。时间改写、删减了许多东西，包括生死，但它也增厚、扩容。从那儿之后，与黎阳对话时，我头脑中的形象总能落到具体的眉眼，而不再像从前那样猜测，自然，我们又熟络了许多。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相识”，只不过是在网上。某年接了黎阳的电话，糊里糊涂地就成了他主持的网站的什么人物。再往前追溯，我只知道他是黑龙江人，爱诗，义气，诚恳，和善。我始终相信，人的相识、相知是靠气场相互吸引的，与真正认识多长时间没有多大关系。比如我和黎阳。他打给我的电话从来都是客客气气又备感亲切。“姐”，只是一个字，轻易就缔结了亲情。 二、诗为媒 黎阳不停地更换电话号码，是因为他在不停地行走，从网络到纸媒，从北到南。当他的脚步到达成都的时候，恰巧，也正是他遇到了爱神与诗神的时候。于是，他留了下来。 在编务工作、日常生活的匆促之外，他那颗诗心更加饱满而丰沛。因为我陆续看到了原来诗中不一样的黎阳。在南方潮湿而温润的氛围里，在活跃、丰富的诗歌自然生态中，他的诗除了具有北方的坚韧、执着、干脆、果决之外，又多了一份细腻、绵密、沉浸、深情。现在想来，这样的变化是合情合理的。写这篇印象记的时候，我开始往回“倒片子”，历数与黎阳有限的交往：某位诗人的离世，某位诗人的婚礼，凡此种种，大事小情，凡是与诗相关、与情感相关的场景，都能找到他忙碌的身影。唯其具有如此深情厚意之人，才能写出具有温度、湿度、宽度和深度的诗，这并不矛盾，只是从前我并未细心地体察到而已。 在《鸭绿江》当诗歌编辑时，我曾责编过黎阳的组诗《川中散记》，他的诗正是取材于四川的雪山、海、谷堆、流云和人，但是，谁又能说那不是一组可以囊括所有人共通情感又独具魅力的诗篇呢？ 借由地域的变迁，黎阳的诗中不断出现许多的南方语汇，准确地说，是成都语汇。盆地、天府、护城河，这些大概念自不必说，甚至还出现了更多更为明确的指向：宽窄巷子、三星堆、紫岩书院、西货站路312号、春熙路北口上的交通天桥、天府广场地铁站、清江中路、金沙车站……这些词组、概念走在他的前面，或者说，他很自然、随意地徜徉在这些词汇构成的宏廓场域之中，真切、细致地感知、传递着成都带给他的爱、恨、悲、喜。他喟叹、诘问、反讽、怀乡、念旧……他边走边看，边看边想，从而衍生出更繁复的枝繁叶茂的诗情。于是，索性，他把即将出版的个人诗集干脆命名为：《成都语汇——步行者的素写》。是的，是“素写”，而不是“速写”。因为此事，我还特意与黎阳核实过，可见，他的用心不言自明。素，是一种淡泊、修约的境界，并且，依赖缓慢的旧时光，再镀上银质的辉光，并让流水的光阴给出它应有的本来面目。这样多好！ 好吧，成都！请你郑重地看着这位迢遥而至的诗人，请亲人般接纳他——不论他的脚步行进到哪里，他都将以诗为犁，在春华秋实的大地上，伏下身子，耐心而认真地深耕。 三、向未来 去年三月，我去成都参加《星星》诗刊社举办的“首届鲁迅散文诗奖”颁奖会。会间，忽闻公公不幸辞世的噩耗。我马上慌了手脚，向两位主编说明这个突发情况，要求改签机票立即返乡。作为《星星》与会的工作人员，主编派黎阳火速送我奔向机场。但是，由于通往机场的部分路段翻修、封闭，本来熟悉的路线只能临时改道。黎阳一边问路、一边开车，一边还不停地劝我不要难过、不要着急，但他脚下的油门却并不含糊——我明显感到，他正冒着超速的危险，为我争取时间！ 我以吐血的速度冲进机场，在慌乱中又丢了登机牌，几经周折，终于在飞机关闭闸门之前的分分钟，踏上了回沈阳的最近一班航班。而黎阳呢，疲惫地回到家中，已是夜半…… 诗歌，是诗人的宗教，是看不见的神明；而兄弟，是否就是那个迎难而上、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真心英雄？熙攘人间，存于其中，他们是纯粹的“一小众”——如果“诗歌”遇到“兄弟”，是不是便有血液如潮汐，澎湃，暗涌…… 大部分的路，我们都已走完，无须多言——因为，我们创造出一种默契，在古书、老酒和故人之间，“彼此珍重”历来是人类一种无师自通的本领。 (责任编辑：admin) |